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逸之說玉（二）——夏商周雜談

書法界的朋友或許知道，甲骨文中「王」字三橫是不等距的，等距則為「玉」，今天我們的很多漢字，許多人將「斜玉旁」誤作「王字旁」，這些漢字絕大多數都與玉器有關。

譬如：玖，本義是僅次於玉的黑色美石。

《詩經》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瓊玖，瓊瑤者，皆為美玉。

再如：珅，美玉之意。

瑞：指玉類信物，所謂天降祥瑞，反映了人類與上天互動的原始雛形；再如「瑞雪」，是古人認為上天履行了對其禮拜祭祀的互動。

球：古義依然是美玉。

今天我們所說的球，古作「毬」； 理：治玉，今延伸為治理。

解讀「瑞」字，與中華民族的文化人格息息相關，從秦到清宣統，國家的信譽就是用玉器來表示的，象徵皇權的玉璽，就是源於「瑞」。

同時也表明中華民族對於信守承諾的看重。

從夏代起，中華民族進入近兩千年的奴隸制社會。

夏代是中國第一個階級社會。

從出土來看，首先是兵器的增加，如斧，戚，鉞，刀，戈等，表明了人類矛盾與衝突的加劇。

通俗來講：有階級就有衝突。

有了衝突，就靠武力來解決。

當然，玉質的兵器造型，核心還是禮儀性，在古代血雨腥風的征戰中，玉質兵器是象徵皇權的力量。

例如河南偃師出土的七孔刀。

今天我們對夏代玉器知之甚少，可以說七孔刀是夏代玉器一個重要代表。

夏代玉器的風格，應是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過渡形態，我們從河南偃師遺址出土玉器中可窺得一斑。

河南偃師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紋又帶有商代玉器雙線勾勒的特徵。

同時出土的還有璋等玉器，璋也是一種禮器。

七孔刀文化時期，已經具備了一套完整的禮器和禮儀制度，有人把河南偃師大規模的宮殿遺址推測為禮儀性的宗廟遺址。

禮器的大量出現標誌著禮制已經成為當時重要的制度。

從商代開始，伴隨著青銅文化的出現，人類文明史又翻開新的一頁，商代的重要出土即殷商大墓婦好墓，婦好愛玉，但因年代久遠，我們無法對其出土的數百件玉器一一解釋，我們只能推測，當時玉器的功能主要為祭祀，禮儀，配飾，陳設，生產，殉葬等。

商代絲織品的發達，間接影響了佩玉的興起。

商代時，玉匠就已經開始使用和田玉，並且數量較多。

如商代出現了仿青銅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實用器皿。

動物、人物玉器遠遠超過幾何形玉器，玉龍、玉鳳、神態各異，形神畢肖。

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態多樣。

《周禮·考工記》「王室設玉作」。

伴隨著商代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商代出現了專門治玉的作坊。

今天我們將玉雕大致分為圓雕（立體雕），浮雕，透雕（鏤空）三類，婦好墓出土的跽坐玉人就屬於商代圓雕，類似的商代遺物在後來晉國大墓（西周）出土。

我們可以從商代玉器中看到人類開始對於自身的關注，3000多年前的商代，玉器已經變成了身份的象徵。

值得一提的是，婦好墓中出土的俏色烏龜，打破了我們以往觀念中明清才有俏色巧雕的觀念。

伴隨「周禮」的出現，玉器成為等級差異的標誌。

玉器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古人認為，玉可祥瑞辟邪。

而西周晉侯大墓中最多的一座墓葬曾出土八百餘件玉器，（共19座，於1992年在山西晉城發掘），我們從出土中可以看到靜態的玉馬。

西周玉器在繼承殷商玉器雙線勾勒技藝的同時，獨創一面坡粗線或細陰線鏤刻的琢玉技藝，這在鳥形玉刀和獸面紋玉飾上大放異彩。

但從總體上看，西周玉器沒有商代玉器活潑多樣，顯得有點呆板，過於規矩，這與西周嚴格的宗法、禮俗制度也不無關係。

中華民族酷愛厚葬，尤其是漢代以前，源於特殊的喪葬文化，我們今天得以看到古代燦爛的文明。

這一時期人們意識到玉器的特殊防腐功能，如「玉塞」，「玉覆面」的出現。

商代的社會意識是鬼神文化，西周組配玉璜，「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則顯示出周代玉器已經進入政治化，制度化的禮玉文化。

由此可見，玉器已經成為政治神秘化的一種物質體現。

春秋時期，王室式微，禮崩樂壞，戰國七雄，五霸春秋，社會動盪。

而中華民族即將轉向封建制度。

孔子出現後，他對於玉的定位，成為後世玉器發展的精神支柱，孔子將玉人格化，其核心思想即「玉有德」（自漢之後，統歸為五德：即仁，義，智，勇，潔）。

春秋時期，玉器走下神壇，普及到上層社會，成為君子的化身。

例如：谷紋璧，龍形玉觹，《詩經·衛風》「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觿者，古代的解繩器，盤根錯節，變亂為治，政治含義巨大。

東周王室與各路諸侯，以玉自比，他們佩掛玉飾，以示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

孔子贊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每一位士大夫，從頭到腳，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飾，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複雜化，所以當時佩玉文化高度發達。

能體現時代精神的是大量龍、鳳、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動態美的S形，具有濃厚的中國氣派和民族特色。

飾紋出現了隱起的谷紋，附以鏤空技法，底子上施以單陰線勾連紋或雙勾陰線葉紋，顯得飽和而又和諧。

人首蛇身玉飾、鸚鵡首拱形玉飾，都反映了春秋諸侯國的琢玉水平。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節玉佩，河南輝縣固圍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節玉片組成一套完整玉佩，是戰國玉佩中工藝難度最大的。

玉帶鉤和玉劍飾，是該時期新出現的玉器。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諸侯爭霸，學術上百家爭鳴。

儒生們把禮學與和田玉結合起來研究，用和田玉來體現禮學思想。

為適應統治者喜愛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義、禮、樂、忠、信、天、地、德等傳統觀念，附和在和田玉的物理化學特性上，隨之"君子比德於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學說應運而生。

這就是中國玉雕藝術經久不衰的理論依據，也是中國人七千多年愛玉風尚的精神支柱。

春秋戰國玉器在中國玉器發展史中意義非凡。

一改商周室王作那種簡單古樸的風貌，創製了一大批造型圖紋及工藝風格都為之一新的藝術珍品，為我國玉文化譜寫了光輝燦爛一頁。

然而長期以來，在古玉的鑑定和研究領域，人們總是習慣地將秋與戰國時期的玉器，統稱為春秋戰國玉器，將其藝術風格，合併稱為春秋戰國玉作風格。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新資料的不斷豐富，使我們對春秋與戰國時期的玉器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通過深入觀察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春秋與戰國玉器在工藝和裝飾等方面，的確在著一定的差異。

由考古資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傳承與發揚。

早期仍善用雙陰線來刻劃圖紋，在裝飾上則進一步強化了西周晚期出現的在雕琢單一的或相互交纏同體的龍紋圖樣，從而使細小變形且糾集在一起的眾多龍紋，經常出現在主體造型內，同時布局繁密，幾乎不留餘地。

如河南光山縣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為扁平體的虎形，低首拱背，曲肢卷尾。

雖說此虎神態有些呆板，沒有太強的動感，但虎身的裝飾卻格外引人注目。

它除了在腹部、腮部有少許幾何紋外，通體滿飾變形的龍紋，上下交錯，左右呼應。

這種獨特的雙陰線工藝及"形中有形"的裝飾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極為流行，可謂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後，這種繁密的陰刻裝飾線紋逐漸變得稀疏，並多以較寬的斜刀進行雕琢。

到了晚期，線刻工藝逐漸減少，代之而興的是隱起的淺浮雕技法。

如山西太原金勝村晉卿趙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藝精細，琢磨光潤，且由於採用了淺浮雕的工藝技法和更加抽象簡化的龍紋圖案，所以使繁密的畫面，通過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一種寓意深遠的立體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春秋時期流行的寄生於造型內的繁密且抽象的龍紋裝飾，隨著人們審美意識和文化觀念的改變，逐漸消失。

正如吳棠海先生在《認識古玉》中所說: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盛行的龍紋眼睛退化，解體成雲、谷相雜紋，並逐漸發展為谷紋、蒲紋、乳釘紋等工整規律的幾何紋樣。

這裡我們暫不討論戰國玉器中常見的雲紋、谷紋是否是由春秋時期的龍紋演變而來，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玉器上盛行裝飾的繁密細小的龍紋圖樣，在戰國時已不出現(特別是在戰國中期以後)。

儘管目前戰國墓中仍有類似玉器出土，筆者認為，它應是春秋時期(或戰國早期)的遺物。

因為藝術是一定時期社會現實的反映和縮寫，所以，它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審美情趣、意識觀念的改變，其風格也必定會推陳出新。

也就是說，不同的社會風尚，必定會造就不同的藝術風格。

玉器如此，其它文化藝術品亦如此。

二、戰國玉器:

由於戰國時期社會的變革、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儒家賦予玉器的種種道德文化內涵，所以使得戰國時期的王公貴族，皆以佩玉為時尚。

從目前考古資料可知，戰國玉器較春秋玉器，品種更加豐富。

它突破了春秋時期多以小件為主的裝飾玉、葬玉等，出現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龍形佩、帶鉤等; 工藝更加精細，玲瓏雅致，並多以鏤空、淺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構思和獨特的造型見長；裝飾更加多變，不但有谷紋、雲紋等幾何紋，還出現了螺璃紋、花葉紋及描寫自然生活的圖紋。

同時戰國玉器作品中的神獸造型，均飽含著一種緊張的氣勢，大大增強了內在的精神韻律，充分顯示了戰國時期各路諸侯躇躊滿志、意欲爭霸的凌雲氣概。

戰國早期玉器以山東魯國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為代表。

其工藝較前複雜，造型亦漸舒展，器體邊角尖銳利落，特別是回首挺胸的龍鳳形象也開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動感。

裝飾圖紋則多為較密集的谷紋、捲雲紋等。

有的谷紋周緣還刻劃出一條陰線，甚至使之勾連，沿圖紋而碾磨，因此產生了一種時隱時現、變化多樣的藝術效果。

其中舉世矚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節龍鳳紋佩，更是戰國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該佩玉料細潤，工藝精湛，通體長達48厘米，用５塊玉料琢制而成。

器面分別雕琢有龍、鳳等，並間飾幾何紋。

同時集陰刻、浮雕、鏤空、接榫、碾磨於一器，工藝複雜，難度極大，體現了戰國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戰國中晚期，玉器工藝經過不斷地發展，越發呈現出一派輝煌的景象。

此時玉料選擇更加嚴格，潔白溫潤的和田玉增多。

治玉工藝更加成熟，而且由於採用了金屬類工具，所以戰國玉器較之早期造型規矩整潔，器物邊角犀利見鋒，紋飾線條幹凈利落，決無拖泥帶水之處。

無論是淺浮雕、透雕，還是陰線刻劃，均琢製得精益求精。

特別是那張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動軀體的龍鳳造型，明顯地表現出一種剛健遒勁、勇往直前的氣勢和力度。

如我們常見的鏤空龍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細潤的質地、新穎的造型、滴水不漏細緻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靈透的鏤空、充滿活力的線條和通體生輝的光澤，無不讓人拍手叫絕，嘆為觀止。

可以說戰國玉器工藝的精細程度，在中國玉器史上達到了空前的高峰。

春秋戰國玉器在500多年的發展變化中日益進步，並呈現出了不同的藝術風貌。

當然這種藝術風貌決不會是隨著歷史年代的劃分而斷然隔開的，比如戰國早期的玉器依然遺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風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難以區分。

但是當新的藝術風格和審美時尚一旦穩定之後，在整個藝術創作上便會出現一種潮流、一種趨勢。

這種潮流和趨勢所造就的藝術特色，就是我們在鑑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東西。

下面從三個方面簡述春秋與戰國玉器的區別。

１、工藝：在製作工藝上，春秋玉器無論是造型、線條還是碾磨均顯得較為渾圓。

戰國玉器則稜角剛勁明確，線條清晰利落，同時鏤空技法的使用較春秋更加普遍，並且技藝格外精湛細緻，就連鏤空之外的內壁也琢磨的光潔明亮，一絲不苟。

２、裝飾：春秋玉器善用眾多的抽象變形、肢解整體的龍紋填充畫面，從而顯得繁密不透，粗看似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感。

戰國玉器裝飾圖紋較為稀疏，常見的谷紋、雲紋、勾連雲紋、"Ｓ"形紋、絞絲紋等，線條舒展流暢，工藝精細入微，主紋、地紋均清晰可見。

３、神韻：鑑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時代風格特徵、工藝及裝飾手法外，更重要的還應當細心體會其內在的神韻。

就整體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構圖、動態變化等方面較之戰國玉器則顯得神氣不足，平靜而呆板。

戰國玉器無論器面、邊角或是布局，設計得當，通體皆靈，充滿了強烈的動感和勃勃的生機。

其實這種奮發的氣勢和藝術的活力，也是戰國時代的精神所在，戰國人的氣質、思想、文化使然。

（本文連載，下一篇《鼎盛漢玉》，作者微信：kinglim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