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寶雞訪石鼓山考古

在石鼓閣眺望西周墓所在的小山頭 賴城釗 圖

石鼓山西周墓地3號墓 出土的高領袋足鬲

商周兩大王朝更迭這一風雲際會的時刻，在考古中究竟會是什麼面貌？今天起在上海博物館開幕的「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青銅器展」或許會給出一些回答。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專程赴陝西寶雞等地就此進行了走訪。

在考古報告尚未及發表之時，考古學者們分別根據自己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經驗，講述了他們在目前這一階段對石鼓山墓葬的認識。

韓少華

11月12日在上海博物館開幕的「周野鹿鳴——寶雞石鼓山西周貴族墓出土青銅器展」將展出自2012年以來在陝西省寶雞市石鼓山發現的兩座墓葬中出土的商周時期150餘件青銅器。

石鼓山位於陝西省寶雞市區渭河南岸。

自1980年代開始，就不斷有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出土。

2012年3月、4月，兩次出土商周時期的青銅器，6月又發現了一批青銅器，隨即組建了考古隊，在進行搶救性發掘的同時，進行考古調查、鑽探。

在全面勘探的基礎上，於2013年8月至12月對墓地進行了發掘。

在2012年和2013年的兩次發掘中，分別清理的M3、M4(即三號墓和四號墓)，均受到公眾極大的關注。

為什麼平均一年一座墓葬的考古工作，會如此引人矚目？對於僅僅兩座墓葬的考古發掘能讓我們對周代先民的生活習俗增加怎樣的認識？商周兩大王朝更迭這一風雲際會的時刻，在今日的考古發現中究竟展現出什麼面貌？

心頭挂念著以上這些疑問，《東方早報·藝術評論》記者來到了陝西省寶雞市。

寶雞的地里能長出青銅器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占奎留著一口長髯，見到《藝術評論》記者時，他先拿自己開涮「我王鬍子是考古圈有名的臭手，往往是只要我一到工地，就不僅出不了青銅器，連大陶片都不出了。

」由他擔任領隊的石鼓山M4的發掘，則不僅發掘出了青銅器，而且還一點兒沒見盜擾的痕跡。

儘管已到了將退休的年紀，自承「對挖青銅器的慾望也不高」，王占奎在言談中仍難掩眉梢上的喜色。

他告訴記者：「別地兒的地里長莊稼，寶雞的地裡面長青銅器。

」

地裡面能長出青銅器，這個比喻誇張嗎？試想在西周時期，寶雞所在的關中地區屬周王室的畿內，畿內沒有諸侯，但貴族的采邑遍布，方十里即可為一族的采邑，某一采邑之下或許還會有再分配給家族子弟的更低級別的采邑，更不論在先周時期從西北的隴山兩側進入關中的西北文化的族群以及從西南經大散關而來的巴蜀文化的族群，他們在關中定居最後或許與姬姓周人漸漸趨於融合，終於成為足以滅亡商朝的強大力量。

在土地面積如此有限的關中地區卻發生過如斯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變遷，今日關中六百里沃土之下，一定蘊藏著青銅文明時代的豐富堆積，就可想而知了。

于海外遊歷訪其博物館的中國青銅器收藏時，中國的參觀者也往往能發現其展品標籤上對於出土的標識十之八九會寫著「寶雞」，或寫「寶雞鳳翔」，或寫「寶雞扶風」，或寫「寶雞戴家灣」。

流於海外的寶雞出土青銅器恐非今日一張列表能窮舉，而海內青銅器收藏之重鎮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亦舉目皆是出自寶雞的鐘、鼎、簋、卣、壺、尊、彝、盤。

甚至於晚清四大國寶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盤都出自於寶雞(毛公鼎於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原藏陳介祺、端方、葉恭綽、陳詠仁，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散氏盤傳乾隆初年於陝西鳳翔出土，先藏揚州徐氏、洪氏，乾隆年間入內府，咸豐初複流入嵩文仲處，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大盂鼎與虢季子白盤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驅車自西安赴寶雞，一路向西，下高速往寶雞市文物旅遊局，要再折返向東，遂途經鬥雞台。

久居江南之人，無法想像關中地區層層土台的自然地理風貌，從下往上看，似乎是要攀登一座丘陵，拾階而上才發現登上的是一座天然的土台，台上依然是一派沃野。

這是天然的防禦工事，用占卜之士的老話說叫「風水好」。

鬥雞台是十里舖地區和戴家灣一帶的泛稱，大約北以塬坡為界，南臨渭河，西起劉家溝以西，東至楊家溝，為東西略長、南北稍窄的北坡下的二階台地。

鬥雞台的風雨

今之寶雞，即昔之陳倉，一般以為陳倉城分為上城和下城兩座城池，上城即是秦國歷史上著名的都邑——汧渭之會，即汧河和渭河的交匯之地，也被認為是今之戴家灣地區。

《史記·秦本紀》載：秦文公「四年，至汧渭之會。

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諸侯。

』乃卜居之，占吉曰，即營邑之」。

秦文公四年時(公元前762年)在汧渭之會營造都邑一般被認為是寶雞市的建城時間。

鬥雞台上原有陳寶祠，始建於秦文公十九年(公元前747年)，《史記·封禪書》中記：「文公獲若石雲，於陳倉城北阪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雲。

野雞夜雊。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於1930年代來此作田野考察時還曾住在祠內，並於1948年出版的《鬥雞台溝東區墓葬》中論及「(陳寶祠)以現在的祠堂廟規模而論，可謂平淡無奇，一無可取。

但就寺廟的歷史而論，則又極不平常，值得大書特書。

第一，此祠在我國古代的神祇祀典中，恐為最富於浪漫色彩的一個。

第二，此祠在海內古神祇中，除天、地、龍王之類，似建立最早。

第三、此祠自秦文公初建至現在，雖史料殘缺，不盡可考，然其間存續之跡，大半可辨，享祀之久，海內無二……然則所謂『若石』，所謂『陳寶』，原不過『流星』、『隕石』特神乎其說也」。

陳寶祠在當年香火已不旺，但尚且有三間窯洞為廟，1970年修西寶複線時則終被拆毀。

蘇秉琦從1934年起在渭河流域從事田野調查，參加了寶雞鬥雞台墓地的發掘，這次考古發掘也被視為陝西考古發掘的「第一鏟」。

蘇秉琦此後在回憶那段經歷時，認為那時中國的考古事業剛剛起步，遠古時期的許多歷史問題不清，「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則古書所載與之有關之史料，數量極少，無參證比較之餘地，真偽正紕，無法核定。

且意義暗昧，頗多難索解處實為學術辦之最大缺憾」，因此由國立北平研究院與陝西省政府聯合組成了陝西考古會，選擇地點，實施考古發掘，以解決上述之問題，考古會根據北平研究院的徐炳昶等先生在鬥雞台戴家灣的調查，以及黨玉琨在鬥雞台戴家灣的盜掘線索，把發掘的重點放在周秦「二民族之都邑及其附近」，因為他們認為，「一民族都邑附近，頗難任他民族之勢力逼此處」，文化特點比較突出。

鬥雞台地區不僅商末周初的地位相當顯赫，而且是秦人受封享國後的都邑所在地，所以，經過反覆調查和篩選，他們就把發掘地點選在了鬥雞台戴家灣村的陳倉古城遺址附近。

與陝西省的考古研究者聊鬥雞台，他們即先言「蘇公」，再提及個名字「黨玉琨」，而與鬥雞台一帶的老鄉聊天，則不聞「蘇公」，只得「黨玉琨」了。

軍閥黨玉琨是與靳雲鶚、孫殿英齊名的民國「三大盜寶梟雄」，他曾說：「古董為天下之寶，以之饋贈，可以討對方歡心，以之出售，可換回槍枝彈藥。

」在上世紀80年代的調查中，當地的農民透露，在黨玉琨盜寶之前，每逢雨季，戴家溝東西兩側的坡體經暴風雨的沖刷剝蝕，常有「寶」暴露在溝沿的斷壁上，農民在犁地時，也常常發現文物，這些出土的寶物多被賣到了鳳翔。

古董店鋪是黨玉琨經常光顧和獵取文物信息的重要場所。

1927年秋至1928年的春夏之交，黨玉琨徵發寶雞、鳳翔、岐山等縣的民眾上千人在戴家灣持續進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盜掘文物活動，共挖出青銅器上千件，其中就有這次石鼓山也發現過的、罕見的「青銅禁」。

銅禁中的一件很快流入日本，但最終又傳入國內，被天津博物館收藏。

黨玉琨盜挖的文物雖然經過的人手和流傳的渠道很多，但基本上是經黨玉琨、宋哲元、肖振贏這條線，並以鬥雞台、鳳翔、西安、天津這條路，流到海內外各地，其中流出海外的方向主要是日本、美國和英國。

出土於寶雞而終流散於海外的青銅器，還有一部分屬晚清重臣、大收藏家端方的舊藏。

端方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出任陝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陝西巡撫。

端方從政之餘，醉心於古玩收藏，收置彝器環物絹素舊跡頗豐富，其中精品亦多，其所藏青銅器主要著錄於《匋齋吉金錄》。

端方殞命四川後，其子弟因貧困，漸漸將其藏品交由琉璃廠古董商代為變賣，藏品多數終流散出境，後逐漸成為海外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及私人藏家的中國青銅器收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其最著名的一套商朝青銅器收藏在1924年以約20萬兩白銀的價格出賣給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而其所藏的寶雞鬥雞台出土的柉禁也終被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入。

秦嶺渭水間的石鼓山

如果說鬥雞台的先周文化遺存早已不堪盜擾，那麼隔渭水相望的石鼓山則可謂安然無憂。

驅車從鬥雞台南下石鼓山，要先渡渭河，途中能遙窺連綿秦嶺，其中伸出一支脈探入渭水，那便是石鼓山了。

因修建連霍高速，石鼓山的兩個山頭之間的通路被截斷，但今天仍然能看出其當年龍頭入渭水的雄峻之勢。

其勢雄，而其山也小。

與鬥雞台相比石鼓山並不大，這或許也是其中的遺存能長眠至今方見天日的原因。

在考古發現之前，如果說鬥雞台以其陳寶祠而聞名三秦大地的話，石鼓山的人文傳統與之相比亦毫不遜色。

石鼓山得名於其上發現的石鼓。

約公元627年石鼓發現於陳倉境內的陳倉山(即今寶雞市石鼓山)，共十件，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為碣狀，像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這十個花崗岩材質的石鼓每個重約1噸，在每個石鼓上面都鑿刻「石鼓文」(大篆)，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被稱為《獵碣》。

石鼓文記述了秦始皇統一前的歷史，是中國最早的石刻詩文，乃篆書之祖，唐代韓愈曾為之著《石鼓歌》，至晚清康有為更是將其稱為「中華第一古物」。

今天的石鼓山即圍而建成中華石鼓園，石鼓山巔立九層石鼓閣以彰石鼓的發現。

欲體會商周之際以石鼓山為家的族群的心境，莫過於登高。

攀上石鼓閣九層，即可向東北遙望鬥雞台，向北則可瞰渭河，轉而向南便是秦嶺奇峰雞峰山了。

靠山望水，於是，便不難體會石鼓山墓地的主人於商周之際的視野了。

結合石鼓山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及墓葬形制，按照現在一部分考古學者的推測，商周之際盤踞石鼓山的或許是與姬姓周人同盟的姜戎。

姜戎即羌，從隴山兩側入關中，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甲骨中多有伐羌方的記載，且屠殺大量羌方的戰俘為獻祭或殉葬。

與殷商有深仇大恨的姜戎，隨後在周武王伐紂的文獻《尚書·牧誓》再度出現「……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成為姬周滅商的同盟之一。

小小的西陲聯軍，在牧野之戰中僅一早晨就滅亡了中原之主殷商，抱著這樣的創造出軍事奇蹟的心態，再回到家園，環顧大好河山，終於知道秦嶺渭水間的這一方山頭的可貴了。

當然，石鼓山考古發掘工作的正式的考古報告尚未出版，故相關的資料未得以全面披露，關於石鼓山M3、M4主人的身份問題，石鼓山考古隊的考古學者、商周考古研究者和青銅器研究者雖然發表了一些看法，但還未算是正式的學術討論。

在接受採訪時，他們向《藝術評論》記者根據自己的考古工作和考古學研究的經驗，分別講述了他們在目前這一階段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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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