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申遺的跨國行動

絲路申遺不是一個一般的項目，正如ICOMOS前主席麥可·佩塞特所說：「絲綢之路」將要申報二分之一個地球，可想而知這個項目任務的艱巨性了。

隨著絲路申遺成功，絲路沿線文化遺產保護活動顯示出日益繁榮之勢。

馮健認為，在這個領域，正像習主席所說，「民心相通」已經打開了一個「廊道」。

為推動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報世界遺產，加強對絲綢之路遺產的保護和管理，2012年5月15日，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北京舉行「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協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就2014年申報絲綢之路世界遺產達成協議。

2014年6月22日，由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此次絲路申遺成功，是一次有里程碑意義的跨國聯合申遺活動。

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馮健是絲綢之路聯合申遺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除了「副院長」這一官方身份，他還有一個頭銜：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副主任。

雖然已經過去兩年，但對於此次絲綢之路聯合申遺工作，馮健依然是如數家珍。

「但這只是第一步，更多的聯合行動還在後頭。

」馮健說。

IICC與絲路申遺

馮健告訴記者，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英文簡稱ICOMOS）是古蹟遺址保護和修復領域頂級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諮詢機構，在審定世界各國提名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名單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要了解絲路申遺的前因後果，就得從ICOMOS及其《西安宣言》說起。

2005年10月17日至21日，ICOMOS第15屆大會暨國際科學研討會在西安舉行。

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大會通過了非常有名的《西安宣言》。

馮健解釋說，《西安宣言》也可以說是古蹟遺址保護的「文化遺產及其環境宣言」，它的核心意義就是將環境對於遺產和古蹟的重要性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認為文化遺產保護已經不只是遺產本身的保護，更是遺產場所的保護，甚至是遺產場所周邊歷史氛圍的保護，這是文化遺產保護理念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同時，《西安宣言》還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問題和實施的對策、途徑和方法，因而具有較高的指導性和實踐意義。

就在這次大會之後，經國家文物局、國家外交部、陝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的協調推動，一個專業機構「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西安國際保護中心（簡稱IICC）」於2006年10月1日在西安成立。

馮健介紹說，西安國際保護中心的定位，就是為整個亞太地區提供技術諮詢、業務研究、人員培訓等任務。

同時為世界各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提供諮詢幫助，並積極開展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合作和協調工作等。

著名考古學家王建新告訴記者，IICC系ICOMOS在亞太地區設立的惟一業務中心。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西安國際保護中心不屬於西安，也不屬於陝西，甚至不屬於中國，他是屬於整個亞太地區和全世界的一個專業機構。

馮健告訴記者，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就曾提出「絲綢之路」這個項目，但是到操作的時候，就發現這不是一個一般的項目。

簡單來說，「絲綢之路」的價值在什麼地方？應該申報「絲綢之路」上的哪些點？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ICOMOS前主席麥可·佩塞特在描述這個項目時曾說：「絲綢之路」將要申報二分之一個地球，你就可想而知這個項目任務的艱巨性了。

以前，國際上也有過跨國申報的項目，但大多是各自獨立申報，和這次跨國申報完全不同。

2008年，經多次協調會議協商，初步確定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中亞五國共同申報。

2009年，為了推動這項工作，專門召開了一個絲路沿線國家協調會議，召集單位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

這一年，誕生了一個組織，叫「絲綢之路協調委員會」，負責協調世界遺產申報工作。

協調委員會包括中國和哈、吉、烏、塔、土中亞五國，還有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等13個成員國。

絲路申遺聯合工作會議先後舉行過多次

「後來成員國範圍不斷擴大，在這個背景下又成立了一個協調委員會秘書處，這個秘書處就在IICC。

中心就具體承擔絲路申遺的國際協調秘書處任務。

IICC的工作業務，也從亞太地區的文化遺產保護轉向了『絲綢之路』，並與絲路沿線各國一起開始了漫長的申遺過程。

」馮健說。

「長安-天山廊道」先行一步

說起申遺的艱難過程，馮健深有感觸地說，很多事情非常難忘，因為每一項任務，都具有挑戰性。

「首先還是前面提到的，對絲綢之路價值的認定。

」馮健說，提起「絲綢之路」，大家都有概念，都覺得那是一條偉大的跨越歐亞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貿易的繁榮之路，是一條古代有名的商貿之路。

但是，我們開始申報哪些遺產點？「絲綢之路」價值的載體在哪？

在國際協調會議上，ICMOS絲路研究專家、英國倫敦大學考古系教授蘇珊·丹妮爾、蒂姆·威廉士，ICMOS前副主席、IICC主任郭旃等國際知名專家學者，都作了專題的報告和發言。

據說，中國最初預備申報的遺址點是42個，哈薩克斯坦更多，達到120個。

這麼大一個項目，這麼複雜的名單，怎麼進行申報呢？為了這個項目，ICOMOS還專門啟動了一個主題研究，產生了「廊道」這個概念，將「絲綢之路」分為50多個廊道，依著這個概念，才有了「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這樣一個項目名稱。

「還有一點，就是文本的準備過程。

」馮健介紹說，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有關要求和程序，申報國先要提交一份申請書。

但這次的申請書不是簡單的三個國家各自準備自己的文本。

以前的跨國申報項目，也有個統一的文本，提交上來以後再進行匯總和編寫。

這一次的跨國聯合申遺，從文本的編寫思路上就開始了中、哈、吉三國間的協調。

「那時候，每一步都是很艱難的。

比如語言關，幾個國家確定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來申報，起初大家還覺得問題不大，哈、吉兩國的工作人員都會說英語，中國人也會說英語，坐到一塊，用英語討論應該沒有問題。

但到了討論學術問題，討論到深層次的地緣歷史問題，語言就出現了障礙，大家覺得還是用各自的母語比較好。

這樣，僅中、英、俄三個語言的筆譯口譯就是一個海量的工作量。

」

馮健說，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也很重要。

各國有各國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知識支撐，對於同一個名詞，對一個區域的名稱，都會存在較大的異議。

在這種情況下，中、哈、吉同事們對歷史的尊重，對於文化的理解和認同，讓人非常難忘。

「開始的時候，為一個詞語大家能爭議一兩個小時，到最後開一次會就能形成一個決議。

我覺得這就是世界文化遺產最主要的一個魅力，尤其是絲路遺產的魅力所在。

」

馮健還提到，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同濱帶領的中方專業團隊，哈薩克斯坦的卡爾·白帕科夫教授、迪米特里·沃亞金等領銜的哈方申報團隊，巴吉特·阿曼巴耶娃、阿伊努拉·騰季耶娃為代表的吉方申報團隊，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聯合工作過程中舉行的正式的國際會議有四次，在中國境內、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吉爾吉斯斯坦境內舉行過的小型國際工作會議更是有很多次。

最後，由中國國家文物局起草，IICC翻譯協調，哈、吉同時報各自的文化部委，再由中國文化部牽頭，分管副部長簽字，形成統一規範的材料，報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絲綢之路申遺文本負責人、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同濱等在西安調研絲路申遺工作

在2014年6月22日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由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包括中國的22處遺址點在內的共33處遺址點成為新增的世界遺產。

其中，哈薩克斯坦的8個遺址點為開阿利克遺址、塔爾加爾遺址、阿克托貝遺址、庫蘭遺址、奧爾內克遺址、阿克亞塔斯遺址、科斯托比遺址、卡拉摩爾根遺址；吉爾吉斯斯坦的3個遺址點分別是碎葉城、巴拉沙袞城、新城。

陝西省文物局副巡視員兼新聞發言人周魁英曾表示，作為一個文史工作者，毫不誇張地說，在聽到申遺成功的消息時，其喜悅和激動不亞於聽到申奧成功的消息。

記者了解到，這些地處中亞的遺址點在歷史上都曾是聞名世界的古蹟，只是到了近代，因為絲綢之路被冷落和前蘇聯的解體，才一度淪為絲綢之路上「被遺忘的地方」。

跨國聯合行動方興未艾

絲路申遺首戰告捷，讓馮健對未來絲路申遺的前景充滿信心。

「我認為這只是第一階段的結果。

而這些點都集中代表了絲綢之路從開通、發展到興盛、繁榮的歷史見證，並不意味著其他沒有申報的遺址點就沒有代表性。

」馮健說，「可以肯定的是，下一步的絲綢之路申遺會有一個擴展。

擴展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現有已申報國家的擴展，即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33個遺產點上的擴展。

據馮健介紹，申遺工作還有繼續向西延伸的擴展。

絲綢之路還有若干個廊道要進行申報。

2015年11月，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聯合申報了阿姆河廊道，目前在做最後的衝刺。

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也很迫切，希望絲路申遺能連通到他們境內。

在塔爾加爾出土的遺物見證了此處在中世紀與其他國家存在的聯繫。

在陶瓷、石質與金屬製品的遺物上，大量發現突厥語、中文和契丹文字以及阿拉伯銘文，表明這裡是8到13世紀伊犁河流域重要的貿易城市。

去年，土耳其還舉辦了一個關於絲綢之路的市長論壇，西安市委秘書長帶隊參加了這個論壇，還參觀了土耳其文化遺產的保護項目。

「他們也有很多重要的文化遺存，如絲綢廠、羅馬時期的古建築等等。

他們也想加入絲路申遺的行列。

所以說，這一次絲路申遺的成功，僅僅是整個絲路申遺的第一步。

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構想更喚起了整個絲路沿線國家對文化遺產交流的迫切需求。

今後，絲路遺產申報和擴展的壓力和動力都是存在的。

」馮健說。

據馮健介紹，絲路申遺成功之後，在陳同濱帶領的中方專業團隊努力下，關於遺產保護，大家有了一個共同標準，共同的格式，包括圖紙圖例，顏色色標等，現在哈、吉方面都是在按著這個標準在做，很多遺產的保護也都是按這個標準在做。

馮健認為，這也是中方團隊對中亞的一個幫助，哈、吉兩國不僅已經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模式，甚至能夠給整個中亞和西亞地區提供技術支持。

目前，他們已經在給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家提供積極的援助。

馮健認為，如果沒有絲路申遺，哈、吉等中亞國家遺產保護的理念和技術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提高。

「對我們來說，收穫也是非常大的，我們中心做了一個SilkRoadsAIMS平台（絲綢之路檔案信息管理系統），通過絲路申遺的合作，我們已經收集到了包括哈、吉在內的文化遺產保護相關資料3000多份。

」馮健介紹說。

在這之前，該中心的資料絕大多數由中國的研究學者提供，對絲綢之路的認識也限於中國學者的視野。

如今，IICC的資料庫還在不斷加大，不斷擴充，在馮健看來，這無疑有利於我們對境外絲綢之路的認識，有利於形成關於「絲綢之路」的一個整體的概念。

馮健還向記者談到了絲路申遺的另外一個成果，即在申遺推動下，跨國的合作已經開始了。

通過IICC的協調，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塔吉克斯坦進行考古工作，後又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考古。

開阿利克城的記載可見於公元11世紀到13世紀的史料中，它是西遼統治下卡魯克國的首都。

13世紀中葉，法皇路易九世的使者威廉·魯布魯克出訪蒙古途中來到了開阿利克城，他在遊記中將該城描述為一個大型的貿易中心。

記者了解到，烏茲別克聯合考古隊的項目負責人為西北大學的王建新教授，該校的另一位教授梁雲是項目領隊，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專家吳晨負責文物保護技術工作。

位於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碎葉城是盛唐「安西四鎮」之一。

據說是大詩人李白的故鄉。

「塔吉克斯坦境內的聯合考古已經簽訂了合作協議。

陝西省考古院也在IICC的協助下，正在和吉爾吉斯斯坦洽談聯合考古工作的事宜。

」馮健介紹說，陝西在今年西洽會上專門舉行了一個論壇，並成立了絲綢之路博物館聯盟，還簽訂了框架性合作協議。

在馮健看來，正是由於絲路申遺成功，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活動顯示出日益頻繁的態勢。

在這個領域，習總書記講的「民心相通」已經打開了一個新的「廊道」。

（本文圖片摘自絲路遺產申報文本，特此致謝！）

文/《新西部》記者 杜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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