船棺，為呈現古蜀文明提供實證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正在發掘清理船棺「棺王」中的遺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區大彎鎮雙元村春秋戰國墓地考古發掘工作收尾。

在近一年的科學勘探及發掘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聯合青白江區文物保護中心共發掘清理墓葬180座，出土文物千餘件，包括青銅器、陶器、漆木器、少量玉石器。

540多件青銅器中，有鼎、壺、敦、盞、鍪等容器，鉞、劍、矛、戈、雙劍鞘等兵器，斤、鑿、鋸、削等工具，還有帶鉤、銅環、雙魚等小飾件。

這些青銅器大多保存完好、紋飾精美，整個墓葬群堪稱一座「地下青銅器寶庫」。

青銅戈上的龍虎紋仿若「龍盤虎踞」

青銅矛上分別飾有蟬紋、鳥紋

環首刀柄上飾有犀、龍、鳥紋，並用巴蜀符號間隔

體量最大的154號船棺墓中，出土數枚青銅印章，其特徵與成都市商業街1號棺出土的印章特徵非常接近。

而商業街船棺墓葬被認為是戰國早期古蜀國開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由此推斷，雙元村154號墓主身份也相對較高。

李白曾在《蜀道難》中寫道：「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感慨始終成謎的古蜀文明。

而此次，雙元村船棺墓葬群，從春秋中晚期延至戰國中晚期，橫跨200餘年，其墓葬數量之多、隨葬品之豐富，為進一步揭開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紗，研究古蜀的歷史文化、喪葬習俗以及東周各諸侯國間的交流往來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飾有龍紋、虎紋、蟬紋、花蒂紋、手心紋的青銅兵器;蟠螭紋、渦雲紋清晰可見的青銅尖底盒;帶有明顯修補痕跡、楚風濃郁的青銅鼎;雙劍鞘中「附贈」回首龍紋小飛刀;刻有巴蜀圖語的環首刀……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博物館地下一樓庫房，記者見到了青白江區雙元村春秋戰國墓地出土的540餘件青銅器，蔚為壯觀。

巴蜀印章上的幾何紋路，並不多見

楚文化典型代表———青銅敦，說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級較高。

雙劍鞘附帶的「回首龍紋」小飛刀

龍虎紋飾，或為圖騰崇拜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現場領隊王天佑介紹說:「我們發現了190座墓葬，已經發掘清理的有180座。

墓向大部分為南北向，少量為東西向。

墓葬大多成群、成排、成組分布，一般十多座一群，每一群墓葬的方向基本一致。

每一組數量不等，最常見的是兩座一組，有可能是夫妻墓;由於墓葬年代跨度較大，從春秋中、晚期延續至戰國中晚期。

據此推斷，這個墓地應為聚族而葬的公共墓地。

」

「你看，這是雙劍鞘，以前出土的屈指可數，但這次一共出土了4把。

」籍貫陝西寶雞的王天佑憨厚地笑著說，「奇怪的是，這個雙劍鞘里有雙劍、還有一把小刀。

刀把上透雕的回首龍紋，特別漂亮。

」記者湊近觀察，不僅最上端的回首龍栩栩如生，而且下端的刀尖銳利，刀刃約兩張A4紙的厚度，鋒利異常，彰顯了春秋戰國時代精湛的青銅工藝。

飾有龍紋、虎紋的青銅戈，被王天佑逐一挑揀出來。

龍紋是「側身像」，頭大身子小，尾巴上翹，怒目圓睜，威風凜凜。

龍角高於龍身，突出部分與戈的胡部相脫離，空懸於戈的內部。

王天佑說:「裝木柲時，龍角與內部的空檔，便於把木柲卡得更緊，防止青銅戈脫落，相當於加了『雙保險』。

」龍的雙爪向前伸展，銳利的爪尖似要刺破敵人的攻勢。

浮雕的虎頭五官清晰可辨，鼻子與眉毛連成一體，額頭中間還隱約看見變形的「王」字。

兵器中，除了戈，還有大量矛。

矛的上部形如柳葉，中部陰刻各種蟬紋、尖嘴鳥，個別矛上還有手心紋、花蒂紋以及老虎的圖案。

為什麼兵器上要裝飾動物? 王天佑解釋說，根據推測，這些動物很可能是人們的圖騰崇拜，他們希冀使用了帶有龍、虎等猛獸紋飾的兵器，可以從中汲取力量、最終贏得勝利。

手心紋、花蒂紋則屬於巴蜀圖語的一部分，至今沒有定論。

據悉，180座墓葬中，墓葬形制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大量墓葬使用船棺為葬具，個別為木槨。

出土的文物除了青銅器，還有陶器，主要包括壺、釜、豆、罐、尖底盞、器蓋等器類，不少陶器底部還有火燒痕跡，推斷曾是生活中的實用器。

出土漆木器40餘件，有耳杯、木盒、木構件、木蟬、漆木鏡等。

青白江區文保中心主任肖震說，漆木器全部送至成都市區脫水處理。

「漆木器如果不做脫水處理，容易開裂、掉漆。

庫房如今放有十多盒乾燥劑，為的就是更好保護青銅器。

兩者一濕一干，萬萬不能『同居』。

」

下一步，等到專家們把文物清理修復之後，文保中心計劃展出部分文物，並適時地設計相應的文創產品，引導更多人參與到古蜀文明、巴蜀圖語的研究中。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論起這次墓葬群的發現，還得從兩年前開始說。

青白江區文保中心可移動文物保護部負責人蘭玉龍是最先接觸考古工地的幾個人之一。

在辦公樓遇見蘭玉龍時，他剛從雙元村考古工地回來。

就在食堂午飯的空檔，他接受記者採訪說，2015年10月，為配合成都建工電商綜合物流園一期 (100畝) 項目的建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區文物保護中心聯合對該基建工地進行考古勘探。

2016年3月進場時，蘭玉龍及同事在基建工地的東北部，即物流園一、二號庫房位置做勘探時發掘土層中有異樣。

「我們先是發現了一座船棺墓，裡面還有兩件青銅器，當時很興奮，立即上報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經專家確認，墓葬屬於戰國時期。

」蘭玉龍說，經過上報國家文物局，去年5月，考古隊和文保中心組織人員，重新密集鑽探，初步判斷約有幾十座墓葬。

伴隨著發現的墓葬越來越多，出土文物也越來越豐富。

比如說，11號和15號墓出的青銅器特別多，尤其是青銅劍、青銅釜等。

個別墓葬里，還發現了墓主人的牙齒和人體的指骨。

王天佑說，如果想從牙齒、指骨的DNA來還原古蜀人的族源，恐怕只能耐心等到科技考古的結果。

此外，有的墓葬還出土了梅花鹿的後腿骨，以及桃核、稻穀和瓜子。

「動物考古專家判斷說是梅花鹿的後腿骨，我在現場也不認識;桃核，倒是一眼就看出來了;稻穀、瓜子是在實驗室用顯微鏡看出來的。

」

有十多年勘探經驗的蘭玉龍說:「判斷一個地方是否有墓葬，主要依據是土質。

鑽探器取土上來，在縱切面上看，哪一層是未經人為攪動的生土，還是有人類活動痕跡的花土? 顏色不一樣，看得多了就有經驗。

之前，在靠近青白江區的新都區，我們也發現過商周遺址，所以，這次考古勘探特別留心。

」

如果說剛開始的幾十座墓葬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那麼，在圈定的範圍內找全190座墓葬並劃定清楚每一座墓葬的邊界，則是讓王天佑及其團隊狠下了一番力氣。

用王天佑的話說，「鬼知道我們經歷了什麼！」

夏季上工地，必須早起，趁天氣涼爽，抓緊時間清理髮掘;過了中午，太陽直射，恍若炙烤。

王天佑說:「像我這麼胖的人，夏天上工地，汗如雨下。

遇上雨季，發掘到一半的墓坑裡全是積雨，又得抽水，否則，『渾水摸魚』把遺蹟都破壞了。

我們過的日子，簡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

2011年參加工作的張光磊，也是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員。

「我跟著考古隊員一直在找墓。

天晴時，工地上的回填土和生土幾乎沒有顏色差異。

只能打井抽水，或者『靠天吃飯』盼下雨，把地面澆得微濕，回填土的痕跡才能顯露出來。

」張光磊看了看外面陰雲密布的天空說，「像今天這樣的天氣就很寶貴，之前幾天都下小雨。

土地微濕，不粘腳，正好辨認回填土。

土地太濕了也不行，一腳下去全是泥，痕跡都攪亂了。

」

為巴蜀文明框架提供「血肉」

天氣好時，考古隊員一天能找幾個墓;天氣不好，幾天也尋不著一個。

「冬天『刮地皮』，特別干，工地的黃沙土又細又粘，刮一次不放心，還得刮第二次，生怕有什麼遺漏。

」張光磊說，他還兼職攝影，去年為拍好船棺墓全景，經常爬四五米高的梯子。

「家用的鋁合金叉梯，兩三個人在下面扶著，我一個人爬上去。

遇上地不平，扶梯子的人一動，我就嚇得不行……像王天佑老師那樣的身材，也要爬梯子拍照呢，我得多學習。

今年初，文保中心買了無人機就方便多了。

」至今，張光磊仍然懊惱，清理「棺王」時，自己不在現場。

次日清晨，王天佑領著記者上考古工地，一睹「棺王」的真容。

乍暖還寒時節的春風，在開闊的工地上，呼嘯而過，帶來堪比冬天的凜冽寒意。

工地約有兩個足球場大，王天佑直奔中部的「棺王」。

據介紹，180座墓葬中，墓壙長度不等，最長的超過8米，最短的僅1米多。

從墓葬的形制、葬具、隨葬品等綜合分析，墓主身份存在不同的等級劃分。

「棺王」編號為154號，墓壙長8.2米、寬2.1米，船棺長6.3米、寬1米。

在「棺王」旁邊，地上還有一副楠木棺蓋，中間是兩個大窟窿。

王天佑說，那是盜墓賊打穿棺蓋留下的盜洞，經時久遠，盜墓的年代已不可考。

棺體靜靜地躺在2米多的土坑中，周圍一圈全是青膏泥，隱隱地泛著綠光。

王天佑說，「棺王」揭開前，他和同事們興高采烈地殺雞吃肉慶祝一番。

「我們還討論說，希望能出個竹簡、木簡之類，解讀巴蜀圖語;或者多出些漆木器等高等級文物呢。

」

臘八節，青白江區大霧。

眾人合力抬起「棺王」棺蓋，棺艙內滿滿的都是淤土。

慢慢清理髮現，有精美的漆木器、青銅兵器。

王天佑用手示意說:「朝北樹根那端是人頭枕著的地方，朝南樹枝這端是人腳，青銅兵器分布在中間腰部位置。

樹枝部分兩個半圓形的凹槽是榫口，和棺蓋上的凸起兩兩相合，保證密封性。

其他開口部分，也用青膏泥縫合，防止地下水滲入。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雲洪說，所謂船棺就是將截成段的木頭，從中間一剖為二，上三分之一做棺蓋，下三分之二雕鑿成獨木舟形，作為葬具，裝殮屍體及隨葬品。

船棺最早出現在西周晚期，在春秋戰國時被巴蜀人廣泛使用。

秦滅巴蜀後，蜀人南遷，關中漢人入蜀，木槨墓、木棺墓逐漸興起。

西漢初期，船棺基本消亡。

「以往，成都周邊出土的船棺墓多是戰國時期，春秋時期較少。

這次，雙元村墓葬中，發現不少春秋時期的文物，為巴蜀文明演進的脈絡提供了更多的『血肉』支撐。

」陳雲洪說，「換句話講，以前，我們可能只是知道一個大體框架，這次發掘提供了更多內容來充實框架。

」

東晉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卷三·蜀志》中，記有:「周失紀綱，蜀先稱王。

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灌。

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遂) 禪位於開明……開明位號曰叢帝。

叢帝生盧帝。

」王天佑引述道，古蜀國延續幾百年，不可能只有「點到為止」的幾位帝王。

此次出土的青銅器涵蓋春秋戰國時期的主要器型;從青銅器和漆木器上的紋飾推斷，蜀國與楚國文化交流密切;橫跨200餘年的墓葬群有助於清晰呈現東周時期古蜀國的歷史脈絡、喪葬習俗和對外文化交流史。

軍政王權取代神權政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章華談古蜀文化的自我調適

雙元村春秋戰國墓中出土的漆器，「回首龍紋」的圖案美艷大方。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文匯報: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先秦史方面的專家，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目前已知的古蜀文明大體框架?

江章華:古蜀文明發展演進的脈絡大體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代表的寶墩文化 (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 (公元前1700—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左右);以成都商業街船棺、獨木棺墓葬為代表的春秋、戰國青銅文化 (公元前700—公元前316年)。

秦滅巴蜀以後，輝煌獨特的古蜀文明融入漢文化圈，至漢武帝，古蜀文明幾無痕跡。

目前，巴蜀地區春秋時期的相關資料較少，而在青白江區大彎鎮雙元村發掘的船棺墓中，有春秋中、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遺物，因此，我們認為它很重要，為清晰呈現春秋時代的古蜀歷史與文化提供了重要實證。

外來青銅器是原裝「進口貨」

文匯報:這次出土的千餘件文物中，有540餘件青銅器，其中多是兵器和實用器，反映了怎樣的時代特徵?

江章華: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多數是宗教象徵物和儀式用器，比如，青銅面具、大型金器、玉器等。

到了西周晚期，戰爭逐漸頻繁，為了應對新的政治環境和「國際局勢變化」，古蜀社會進行自我調適，開始出現轉型———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金沙)時期的神權政治逐漸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至高無上的世俗軍政王權。

在新的形勢下，三星堆與金沙那種因神權政治的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從事的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已無暇顧及，無力生產那些華美的宗教神器，青銅原料主要用於製造兵器和實用器。

這一轉變自然也引起了全社會整體觀念的轉變，保家衛國成為維繫社會的精神紐帶，是全社會的凝聚力所在，此時，對人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神權政治時期。

從西周晚期至春秋戰國，作為儀式用具的青銅器物逐漸減少，玉器只余少量裝飾品，戈、矛、劍等兵器和斤、鑿、鋸、釜等實用器物比較多，這在雙元村春秋戰國墓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應對戰爭是當時社會的頭等大事，這從等級最高的墓葬到普通民眾的墓葬多隨葬兵器可以反映出來。

它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古巴蜀國也許不像秦國、楚國那樣擁有專屬的軍隊，普通民眾平時為農、戰時為兵，以保家衛國為榮。

文匯報:如果墓葬中都出土青銅兵器，那麼我們怎麼來判斷墓主人的身份高低和墓葬的確切年代呢?

江章華:要判斷墓葬的年代，主要依據是陶器。

在古代，陶器因其製作成本低、易耗品的特質，隨時代變化快，不同階段的特徵明顯不同。

根據類型學，比對新出土的陶器與之前已知時代的陶器器型，來判斷墓葬大約處於哪個時期。

比如，巴蜀地區，春秋陶器有盤口罐、大型尖底盞;戰國早期，尖底盞變小了;戰國中期則出現了陶豆。

而青銅器因其製作成本高，使用時間久，器型變化不夠明顯，作為斷代依據就不如陶器準確，除非是個別時代特徵鮮明的青銅器。

戰國時期，古蜀社會有著複雜的社會分層，處在不同階層的人們死後墓葬規模不同，尤其在隨葬器物上有著明顯的區分。

其中，奢侈品的種類、多寡是區別不同等級身份的主要表征物。

奢侈品以中原和楚文化風格的青銅器為主，只有統治階層才有能力得到和製作這些東西，他們藉此彰顯自己特殊的榮譽與

地位。

就像現代，有錢人才能開「進口車」，中原、楚風的青銅器在古代巴蜀就好比「純進口」的舶來品，不是一般民眾可以擁有的。

巴蜀印章應是護身符

文匯報: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蜀人南遷，蜀地文化與中原文化互相融合。

那麼，如何判斷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器，到底是「原裝進口」的奢侈品，還是巴蜀自有產品?

江章華:可以從青銅器的類型、形態特徵做區分，巴蜀式、楚式、中原式各有不同。

比如，巴蜀式的矛是柳葉矛，配有雙耳。

劍的裝柄方式也與中原式不同。

巴蜀自有青銅器的一大特徵是巴蜀符號，或稱「巴蜀圖語」。

巴蜀符號主要出現在青銅兵器上;其次是印章;最少是工具。

兵器上的巴蜀圖語分為三類:一是具象類，蟬紋、虎紋、鳥紋，戰國早期開始出現;二是半抽象類，手心紋、花蒂紋組合出現，戰國中期以後常見;三是全抽象類，如水波紋、亞字形、樹枝紋三者的組合等，出現在戰國中期偏晚。

抽象類的巴蜀圖語，時間越晚越普遍。

兵器上的虎紋、龍紋、蟬紋等符號的主要功能，當不是裝飾作用，應與某種神秘的精神信仰有關，在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中也有類似的象徵物。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雖然神權政治已經消失，但古蜀人心中仍保留著古老的神話傳說與信仰。

他們相信這些神秘的符號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夠增強兵器的神奇威力，佑護戰士，增強戰士的作戰信心。

這在人類學中有很多印證，比如，許多原始部落出征前要跳舞，還在身上和兵器上畫各種神秘圖案，以期所向披靡、無往不利。

文匯報:雙元村春秋戰國墓出土有8枚印章，您對印章上的巴蜀圖語怎麼解釋?

江章華:這次出土的印章，我還沒看見實物。

不過，根據以前發掘出土的印章看，巴蜀印章流行於戰國晚期，流行地域以川西南為主，其次是川東北，成都地區相對少見。

印章上的巴蜀圖語主要是王字、雙蒂、山形、菱形勾雲、帚形等五種圖案的變幻組合。

一般，墓主人身份特殊的墓葬才出印章。

鑒於幾種圖案的重複出現，個人認為，這些青銅印章不像現代人的姓名私章，也許與古蜀人的信仰有關。

他們相信，印章是護身符，生前佩戴身上，死後隨葬墓中，從中獲得庇佑。

後來，中原漢字印引入巴蜀，基本為吉祥語或警語類，有些巴蜀符號印開始摹仿漢字印的日字格和田字格形式，但仍然使用巴蜀符號。

文匯報:雙元村墓葬群、成都商業街船棺，加上之前的三星堆、金沙文化，為什麼考古都在發掘墓葬，卻沒有遺址?

江章華:在巴蜀地區，春秋戰國時期多見墓葬、少見遺址的確是個客觀現象。

個人推測，可能與秦漢時期興修水利、開墾農田破壞遺址有關。

秦滅巴蜀，蜀人南遷，楚國、秦國、趙國的移民進到巴蜀地區。

為了發展農業，李冰治水以後大興水利、開墾稻田，破壞了原來春秋戰國的聚落遺址。

在成都平原上，秦滅巴蜀後的第二次大規模移民發生在西漢初，移民萬家就食蜀漢。

而漢代的遺址也發現較少，墓葬較多。

這可能跟唐、宋時期的農業、水利、房屋建設造成的破壞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