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儒學現代學科地位是實現文化自覺的第一步

自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如今全球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劇，我國思想文化一直都而臨著來自外界及自身的不斷衝擊和挑戰。

在這對於整個人類歷史而言並不算長的兩個左右世紀裡，伴隨著國運的興衰變革，國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先後經歷了自我懷疑、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反思和自我覺醒的曲折路程。

在這場思想文化的爭鳴中，即便遭遇最低潮、最冰點的時期，依然有一個聲音、一種主張不絕於耳——中華文化的自覺和自信決不能消亡！而今，這個聲音、這個主張正逐漸壯大。

尤其在中國經濟和物質文明建設獲得重大突破的當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正日益成為國家文化建設的基本國策，成為每個文化工作者所強調和力倡的內容。

然而，我們要說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關鍵在於什麼？在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自我否認和自我遺忘之後，我們應當如何充實自覺與自信？

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自身的文化類型和形態，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意識，加強中華文化的主幹地位，在學理和學科上發展和鞏固自身的文化學術。

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有著5000餘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國，其包容的文化類型、文化形態可謂多種多樣。

如果要以簡練的語言來描述真正具有全國意義的「中國文化」，當然是：以儒學和諸子百家(包括釋、道)互補為結構，兼融各民族(甚至周邊各國)文化的多元一體的龐大體系。

這個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龐大文化體系自來就是所有中國人所引以為傲的精神家園。

然而，若一定要在這個龐大體系中確定一個核心主幹，不容置疑，它將是儒學。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中華文明的主幹，中國歷史及文化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到儒學的影響。

而儒學本身也在這種影響中接受影響，不斷地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足的經典體系、博大的思想內涵、豐富的文獻積澱和成熟的教育體制，以及實實在在的學科和思想文化體系。

從而，研究和重構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就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條件；重建儒學的現代學科地位，就是實現文化自覺的第一步。

資料圖

從經典上看，儒家有所謂《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三經》和《四書》等組合提法。

《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孔子繼承中國上古以及夏、商、周三代歷史典籍整理而成的經典教材，這些經典上記往古歷史文化，下啟後世思想智慧，它們既是此前歷史的記錄，也是此後新知的啟蒙。

老子云：「《六經》者，先王之陳跡也。

」《莊子》也稱之為「世傳舊法之史」，《六經》記載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亦即唐、虞、夏、商、周等歷史文化，是《六經》者述古之「史」也。

《六經》經過孔子整理和闡釋後，又成為歷史教科書，《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道志者，文學是也；道事者，歷史是也；道行者，規範是也；道和者，美育是也；道陰陽者，哲學是也；道名分者，政治學是也——《六經》綜合反映了上古哲學、史學、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內容，是《六經》者，又訓世之「經」也。

漢代儒者只傳《易》、《書》、《詩》、《禮》、《春秋》，謂之「五經」；東漢盛行「七經」，在五經之外另加《論語》、《孝經》；及到唐代，又將《易》、《書》、《詩》與《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和《周易》、《儀禮》、《禮記》合稱「九經」。

五代後蜀政權在成都刊刻「蜀石經」，在「九經」之外再加《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合稱「十三經」。

宋儒又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析出，與《論語》、《孟子》一道並稱《四書》。

中華5000年文明史，以《六經》為主體的儒家經典恰恰成為一個承上啟下的中介，中華前此2500年歷史因之以講明，後此2500年智慧得之以點燃。

宋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者，誠然。

從學術上看，儒學具有豐富多彩的學術思想，集哲學、政治、思想、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學術文化觀念於一體，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

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天人合一」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特有的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

「過猶不及」、「中正」、「中庸」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

「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作「新民」、立「新德」的指道思想。

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

「載舟覆舟」的君民關係論和「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

「士人、君子、聖人」和「內聖外王」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嚮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

「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無尚法寶。

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觸入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撐著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著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至今猶閃爍出熠熠光輝。

從實踐上看，儒學具有孝悌忠信的道德倫理、恭寬信敏的處世哲學和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

儒學尤其是一門修身之學、實踐之學，倫理道德學說構成了儒家學說的核心和靈魂。

儒家重視教化即思想教育，注重個性修養和道德情操培養，提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以天下為己任」，強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它雖然上究「天人」之際，下探「心性」之微，形上無象，玄之又玄，但在講究「博學」、「慎思」的同時，又特彆強調「篤行」。

它的「仁」便是要「愛人」，「義」便是要行而得宜，「禮」本身就是行為規範，「智」便是要知曉「仁義」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

儒家成功地將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安定緊密地結合起來，把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機地融為一體，從而使道德規範的約束功能與知恥自覺的自律機制更好地相輔相成。

儒學以其理論與實踐結合，個體修養與群體利益結合、道德修養與政治事業結合的學術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道德」、「民胞物與」、「孝親敬老」、「崇德尊賢」、「誠實忠信」、「見義勇為」、「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優秀品德，這是她有別於宗教神學的根本之處，也是其影響中國歷史文化，乃至至今仍有其旺盛生命的魅力所在。

從文化成果上看，儒學具有龐大豐富的文獻載體。

儒家是以經典教育為本位、文獻創造為特色的學派，儒家在歷史上產生的學術文獻數以萬計。

自孔子修訂《六經》而後有儒家文獻；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而後有儒家知識群體「弟子三千」；自《左傳》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觀後，形成了儒者以「著書立說」來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

放眼世界，傳世的古典文獻以中國為多；而考諸中華，傳世古文獻中又以儒家最盛。

這些數量龐大的儒學文獻，遍布經、史、子、集，內容包括儒家經典的註解和疏證，儒家諸子智慧的發揮和更新，儒學歷史的記錄和考訂，以及儒家文化的推廣和弘揚。

它們是文化的載體，是智慧的記錄，是中華文明的核心骨幹。

加強對它們的整理和研究，是認識中華古老文化的主要途徑。

從信仰上看，儒學具有多元一體的信仰體系。

班固說：「儒家者流……助人君順明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

」(《漢書？藝文志》)「助人君」是其政治功能，「順陰陽」是其宇宙功能，「明教化」是其社會功能，「六經」是其經典體系，「仁義」是其理論核心，而堯、舜、文、武、仲尼的聖賢信仰，亦是其立教的道統體系。

儒家正是以本民族的聖君賢士作為楷模，以尊天命、順陰陽為其哲學依據和宗教情懷，以《六經》為之教典依據，以「仁義」為其理論基礎的學術流派，這一整套理論體系和價值體系，是指導和引領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和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也是中華學人慧命永存、日新其德的精神家園。

從教育上看，儒學具有成功的教育經驗。

孔子是中華民族的「至聖先師」，開創了私人辦學的先河，他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位職業教師，具有「性近習遠」、「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啟發」、「激勵」等教學思想和教學方法，他有弟子三千，達徒七十二，形成了龐大的儒家學派。

後世儒者如子夏、子思、孟子、荀子之徙，讀其書，繼其志，遊說四方，傳道授業，繼承和弘揚了儒家學說，也積累和豐富了儒家教育經驗。

西漢漢文翁在成都設石室傳授儒家《七經》，首開郡國立學傳播儒學先例；漢武帝開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並在全國推廣文翁經驗，大興郡國之學；還在全國舉明經秀才，儒學於是成為全國教育的主體內容，也成為量士衡才的終極指標。

後之繼起者，無論是後漢三國，或是兩晉南北朝，或是唐宋元明清，都毫無例外。

歷代王朝，繼承和發展西漢以太學(或國學)、郡國府學傳播儒學的教育設施，還創造和更新了以明經或科舉選拔人才的選人制度，積累了豐富的教育、考試和選材經驗。

為中國古代社會培養和造就了眾多的優秀人才，也啟迪和影響了西方文官制度的產生。

儒學的這些豐富內涵，在中國歷史上曾經產生過重要和積極影響，儒家經典是中華學人述古知新的知識源泉，儒家思想是中華學人的精神家園，儒家文獻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儒家倫理是中華志士修身齊家的理想模式，儒家教育理論和實踐也是中國人造就人才和選拔人才的成功經驗。

儒學在歷史上作為天字第一號的學術，是維繫「大一統」局面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廣泛的文化認同的重要理論基礎。

在它的陶冶下，曾經造就了大批的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為人類歷史文化創造了輝煌燦爛的精神財富。

在儒學指導下的中國社會，也曾出現過「大漢文明」、「大唐文明」、「大宋文化」等一個又一個太平盛世和文化高峰，在歷史上多次擔當起世界文化中心的作用。

這些成就的取得，因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具有主導作用的儒家學說自然功不可沒。

歷史降至19世紀末，中國儒學一枝獨秀的歷史瞬間成為明日黃花，孔廟被拆、書院轉型，尤其是民國初年全盤吸收西方學制，將儒家經學從教學計劃中取消，從此在中國教育界再沒有儒家的地位。

中國儒學被虛化、被肢解、甚至被遺忘，「中國儒學」在自己的國度頓時成為遊魂孤魄，無處庇身、寄託！現行的所有學科設置、圖書分類和項目管理體系，均不見中國儒學的身影！

自茲往後，百餘年間，在普遍的疑占批儒風潮之下，曾經是考古知新的儒家經典被疑為非偽即殘的零篇斷簡；曾經是精神家園的儒家思想被批駁成腐朽落後的罪因禍源；曾經是修身齊家良言的儒家倫理被誣衊為愚忠愚孝的害瘤毒草；曾經記載了中華數千年思想文化成果的儒家文獻也被斥為封建落後的故紙殘書；曾經是淑世濟人的儒家教育經驗也被不加判斷地盲目拋棄和清除！在文化教育領域，甚至發展到唯西是信、唯西是崇的地步，對西方舶來品，曾經幾乎完全不加辨別地模仿吸納。

一時間，消極與積極、宗教與迷信，沉渣泛起、謬種流傳，各種稀奇古怪的理論和價值觀充斥神州大地；重功利而輕操守，重技術而輕文化，更是泛濫教育領域。

這樣做的結果，雖對中國人接受新事物、傳播新思想開闢了道路，但同時也導致中華民族信守了2000餘年的核心價值觀念大廈頃刻隳墮，中華民族固有精神家園隨之破裂失守。

連續近百餘年歷史里，中華傳統遭到亘古未有的破壞，儒家學說也遭到史無前例的打擊。

此實思想學術的劇變，也屬儒家文化的浩劫。

在儒學誕生、流傳並主導了兩千餘年的國度里，諸如「儒學在哪裡」、「儒學為何物」、「儒學到底有何價值」、「儒學研究從何著手」、「儒學人才如何培養」之類本不應該存在的問題，此時卻竟也成了十分棘手、不得不加緊進行研究和探討的「問題」。

實際上，這不僅是文化遺忘、傳統失落的後遺症，更是精神空虛、思想混亂的惡果。

可喜的是，當一些短視之人尚迷失於一味追求GDP簡單拉升的歧途之中時，黨和政府已清楚認識並指出：「一些地方和單位對文化建設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夠；一些領域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一些社會成員人生觀、價值觀扭曲。

」這種「富而不知禮，貴而不幸福」的現實，再次提醒全國人民：「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

」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

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

」(《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終於夢醒，國人終於自覺，這是好事，也是大事！

在物質文明建設獲得初步成功，而民族文化的建設、民族自信的樹立仍然任重而道遠的當下，黨和國家適時提出了「加強文化自覺，提高文化自信」的號召，這無疑是斯民之幸，斯文之幸！

然而自覺從何始，自信從何來？鄙意以為，自覺應從認識自己的悠久的歷史文化開始，自信當從繼承和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中來。

我們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曾經創造了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輝煌文化，研究好中國的歷史文化，提煉其優秀的合理內核，就是增強文化自覺、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條件。

如果說「學在學府，用在官府，行在士民，化成天下」的話，作為在高等學校執行教書育人功能的我等學者文人，正應當將影響中國文化至深的儒家學說加以深入研究和總結，加強儒學的學科建設、學術弘揚和人才培養，使儒學重回淑世濟人的領域。

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重建儒家經典的闡釋體系、重構儒家的精神家園、重倡儒家的實踐倫理、精研儒家的文獻典籍、重溫儒家的教化理論，使當代中國大學生在經典上、思想上、倫理上、文獻上、教育上，重新得到儒家的關懷和陶冶，同時也促進儒學的現代更新和轉化，以適應變化發展了的當代社會。

以上淺見，定有不妥之處，希請達人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