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過難辨張大千：為得到敦煌壁畫，一邊畫一邊剝

沈尹默曾用「且安筆硯寫敦煌」稱讚從敦煌壯遊歸來的好友張大千。

張大千向來以「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的「小人」自居，只會動手畫畫，拒絕動口發言，僅有的「動口」與「立言」都留給了敦煌。

一次是做敦煌口述，由曾克耑筆錄的長達一萬餘言的《談敦煌壁畫》的畫論，一次是1978年的「亞太地區博物館研討會」上，張大千以「我與敦煌」為題做了演講，稱自己的敦煌之行是「略盡書生報國的本分」，足見他對敦煌之行的重視。

張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畫

1940年10月，張大千帶著三太太楊宛君、兒子心智，首次抵達敦煌，在當地雇用幾名泥水工人做助手，後因二哥病逝趕回重慶治喪。

1941年3月，張大千一家以軍團般的陣容再次前往敦煌，隊伍中除第一次的三人外，還有二夫人黃凝素攜帶幼子，工作助手四人，廚師一人，雜工兩人，以及每人每月五十個銀元高價聘僱來的五位藏僧畫師。

這一行十餘人，連同畫具、顏料、各種用具器材與基本食物，浩浩蕩蕩，西出陽關，共計騾車七八十輛之多。

有人曾當面問他敦煌之行目的，張大千不耐煩地說：「去臨摹壁畫呀！還有什麼旁的目的？」當再追問是誰出錢時，他高聲說：「我的錢呀！誰會給我錢？」這之後，再沒人敢當面問他這個問題。

張大千為了找一位擅於實物描繪的得力助手，特地約了徐悲鴻的學生、中央大學教授孫宗慰一起去敦煌。

可是，在他抵達敦煌的當晚，持手電筒進入最近的一處大石窟觀看，才發現窟壁上彩繪的美妙。

壁畫對他的吸引力，要比窟中彩塑對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接下來的三天，他大致觀察了一百多個大小石窟，幾乎每個石窟中都有精美壁畫。

經過慎重考慮，他決定放棄原來描繪彩塑的計劃，將之交由孫宗慰一人去做，他自己改為臨摹石窟壁畫。

由於改變太大，他帶去的畫具畫紙都不合用了，所有道具用品都得重新購置，同時，原定停留三個月的時間太短，至少要延長至半年，他才有足夠時間去為那密密麻麻有如蜂巢的石窟編號，並了解每一石窟中的彩塑及壁畫的大致情形，為臨摹做準備。

初步工作做妥後，他離開石窟，出去籌錢，併購置道具用品，增加助手，正式開始臨摹工作，臨摹預計兩年。

由於石窟內光線暗淡，張大千常一手秉燭或提燈，反覆觀看數次才畫上一筆。

1943年，張大千用20餘頭駱駝載著臨摹的276幅壁畫，回到四川，完成20萬字的學術著作《敦煌石室記》，並先後在成都、重慶展出所臨摹的敦煌壁畫，轟動一時。

陳寅恪評價他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

在他的呼籲和于右任倡議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於1943年成立。

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張大千（前排中）、張群（前排右）合影

但在敦煌期間，張大千臨摹壁畫的方式遭到了同界學者指責。

臨摹壁畫時，張大千發現洞窟里的壁畫竟有好幾層，要想看裡層精美的畫作必須把外層剝落。

竇景椿在回憶里提到一個細節：隨行人員為了讓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開剝落的外壁，由於用力過猛外壁被撕碎脫落。

雖有記載表明，這浮面的一層是張大千與于右任商量後，命士兵打掉的，但張大千多年仍背負「毀壞壁畫，盜竊文物」的罪名。

張大千沒有出面做出解釋，反而是他的朋友都為他辯護。

謝稚柳稱：「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里的菁華呢？」

為何千佛洞的壁畫會出現多層的情況？敦煌千佛洞現尚存北魏至清歷代壁畫，但是各朝代的壁畫是層層疊加畫上去的，北魏在最內，後來人在上層塗施泥土，重新繪畫。

張大千為了臨摹出所有朝代的壁畫，在畫完最上一層後，將其剝下繼續畫。

如此一邊畫一邊剝，才得到了歷代壁畫。

1942年，四川省立博物館館長馮漢驥、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德坤將情況報告給李濟，認為張大千這種通過毀壞壁畫來臨摹的行為，對文物保護上實在是一種無法補償的損失。

這期間，以王子云為團長的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在莫高窟做調查。

王子云目睹了張大千對壁畫的臨摹方式：「我們（臨摹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畫現有的色彩很忠實地把它摹繪下來，而張大千則不是保存現有面目，是『恢復』原有面目。

他從青海塔爾寺雇來三位喇嘛畫師，運用塔爾寺藏教壁畫的畫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畫，加以恢復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還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紅紅綠綠，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廟那樣，顯得有些『匠氣』和火氣。

」換言之，張大千雖然在毀壞外層壁畫時，留下了臨摹稿，但他的臨摹，並非對被毀壁畫的忠實記錄，相反，只是根據個人理解而繪成的「還原圖」，這就直接導致被毀壁畫已沒有任何可能再現，惟張大千擁有獨一份的帶有強烈個人印記的「還原圖」。

同年夏天，西南聯大教授向達去敦煌千佛洞視察，結識張大千。

向達見張大千終日在石室內臨摹壁畫，壁畫有單層者，有數層者；其中數層者，由歷代加繪積累而成。

向達親眼看到張大千命其子率畫工用了三日的時間，剝去外層，頗還舊觀。

張大千還開心地在壁上題詞：蜀都張髯大千。

張大千所臨摹的敦煌壁畫《隋文殊問疾》（局部）

以上內容出自傅斯年、李濟二人給於右任的書信中，他們請求于右任能以多年好友的身份制止張大千。

向達則繼續多方寫信，呼籲社會各界阻止張大千這種破壞性臨摹的行為，在給曾昭燏的信中說：「臨畫本是佳事，無可非議，而此輩對於壁畫，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畫架，即擱壁上，是否損及畫面，毫不憐惜。

並即以洞窟作為家人臥室，鎮日上鎖，觀者裹足。

而最令人憤恨者，為任意剝離壁畫一舉。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為北魏隋唐原開、經五代宋元人重修者。

畫面偶爾剝落破損，原來面目，暴露一二。

張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闊斧，將上層砍去，而後人重修時，十九將原畫劃破，以使灰泥易於粘著。

故上層砍去後，所得者仍不過殘山剩水，有時並此殘山剩水而亦無之者。

」

但向達的大聲疾呼，沒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事情於1942年底遭曝光，張大千遲至1943年11月才離開敦煌。

1943年4月，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致電敦煌縣縣長陳儒學，請他轉告張君大千不要污損壁畫，以免誤會。

與此同時，張大千被聘為「敦煌藝術研究院」籌委會委員。

同年11月，張大千才帶著自己的團隊離開敦煌。

就現有材料來看，張大千及其團隊，對敦煌壁畫的破壞，至少自1941年底延續至1943年初，至於破壞總量如何，因向達當年的統計資料散佚，今日已難詳細考證。

除破壞壁畫外，張大千很可能帶走不少敦煌文物。

據敦煌研究院資深學者賀世哲披露：「據我所知，張大千先生只是把張君義手交給前敦煌藝術研究所，現在還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餘文物張大千先生都帶走了，後來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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