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學歷史沒有用？歷史學人的思維相當複雜

讀完余英時的《知識·思想·信仰》（載何俊編：《余英時學術思想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我首先感受到的是：知識是建構思想的材料，思想是綜合與融化了的知識的抽象。

沒有知識的生存我們的精神世界恐怕會毫無生趣。

所以，一個優秀的思想者首先得是一個知識分子。

作為古代的知識分子，司馬遷有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也許是許多想成為、不由自主地轉向或已經是歷史工作者的都希望做到的。

而我從這裡看出的則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歷史工作者與歷史打交道的初衷，或許不是在追求什麼歷史的真相，而是藉助某種書寫歷史的精神向同時代的人或後來者表達自己對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但主要是對當下的思考。

如果說過去的皆是歷史，那麼作為真實存在的過去本是無需後人去評判它的可信度的，因為在過去的社會中是非善惡皆有那時的定論。

可是，歷史學人不得不為滿足自己或他者的本能欲求而去工作。

有人美其言曰：歷史學家工作的旨趣之一就在於「愉人悅己」。

當然，這不排除歷史學人自身所具有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而這也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歷史學人所真正追求和嚮往的「術外桃源」。

空談歷史學人的「術外桃源」不免予人以笑柄，故歷史學人也需要藉助某種媒介來抒己之情懷。

這個媒介可是一本所謂的經典書籍，可是一些相關的零散史料和幾篇感受頗深的文章，或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話題，或是由今而古與以古鑒今的些許聯想。

《論語》有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我讀的書不算多，但我更樂於精讀自己感興趣的書和文章，也會根據所讀的書進行深度思考。

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阿米蒂奇的《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林·亨特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王立新教授的《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和《奴役與自由：美國的悖論——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演說集（1961-1990）》、伯納德·貝林的《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等書是我常翻一些書籍。

李劍鳴教授及向榮老師等大佬的文章我也不時回讀。

其實，我讀這些書籍和文章的時候並無特定的目的，大多是出於閱讀的興趣和獲取新知的渴望，而且主要是因為目前還未做好涉入某一研究領域而一往無前的準備。

我想，通過不斷關注自己領域以外的事物來保持思維的靈活性大體是不錯的，而當坐定某一領域的時候也是不能坐井觀天的，否則靈感何來、創新何出？此外，重讀經典書籍和文章也十分必要，因為這些文籍不僅有助於自己寫作風格的形成，也可讓自己從中感悟些許學習的樂趣和學術的境地。

從《宅茲中國》的敘述主題和內容來看，它是一部刻畫和披露「中國」古代及近代有關「中國」中心觀的形成、發展與瓦解的文化思想史。

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學者的東方學。

葛兆光先生批判的不僅是古代「中國」的自我中心觀，也是在駁斥西方之東方學所建立的有關認識「中國」及其歷史的權力話語體系。

葛先生有關此書的學術旨趣頗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杜贊奇和施堅雅等西方學者思想的影響和啟發。

不過，葛兆光先生已經內化了他們的學術思想，用其理論思維而不全用其理論之觀點，真正做到了本「中體」而饒「西用」的學術研究路徑。

而且，葛先生批判那種不加前提而亂用某種概念的學術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會混淆看似相似而實有區別的概念如國家、民族，也容易使歷史的真相埋沒在現代的話語體系之中，同時也極易不加辨別的將各種政治概念與文化概念等同起來如政府與國家。

葛先生實際上建構起了一個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的思維世界。

在個世界中，容不下各種偏見、成見、謬見，甚至是想見。

同時，《宅茲中國》中的歷史視野也是廣闊的，可謂是求諸彼而觀一域。

其即利用了國際史所倡導的跨域研究方法及其他受後現代思潮影響的史學方法，也繼承了「中國」史學精於考辨的傳統。

這些對於我認識和深入了解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歷史是很有助益的。

在原始史料與檔案發掘和更新較慢的情況下，史學家們便會非常重視利用新的方法、採用新的視野以及探索新的研究題材的，而美國史歷史學界亦不例外。

當然，新方法、新視野和新題材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學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一味的趨新求變並非學術的根旨。

雖說阿米蒂奇的《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給予我們一種重新認識獨立宣言甚至是美國革命之意義的新路徑。

可是，其跨國和全球的視角也不是盡善盡美的。

已有學者指出了跨國歷史研究範式有過於強調國家間歷史的聯繫和相似性、「用臆想的聯繫代替實際的聯繫」，甚至「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以至造成誤讀歷史的弊端（王立新：《在國家之外發現歷史：美國史研究的國際化與跨國史的興起》，《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

而且，對歷史學家來說，跨國方法無論是在收集資料上還是在解讀資料上都耗費耗時，且易讓歷史學家難以平衡歷史之歷時性與共時性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在某種層度上而言跨國史從宏觀著手而立足微觀的治史方式，同新文化史注重深描的特點有著相同的學術背景，即都受到了後現代之風的影響。

新文化史「深受福柯後結構主義話語分析以及文化研究、符號學的影響，以文化體系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突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模式，代之以存在與意識互動、更強調文化對社會關係的形塑作用」。

它以此種方式批判傳統的史學範式及其背後的權力知識體系，有其超越性的一面。

福柯

不過，既然是它以文化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那麼就必須涉及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文化體系之類的問題。

這也使後現代主義思潮在史學領域掀起的「文化轉向」陷入了某種不可知論的境地，即有把任何現象都視為是文化現象的傾向，以至其不知文化為何物。

於是，便賦予文化以各種身份，並視其為新的研究題材或領域，譬如林·亨特、戈登·伍德等一些學者熱衷於對政治文化進行研究。

當然，新文化史有助於解釋歷史和現實之中特殊人群的處境，並為其保持和追求自己現實中特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合理的依據。

可是，這種現代史學領域的後結構主義話語分析方法和解構主義思維方式，如何超越自身而不至於停滯不前呢？我想，史學界所能給出的回答也許會是一句「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因為，如果一切歷史都是觀念的歷史，那麼突破歷史觀念的局限則有待各個學科未來之共同進步；如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擺脫當代史中哲學思維的困境則有待後來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共同努力。

事實上，史學研究的優勢就在於以現有之進步思維解析古時諸多歷史現象。

因而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史學研究既是一項不斷重現歷史真相的科學，也是一項如實記錄當代思維之狀況的工程。

然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史學研究都需要歷史學人具備自身的修養，掌握必要的技藝。

以李劍鳴教授之《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來審視自己現在的史學修為，恐怕我所能達者還不及十之二三。

一則，自己偏好理論，缺乏實踐；二則，思無定式，不成體系；三則，心無所至，學而雜亂；最為要緊者是自己仍未修成面壁苦讀之精神。

故雖精於文筆，而文章難出也。

無論從史學理論層面還是史學寫作方面而言，王立新教授的《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書可以說將理論與歷史寫作很好地結合了起來。

最為關鍵的是，自己的知識積累和思維程度都還未達到一定的厚度和高度。

所以，當務之急是仍要堅持讀書，並試著尋找自己的思維立足點，為以後建立自身的歷史認知體系奠定基礎。

歷史學人應該有自己的認知體系，否則文無定法、論無定論，以致難以立身立言。

而完整的歷史認知體系則是由嚴謹的史學思維所維繫的，史學思維的背後則深藏著較為嚴密的邏輯。

對歷史學家而言，時間和空間是構成其邏輯思維、敘述歷史的基本要素。

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論，優秀歷史作品應該具備縱向的穿透性和橫向的擴展性，而不是那種極盡闡釋或考據之功的文章。

總而觀之，如今很多歷史學人的文章大多精於闡釋觀點，而疏忽歷史文章所應有的動態感。

吳於廑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被奉為經典，不僅僅只是在於其文章的視野，更為重要的是其敘事風格已將歷史的動感與自己見解融合到了一起。

而吳於廑先生在藉助二手資料來論證自己之觀點時，也能很好地將別人的論點融入歷史之中。

當然，歷史寫作的水準是建立在能否準確地把握歷史研究的動向，以及能否深入地剖析各個學派及相關學人之論點結構的基礎之上的。

因而，歷史研究與寫作的創新之處不在於你能否站在別人觀點的對立面或者以據不同的理論去看待同一個問題，而在於你能否將別人的觀點和分析方式為自己所用，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自己分析問題的認知體系。

這也是目前我為什麼比較偏好理論的一大原因，而我在讀書的時候也會更加注意這一點，而不是一味沉溺於謄寫書中的精闢論點和對自己有用的資料。

《奴役與自由：美國的悖論》雖說是一部有關美國歷史及其歷史學的演說集，但其中每篇文章都有其自身認知美國歷史的一套體系。

無論是談論美國的憲政制度、思想文化、社會經濟狀況或是對外關係，都難以迴避由「奴役與自由」所構成的美國悖論。

故而，認識美國歷史的整體或是其中的一個側面也必須從這個悖論出發，並分析其的產生、形成與發展的過程。

至於用何種史學理論與方法，則要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探討諸如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之類的問題，除了著眼於革命時期殖民地精英與大眾的思想發展狀況之外，還得注意其與當時英國等歐洲國家，甚至是與非洲、亞洲等地之間的聯繫。

似乎關注美國這個主要由移民構成的國家，必須要放眼世界。

不過，由此也引發了何為「美國」、何謂美國史之類的問題。

正如葛兆光在探討有關「中國」的問題時所傳達的那樣，分析一國的歷史也好，現實也罷，必須注意概念的切實性問題。

雖說，美國成立伊始便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但是如果只用多元的眼光來解構當時的歷史，那麼就會引發諸如推動美國歷史前進的主要力量是誰的問題。

說到底，歷史研究領域之所以非常注重概念性問題，也是因為受到了後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從而便懷疑、重構和更加重視史學語言的科學性。

培養史學思維與建構歷史認知體系固然要重視各類概念問題，但是更為重要的還是要立足史料。

一般歷史學家習慣將史料區分為原始、二手等幾個級別，而且十分重視原始史料。

可是，如果平時不寫文章，我很難靜下心來去專門去研讀史料，特別是研究外國史。

以中國的美國史學界來說，雖然獲取資料的渠道越來越寬廣，但是畢竟美國史方面的資源是比較分散的。

而且，我總感覺美國史方面所編撰的資料不像中國的二十四史那樣具有可讀性，這也與自己畢竟沒有涉獵太多的美國史史料有關。

再者，從初中開始學習英語一直到自己本科畢業，內心深處已形成了對英語牴觸情緒，因而不太願去閱讀英文資料。

更為重要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自己總認為研究外國史花費的精力要多於研究中國史，這主要是因為自己的外語水平、翻譯能力和對外國文化的理解力還都很低。

進入研究生階段，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突破了內心裡的窠臼，而開始主動去閱讀外文資料。

因為，既然涉足這門學科，還是要在此間多做些工作的。

當然，自己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

總而言之，我以後所要努力的方向是要繼續培養和完善自己的史學思維，繼續建構自己的歷史認知體系和知識結構。

即使自己以後不打算從事歷史研究，擁有一套認識過去與現在的知識架構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