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談《白鹿原》：儒家德治社會

文|米琴

財新文化專欄作者

（名著的啟示）最近有學者稱，「《白鹿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一部正面書寫傳統儒家文化的作品。

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和各種家族叛逆者的挑戰，朱先生和白嘉軒以『鄉約』規訓百姓的日常生活和鄉土中國的日常秩序，建構了『仁義白鹿村』的理想社會形態。

……『仁義白鹿村』成為百姓心中曾經的『烏托邦』」[注1] 此前還有題為「白鹿精靈，理想社會的前世今生」的論文，把《白鹿原》和今天的「中國夢」聯繫起來了。

[注2]

《白鹿原》很難說是「正面書寫傳統儒家文化」。

如果白嘉軒是實踐儒學的代表，那這個人物恰恰暴露了儒家文化虛偽殘忍的一面，而且還體現出人性的缺失和暴力的傾向。

[注3]而小說對儒家精神代表朱先生的歷史觀的描述是否「正面」，也令人質疑。

至於小說描寫的以《鄉約》規訓的村民生活是否「理想」，那要看「理想」的標準是什麼了。

不少評論者讚嘆白鹿村貫徹《鄉約》後沒有小偷小摸、聚賭、打架鬥毆、吵架罵街等現象，一個個都變得文質彬彬，「這是怎樣的理想社會啊！」[注4]如果說，表面上道德純潔的社會就是「理想」社會，那「紅寶書」比《鄉約》要成功多了。

實際上，小說對朱先生和白嘉軒的理想社會的細節描寫，很容易讓經歷過「紅寶書」時代的人產生「何其相似」的聯想。

據學者研究，小說《白鹿原》中的《鄉約》脫胎於《呂氏鄉約》。

「產生於北宋中期陝西藍田的《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鄉規民約。

它包括《鄉約》與《鄉儀》兩部分，《鄉約》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款條文總領全篇。

《白鹿原》中的《鄉約》在主體結構與主體內容上與《呂氏鄉約》中的《鄉約》大致相同。

《呂氏鄉約》的主要精神是維護宗法思想和儒家傳統，其目的是為了用儒家禮教『化民成俗』。

」[注5]

在小說中，清朝時期的白鹿村並無《鄉約》，但在族長白嘉軒和鹿氏家族首要人物鹿子霖的帶領下，該村已獲得了「仁義」的美名，由縣令親自給掛上了「仁義白鹿村」金匾。

皇帝倒台後，白嘉軒和朱先生都發愁「今後的日子怎樣過」。

於是，朱先生草擬了一個「過日子的章法」，也就是《鄉約》。

這是一種「地方士紳以德治為原則，通過鄉約形式和宗族制度而建立的民間自治」。

[注6]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並沒提到白鹿村採用的《鄉約》與宋朝的藍田《呂氏鄉約》或明朝朱熹改編的《呂氏鄉約》有任何關係，而只說是由朱先生「草擬」。

朱先生不僅是當地白鹿書院的大儒，更是白鹿原上人人崇拜的「聖者」和「神人」。

「紅寶書」的作者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地位也類似。

《鄉約》是做人做事的準則。

小說並未列出其全部內容，只列了「德業相勸」和「過失相規」兩項。

前者包括「見善必行聞過必改」，後者包括：酗酒斗訟、行不恭遜、言不忠信、造謠誣毀、營私太甚，衣冠太飾及全不完整等。

白鹿村學堂徐先生看罷《鄉約》後擊掌讚嘆：「這是治本之道。

」他決心要幫白嘉軒「在白鹿村實踐《鄉約》，教民以禮義，以正世風。

」鹿子霖讀罷《鄉約》全文，也感慨不止：「要是咱們白鹿村村民照《鄉約》做人行事，真成禮義之邦了。

」

「紅寶書」也是作為「治本之道」而用來規訓人們行為的。

其道德標準更高，比如「老三篇」要求人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如果人們都照「紅寶書」做人行事，很快就能建成物質豐富、財產共享、和諧美滿的大同社會了。

雖然朱先生極有威望和號召力，可並非大多數人都會因此而自覺地去學習和背誦《鄉約》，還要靠村裡掌實權的領導，也就是族長召集大家，「齊集學堂，由徐先生一條一款，一句一字講解《鄉約》。

規定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須向白嘉軒請假。

要求每個男人把在學堂背記的《鄉約》條文再教給妻子和兒女。

學生在學堂里也要學記。

」這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定的強制性，而且要搞成集體活動。

「紅寶書」時代全國各地基層組織搞的「天天讀」集體活動與此也很相似。

白嘉軒還以權威的口氣指示道：「學為用。

學了就要用。

談話走路處世為人就要按《鄉約》上說的做。

」他沒說「學了就要遵守」而是說「學了就要用」，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紅寶書」時代一首特別流行的歌：「老三篇，不但幹部要學，戰士也要學。

…… 要把老三篇當作座右銘來學，哪一級都要學，學了就要用。

」這歌詞原是當時軍隊權威領導的指示。

即使村民都熟悉理解了《鄉約》條文，也並非人人都能自覺遵守。

因此白嘉軒宣布： 「凡是違犯《鄉約》條文的事，由徐先生記載下來；犯過三回者，按其情節輕重處罰。

」小說隨後敘述說，「處罰的條例包括罰跪，罰款，罰糧以及鞭抽板打」。

「紅寶書」時代的人也免不了常干違反書中原則的事。

城市裡的單位領導一般不會進行體罰，而是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或「鬥私批修」會，對嚴重者進行群眾大會批鬥。

可在農村，如果社員有偷摸行為，村領導也會對其進行「罰跪，罰款，罰糧以及鞭抽板打」。

筆者在農村插隊時就曾親眼見到。

從以上《鄉約》的貫徹執行過程可以看出，以德治為原則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威權專制和相對封閉的社會。

小說特別提到白鹿村「族長」的由來：「改為白姓的老大和改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當初就立下規矩，族長由長門白姓的子孫承襲下傳。

原是仿效宮廷里皇帝傳位的鐵的法則，屬天經地義不容置疑。

老族長白秉德死後，白嘉軒順理成章繼任族長是法定的事。

」族長儼然就是村裡的小皇帝，而「祠堂」就是族長行使權力的場所。

對「祠堂」的作用，有學者總結道：「在《白鹿原》中，祠堂的威力與權威是通過《鄉約》的內容來體現的。

而《鄉約》的真實存在則是通過祠堂來突顯出來的。

從《鄉約》的正式議事、宣讀、講解到規過等活動過程無不以祠堂為中心。

『祠堂』一詞在《白鹿原》一共出現了180餘次。

小說中，祠堂集祭祖、管理、崇拜和權力於一身，顯得十分神聖而莊嚴。

同時，它不僅有教學、家族祭祖聯宗、議決宗族事務、表彰功德等功用，而且還是懲戒過失的重要活動場所。

通過控制過失行為來鞏固宗法制度、凝聚宗族群體和加強宗法統治。

……祠堂在白鹿村對村民的日常行為的社會控制作用是相當顯著的。

」[注9]

由此可以看出，「德治」實際上成為加強地方權威和管制的一種手段。

「實行道德教化與禮制規範，則能使老百姓心有廉恥而行中規矩」。

[注10]對此筆者在農村插隊時曾有深刻體會。

村領導對不聽話的社員進行打壓的主要手段，就是找出其違反「紅寶書」教導的行為進行懲罰並交群眾批判。

而社員則沒有任何辦法讓腐敗的村領導得到懲罰。

白鹿村在實行嚴厲懲罰之後，「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鬥毆扯街罵巷的爭鬥事件再不發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

這就是很多人，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學者所嚮往的「理想社會」。

以此為標準，「紅寶書」時代也比現在社會「理想」多了。

那時妓女、賭博、吸毒基本絕跡，打架鬥毆罵人的事很少發生，而學雷鋒做好事蔚然成風。

然而，表面的純潔下面隱藏著嚴重的道德危機和人性危機。

《鄉約》社會從未懲罰過「心術不正」的無恥之徒鹿子霖，也未能制止陰險毒辣的白孝文誣陷謀害黑娃。

白孝文是白嘉軒的長子。

白嘉軒不僅沒覺察出白孝文的嚴重道德缺陷，還「聽到人們議論說『龍種終究是龍種』，就感到過去被孝文掏空的心又被他自己給予補償充實了，人們對族長白家的德儀門風再無非議的因由了」。

白孝文在白鹿村所在的縣上一路高升，最後做到縣長高位。

他是個為了權勢什麼事都做得出的人。

而這樣的道德敗類在「紅寶書」時代也是到處都存在。

以德治為原則的社會實際沒有什麼明確的道德標準。

白嘉軒看見滿倉妻在街門外給孩子餵奶，就當眾點名批評，結果使那位母親遭到丈夫抽耳光的懲罰。

而白嘉軒因第三子不能生育，強行安排兒媳與長工兒子同居懷孕生子的行為倒不算有道德問題。

上例也說明德治社會的虛偽。

白嘉軒就是這種社會所產生的大量偽君子中的一個。

他懲罰有婚外性行為的田小娥心狠手辣，可對有眾多情婦的鹿子霖網開一面，不僅沒懲罰他，甚至後來還極力保他出獄，以證實自己「以德報怨」的美德。

這使人聯想到「紅寶書」時代，農墾兵團的領導禁止青年人談戀愛，婚前性行為更是奇恥大辱，男女雙方都要受到批鬥。

可中央文件卻顯示，兵團的很多領導強姦女知識青年。

德治社會沒有完善的規則，更無嚴格的法律程序。

田小娥險些被白狗子強姦，本是受害者，卻和白狗子一起被當成一對淫亂男女受嚴厲刑罰。

在這個社會，人權自然是談不上了，就連生命也都得不到尊重。

仁義白鹿村村民都把「淫亂」之罪看得比殺人還嚴重。

鹿三殘酷殺死田小娥竟然無人同情後者，都說她死的活該，更無人譴責殺人暴行。

這又讓人聯想到 「紅寶書」時代，紅衛兵破四舊時對流氓大打出手，其中被打死者不在少數。

白嘉軒和鹿三等村民視田小娥為「爛菜幫子」，紅衛兵對「破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從白嘉軒和鹿三這些德治社會的模範人物身上就能看出，這個社會對人性的嚴重扭曲。

白嘉軒是道德典範，時時關注自己家的「德儀門風」，可他不僅對田小娥殘酷到毫無人味，對自己六房妻子的死也都無動於衷，絲毫不難過。

鹿三更是淪為殺人兇手，還自稱不後悔。

做為德治社會的掌門人，白嘉軒對民主政治自然也毫不理解，覺得是無稽之談。

小說有一段他和民國初期何縣長的對話。

何縣長決心「推進民主政治」，白嘉軒先是不明白，弄明白之後「也就不當一回事了」，認為何縣長「越說越遠，越沒個邊兒了」。

朱先生作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死前曾預料未來社會還會折騰，可毫沒想到未來社會和他的理想社會竟很相似。

白鹿村的「鄉約」社會存在沒幾年，農協就把刻有《鄉約》的石碑砸了。

可「鄉約」社會又在新時代借屍還魂。

「紅寶書」的威力比「鄉約」有過之而無不及。

諷刺的是，朱先生還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到掘墳和批判。

可見儒家文化長期積澱已形成了集體無意識。

「鄉約」社會和「紅寶書」社會的一脈相承之處讓人意識到，小說關於那個「理想」社會的描述，揭示了中國要建立民主法治社會所遇到的一個巨大阻力，那就是維護了兩千多年皇權統治、直到今天還頗具影響力的儒家政治文化。

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儒家思想及其德治傳統今天仍然以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文化承傳與歷史演進，藉助文化積澱與民族心理自覺不自覺地，隱性或顯性地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乃至於社會實踐」。

[注11]

[注1] 李清霞，<陳忠實完成了「墊棺做枕」的人生長篇>，《遼寧日報》，2016年5月11日

[注2] 阿探，<白鹿精靈，理想社會的前世今生——重溫當代經典《白鹿原》之白鹿精靈探源>

[注3]詳見筆者的<《白鹿原》： 殘酷的「仁義」者>。

[注4] 詳見筆者的<再談《白鹿原》： 悲哀的民族史>。

[注6] 李楊，<《白鹿原》故事——從小說到電影>

[注7] [注9] 劉永清，<《白鯨》中的《舊約》與《白鹿原》中的《鄉約》比較研究>

[注8] 劉寧，<《白鹿原》與《呂氏鄉約》>

[注10] [注11] 陳壽燦 、傅文， <儒家德治的思想內涵，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華夏網 2014-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