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窯大王」的榮耀與苦惱

主筆｜沈嘉祿

越窯名器直登龍庭，民間藏家金榜題名

進入深秋，本是北京觀賞香山紅葉的最佳時節，而此時遮天蔽日的霧霾令人退避三舍。

不過故宮的遊客依然熙熙攘攘，為慶祝九十華誕而推出的一系列展覽無疑是一道道豐盛的文化大餐，令人眼花繚亂。

策展人團隊的節奏也把握得相當到位，上一波的亮點是《清明上河圖》，這一波是一個高古陶瓷展覽：「月染秋水——陳國楨捐贈暨珍藏越窯青瓷展」， 自10月21日起在故宮的齋宮揭開帷幕，果然人頭攢動，觀者如堵。

圈內人士都懂的，這個由民間收藏家提供展品舉辦的古陶瓷專題展，其現實意義不可低估。

首先從學術上說，故宮珍寶的家底是皇家收藏，明清兩朝的皇帝對於陶瓷的興趣基本都是本朝的「標誌性產品」，皇帝坐上龍椅，就要燒造一批陳設瓷和日用瓷，一絲不苟地打上自己的年號，表示一脈傳承，實現政治交接。

自己用，再按制度分賞一部分給後宮及大臣。

也有個別雅好古玩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等，但他們的目光只射到唐代以降，比如心儀已久的宋代五大名窯。

所以在宮中幾乎看不到從墓里挖出來的越窯器和「同門兄弟」，下臣即使有這份孝心也不敢進呈，弄不好吃飯傢伙也要搬家。

那麼，故宮本身家底極厚，博物院成立以來的九十年里庫存都來不及整理，加上種種客觀原因，越窯器之類的高古陶瓷就少有入庫。

對於中國陶瓷史而言，這一段「前傳」就留下許多空白。

那麼通過引入民間收藏，就可以讓專家及觀眾在一個很高的學術平台上欣賞與研究，這是四兩撥千斤的高招。

比如此次的展覽分青瓷溯源、青瓷初秀、青瓷輝煌三個部分，展出由浙江收藏家陳國楨收藏的西周至北宋以越窯原始青瓷和青瓷為主的文物精品共計153件(套)，其中不乏重量級的精品，連故宮博物院那些見多識廣的專家都沒有看到過，展品開箱驗收那天，每當一件取出，寶光四射，就會引來一片驚嘆。

這些藏品無疑為研究中國古陶瓷、特別是南方越窯青瓷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其次——

陳國楨從送展的這批越窯精品中，挑選一批「進獻」故宮。

故宮專家經過「會診」，通過一舉否決制的表決，最終決定接受其中的19件。

為表彰陳國楨的無私捐贈，故宮博物院將陳國楨的大名鐫刻在「景仁榜」上。

景仁榜設在故宮景仁宮內，是一組由花梨木製作的巨型屏風，按捐贈年代鐫刻著近七百位捐贈者的姓名，「金榜題名」的這批社會賢達包括張伯駒、馬衡、張大千、孫瀛洲、陳叔通、沈從文、王世襄、吳冠中等人，從1939年至今，先後向故宮慷慨捐獻了3萬餘件文物。

去年4月底起，故宮在景仁宮輪換展出捐贈精品，表彰並倡導民間人士向國家獻寶的義舉。

陳國楨與大師級人物一起金榜題名，當然高興得合不攏嘴。

而此舉的象徵意義也遠遠超過他一個人，這是國家專門機構對民間收藏的肯定與鼓勵。

其三，展覽開幕當天，故宮博物院還舉辦了「月染秋水——陳國楨捐贈暨珍藏越窯青瓷座談會」。

中國古陶瓷學會名譽會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先生高度評價了這次展覽的意義，他說：「越窯青瓷可以說是中國瓷器的母親瓷，過去我們較多關注元明清的皇家宮廷瓷器，對產生於江浙的青瓷研究起步較晚。

這次展覽是故宮博物館首次展陳中國最早的青瓷部分，對青瓷的研究將有很大的幫助。

」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也於百忙之中參加了會議，他表示：「這次陳國楨先生捐贈的越窯青瓷，對故宮收藏的整體數量體系來說，是數量比較少的類別。

他的捐贈對豐富館藏和文物的系列研究，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故宮歡迎社會各界把符合故宮收藏原則的文物捐贈給故宮，豐富故宮的館藏和收藏序列，並且能夠在更多博物館展出。

」

注意！單館長的講話中有「符合故宮收藏原則」這個關鍵詞，這是技巧，更是政策。

那麼也可以理解為陳國楨的這批收藏是符合故宮收藏原則的，這等於為陳國楨作了背書。

一個民間收藏家能在故宮舉辦個人藏品展已屬「千年修來」，耿寶昌和單霽翔兩位重量級人物的肯定，更是比駱駝穿針眼還難的事。

此事肯定「空前」，是不是「絕後」，誰也說不準。

咬過菜根百事做得，啖蟹勇士下海創業

上周，微風細雨中，記者驅車去餘姚採訪陳國楨，順便實地考察一下他的越窯青瓷博物館藏品。

本記者涉足古陶瓷收藏的時間幾乎與陳國楨同步，也經歷了中國民間收藏風起雲湧的場景和幾個關鍵節點，因此很想見識一下他的藏品。

我相信，藏品本身會告訴我許多秘密。

餘姚被譽為「文獻名邦」，河姆渡文化遺址就在古城東南的姚江之濱，這裡既是河姆渡文化的發源之地，也是歷史上越窯窯口集中的地區。

中國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位於餘姚老城區的護城河——姚江北岸的通濟橋堍，與舜江樓比鄰。

那是一幢在原城牆遺址上建起來的磚木結構三層老樓，看上去建於清代末年，後來用作茶館和商鋪。

面積有1300平方米，柱樑已經東倒西歪，踩在松木地板上吱吱嘎嘎直響。

十三年前，陳國楨借下這幢樓，花了300萬元進行內部裝修和布展，建成了這個專題博物館。

展覽路線從二樓開始，從西周、春秋戰國、兩漢、兩晉、隋唐五代，一直到北宋，跨度長兩千多年，一部越窯的歷史在此徐徐展開。

精品中的精品此刻正在故宮，還有1000件正在廣東辦特展，還有各300件陳列在寧波和上海兩個分館裡，餘姚這裡有800件左右，各時代的代表作品也算齊了，但令人眼睛一亮的精品也只有三四十件。

數十件唐宋時代的茶器，連同茶盞和茶托擺在展櫃里，令人遐想那個時代中國人生活品質的高尚和禮儀上已經達到的高度，同時也對中國茶文化作出了形象的注釋——那是為寧波電視台拍專題片而剛剛準備的。

老陳告訴記者：「這裡的安保設施還不算最好，有些精品只能放在家裡。

」

細雨初歇，博物館門口就有好幾個販子將紅布一抖，擺起了地攤，古玩瓷雜中也有零星越窯器，但一眼便知是假貨。

泡好一壺茶，老陳關掉手機，就跟記者聊開了。

陳國楨的祖籍在浙江餘姚南山鄉，祖父是小地主，他的父親陳思照接受過新式教育，思路較活，遂棄農經商，跑到上海開了家木粉行，專做木粉生意。

這種木粉就是江南一帶常見物種樟樹、柏樹的粉，主要供出口，在東南亞可做成香料，在歐洲則可用提取物做成香水，所以他父親的生意一直做到荷蘭。

後來陳國楨在家裡看到早年父親留下的方單（產品說明書）居然是用八國文字書寫的，他還在《寧波市志》里看到對他父親的記載。

陳國楨出生於1947年，家住十六鋪垃圾碼頭一街之隔的久興里過街樓上。

那一帶是車水馬龍、髒亂差的老城區。

他在上海讀了小學和中學，在十年動亂風雨欲來之際回到餘姚務農，但父親份上的那幢樓房已經被別人占了，他只能投靠伯父，在一間雜以柴堆、土灶、糞桶和豬圈的房子裡棲身。

住下不久，從上海帶去的一床被褥就不翼而飛。

「出身不好的人，處處受人欺啊！一般強勞力每天可拿12個工分，我用盡吃奶的力氣干，工作量一點也不比別人少，卻只能拿一半工分。

有一年我老爸來鄉下看我，一看到我與豬和糞桶睡在一起，兩行老淚頓時滾落下來。

後來我做篾竹匠，山里毛竹多嘛，用這個搞副業，我很快就學會了做竹器，做好了就運到餘姚城裡，一輛自行車最多要載36把椅子，三個小時一路顛簸，一直到這裡——通濟橋下賣給供銷合作社。

去年寧波電視台給我拍專題片，有一個鏡頭算情景回放，編導找來一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讓他在山路上騎自行車搭載竹椅，還不是滿滿當當的36把，只有22把，他也沒法在山路上騎著走，最後還是我這把老骨頭來表演一下。

後來我在通濟橋堍辦這個博物館，也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我是從哪裡來的！」

改革開放春風初度，浙江人春江水暖鴨先知。

陳國楨也是先知冷暖的那個「鴨」，他所在的公社辦起了企業，他就當起了採購員。

當時在雙軌的體制下，最緊俏的就是原材料，比如鋼筋水泥、電線電纜等，此時陳國楨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他有個舅舅在上海鐵路局當調度員，緊張關頭客戶向他要車皮，他就向客戶「勻」一些緊俏物資，如此一來陳國楨無往而不利，為企業解決了一個個燃眉之急。

不久，村子裡的鄉親就靠他用上了電燈，有了電，企業生產力也成倍提高，效益可觀。

過了幾年，陳國楨辭職下海，自己辦起小企業，成為餘姚第一個個體戶。

他專門為電器設備做小配件，還發明了一種鋼筆型的教鞭，平時是一支筆，可以插在上衣胸袋裡，用時將頂端頭子拉出，一節節拔長，就成了一根銀光閃閃的教鞭。

這個用處理下來的電視機天線改裝的小玩意成本很低，市場反響卻很好，讓他獲利巨大。

後來他又改進了電錶接線的埠，讓電工操作時更加便捷安全，電錶企業如獲至寶，大量訂貨，來不及生產時，他就發動原來在社辦企業的員工，將活帶回家裡做，讓大家嘗到了在工余時間外加工的甜頭。

後來他還為一些大企業提供配套設備，獲利更大，直到有一天他與一家北歐的電梯配套設備企業談成了合資意向，專門生產電梯配套用的電纜線，才臨時租了一間空廠房，用半年時間進行裝潢，老外來餘姚考察，一看環境和設備，馬上OK，簽約。

其實廠里的設備都是從上海虬江路買來的二手貨，才兩三千元一台，但就是用這樣的設備，陳國楨做出了讓合資方蹺大拇指的產品，掘到了第一桶金。

但是1989年後，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合資企業的產品銷路大受影響，陳國楨被迫與外資中止了合作。

不過，之前陳國楨已經買了一塊地皮，為職工造好了宿舍，後來都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他們。

「我機遇好，腦子好使，膽子也大，做成了一些事。

後來浙江有些企業申請上市，錢不夠還向我借呢。

」老陳說。

表面風光內心滄桑，坐擁寶山阮囊羞澀

迷上越窯是一次偶然嗎？老陳跟記者說：「其實，越窯是我永遠的記憶，是滲透到血液里的精神。

」

老陳的父親做木粉業而成為當時餘姚城數一數二的富商，在那個時候就出國跟洋人談生意，眼界也比較寬，玩收藏也成了他的愛好與消遣。

「文革」來了，老陳還記得家裡被抄，一些名人字畫，比如張大千、齊白石、王一亭以及明清名家的作品，都被當作「四舊」堆在天井裡一把火燒了，硬木做的畫軸燒了一天一夜也沒有燒成灰燼。

還有一些古陶瓷堆在小屋裡，造反派以為是醃鹹菜的罈罈罐罐，就不感興趣，躲過一劫。

「你看到了嗎，展館裡有幾隻西周的印紋硬陶罐，就是我父親留下的。

」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全國範圍迎來了基建大高潮，浙江作為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更是快馬加鞭，滄海桑田，高速公路網羅之處，推土機所到之處，古人類遺址和古墓葬群就可能遭受大面積的破壞，大量出土文物的出現，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文物販子如聞到血腥的蒼蠅，快速聚來浙江，這個形勢客觀上也催生了浙江新一代收藏家。

眼看成千上萬件越窯古瓷被外地人甚至外國人買走，流失境外，陳國楨有些焦急。

一方面他是喜歡這個東西的，另一方面，他覺得越窯是浙江的「物產」，是浙江的文化之根，應該留在浙江。

他找出父親留下的罈罈罐罐，左看右看是真喜歡，覺得自己應該出手了。

浙江收藏家中有的收藏龍泉窯，有的收藏明清官窯，有的收藏景德鎮影青瓷，他將目標鎖定在越窯。

越窯青瓷是中國古陶瓷的鼻祖，有「中國母親瓷」之稱。

越窯在唐、五代至北宋早期達到全盛，燒造的專門用於供奉朝廷的「秘色瓷」，代表了歷史上越窯青瓷的最高水平。

陳國楨通過翻閱有關資料，感覺到越窯的文化內涵非常深厚。

但是陳國楨收藏的第一批越窯就讓他不爽。

那是一個親戚介紹來的生意，他跟著親戚來到一戶農民家裡，6件剛剛出土的越窯器擺在他眼前，有盤口壺、耳杯、洗子、雙耳瓶以及碗，身上還有些泥巴。

對方開價很高，而他對行情還不了解，一激動就全部買下。

過了兩個星期在古玩市場轉了一圈，才知道吃了老虎肉，後來更有專家指點他：這6件東西里有2件是假的。

更讓他鬱悶的是，後來他得知這2件假貨正是這個親戚預先在農民家裡埋好「地雷」，搭順風車賣給他的。

「都說江湖兇險，那麼古玩市場也是江湖，更加兇險。

這是市場給我上了第一課。

」老陳對記者說。

「要問是誰教學我鑑別真偽，告訴你，最好的老師就是騙子。

現在電視台里有些所謂的收藏家說自己從來沒有買過假貨，那是自欺欺人，我敢說，就連博物館裡的專家也不敢說自己百發百中，買的全是真品。

博物館專家吃藥的事也時有耳聞。

我在媒體面前並不迴避自己吃藥的經歷，這不丟臉。

丟臉的是到現在還指鹿為馬的人。

我告訴你，市場歷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收藏行情越好，懂行的人越多，造假手段就越高明。

收藏家在學習，造假的人也在學習。

誰不學習，誰就吃藥，收藏的樂趣也在於鬥智鬥勇。

我這裡也保存著不少假貨，還有些瓷片，為的是讓觀眾和收藏愛好者獲得真實信息，什麼是假貨，什麼是真品？」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老陳就經常碰到一些無賴。

有個朋友捧了一隻青花釉里梅瓶請他「看一眼」，據稱說是清代雍正官窯，生意場上的朋友缺錢，只得將這件祖傳寶貝轉讓。

老陳對青花瓷不感興趣，婉拒了他。

但這個朋友還不死心，第二天打來電話請他陪著走一趟，拿這件瓷瓶去請教一位專家。

被對方纏得煩了，老陳只得答應。

兩人來到一個據稱是浙江大學教授的家，那個教授裝模作樣看了一下就說是好東西，值得花5萬元買下，在兩三年里肯定翻番。

老陳的朋友表示，既然專家這麼肯定，就決定買下，但「正好沒帶錢」，就請陳國楨代為墊付一下。

老陳已有警覺，仍然礙於情面為他墊付了一半，25000元。

朋友抱著瓶子出門，一臉歡天喜地的天真相，但到了家門口卻不抱回去，仍然放在陳國楨車上，表示既然讓老陳墊付了錢，這件東西照例押在老陳那裡。

可是過了一周，又是一周，這件瓶子還沒有贖回去，好不容易打通電話，對方厚臉皮地說：算是一人一半合夥買吧，等哪天瓶子賣出高價後再結帳分成。

至此，老陳知道上當了，那個無賴朋友再也不會贖回去了。

現在這隻青花釉里紅梅瓶就放在老陳的館裡，成了一個「反面教員」。

在古玩市場跌打滾爬三十多年，老陳積累了不少經驗，他在電視台做節目時，也向大家提供了五條經驗：一看、二摸、三掂、四聞、五緩（避免一時衝動）。

這次在故宮展出的一件唐代越窯絞胎虎子，就是在十多年前從一個古董商人處買來的，對方以為越窯歷史上沒有絞胎這個工藝，有點吃不准，老陳遂以不到20000元的價格買下。

現在這件具有標本意義的虎子成了國寶，再高的價老陳也不願出讓。

還有一件戰國琉璃蜻蜓眼陶罐，是老陳在上虞東關古玩市場發現的。

陶與琉璃的燒結溫度不一致，兩種不同物質入窯燒造的成功可能性極小，所以它對中國陶瓷史提供了特殊的樣本。

古玩店老闆自己也吃不准，而老陳曾在一本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出版的館藏品圖錄中看到過同樣的陶罐，於是果斷出手，以30萬元高價收入囊中。

事後他又得知美國波士頓博物館也藏有同樣的陶罐，相比之下自己的這件品相最好。

這次老陳將這個陶瓷罐也拿到北京，據故宮博物院專家估價，「保守估計，也值1800萬元。

」

為了追尋越窯，陳國楨從來就是「不計代價，買到再說」，這種「敗家子行為」引起了老婆、孩子的不滿。

有一次他在杭州古玩市場一個熟識的老闆那裡看到了一隻器形龐大、完整無損的越窯大碗，直徑有36厘米，釉色肥正，肯定是王公大臣用於祭祀的禮器。

對方開價300萬元，他口乾舌燥地還價到240萬元。

拍板後老陳到處籌錢，但一個星期過去，一分錢也沒有籌到，情急之下他就將自己價值800多萬的一幢別墅賣了。

老陳並沒有裝窮哭窮，就在記者與他對談的三四個小時裡，助手就來催了三次：某債主催討本月的利息。

多少呢？13000元，對像老陳這樣的人來說，這簡直不能算錢。

但事實上，老陳身上的數張銀行卡，連這點錢也沒法支付，最終還是請助手拿她自己的錢先應付過去。

建立平台實現分享，求人相助飽嘗炎涼

2001年，陳國楨赴京參加文物局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的中國宋代五大名窯真品與仿品鑑賞展，老陳提供了一些展品。

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故宮博物院中國古陶瓷協會秘書長王莉英與江浙省龍泉工藝美術大師毛正聰建議陳國楨創辦一家越窯博物館。

這個念頭其實在老陳心裡醞釀已久，此前朋友到他家來欣賞寶貝，一件件打開、講解，每次要花上一兩小時，如果一天接待兩三批，什麼事也幹不成了。

現在專家的這句話，正合他的心意。

後來，他在沈岳明、朱伯謙等專家的支持下，向有關方面提出申請，於2003年7月成立了「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

經過選址和裝修，這座「中國第一家」越窯青瓷博物館於2005年正式開館，記者採訪他時，門口正好掛著慶祝開館十周年的大紅橫幅。

有了這個平台，老陳初步實現了讓民眾分享越窯文化的願望，此後他幾乎每年都要主辦或參加幾個展覽。

有一年他挑選了200件以越窯為主體部分的古代瓷壺，在寧波舉辦一個《皕壺國珍》展，作為餘姚同鄉的余秋雨教授也趕來參觀，並為老陳題寫了一幅字：「兩百古壺藏家山，千年秘色畫遠祖」。

後來陳國楨還在寧波與上海開了兩家分館。

而讓老陳最為激動，也有點「鹹魚翻身」味道的一次展覽是在2013年11月22日至28日，陳國楨帶著他的一百多件越窯珍藏在北京大學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舉辦了《疊翠——浙東越窯青瓷博物館藏精品展》，展覽反響熱烈，同時也引起了故宮博物院專家們的極大興趣。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在展覽的最後一天準備坐飛機到上海公幹，趁登機前尚有兩個小時，就匆匆趕到北大看了展覽，一看大為震驚，馬上邀請陳國楨在2015年故宮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大慶之際，到故宮辦展。

單霽翔院長離開後，老陳還像做夢似的傻站在門口，有人從後面杵了他一下：「請私人博物館進故宮辦展，你可是破天荒的第一個噢，小泥鰍居然登龍門啦！」

故宮辦展當然是大好事，但事情並不是將藏品從北大搬到故宮那麼簡單。

為此老陳要與專家一起重新確定展品與展覽線索，出版畫冊，準備學術研討會，為此他整整忙了一年多。

還需要經費，沒幾十萬打不下來。

這個時候，老陳太需要錢了，餘姚幾大銀行曾經是老陳辦企業時的財神爺，但現在不肯再向他貸款了。

老陳最後只得向曾經接受過自己多次幫助的12位朋友發了簡訊，話說得相當客氣，還附上銀行帳號，但這12個朋友都裝聾作啞，最後還是一位藏友從旁邊得知這條簡訊，悄悄給他匯了10萬元。

「世態炎涼啊！這件事讓我真正認識到什麼叫勢利。

」老陳說，「有許多人說：你陳國楨是在哭窮，你的那些寶貝拿幾件出來賣了，不就有錢了嗎？告訴你吧，我不願意，真的不願意。

我買，也是從古玩商人那裡買，身份不明的人拿東西來，我不要，他或許就是盜墓者，我不能做違法的事，我收藏這些古陶瓷也是為了防止文物流失，我不能以此牟利。

」

有一次老陳在館裡接待一位大學女教授，兩人談得很投機，臨走前女教授提出想買三塊越窯瓷片回去作研究，老陳慷慨地讓她挑了三片，象徵性地收了她1000元錢。

她挑得相當專業，片片帶有紋飾。

出門前給了老陳一張名片，老陳一看，原來是日本某大學的教授，馬上將她手中的瓷片奪回來：「我不能讓這些瓷片流到境外，如果你帶著瓷片在海關被截住，我也要負連帶責任的。

現在這個錢我還給你，為了表示敬意，我可以送你一片作為紀念。

」

年復一年，老陳當年辦企業掙的錢就這樣坐吃山空了，發現越窯精品，不惜舉債購買，拆東牆補西牆，老陳向記者嘆了一口氣說：「現在我每月要還的利息就要30萬元。

」

老陳就一直按照這個模式運作下去，直至山窮水盡嗎？

資金緊張捉襟見肘，傳承文化亟需支持

接下來就應該探討這幾個問題了。

一是政府支持。

老陳在餘姚的這個博物館開了十年，每年租金15萬元，加上人工、安保、保險等其他開支，總共投進去兩千多萬，而老陳一直堅持免費開放的原則。

餘姚市文廣局經研究後也給過他一點補貼，但每年只有區區6萬元。

直到兩年前新任市長奚明得知老陳的困難後，給他免了租金。

市委書記毛宏芳也是關心他的，赴北大辦展就得到了他的有力支持。

「但是我希望政府的支持力度再加大點。

畢竟，越窯是餘姚的根，是餘姚的文化名片啊，我現在做的，也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老陳說。

二是如何講好一個故事。

專業的事情一定要以專業的態度和專業水平來達成，這是一個常識。

但記者在與陳國楨對談時發現，他的所有展覽都沒有策展人，前言請人代寫，展覽線索由他確定，展品說明由他標註，新聞通稿也臨時請人撰寫，所以遺憾與漏洞是難免的。

這也是民間博物館的一貫做法和盲點。

與國際慣例接軌，注入更大的文化含量，是他們面臨的共同課題。

再比如，陳國楨應上海海灣國家森林公園方面邀請，在那裡建了一個越窯青瓷博物館，但地處奉賢濱海，開館多年來知名度不高，遊客一進去會發現燈光布置不行，展品說明不詳細，文化含量不足。

最關鍵一點，遊園客人與收藏愛好者的興趣不在一個點上。

關於上海這個館，老陳也有難言之痛。

海灣國家森林公園是賣門票的，但老陳至今也沒有分到一分錢的門票收入。

本來說好場館是免租金的，幾年前換了一茬領導，又要收了。

「後來連通信設備也給拆了，萬一館裡發生火災或偷盜，打個電話報警都不行。

」老陳說，「我現在想退出，但公園方面又不放。

」

三是文化傳承。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湧現了一大批收藏家，他們中有些是有實業依託的，有可持續性，但另一個問題是，他們的子女對此不感興趣。

老陳的兒子也是如此，他從事體育健身產業，對越窯一竅不通。

老陳擁有6000件越窯，在全國收藏界可稱越窯專題收藏的龍頭老大，但這批藏品若要傳承至第二代，不同於資金轉移，而是需要專門知識和文化情懷來精心打理的。

許多收藏家步入老境，傳承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聚散一瞬間。

老話說：藏不過三代。

但在文化出現斷層的窘況下，兩代都成問題。

四是政策跟上。

按現行文物法規，像越窯這類高古陶瓷是不能進入市場的。

但事實上，民間私下交易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失海外文物的數量超過此前的總和，如果政策有條件地開放，不僅可盤活市場，讓收藏家以藏養藏，還能讓更多的文物留在國內。

像陳國楨那樣在收藏界有影響的人物，將文物買下保存在國內，應該肯定和鼓勵，如果進行扎紮實實的學術研究，並通過創辦私人博物館起到展示、教育、研究等功能，讓社會分享，則更應該支持。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北大、故宮為陳國楨舉辦越窯藏品，意義在於破冰，倒逼有關部門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地修改相關政策法規。

陳國楨告訴記者，前不久日本早稻田大學一位教授向他發出去日本辦展的邀請，但進入具體洽談時就提出文物所有權的問題，這個權屬不明確，出關就很困難。

也因此，陳國楨在北大、故宮辦展，並向故宮等文化機構捐贈越窯名器，也是一種「曲線救國」。

他想得很明白：只要越窯精品走出國門，就能產生巨大的文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