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技文化繁榮與工匠精神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無論是土木工程還是航海技術，無論是印刷還是火藥，無論是機械、紡織還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工匠精神。

宋版書為何價值連城

明嘉靖年間，進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裡藏有宋刻版《後漢記》一書，書中還有陸遊、謝疊山等前朝名士的親筆題簽，這一消息對於一個痴迷宋版書的藏書家而言，無異於找到一個地下寶藏，內心十分激動，便託人去向主人商談轉讓價格。

書的主人放出話來，書價免談，除非用一位美婢來換。

看來書的主人對朱大韶愛書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這樣一個主意。

沒想到，朱大韶愛宋版書更勝過愛美人，得知書的主人提出的條件後，他毫不猶豫地決定用心愛的美婢來換取這部書。

而跟在朱大韶身邊多年的這位美婢受其薰陶，頗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決定後非常傷心，臨行前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

無端割愛出深閨，

尤勝前人換馬時。

他日相逢莫惆悵，

春風吹盡道旁枝。

——你現在用我去換書，無端捨棄我，比古人換馬還決絕，以後咱們相遇了你也別難過別後悔，就像春風吹過路旁的樹枝，我們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僅是書痴，也是情種，讀到詩後方才後悔不迭，從此對她日思夜想，竟然憂鬱成疾，很快就死了。

與朱大韶以美婢換得宋版書類似的趣談還有很多。

明代大文豪王世貞就不惜以一座祖傳產業山莊來換一部宋刻善本書。

一個偶然的機會，王世貞遇到書商出售宋刻《兩漢書》（《漢書》與《後漢書》的合刻），非常欣喜，奈何手中買書的錢不夠，求書心切的王世貞便與書商商議，以自家的一座山莊來換取這部書。

明末藏書家毛晉建有著名的藏書樓汲古閣，而且還雇高手將宋元刻本另行手抄出版，「窮搜遍索四海枯，手抄筆錄近蠹魚。

汗牛充棟十萬卷，流布天下古今無」。

為了求得宋版書，他在自家門口貼了一張告示，願以每頁200文錢的價格求購宋版書：「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以至於時人稱：「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

」

清代藏書家、浙江海寧人馬思贊嗜書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陸狀元通鑑》，多次求購未成。

然而，天緣湊泊，機遇垂青，後來查家要安葬親人，選定的吉地正是馬家的田土，馬思贊聞訊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畝換取了這部書。

清代乾嘉時期有「五百年來藏書第一人」之稱的蘇州藏書家黃丕烈，積半生之力先後收藏宋版書達二百多部，並專建一房貯藏，命名為「百宋一廛」。

他還首開祭書禮，每到年末，他就把自己心愛的書陳列在案頭，用鮮花作供，焚香，然後大禮參拜。

為什麼宋版書價值連城，值得用良田美女來換？我們先來看看學術界對宋版書的評價。

第一，宋版書富有美學品位。

宋版書的版式風格美觀大方活潑多樣。

雕版印刷技術至宋代已臻成熟，無論書寫還是刻印都相當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收藏價值。

在收藏界，素來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

明代嘉靖年間的錢塘學者高濂指出宋版書的優點是：「宋代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故以宋刻為善。

」

第二，宋版書的用紙與裝幀富有特色。

宋人印書多用皮紙和麻紙，這種紙紋理堅緻有韌性，印出來的書版式疏朗雅潔，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數。

宋版書的裝訂形式多採用「蝴蝶裝」。

方法是將書頁面對面相對摺齊，在書頁反面版心的地方用糨糊粘連，再用較厚的紙包裹作為書皮；從外表看，厚皮包背，相當於現代的精裝本，但更便於閱讀。

讀者翻閱時，書頁兩邊打開，平坦不用捲起，如蝴蝶雙翅，故稱「蝴蝶裝」，簡稱「蝶裝」。

這種裝幀方式要勝過清代盛行的「線裝書」。

雖然「線裝書」在宋代也已出現，但時人就發現線裝書有一個缺點：「若縫繢歲久斷絕，即難次序」。

第三，宋版書的刻書選用字體非常講究。

宋代三大刻書中心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麗俊俏的歐體字；蜀本多用雄偉樸拙的顏體字；建本字形介於顏、柳之間，橫輕豎重。

印書用墨也很講究，色澤清純勻凈。

今人稱用料、印刷、裝幀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書卻還有書法美學的內涵在，這一點是後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書家曹溶為另一著名藏書家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撰序時，明確地闡述他藏書的標準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

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

」

也許人們覺得宋版書價值連城是因為「物以稀為貴」，其實這種想法是片面的。

書的價值主要在於其閱讀價值，宋版書的可貴就在於其刻書的質量，否則不會成為學者們特別是目錄學家治學的重要依據。

工匠精神推動宋代科技文化繁榮

「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以文德致治。

」宋太宗的這句話揭示了宋人對書的重視。

宋代的出版業非常繁榮，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種。

學術界稱官刻刊印裝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審，坊刻內容廣泛，總之各有特點。

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即開始刻印歷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經》——《開寶藏》，歷時12年，刻書1076部。

這次大規模的雕版印刷，不僅積累了豐富的印刷經驗，還培養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書數量之多，效率之高，達到前無古人的地步。

紹興二年（1132），湖州（吳興）王永從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資福禪院大藏經》，全經5480卷，用時僅一年，參加刻經的工匠多達260餘人。

有宋一代刻書總量11000多部，幾乎達到了西漢至五代的一半。

數量和效率並沒有影響刻書的質量，這不得不歸功於其工匠精神。

從上面提到的宋版書三大價值中就可以看出來，宋代刻書工匠不僅富有創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細刻。

這些工匠可以說都是善於一種或幾種書法的巧匠，其審美水平絕不亞於今天的文人。

從筆畫到插圖，從版式到字號，從校對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這其間工匠們精湛的藝術功力和敬業專注的職業精神，盡在字裡行間。

可以說，蘊含在宋版書里的工匠精神，堪稱真正的中國製造。

這裡面包含著書法美學、雕刻工藝學、排版學、校對學等多門學問。

宋代詞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說：「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

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

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可見，時人對印書的標準、等級有著清醒的認識，易成者難工。

宋版書只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個縮影，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導論中提到：「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是的，無論是土木工程還是航海技術，無論是印刷還是火藥，無論是機械、紡織還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工匠精神。

宋版書本身也是宋代科技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產物。

開始於隋朝的雕版印刷，經宋仁宗時的畢昇發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並由蒙古人傳至歐洲，所以後人稱畢昇為印刷術的始祖。

中國的印刷術是人類近代文明的先聲，為知識的廣泛傳播、交流創造了條件。

畢昇原不過是宋初的一個杭州書肆刻工。

慶曆年間，他根據實踐經驗，發明了膠泥字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

可以一字多用，反覆使用，省時省力，節約材料。

這一發明，改變了歷史。

這一發明，看似簡單，卻並非一日之功。

試想，一個工匠，如果沒有工匠精神，天天琢磨，勇於探索創新，反覆試驗，怎麼可能有此收穫？

指南針的發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戰國時期的司南，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寫到他對指南針的用法做過四種試驗，即水浮法、縷懸法、指爪法和碗唇法。

他還經過精密的實驗，發現磁針指示的方向並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東南，這種發現在科學上叫磁偏角。

指南針的發明和傳播，促進了世界航海事業的飛躍，「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馬克思語）。

這一發現最關鍵的因素就是磁化技術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並且導致指向器形制新的演變。

作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約瑟語）的沈括，其背後科技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工匠和工匠精神。

《武經總要》記載：「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型，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

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

」這就是利用地球磁場使鐵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術，其中每一個細節都彰顯出偉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醫學成就也令人矚目，特別是針灸。

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的「宋天聖針灸銅人」這一醫學史上重大創舉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

銅人由青銅鑄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體格健美，有頭髮及發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褲及腰帶；人形正立，兩手平伸，掌心向前。

銅人被澆鑄成前後兩部分，利用特製的插頭來拆卸組合，體現了當時較高的人體美學和鑄造工藝。

愈是重大的科技創新愈是需要工藝精神，北宋末年李誡的《營造法式》是建築技術的總結。

建築學家喻皓不僅寫出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木經》，還親自設計、主持建造了13層高360尺的開封開寶寺木塔。

天文學家蘇頌編著的《新儀象法要》，代表11世紀中國在天文學方面的重要成就，他與韓公廉研製的「水運儀象台」，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

這些都凝結著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銳意進取、潛心專注的工匠精神。

洪邁《夷堅志》記載了許多宋代市井百工如醫工、園藝工、陶工、鑄造工、雕塑工等，他們中大多有巧奪天工的神奇技藝，如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一個從四川來的叫劉幻的園藝工，憑著高超的嫁接術和獨特的工藝，於正月間，形成奇花競開的局面，「枝萼晶瑩，品色迥絕。

酴醿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

池冰未消，而金蓮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絢，不可勝述」。

或者有著嚴謹求精的科學態度，如弋陽人易生，好觀星象，慶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饒城，與同行徐謙討論曆法。

二人都發現近旬日月的推演計算有差誤，為了進一步核實具體的誤差，二人不懼寒露、勤勉執著地觀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規律。

或者熱愛生活、敢於科學幻想，如有人想發明保溫瓶，有人想進行器官移植。

連繪畫都不例外，陳聰景認為，兩宋花鳥畫能取得輝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鳥畫家有著嚴謹專注、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工匠精神為支撐，也是他們崇尚修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結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麼來的

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載的工匠精神是怎麼來的呢？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

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書籍，需經過若干道精細工序才能最後完成，都有賴於一批刻書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

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

前文中湖州王永從一家刻書就能僱傭到260多個工匠，由此可見，宋代刻書工匠之多。

《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即早辰橋、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謂之雜貨工匠，……隨手即就」。

此時的江南雖稱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書業發達的重要原因。

據張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裝褙工》一文考證：宋代刻工可考者約有3千餘人。

日本書志學者長澤規矩也潛心於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編》。

北宋呂正臣，「募工徒，斬木鍛鐵，制器利用，視他工尤精密。

人人予一，己獨予三，人出取三，我獨取一。

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御，其器皆呂氏作也」（李昭玘《樂靜集》）。

這說明呂氏之成功得益於他重視招募高級工匠。

宋代發達的礦冶煉鋼、營造技術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撐。

能工巧匠一多，社會上科技氛圍就更濃郁，還激發了工藝競爭和經驗總結。

印刷術又促進了科技書籍的刊行、推廣和普及，北宋刊刻發行的《算經十書》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數學書。

宋代甚至還出現罕見的數量豐富的科技碑刻，不僅傳播了科技知識，而且營造了濃厚的科技氛圍。

宋代工匠之多，離不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工匠的社會地位很高。

在中國古代大部分歷史時期，士農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雖然《考工典》說，「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

」《墨子》也說過：「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

」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卻始終將工視為「末業」，是奇淫巧技，讓人玩物喪志。

到了北宋時期，由於政府的倡導、重視，以及市民社會的發展，這一觀念的束縛被衝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業獲得飛速發展，工匠和工匠技藝越來越受人重視。

表現在人才政策上，開寶三年（970年）正月朝廷發布《舉孝悌詔》，要求「孝悌彰聞、德行昭著、擅鄉曲之譽、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舉，但又規定「有奇才異行者，不拘此限」。

宋真宗以後，制舉錄取對實用技術人才的選拔趨於定製和穩定。

北宋末年，士農工商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開始從事工商貿易活動。

徽宗時期的宰相李邦彥就是銀匠出身：「李太宰邦彥起於銀行，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為恥。

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出宰相正為嘉事，何恥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門第的限制，這從制度上有利於工匠地位的提升。

宋代陳襄筆下《百工由聖人作賦》中的工匠簡直是一種有著哲匠般崇高的職業：「統爾六職，良哉百工。

何藝事以斯作，由聖人而是崇。

辦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適用本惟睿以興功。

賾姬旦之明文，見東官之盛典。

謂夫智之出也，始剏物以興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盡善。

嘉眾藝之勃興，本聖謀而不闡。

攻金攻木資浚哲以裁成，作舟作車由靈機而洞顯。

自茲立器為利，因材究奇。

雖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規為。

既執技而紛若，誠取法以宜……且夫國有四民，工分百事。

或居肆以成業，或飭材而興利。

率皆因上聖以資始，致宏規而綽備。

依於法而游於藝，肇自神謨。

智者憂而巧者勞，出由睿意……修事之經始者，必資於善謀。

伊眾制之雖盛，非聖作以奚由……雖雲代守其業，但見作者之聖……祖述雖資於匠者，經營率自於古人。

按乃度程，實聰明之製作勤乎，朴資睿哲之經綸……今上方稽古，道而復淳，立是工也，體聖明之所作。

」

到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指出：「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葉適的門生、學者陳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將工匠與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對於國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

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俸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

工勤於技巧，則可以易衣食。

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

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襲等傳統。

入明以後，嚴格的匠籍制度規定匠不離局、匠役永充，凡被編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脫籍，這些規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

試想，一個社會如果工匠沒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識就會喪失，其職業精神、創新精神焉在？遑論工匠精神！

宋代重視科技教育，設立算學、醫學、武學等專科學校也給我們一個啟示，要重視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的重點當然是培養能工巧匠，以及工匠們的職業精神和創新意識，然而當前社會上卻普遍瞧不起職業教育、職業院校。

在人們的意識里，只有成績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學的人不得已才會進職業院校。

甚至很多職業院校畢業的學生自己都沒有自信，感覺低人一等。

這樣的社會意識、自我意識怎麼培養工匠精神？倡導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現代工匠的社會地位。

其實，各行各業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職業精神。

具體反映職業精神的一點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

宋代刻書者往往把刻書工匠的姓名、堂號，或書坊字號、刻書年月等事項刻於書中。

這不同於一般質量考核而規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種自我意識或者說職業榮耀。

這也就發展成了後來的版本版權之說。

如紹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末刻：「公羊公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浙江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舊，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

紹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

工匠通過自己的勞動，不斷積累財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地位。

宋代工匠的經濟收入前人有過研究，北宋慶曆年間，「都下馬吉以殺雞為業，每殺一雞，得佣錢十文，日有數百錢」。

在市場上以殺雞為業的小工每天的工價是數百錢。

宋徽宗年間，州縣官往外地赴任，需僱人搬家，「日給雇錢人二百，往往遠指程驛，務多得雇錢」，可知當時搬運工的日工價是200文以上。

「鄂之人有樂生者，任水鬻於市，得百錢即罷休。

以其僦屋飲食之餘，遨嬉於邸戲中。

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常。

」每天賺到100文錢，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樂。

由此可以推知刻書工匠的收入，絕不會低於普通工匠。

這一傳統延續到明朝中後期的江南，工匠在經濟上都是較為富裕的。

「萬曆三年巡撫宋儀望裁定徭里會計冊：學道書院門子一名銀二兩……胥門逓運所防夫十名裁革共減銀六十兩；稅課司巡攔十一名裁革共減銀三十三兩；工部織羅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幫役銀一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

」可見，工匠的工資是根據其價值來分等級的。

按照價值交換原則，只有讓工匠按勞取酬，享受與之匹配的經濟收入，感受到勞動尊嚴，方能推動其科技文化自信，激發出其職業精神，從而培養出工匠精神。

（作者：劉緒義，系國家稅務總局長沙稅務幹部學院教授）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劉緒義
•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於「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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