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貴高原出土漢代印章述論

印章起源很早，在中國一般認為於商代即已產生 。

兩漢時期，印章在政治、軍事、經濟以及日常社會生活中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考古發現的漢代印章數量驚人，物件雖小，但卻蘊含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既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用印製度和印章文化，也是研究當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很多相關歷史問題的珍貴資料。

地處中國西南邊陲的雲貴高原在漢代也開始出現印章，相關材料最早見於清代金石文獻，近現代一些關於古印章或古封泥的著述中亦有收錄，主要有「益州太守章」、「雲南令印」、「遂久令印」、「遂久右尉」印、「存 左尉」印、「同並尉印」、「朱提長印」、「南廣尉印」、「三絳尉印」、「俞元丞印」、「建伶道宰印」、「哀牢王章」、「越歸漢晴蛉長」印等 。

另外，有關文博機構也有少量這方面的收藏，如故宮博物院藏「楪榆長印」 和上海博物館藏「楪榆右尉」印 等。

從內容看，這部分印章均屬漢代雲貴高原的官印，但由於不是考古發掘品，來源大多不明。

上個世紀尤其是5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工作的逐步展開，雲貴高原陸續發掘出土了一批兩漢時期的印章，據發表的資料共計有30餘枚，基本都為墓中隨葬品，主要分布於滇東黔西地區（圖一）。

與上述非考古發現的印章相比，這些印章種類較多，除少數字跡不清或無印文外 ，從印文看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另外還有吉語印、戒語印等閒章以及圖形印等，對考察兩漢時期雲貴高原的歷史文化、認識中原文化進入「西南夷」地區及其對土著文化的影響等都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圖一 雲貴高原出土漢代印章分布示意圖

1.昭通二坪寨 2.威寧中水 3.赫章可樂 4.清鎮 5.會澤水城 6.曲靖八塔台 7.曲靖平坡 8.陸良薛官堡 9.澄江金蓮山 10.晉寧石寨山 11.江川李家山 12.箇舊黑螞井 13.興仁交樂

一、漢代官印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中，官印數量不多，且有的可能只是用於隨葬，而非生前實用印。

「滇王之印」 1956～1957年雲南晉寧石寨山滇文化墓地第二次發掘中出土。

M6∶34，金質，蛇鈕，蛇昂首，背有鱗紋，方形印台，鈕和印台分別鑄造，後焊接在一起，印文為陰文篆書「滇王之印」四字，鑿刻而成，通高2厘米，印台邊長2.4、厚0.7厘米，重90克（圖二，1）。

據發掘報告，M6屬Ⅲ類墓，年代為西漢中晚期 。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兵臨滇，滇舉國降，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出土證實了漢「賜滇王王印」一事，並確認石寨山為古滇國的王族墓地，因而在當時引起轟動，並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對於晉寧石寨山M6出土的「滇王之印」是否就為漢武帝所賜之印，1959年出版的發掘報告認為無從肯定，但後來有關發掘者根據金屬成分以及印鈕和印文的特徵等又判斷該印為滇人自己製作 ，是專門為殉葬而製作的器物 。

不過，學術界在此問題上則多持不同意見。

不少學者主張，石寨山所出金印就是漢武帝賜給滇王的王印 。

更有學者指出，石寨山M6的墓主正是獲賜「滇王之印」的末代滇王，其死後王印成為隨葬品，墓葬埋葬年代在漢武帝後期 。

筆者亦認為，石寨山所出「滇王之印」為漢武帝所賜的可能性極大。

所以，不論石寨山M6埋葬於何時，金印本身的年代是清楚的，即應製作於漢武帝征服滇的元封二年。

圖二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官印

1.「滇王之印」金印（石寨山M6∶34） 2.「巴郡守丞」銅印（交樂M14∶31） 3.「輔漢王印」銅印（八塔台M69∶5） 4.「漢叟邑長」銅印（昭通出土）

「輔漢王印」 1980年雲南曲靖八塔台墓地第三次發掘時在二號堆內出土。

M69∶5，銅質，龜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陽文篆書四字，筆畫圓潤，有繆篆風格，左起上下讀作「輔漢王印」，帶邊框，通高1.7、印台邊長1.7厘米（圖二，3）。

八塔台墓地屬於地方土著文化遺存，可能和西南夷中的「勞 、靡莫」有關。

據發掘報告，M69屬第四期墓葬，年代在漢武帝征服雲南以後至王莽時期，即西漢後期 。

有學者指出，此印既非一般的人名私印，也非官印，而是當地傾慕漢文化的少數族上層人物用於隨葬的一枚閒印，有祈求「封王列侯」的含義 。

此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不過就該印印文而言，其也可視作一枚官印，而且不排除墓主身前確曾被授予「輔漢王」封號的可能。

從M69 開口層位及隨葬品看，該墓很有可能晚至王莽時期或東漢初。

這一時期整個國家政局動盪，匡扶漢室成為部分人的政治選擇或策略，如公孫述據蜀之前就曾稱「輔漢將軍」。

公孫述割據西南後，雲貴高原的不少官吏以及地方大姓又與新建立的東漢政權保持聯繫。

如《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

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

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

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

」又載：「公孫述時，（牂柯郡）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牂柯江）奉貢。

」在此背景下，一些西南夷土著部族因參與有利於漢朝的活動而受到封賜，是完全有可能的。

當然，作為隨葬品，M69中的「輔漢王印」是否為原件，難以判定。

「漢叟邑長」印 1936年雲南昭通灑漁河邊的一座古墓中出土。

銅質，駝鈕，印面陰刻「漢叟邑長」四字，印台邊長約2厘米 （圖二，4）。

據說同時出土的還有漢代花紋磚，推測墓葬年代在東漢時期。

該印最初為地方學者張希魯收藏，後上交人民政府 。

叟為氐羌系統民族，漢晉時期在川、滇一帶有不少的分布。

據《華陽國志•南中志》等文獻的記載，叟族在雲南境內主要活動於滇池地區和曲靖盆地。

「漢叟邑長」印的出土，表明當時昭通一帶可能也有叟人邑落散布。

「漢叟邑長」印即為漢朝頒賜給叟族首領的官印，通過其來管理當地叟人。

故宮博物院也收藏有1枚「漢叟邑長」銅印，但為羊鈕，且印文形狀與昭通出土的這枚亦有所區別 。

「巴郡守丞」印 1987年貴州興仁交樂漢墓出土。

M14∶31，銅質，外表鎏金，麒麟鈕，方形印台，四壁細線陰刻青龍、白虎、朱雀和玄武四象，印文為陰文篆書 「巴郡守丞」四字，通高3、印台邊長2.1厘米（圖二，2）。

該印印台中空，可能為子母印之母印。

出土印章的M14為多室磚墓，發掘報告推測其年代在東漢晚期 。

根據印章形制特徵以及漢代官印製度推測，該印可能並非實用器，而是專門用於隨葬的明器 。

不過從墓葬規模以及隨葬品等情況看，墓中男性墓主應當就是東漢中晚期時巴郡的某一任丞佐，死後葬於故里。

漢武帝開西南夷以來，雲貴高原地區得到了大力開發，與內地的聯繫也不斷加強，特別是進入東漢以後，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的進步，部分地區出現了一些德才兼備並出仕中央及地方要職的人物。

如《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東漢「明、章之世，（牂牁郡）毋斂人尹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 。

「巴郡守丞」印的發現，從考古學上又為此提供了一個例證。

由此也可見，兩漢時期貴州西部一帶的社會發展要相對突出。

以上出土官印中，「滇王之印」和「漢叟邑長」印性質相同，都是漢朝頒賜給當地西南夷君長或土著族群首領使用的。

前述「哀牢王章」和「越歸漢晴蛉長印」亦屬此類。

與一般的漢朝官印相比，這類印章的形制尤其是鈕的造型比較獨特，如「滇王之印」為蛇鈕，「漢叟邑長」印為駝鈕。

對此，有學者認為可能和少數族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相關 。

「輔漢王印」略有不同，它的出現與特殊的歷史背景有關，這種冊封實際更具有嘉獎和賞賜的意味。

總之，作為漢朝在西南夷地區推行「羈縻」政策和冊封制度的產物，這幾枚印章的出土不僅對判斷考古遺存的性質和族屬具有重要意義，而且為研究漢代印章制度以及邊疆民族政策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巴郡守丞」印屬常見的漢朝官員用印，但從行政區域看，卻非雲貴高原本地官印。

迄今為止，除「滇王之印」等少數族首領用印外，考古發掘中尚未見屬雲貴高原本地的漢代官印。

究其原因，一方面推測和漢代官吏離職、退休或亡故後要上交官印的制度有關，另一方面可能還由於漢代雲貴高原的郡縣官吏一般都來自外地 ，且當時有死後「歸葬」故鄉的習俗 。

不過，從上述非考古發現的官印來看，漢朝在雲貴高原的郡縣制統治有較完備的官吏體系，並實行與內地相同的官印製度，即便是一些相對偏遠的地方，亦是如此。

二、漢代私印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私印數量相對較多，其形制以及印文內容、格式和書體等大多與當時的內地私印相同。

這些印章不僅出自漢式墓，也見於很多土著文化墓葬中。

（一）漢式墓出土的私印

「孟 之印」和「孟 」印 兩枚一套子母印，1954年雲南昭通二坪寨二號梁堆墓出土。

銅質，均方形印台。

母印辟邪鈕，印文為陰文篆書「孟 之印」四字 （圖三，9）。

子印龜鈕，印文為陰文篆書「孟 」二字 （圖三，8）。

兩印印文均帶邊框，筆畫較圓潤，有繆篆風格。

圖三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私印

「孟 之印」、「孟 」印和「伯稱」印 三枚一套子母印，1972年雲南昭通二坪寨梁堆墓出土，地點距1954年出土「孟 之印」的梁堆墓不遠。

銅質，均方形印台。

母印即大印辟邪鈕，印文為陰文篆書「孟 之印」四字，帶邊框，印台邊長2厘米（圖三，13）。

子印即中印亦辟邪鈕，印文為陰文篆書「孟 」二字，帶邊框，印台邊長1厘米（圖三，17）。

在子印中又取出一枚小印，印文為陰文篆書「伯稱」二字，印台邊長0.8厘米（圖三，18）。

印章出土後，為昭通縣文化館徵集所得。

據報導，孟 墓和孟 墓的年代都為東漢早期 。

「謝買」印 1958～1959年貴州清鎮漢墓出土。

銅質，形體較小，瓦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謝買」（圖三，15）。

該印中空，可能為子母印的母印。

據發掘簡報，出土印章的墓葬為土壙墓，年代上限為西漢，下限為東漢初期 。

「郭順之印」、「畢贛印」和「畢宗私印」 1976～1978年貴州赫章可樂甲類墓（漢式墓）出土。

銅質，形制、尺寸基本相同，均瓦鈕，方形印台，M17∶7印文為陰文篆書「郭順之印」四字（圖三，11），M175∶4印文為陰文篆書「畢贛印」三字（圖三，10），M176∶28印文為陰文篆書「畢宗私印」四字（圖三，14），通高0.8、印台邊長1.6～1.7厘米不等。

M17、M175和M176均為漢式土壙墓，發掘報告推測它們的年代在西漢末前後 。

「張光私印」 1978年貴州威寧中水張狗兒老包出土。

張狗兒老包為一大型封土堆，其下發現土壙墓3座，印章出土於M2。

張M2∶6，銅質，龜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張光私印」四字，通高2、印台邊長2厘米（圖三，5）。

張狗兒老包具有漢式墓的基本特徵 ，發掘報告推測其年代在西漢末至東漢初 。

「董輔王」印 1989年雲南箇舊黑螞井墓地第一次發掘中出土。

89GHM1∶3，綠松石質地，丘狀鈕，方形印台，印文為篆書三字，左右環讀為「董輔王」，其中「董輔」二字為陰文，「王」字為陽文，通高1.7、印台邊長1.7厘米（圖三，1）。

此次發掘的墓葬年代主要在西漢晚期 。

「趙喜」印 2010年雲南箇舊黑螞井墓地第四次發掘中出土。

M29∶15，銅質，動物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陽文篆書「趙喜」二字，筆畫圓潤，有繆篆風格，帶邊框，通高1.3、印台邊長1.4厘米（圖三，6）。

據發掘報告，此次發掘的墓葬年代在西漢晚期至三國時期 。

從M29出土器物看，該墓年代當在西漢晚期或略晚。

黑螞井墓地經多次發掘，共清理墓葬40餘座，皆為漢式土壙墓。

該墓地的形成主要與採礦等產業有關，被葬者中可能有很多生前來自嶺南地區的漢移民及其後裔 。

「李立私印」 2004年底至2005年初雲南會澤水城墓地出土。

M24∶19，銅質，龜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李立私印」四字，通高1.5、印台邊長1.45厘米。

水城這批墓葬具有漢式墓的諸多特徵，發掘報告推定M24的年代為西漢晚期 。

從墓葬規模以及隨葬品等因素看，以上出土印章的漢式墓其墓主多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根據印文可知，有的還與文獻記載的「南中大姓」有關。

如昭通出土的「孟 」印和「孟 」印，其持有者應為東漢朱提大姓孟氏家族的成員。

據清光緒年間昭通出土的東漢孟孝琚碑所記，孟氏家族大約於兩漢之際進入雲南，其祖先可能為川西的少數族，但漢代已完全漢化，後來成為南中豪族大姓之一 。

又如清鎮出土的「謝買」印，可能與漢代牂牁大姓謝氏家族有關。

上文引《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所記公孫述時牂柯大姓「保境為漢」一事，參與者即有功曹謝暹，結合後來其他一些史料可知，謝氏為當時的牂牁大姓 。

通過私印上的姓氏材料還可以發現，與當時內地一樣，漢代雲貴高原的漢式墓遺存中存在著家族墓地。

如「孟 」印和「孟 」印的先後出土，表明昭通二坪寨一帶的梁堆墓群可能是東漢時朱提大姓孟氏的家族墓地。

又如赫章可樂一處叫做鍋落包的土山上，發現有數座漢式墓集聚於一起，其中M175和M176分別出土「畢贛印」和「畢宗私印」，意味著這裡可能是一處畢姓家族墓地。

再如箇舊黑螞井M29出土「趙喜」銅印1枚，而旁側不遠處的M16內又發現足部刻有「趙」字的銅壺，暗示黑螞井墓地中可能有趙姓家族的塋域。

（二）土著文化墓葬出土的私印

「勝西印」 1956～1957年雲南晉寧石寨山滇文化墓地第二次發掘中出土。

M20∶33，銅質，半環形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勝西印」三字，通高1厘米，印台邊長1.1、厚0.45厘米（圖三，16）。

出土印章的M20屬Ⅱ類墓，發掘報告推測年代上限為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下限為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

「王 私印」 1960年雲南晉寧石寨山墓地第四次發掘中出土。

M36∶1，銅質，鼻鈕，方形印台，印文較模糊，為陰文篆書「王 私印」四字，通高1.7、印台邊長1.2厘米（圖三，7）。

發掘簡報認為，此次發掘的墓葬年代為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 。

「王光」印、「李德」印和「黃義印」 1966年雲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地出土並採集。

采∶520，銅質，龜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王光」二字，鳥蟲書，通高1.7、印台邊長1.5厘米（圖三，12）。

采∶521，銅質，鼻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李德」二字，通高1.6、印台邊長1.5厘米（圖三，2）。

采∶522，銅質，鈕殘，方形印台，印文為陰文篆書「黃義印」三字，印台邊長1.7厘米 （圖三，4）。

「王光」印在發掘報告中最初釋讀為「壽之人」，後發掘者予以更正 。

以上這三枚印章的原始出土單位不詳，推測是墓中擾出的隨葬品。

「□魚」印 2008～2009年雲南澄江金蓮山滇文化墓地出土。

M166∶2，黃色砂岩質地，無鈕，近方形印台，印台側壁有穿孔，印面略殘，從殘存字跡看，可能為上、下二字，上字不清，下字似「魚」，推測是一枚人名私印，長1.8、寬1.6、高1、孔徑0.3厘米（圖三，3）。

發掘簡報推定M166等為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墓，進而指出，由於該墓出土印章，年代可能相對更晚 。

以上出土印章的墓葬均為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有的規格並不高，說明除滇王等受封的蠻夷君長或首領外，當時一些普通的土著夷人也使用或持有印章。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名私印均為漢字印，且印文多為篆書。

考慮到尚無證據表明漢代尤其是西漢時期雲貴高原的土著族群已使用漢字，另外印文的書寫及篆刻又需要對漢字書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故這些印章是否由土著夷人自己製作，是很值得懷疑的。

更為重要的是，從部分印章上的人名看，明顯都為中原漢人的姓名，如「李德」、「黃義」、「王光」、「王 」等。

而據《史記》、《漢書》以及《華陽國志》和《後漢書》等文獻的記載，兩漢時期雲貴高原的土著夷人很少有使用中原漢人姓氏的，所見人物如夜郎侯多同、滇王嘗羌（當羌）以及年代相對較晚的夜郎王興、興之妻父翁指、興之子邪務、鉤町王亡波、鉤町王禹、鉤町王邯、邯之弟承、漏臥侯俞（愈）、哀牢王元隆（九隆）、元隆母沙壺（沙壹）、哀牢王扈栗（賢栗）、哀牢王抑狼（柳貌）、哀牢王類牢、昆明夷首領鹵承等，姓名幾乎都與漢人的不同。

所以，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這些印章原本都為漢人私印，後因某些特殊緣故而流入土著夷人之手。

「勝西印」從人名看，很像是一枚土著夷人的私印，但既然使用漢字，也不排除由漢人製作或協助製作的可能。

關於這些印章的具體用途，有的應當是作為信物即真正的私印來使用的，如「勝西印」。

但「李德」等漢人姓名印的情況可能比較複雜，推測其中有些只是出於好奇心或喜愛而作為「奇物」或「寶物」收藏的，印章已失去其原本意義。

當然，也不排除一種可能，即土著夷人並不在意甚或根本不認識印章上面的文字，而將之視作代表自己的符號，在日常生活中作為信物即私印來使用。

三、漢代吉語印和戒語印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中包括部分閒章，從印文內容看主要是一些吉語印，另外還有個別戒語印或箴言印。

「樊千萬」印和「趙千萬」印 1958～1959年貴州清鎮漢墓出土。

銅質，形體均較小，瓦鈕，方形印台，印文為陽文篆書「樊千萬」（圖四，5）和「趙千萬」（圖四，3），帶邊框。

清鎮發掘的這批漢墓均土壙墓，據發掘簡報，年代上限為西漢，下限為東漢初期 。

圖四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吉語印、戒語印和圖形印

1.圖形銅印（薛官堡M20∶5） 2. 「敬事」銅印（可樂M274∶42） 3.「趙千萬」銅印（清鎮出土） 4.「巨王千萬」銅印（交樂M10∶1） 5.「樊千萬」銅印（清鎮出土）

「巨王千萬」印 1987年貴州興仁交樂漢墓出土。

M10∶1，銅質，扁薄長方形鈕，鈕上有圓穿，鈕下部呈坡狀向四面延展至印背四角，長方形印台，印文為陽文篆書「巨王千萬」四字，帶邊框，印面長2.45、寬1厘米（圖四，4）。

M10為土壙墓，據發掘報告，年代在兩漢之際 。

「敬事」印 2000年赫章可樂乙類墓（土著墓）出土。

M274∶42，銅質，壇鈕，鈕呈片狀半環形，方形印台，四側向上內收，略呈兩層台狀，印文為陽文篆書「敬事」二字，字體有戰國風格，帶邊框，通高1.4、印台邊長1.2厘米（圖四，2）。

據發掘報告，M274屬第三期墓葬，年代為戰國末至西漢前期 。

以上印章中，「樊千萬」印、「趙千萬」印、「巨王千萬」印等都屬於所謂的吉語印，反映了人們追求財富的願望。

這類印章在漢代比較流行，過去也多有發現，如「劉氏千萬」印、「桓千萬」印、「大潘千萬」印等 ，陝西咸陽還曾出土過類似於貴州興仁交樂的長方形「巨王千萬」印 。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枚印章均出土於貴州西部即漢代牂牁郡境內，說明這一帶在文化、習俗以及觀念等方面與當時的內地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繫。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類和財富有關的印章除了帶有祈願致富的意味外，可能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代牂牁郡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尤其是商業貿易的繁榮景象。

從文獻記載以及考古發現看，兩漢時期貴州西部與周鄰地區的經濟往來相當頻繁。

對此，學術界過去多關注其與巴蜀地區的聯繫。

而實際上，在當地的很多漢墓中，還常能見到一些由其他地區輸入的器物，如來自嶺南的鏨刻紋銅器以及琥珀、玻璃等飾品。

有學者在探討漢代西南地區與兩廣沿海的珠飾貿易時，指出貴州西部是一個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是很有見地的。

貴州地區東連湘楚，南通兩廣沿海，西接雲南，北鄰四川盆地，這樣的地理位置使之在古代中國南方的貿易體系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就兩漢時期而言，著名的牂牁水道及其在巴蜀和南越交通往來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上述「樊千萬」等印章出現於漢代牂牁郡，顯然不是偶然的，其既反映了人們對金錢財富的嚮往和追求，可能也是當地重商風氣的一種體現。

「敬事」印亦源於內地，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以及戰國楚墓中也有發現 ，有學者認為屬箴言印 。

對於赫章可樂出土的這枚「敬事」印，發掘者解釋其帶有勸誡持有者要謹於事、勤於事的含義，可歸入官方印章中有特殊用途的一類 。

筆者認為，單純按字面分析，將之視為一種戒語印或箴言印，似乎更為適宜。

由於印文寓意深刻，且字體帶有戰國風格，可樂這枚「敬事」印應當不是土著夷人自己製作的，而很可能是通過某些途徑由漢人那裡獲得的。

按發掘者的推測，此印或許是內地官員贈送給當地部族首領的禮物，具有勸誡的含義。

不過，對持有者來說，其是否真的理解或接受此印章的政治及文化意義，就很難說了。

從墓葬發掘現場看，印章位於被葬者頸部位置，與各種串飾及銅鈴伴出。

這除了說明被葬者生前很珍惜此物外，其實也暗示該印章有可能是被當作某種瑞祥之物甚或裝飾品來佩戴和使用的。

四、漢代圖形印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中，迄今僅見1枚圖形印。

該印2012年出土於雲南陸良薛官堡墓地，形制、尺寸等均符合漢式印的特點，但印文卻由奇特的圖案和符號構成。

M20∶5，銅質，通高1.2、印台邊長1.7厘米。

鼻鈕，鈕孔圓形，方形印台，鈕面與印台側面相連。

印文為陰文，鑄造而成，但有鑿刻的質感，內容非漢字，若以鈕孔朝上下方向鈐印的話，鈐文左上角為一形似「艹」字的符號；右上角為一橫置的牛頭圖案，帶雙角；下部為一牛形圖案，牛側身，扭頭正視，牛頭較大，上有雙角，牛身較小，以抽象的單線表示，背部向上弓起，與牛頭不太成比例，前後肢亦為單線條表現，且後肢踝骨處向前彎曲，無尾（圖四，1）。

薛官堡墓地是西南夷某一地方部族的一處公共墓地，根據隨葬品等分析，M20的年代推測在西漢中晚期 。

戰國秦漢時期，中原地區也可見到一些圖像印或象形印 ，特別是漢代尤為流行，印面圖案有龍鳳、禽獸、蟲魚以及歌舞、百戲、出行、神仙、武士等 。

但相比於薛官堡墓地出土的非漢字圖形印，這些圖像印無論是圖案內容，還是構圖方法和風格，都有很大的不同，當不屬於一類。

四川盆地大量出土的巴蜀印章也有相當一部分屬圖形印，其印面為各種所謂的「巴蜀圖語」或「巴蜀符號」。

這類印章在滇東北與四川接壤處的水富張灘墓地也曾發現過 ，可能與南遷的巴人有關 。

不過，巴蜀印章形制多樣而特別，與常見的漢式印存在一定區別，而且就現有發現看，未見類似於薛官堡圖形印上的牛形圖案和符號 ，因此可以斷定，它們與薛官堡墓地出土的非漢字圖形印關係不大。

另外，有學者在探討巴蜀印章時，認為它們是受印度河流域哈拉帕（Harappan）等文化印章的影響而產生的，並指出古代巴蜀地區與印度等地的交通路線中就有途徑雲南的 。

有趣的是，哈拉帕文化的印章中也有很多印面為動物圖案的，其中就包括各種牛的造型（圖五）。

但問題在於，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較早，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且所出印章大多為凹雕石印，圖案寫實性和立體感均較強 。

這些差別都說明，該文化印章與薛官堡墓地所出圖形印沒有聯繫。

由這些比較基本可以確定，薛官堡墓地出土的非漢字圖形印應為當地土著夷人自己所製作，其在形制上模仿了漢式印，而印文圖案和符號卻為自身文化的東西。

圖五 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出土印章

1.瘤牛圖案印章 2.短角野牛圖案印章 3.水牛圖案印章 4.長角牛形動物圖案印章

（采自「The Roots of Ancient Indian: TheArchaeology of Early Indian Civilization」P.274）

關於薛官堡這枚印章上印文的含義，現在還不清楚，但類似遺存過去在西南夷考古中也有發現。

晉寧石寨山M13出土的一件長方形刻紋銅片上，即發現有包括牛頭在內的各種圖案和符號，有學者認為是滇人使用的圖畫文字 。

另外，黔西北威寧中水墓地出土的很多陶器上，發現有各種不同的刻劃符號數十種，有的形似今天的彝族文字 。

所以，薛官堡墓地所出非漢字銅印上的印文很可能是當地土著部族使用的一種具有文字性質的記事符號。

這枚印章出自M20，而該墓隨葬品中還有銅釜、鐵鑿、鐵削刀以及一些五銖錢，被葬者很可能是一位工匠。

印章出土時與上述工具放置在一起，大致位於被葬者胯部，推測為實用器，即工匠的私印，在生產以及貿易過程中起到「物勒工名」的印信作用。

五、相關問題探討

目前所知雲貴高原最早的印章都是漢代的，在此之前，當地西南夷土著族群是否使用印章，文獻無考，考古上亦無材料可以說明。

就漢代印章而言，上述非考古發現的官印大多為郡縣官吏用印，另有少量是頒賜給土著族群首領的，因此可確定都屬漢武帝開西南夷之後的遺物。

考古發現的漢代印章種類較多，但基本都出自西漢中晚期至東漢的墓葬中。

有少數墓葬斷代偏早，值得商榷。

如出土「敬事」印的赫章可樂M274，按發掘報告分期，屬戰國末至西漢前期墓，然而從墓中出土的鐵器等隨葬品來看，該墓年代應在漢武帝開西南夷後的西漢中晚期 。

又如出土「勝西印」的晉寧石寨山M20，發掘報告將之劃為Ⅱ類墓，年代下限為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不過，該墓隨葬品中有1面「昭明」加「清白」的重圈銘文銅鏡，暗示墓葬年代可能較晚。

此類銅鏡在洛陽、揚州、廣州等地均有發現，主要流行於西漢中晚期 ，其在滇池地區的出現，不致更早。

總之，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其埋葬年代大都在漢武帝開西南夷之後。

這就說明，此前雲貴高原的土著族群可能不使用印章；印章在當地的出現，應是漢朝推行冊封制與郡縣制以及內地人口遷入和中原文化傳播的結果。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等文獻記載，漢武帝開西南夷始於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

由於其後在夜郎等地設立了郡縣，推測當時已有印章特別是官印進入雲貴高原，只是暫無這方面的考古發現。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南越國後隨即武力征伐西南夷，夜郎王和滇王先後出降入朝，並獲賜王印 。

這是文獻中提到的雲貴高原最早的印章，其中滇王印已被考古發現證實。

漢朝征服夜郎和滇以後，進一步推廣和實施郡縣制，加上冊封對象的增加，更多的官印出現於雲貴高原是可以肯定的，上述非考古發現的印章基本都屬此類。

漢武帝開西南夷後，還有大量內地移民以及工商業者也相繼進入雲貴高原。

這些人的到來及其在文化上產生的影響，成為各種民間印章在當地出現和使用的主要動因。

上述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以私印等普通印章居多，其中大部分都發現於滇東黔西地區，而這一帶正是當時漢人的主要分布區域 ，且當地土著族群所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亦較深刻，這顯然不是偶然的。

囿於材料，目前對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進行細緻分期和歷時性的考察，條件還不成熟。

但初步來看，從西漢中晚期到東漢前期，這些印章的數量和種類都呈逐漸增多的趨勢，與漢武帝開西南夷後雲貴高原的中原化進程大體契合。

東漢後期的印章發現很少，可能與這一時期流行的磚石結構墓葬易遭到盜掘和破壞有關。

雲貴高原出土的漢代印章有相當一部分發現於土著文化遺存中，包括官印、私印、戒語印以及圖形印等種類。

如前所述，這些印章絕大多數都為漢字印，其或由漢朝頒賜，或通過饋贈等途徑由漢人處獲得，另外也有個別可能是僱請漢人工匠製作或協助製作的。

圖形印比較特別，推測為土著夷人自己製作，但形制上顯然模仿了漢式印。

可見，對土著夷人而言，印章與銅錢、銅鏡等漢式器物一樣，都屬中原來的「外部文化」物品。

晉寧石寨山「勝西印」和曲靖八塔台「輔漢王印」出土時與銅鏡等漢式器物單獨擺放在一起，也正反映了這一點。

由此，通過印章不僅可窺見漢武帝開西南夷後漢朝與土著上層的政治互動，而且能了解當時漢夷普通人群間接觸和交流的一些信息。

這裡要指出的是，印章作為一種信物或文化休閒用品，其製作和使用涉及到相關制度與習俗，自身又同文字、書法等緊密相連，因此所反映的文化交流較一般物品應更為複雜。

根據前面的分析，土著夷人持有的印章有些尚保持其基本的社會功能或文化內涵，但也有的發生了變化。

這就反映出，不同的土著夷人對印章及印章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有差異的，而這與他們所處的階層和社會地位可能密切相關，也與他們所在部族的社會發展水平有一定的聯繫。

有一點可以肯定，印章尤其是私印的使用，標誌著個體身份得到了承認，也意味著個體家庭地位的上升。

這對我們認識土著族群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社會運行機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要說明的是，由於材料還不夠豐富，目前對印章在漢代雲貴高原西南夷中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一些問題，如中原文化對土著文化的影響、土著族群自身的社會變遷和文化演進等，還很難做更深入的闡述。

而正因如此，這方面的考古發現值得我們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