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醫的故事（一）

現場法醫秦明：死亡是我的領域。

編者按：

在大偵探福爾摩斯的眼裡，生活是很枯燥的。

「我的一生就是力求不要在平庸中虛度光陰。

這些小小的案件讓我遂了心愿。

」他這樣說，一不小心說出了古往今來，追逐懸疑推理小說、對「神探」數量和質量欲求不滿的人們的心聲。

然而在現實中，探案是一項系統工程，有著自己的知識系統，並不斷容納最新的科學。

即便在法醫這一個工種中，也已經是門派林立——傳統意義上的公安現場法醫、研究意識的精神病學專家、跟毒物玩貓捉老鼠的毒物學、又或者是最新的DNA檢測，都被納入其中。

這一周，我們試圖管中窺豹，從法醫這個詞切入，帶讀者們窺探當代福爾摩斯們的秘密。

期間，「提轉組」公號將每天按時推送一篇文章。

雖然以「仲夏夜福爾摩斯故事集」為名，但這些不是故事，而是真實。

文中的每一次實驗和推理，背後都關乎生死、愛恨、困境，以及命運。

EPISODE 1

現場法醫秦明

採訪、撰文：蔡曉瑋｜編輯：韋爾斯｜攝影：HOTST

沒有人知道自己會怎樣死去。

一個人口在七八千萬的省，每年的非正常死亡量從數千到一萬不等，其中，命案則在三百起左右。

秦明所在的安徽省公安廳法醫科，每年經手的命案大約有七八十起，攤到每個人頭上也有二三十起。

從業十年來，秦明經手的命案已經不下兩百起，而能報到省廳來的，常常是疑難案件。

每次攤上，秦明都必須第一時間奔赴現場做解剖，抽絲剝繭，讓屍體說話，讓死亡過程重現。

推理小說家麥可·康奈利曾在《詩人》的開篇曾寫道，「死亡是我的領域。

我以它為生。

我靠它鑄就在這一行的名聲。

」對於秦明，這句話也成立。

而且是真刀真槍的成立。

秦明經手的第一起命案，寫在他的第一部書里。

書的名字叫做《屍語者》，主角是「法醫秦明」。

書中，醫學院法醫專業大一學生秦明回家歡度暑假，卻被在市公安局就職的父親送進了解剖室，跟著帶教師傅開始了法醫實習。

個把月後，終於碰到了第一起命案。

案情出乎意料地簡單，就是晚上兩撥人在吃大排檔，互相看不順眼打將起來，有人拔了刀。

現場有人報警，雙方還在打著，110已經到了並發現有人在斗歐中中刀倒地，當場就把所有人都按住了。

秦明懷著一點新奇興奮到了現場，得知情況後卻傻了。

按他的想法，法醫就是去查明死因還原案發情況的，而這個案子死因如此明顯，人也都已經被抓獲，還要法醫有什麼用呢？他沒有想到，這個貌似簡單的案子不僅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坎，也是一堂關於法醫職責的課。

對於秦明的疑惑，師傅只給了一句解釋：「所有的命案，都必須解剖。

」看到屍體，秦明赫然發現躺在解剖台上的，是自己多年未見的小學同桌——第一次現場解剖居然就碰見熟人，感官、心理上都遭受重大刺激，師傅勸他回去，但他沒有走，「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回去了，可能就永遠不能再回到這個行業中來了。

」過了一會兒，偵查員來了，告訴他們雖然抓了三個人，但沒人承認是自己造成了死者胸口的致命傷；三把刀是一樣的，做了DNA血跡鑑定，刀上也都有死者的血。

難題來了，到底誰是致命者？法醫進一步檢查傷口，發現死者胸口刀口處有翻捲起來的皮瓣，判斷傷口有可能是一把卷刃刀所致。

果不其然，三把刀中唯一的一把卷刃刀最終指向了致命者。

「我很驚訝，原來在這樣看起來死因很明顯的案件中，法醫也是有作用的。

」坐在省廳法醫科不大的辦公室里，秦明點燃一支煙，回憶道。

和其他的推理小說作家不一樣，秦明在小說中寫的案子幾乎都是真實的，在第一本書中更是實誠，書中主角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於秦明本人。

就這個案子的描述而言，唯一和現實情況不一樣的是，死者並非秦明的小學同桌，而是小學時候同一年級的、認識的同學，但即便這樣，衝擊也是巨大的。

從根本意義上來講，法醫乃至刑警，並不是一個所有人都能擔當的行當；推理、偵探、判案小說從古至今的盛行，似乎也足以證明人們對於「神探」和縝密邏輯的欲求不滿。

對法醫從業者而言，第一道門檻就是第一次的現場解剖。

這和在醫學院裡解剖課上面對的浸泡著福馬林、不知道被用了多少回的屍體是不一樣的。

那個直面死亡而且不排除是慘死的剎那，掉頭而走還是咬牙直面，往往決定了你能否踏進這個行業。

秦明的妻子是他大學本科的同學，「她就不行，第一次解剖回來就整晚睡不著覺，一直會想到那個畫面。

」最終，妻子改行投醫，而秦明則留在了這個行當。

秦明的父親也是警察，痕跡檢驗出身，因為破案得力很快就被提拔，在秦明大一的時候，父親已經是當地市公安局的副局長，也確實「走後門」給暑假的兒子安排了實習。

父親一直是希望兒子子承父業的，秦明也喜歡。

考大學的時候，所有的專業都是父親給填的，秦明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要做警察，而且要做刑警，而法醫在公安系統也屬於刑偵部門。

「在中國，法醫在公、檢、司、教這幾個部門都有，但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法醫還是在公安機關。

」秦明說，「什麼叫傳統意義上的法醫？就是老百姓的理解，搞命案的。

有命案了，要去現場。

有一個人非正常死亡了，到底是他殺的還是自殺的。

這種判斷在我們公安機關。

」

童年的秦明和父母，有趣的是，他的父親是警察，母親是醫生。

秦明所在的省廳法醫科的辦公室很樸素。

三張看上去有點年頭的寫字桌面對面拼在一起，一側的書架里有專業書也有獎狀。

整個科室有三個人。

坐在秦明對面的法醫看著年紀要比秦明大，進科室卻比秦明晚，之前學臨床病學，工作十年後考了法醫的研究生，最後考進省廳；另一位坐鎮樓下法醫門診，1998年入行，幹了十年基層法醫，在2008年省廳缺人手到基層遴選的時候被選拔進科室。

整個安徽省，包括他們三個在內，一共有340名在崗法醫，每年近萬的非正常死亡，就是三百人在跑。

粗算一下比例，基層法醫每個人一年差不多要跑三百多個現場，基本上每天都要面對死亡和屍體。

而除了面對非正常死亡之外，還有看不完的傷情鑑定。

然而，公安系統法醫的工資收入和一般的民警並沒有區別。

秦明一個月的工資是3707.01元，一年就是這個數字乘以十二。

曾經有外面的司法鑑定機構的負責人挖他跳槽，底薪八千加提成，剛還在抱怨工資少的秦明說，「我肯定不會去，理由很簡單，干法醫就要在公安干。

」這行有這行的成就感，秦明給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今年2、3月份，秦明去某市出差，有一個當地的法醫讓他幫忙看一個案子。

一個村莊，大路邊有一所住宅，住宅里住了一個武瘋子（喜歡打人的精神病患者），經常惹事。

一天，老婆回家，發現他躺在床上死了，兒子回家發現他爸身上有傷，就報了警。

現場勘查發現，他家門口的路邊有一攤血跡，經過DNA檢測，發現是死者的血；血跡後面有兩道深深的剎車印，給人的第一感覺，這是一場交通事故，家裡人也沒有什麼異議。

「我研究了半天照片，覺得不是交通事故。

」秦明說。

疑點之一，在於血跡停留的位置，死者的血跡就在前輪前。

那兩條剎車印間距很寬，只有可能是大卡車，而卡車一般是後輪制動，「如果是大卡車撞的，屍體要不就被碾壓，要不被撞飛，血跡不應該恰好在車前」。

第二個疑點是死者有肋骨骨折，肋骨是曲面，卡車是平面，平面撞上曲面，最多兩處斷裂，但屍體上有四條骨摺痕，再次說明有多次撞擊；但是又不是經過碾壓，怎麼會形成四條骨折印呢？第三，屍體身上的擦傷不多，如果是交通事故，應該有很多擦傷。

第四，死者的鼻根有損傷，口唇也破了，但如果是被車撞碾，最先被撞到的應該鼻尖，而不是凹進去的地方。

第五，死者肩部也有出血，如果是撞擊，應該只有一處出血。

秦明因此判斷，血跡和剎車只是巧合，「這樣的傷口只有反覆多次腳踹，才可以形成。

」他根據傷口給出的犯罪現場還原是這樣的：死者先是面部、頭部遭受拳擊導致損傷，然後倒地，被踹到頭，死者反射性護頭，被傷人者踹肋骨，死者又護肋骨，又被踹肩，然後傷人者離去。

死者回家躺著，大量皮下出血導致創傷性休剋死亡。

「至於犯案人，第一，是本庄內的人；第二，他的行走路線要經過這裡；第三，他為什麼打一個精神病？肯定是精神病先打他。

」秦明給出的建議是多提點現場周圍滴落狀的血，裡面可能有犯案人的血跡。

果然，提取到了，是同村的一個人騎著電動車經過屋子，被武瘋子衝上來打了一頓，然後又反過來打了武瘋子致其死亡。

這樣的推理過程，是容易讓人腎上腺激素分泌的。

對於法醫來說，實踐很重要，理論也很關健，兩者不斷積累，最後才能形成有效的推理。

實踐容易理解，理論也很重要。

比如說，為什麼判定這個傷口是腳踹形成的？就是一個理論問題。

因為肋骨屬於橋型扁平骨，它的耐力和長骨是沒法比的。

理論還包括致傷工具推斷，為什麼是腳？不是瞎猜的。

「鈍器傷和銳器傷不一樣，鈍器傷也各有不同。

有些鈍器傷比如磚石傷，它的表現除了皮下出血，周圍還要有擦傷，皮膚表面不平滑；但是腳踹，腳是柔韌的物體，不容易形成擦傷只有皮下出血。

而手打則沒有腳踹有那麼大的力量，不可能斷成好幾截。

」秦明分析。

但有時，絕對的真實會不小心戳破世俗的願望。

這個案子的結尾，是被害者的家人集體跪在公安局辦案為犯案人求情—武瘋子早就在村子裡積累了民憤，成為了家庭的累贅；犯案者莫名其妙地被武瘋子打了一頓，但打人的精神病人是免於刑事責任的；他反擊以後看著武瘋子走回了家，也不覺得他就會這樣死去，但卻犯下罪行。

「你說他做的到底對不對呢？」秦明問，「但站在法醫的角度，不能因為他是精神病，他的生命就得不到尊重，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

秦明不是一開始就能夠抽離和淡然的。

在實習的時候，他碰到過一個案子。

來自農村的七八歲的小男孩得了腦瘤，醫生診斷孩子活不久了。

男孩每天承受巨大的痛苦，不停吐，腦壓增高又導致神志不清和眼睛歪斜。

終於有一天，小孩被發現在池塘里溺死了。

法醫屍檢，發現小孩身上有傷，最終的結論是孩子的父親用拖把把小孩頂在水裡溺死的。

「父親的交代很簡單，就是不想看到兒子再這麼痛苦。

早晚一死，不如我來給他結束。

」秦明說，「但是這樣也是犯罪，我們也要揭露，你做屍檢的時候也要寫清楚這是一起命案不是溺死。

我那時候很糾結，如果沒有法醫，就說是溺死，那麼一切痛苦似乎就隨風而逝了。

」但是法醫不允許這樣，這個職業要求你嚴謹客觀，歸根到底，這是一個自然科學。

真正能夠做到這一點，做到不糾結，從實習算起，秦明花了十五年。

如果把這十五年分幾個階段，那麼這段旅程首先迎來的衝擊是生理上的—在現場面對屍體，觸覺、嗅覺、視覺的衝擊都非同尋常，「但是這個階段，你解剖幾具屍體很快就能適應了。

」然後是心理上的震撼，「比如你會想，人死了以後怎麼會這樣？活著到底有什麼意義？諸如此類。

」再後來，你會有對犯罪分子的恨，對受害者的憐憫，但是這些情緒會影響你最終的判斷。

「看多了，就淡然了，」秦明說，「淡然的意思不是說生死不重要了，而是讓你可以從情緒里抽離出來，專心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讓兇手的處境、受害者的處境來影響你的判斷。

」

理智與情感相比，到底哪個更高級？不好回答；但，理智可能更難。

兔死狐亦悲，何況是人。

但對於法醫，被情緒控制是會在客觀上影響思考的。

秦明就曾經碰到過一個案子，因為太過憤怒、太想早日找到兇手，反而「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在法醫這個領域，所謂「看出來」並不是簡單地指你看到傷口，而是指，你透過當下的傷口看到當時的血腥。

秦明清楚地記得這個案子發生的日期，「2011年6月29日」。

一個女大學生，被發現性侵致死。

這個女孩很窮，上學完全靠助學貸款，在學校里一直勤工儉學。

到了實習期，則在商店打工掙錢。

6月29日出事，7月1日她的帳戶里就收到一筆錢，可以把所有的助學貸款還清了。

三天前，她剛談了一個男朋友。

「你覺得她的生活終於從黑暗要走向光明了，卻嘎然而止。

」秦明說，「而且她的受害完全不是自己招惹的，就是一個隨機的性侵案件。

」秦明被兇手激怒了，或者說被這種命運的弔詭激怒了，他在QQ空間裡寫下「此案不破如魚刺卡喉，惶惶不可終日」，但是被情緒影響，最終「可以說在這個案子上，我什麼都沒有看出來。

」和命運作戰，憤怒是無用的，理智可能也不能挽回什麼，但有一絲可能讓真相大白。

從形而上地來講，秦明熱愛這份工作，並且享受這份工作給自己帶來的榮耀感和存在感。

在書里，他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和更多人分享，想讓人更理解法醫這個職業。

寫作和工作，在他身上是相輔相成的，案子一直會有，而書，「只要有一個讀者我也會繼續寫下去。

」從形而下地說起來，即便衝破重重關卡，這份工作在很多程度上，「你還是要忍受，沒法兒享受，」因為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感官和心理衝擊。

「萬劫不復有鬼手，太平人間存佛心。

」這是他在書中為這個職業寫下的兩句詩，像一個符咒，又像一聲嘆息。

《ELLEMEN》對話秦明

Q：一個普通的公安系統基層法醫的日常工作包含哪些部分？

A：第一是大量的傷情鑑定。

比如有人打架，到底是輕傷還是重傷，要治安處罰還是判刑。

第二是非正常死亡，自殺還是他殺，需要法醫到現場。

另外就是命案，法醫要去現場勘查，進行屍體檢驗，做現場分析、重建，刻畫犯罪分子。

當然，法醫的工作並不是孤立的，和其他工種的配合都是分不開的。

Q：作為法醫，在接到一起命案時的工作狀態是什麼樣的？

A：無論你在幹什麼，有了命令，就要隨時準備出發。

Q：這個職業的危險性體現在哪裡？

A：很多。

比如現場有毒氣，比如一氧化碳；有危險品，比如遺留的炸藥；甚至也有可能兇手在現場沒有走。

還有屍體帶來的危險，比如爆發性的肝炎。

這是能看到的，也有看不到的病毒，比如愛滋病病毒，萬一你手劃破了，就有危險。

其實不是沒有防護措施，但事實上情況緊急，有多少人會一樣樣用過來？我們省廳下到的現場一般已經經過排查了，但基層的法醫是隨時會面臨這幾種威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