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文物西遷歷時十餘年無一件丟失 「文軍西征」創造歷史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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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南京博物院前身中央博物院籌備處

淪陷前的南京朝天宮

第一批古物南遷前廣場上集中擺放的木箱

文物打包裝箱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開始踏進中國。

他們不僅在軍事上侵略中國,對中國的文物也是虎視眈眈。

為避免珍貴文物受日寇劫掠和戰爭損害,一批有識之士殫精竭慮,開始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文物保護工作。

特別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上百萬件文物分中南北三線在日軍的炮火之下歷經了十年西遷,穿越了大半個中國,沒有一件丟失,沒有太大損壞。

文物的轉移工作之艱難驚險,堪稱文物保護史上之最。

大批有識之士誓死捍衛文物的氣魄,譜寫了中華兒女保護民族文化的慷慨之歌。

文物保護抗爭史

1931年9·18事變

為避免圓明園災難重演,故宮博物院文物向南遷移。

1933年4月

設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暫時接管戰亂中的文物。

1933年10月

北平古物陳列所文物劃歸中央博物院。

1936年7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劃歸中博籌備處。

1937年12月

南京淪陷前中博籌備處集中珍品40餘萬件。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

40萬國寶南遷中博籌備處

1931年9月18日,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軍隊占領了東北三省,進一步向華北地區進犯,威脅平津。

鑒於清末英法聯軍占領北京時火燒圓明園的罪惡舉動,導致大量價值連城的文物遭到焚毀或劫掠,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等有識之士,電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文物南遷以避刀兵之災的意見。

經國民政府批准,北平幾家存有文物的部門於1932年底開始派員精選文物,緊急裝箱分5批南遷。

除故宮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陳列所5414箱,頤和園640箱又8包8件,國子監11箱,共計6065箱又8包8件。

這些箱子裡共裝有242592件中國古代藝術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來的6411幅書法和繪畫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銅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時期的瓷器。

這些精選的24萬多件國寶,由國民政府委託故宮博物院派員一起將其南遷。

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國寶南遷大行動。

這批文物最先被運到上海法租界暫時保管,由於文物背井離鄉,所以後來這一批文物在點收後,均以「滬·上·寓·公」這四個字為館、處箱件區分編號。

(取用這四個字,意指這批文物臨時借租在上海,做了「寓公」。

「寓公」,古指失其領地而寄居他國的貴族。

後凡流亡寄居他鄉或別國的官僚、士紳等都稱「寓公」。

)

1936年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庫落成後,「自12月8日起,將滬庫所存文物分5批由京滬滬杭甬路局所備遷運專車轉遷南京,至同月17日,遷竣。

他如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之文物,亦一併隨遷。

此外,由於故宮博物院當時的主要功能是典藏,而國民政府及各界學術團體渴望能有一個完善的博物院,在典藏數千年傳統文物之餘,還能夠起到科學研究和公眾教育的作用,於是在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在南京應運而生。

傅斯年為中籌處主任,主持管理各項事宜。

中博籌備處自成立之始,就開始從私人收藏家手裡徵集文物。

其中,1933年10月,在蔡元培、葉恭綽、李濟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萬元的價格,購進了閩侯何敘甫繪園古物2000餘件。

後來,隨著不斷收購、撥交和派員主動到田野進行考古發掘,中博籌備處的文物庫底開始逐漸豐盈起來。

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故宮和中博籌備處的文物均集中於南京朝天宮。

其中,官方劃撥給中籌處的文物有20多萬件,再加上故宮文物,南京當時已經集中了全國第一流的珍品約40多萬件。

1937年日軍大屠殺之前

最高級別的國寶匯聚南京

1933年10月,北平古物陳列所的5450箱文物被國民政府劃歸中央博物院。

這批文物是清朝內府的珍藏品,包括了清朝及以前各朝代收藏的精品,分別存放在瀋陽的奉天行宮和承德的熱河行宮。

這兩個行宮的寶貝在清王朝結束、進入民國初期被轉移到了故宮博物院。

在故宮博物院的前三朝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東面的文華殿、西面的武英殿,一共五大殿建立了一個古物陳列所,奉天和熱河行宮不少於20萬件的文物被集中到這裡。

1933年10月,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北平古物陳列所遷到南京的文物撥付給中博籌備處。

我們今天在南博看到的很多皇家官窯器皿就來自於當初的北平古物陳列所。

「我們今天來看它的使用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都是最高級別國寶。

」南京博物院研究員陸建芳這樣告訴記者。

1936年國民政府又決定將北平歷史博物館的21萬件文物劃撥中博籌備處。

此時,除頤和園等處遷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撥付給中博籌備處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把它發掘的文物交給了中博籌備處,這些文物包括了殷墟出土的三千多片甲骨。

在中博籌備處,還有200多個青銅鼎最為引人注目。

裡面既有中國最大的青銅鼎——殷商時期的司母戊鼎,也有銘文最多的青銅鼎——西周時期的毛公鼎。

其中,毛公鼎上有497個字,極具史料價值。

鼎在中國文化里是國家重器,政權統治的象徵,江山社稷的代表,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

今天,南京博物院的44萬件的院藏文物讓人驚嘆不已,其中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數量眾多。

「其實,南博現在的豐富典藏是建立在民國時期的基礎上的。

那個時候,南博還不叫南京博物院,而是叫國立中央博物院。

」陸建芳說, 「我們現在還能在南博看到這麼多的重量級文物,眾多文物工作者在日軍對南京展開屠城前進行的文物西遷大轉移功不可沒。

江南時報記者黃勇程嵐嵐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

南遷文物再次西遷打包裝箱迫在眉睫

然而好景不長,8月15日日軍飛機轟炸了南京,形勢險惡,中央博物院的在建工程被迫停工,剛剛安頓下來的幾十萬件故宮南遷文物又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國寶必須再度轉移。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前,就預感到了戰爭臨近的威脅。

他未雨綢繆,很早就開始安排布置文物的裝箱工作,為文物遷移做準備。

今天,我們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庫房裡,還可以看到七十多年前文物西遷時的木箱。

歲月滄桑,木箱上的封條已破碎、風化,但封條上的字跡和印章卻依然清晰可見。

這些木箱見證了人類史上空前的文物大遷移歷史。

為了把這些珍貴文物儘快打包運走,當時故宮和中央博物院的所有人員紛紛投入到對文物進行打包的工作中來。

陸建芳告訴記者,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1萬多箱文物等待打包,可當時整個南京博物院(其前身為中央博物院)才多少人?日本已經在進攻上海,誰都不知道上海能頂住炮火多久,所以當時大家只能是夜以繼日地進行試摔實驗和文物打包。

由於文物的材質不同,所以不同的文物需要採用不同的材料、方法和手段,進行有針對性的打包。

「古籍字畫怕火、怕受潮、怕蟲蛀,工人當時在打包的時候就特別注意了防潮,另外裝這些文物的箱子也與其他箱子不同,裝其他文物的箱子都是木箱,而裝古籍字畫的箱子用的是鐵皮箱。

」陸建芳介紹,瓷器玉器是所有文物中打包難度最大的文物。

「全都是易碎品,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包裝不夠結實的話,萬一箱子摔了或碰了,箱子裡的文物也就完蛋了。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殺前文物全部被打包送走

為了保障這些文物在路上的安全,中央博物院買來大量嶄新瓷器,用各種方法對這些新瓷器進行保護性包裝,然後裝箱,對箱體進行加固。

「再把箱子從幾層樓的高度扔下來,看箱子和箱子裡的瓷器有沒有摔壞。

」陸建芳告訴記者,經過這樣的反覆試驗,最後終於找到了一種安全的方法來保護瓷器。

「箱子裡面鋪了好幾層。

直接跟文物接觸的首先是棉花,防止文物表面劃痕,然後用紙把棉花裹好,再在紙的外面使用稻草綑紮結實。

文物放妥後,再使用稻草塞滿箱子裡的每一個空隙,最後加固箱子。

這回,箱子再從幾層樓高的地方往下扔,裡面的瓷器終於得以保持完整。

「後來中央博物院就是採用這樣的方法,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內把1萬多箱、幾十萬件文物全部打包送走了。

就在中央博物院最後一艘滿載文物的輪船匆匆離開南京的3天後,也就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從中山門踏進了南京。

毫無人性的侵略者在南京燒殺姦淫,殺害了30萬中國人,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南京失陷後,日軍派出了330多名專家、360多名士兵,肆無忌憚地掠奪中國文物。

僅在南京,日軍掠奪的文物就可裝滿310輛大卡車。

「只差那麼一點點,中國的重要文物瑰寶就要落入日本侵略者手裡了。

現在想想,真是萬幸!」陸建芳深有感慨地說道。

如今,南博的特展館內,還可以看到當年文物大遷移時使用的木箱,一共268個,它們像藝術品一樣,整齊地排列著。

這些箱子上,還貼著當年故宮、北平古物陳列所和中央博物院等處的封條。

有的封條上寫的是「北平古物陳列所」,有的封條上寫著「博,3392」,「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等字樣。

目前,南博仍保存有5000多個遷移文物的木箱。

「木箱本身也是文物,它們保證了文物在顛沛流離時的萬無一失。

」陸建芳說,其中,「民國廿二年五月」就是1933年5月,正是南遷文物緊急裝箱南運的時間。

當年的南遷文物,南博已經陸續整理,並且正在陸續地陳列出來給觀眾參觀。

劉曉寧

抗戰前故宮博物院的一批文物曾南遷到南京,準備繼續西遷,其中一部分暫存在總統府的一個舊禮堂里,《富春山居圖》這樣的珍品也在其中。

而後來,南京在抗戰期間的文物西遷可以說是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西遷,西遷途中靠手推車和人力扛運文物,團隊航行時幾乎翻船,而抗戰後這些文物沒有一樣丟失或損壞。

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可謂「文軍西征」。

王曉華

1937年12月上中旬,存放在朝天宮的所有中央博物院、故宮的文物還有近10萬件等待裝箱西遷,但人手不夠!此時有在前幾年因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案蒙冤下獄剛出獄不久的肖湘沛先生不顧病體,挺身而出,主動承擔打包裝箱工作,並建議水路運往漢口。

終於趕在12月9日,日軍破城前將九千多件文物運出!在西遷過程中,文物工作者冒著敵機轟炸,山路崎嶇,激流暗礁,還有土匪、日本特務的覬覦,隨時有翻車的危險,不顧個人性命將國寶護送至西南,還有文物人員死在西遷路上,為了傳承保護中華國寶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不計名利,默默貢獻,他們保護下來的文物,堪稱抗戰史上的特殊的輝煌與豐碑!他們永遠值得民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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