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昌：從知識學模式看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

作者：邢建昌

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是一種具有人文意義的知識生產。

基於文學的、基於哲學或美學的、基於相關學科的、基於跨學科的,是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幾種主要路徑。

這幾種路徑相互交織或交替,構置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圖景。

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路徑的解釋,可以揭示文學理論的知識學屬性。

歷史上,文學與文學理論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一方面,理論的生成來源於文學,文學對於理論具有基元的性質。

另一方面,理論又可以逸出文學的牽引而成為獨立的書寫行為。

理論逸出文學的牽引,成為很多人指責理論的一個理由。

他們認為理論研究了理論的一切,唯獨不研究文學。

言外之意,一種與文學不相關聯的文學理論是不存在的。

究竟如何看待文學與文學理論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表面看,理論遠離了文學,實際上文學仍然是在場的。

例如,希里斯·米勒一方面大談文學的死亡、文學的終結,另一方面卻高調宣講「文學的權威性」;特里·伊格爾頓幾十年前就宣布文學根本沒有什麼本質,但是在晚近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學事件》《如何讀詩》《文學閱讀指南》等中,反覆討論的卻是文學的價值、本質、形式等明顯具有「本質主義」特徵的問題。

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人如果對作品的語言沒有一定的敏感度,那麼,他就既提不出政治問題,也提不出理論問題。

而薩義德後殖民批評的主要對象,是文學性的文本。

由此可見,文學的在場,是理論的一個深層結構。

道理其實很簡單,文學作為一種比歷史更具哲學意味的存在,永遠是一個激發理論想像和理論實驗的跑馬場。

馬可·愛德蒙森在《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希達》中認為,理論以及建立在特定觀念基礎上的文學批評,對文學採用了一種非文學的方式來處理,結果導致理論對文學的「剝奪」。

蘇珊·桑塔格也認為,闡釋使「藝術同化于思想」,使「藝術變得可被控制,變得順從」。

馬可·愛德蒙森和蘇珊·桑塔格揭示了歷史上文學與理論的緊張關係,但他們沒有思考到的問題是,理論不僅是一種獨立的進入文學的方式,也是一種獨立的以文學為載體的進入世界的方式。

文學理論的展開,既受文學對象的制約,又有著不以對象為轉移的特性,是獨立的而不是依附的。

儘管如此,好的理論永遠是與文學保持著巨大張力且富於文學性的理論。

理論不僅要回到文學,接受文學的檢驗,也要回到自身,接受理論的檢閱。

這些年來,反思成為包括文學理論在內眾多人文學科的一個共同特點。

反思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是保證文學理論知識有效性的一個工具。

反思,即對於自己「有所不能」保持警覺。

反思不是一般的回頭看。

一般的回頭看,對於文學理論的知識增長沒有多大意義。

基於一種經驗的反思,更是對文學理論的知性品格的破壞。

反思,作為「思」的主體對「思」本身的再思,是由於視角的引入發生的。

所謂「視角」,按照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曼海姆的觀點,不只是一種觀察事物的方式,同時也包含著人在觀察事物時、在思想中對事物的建構。

「視角」是造成思想或知識差異的一個直接來源,兩個人即使以同一方式應用同樣的形式邏輯法則,也可能對同一事物作出極不相同的判斷。

進一步看,視角其實就是一種知識學模式。

知識學模式不是知識的形式,而是決定知識陳述所以如此的深層構型或「秩序」。

從知識學模式出發,不僅可以看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特點,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這種知識生產具備這樣的特點。

知識學模式既是理論的,也是方法的。

例如,新批評就是在西方哲學「語言論轉向」的背景下基於語言學模式而建立起的一種文學批評實踐活動。

對「語言」在理解方式上的變化,決定了新批評理論展開的面向。

從過去對語言「表征什麼」的關注,到現在對作為「表征的語言」的關注,正是對語言理解方式的深刻變化。

這一變化,內在地催生了以關注語言機制為特點的新批評實踐活動的發展。

從新批評開始,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發展,開始與特定的知識學模式結合起來。

那種依託特定哲學或美學觀念支持的被稱為「總體性的文學理論」開始衰落,而依託特定知識學模式的「局部的文學理論」開始活躍在文學理論的中心。

從知識學模式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從反映論到審美反映論再到文化研究論的演進,內在地體現了一種知識學模式的轉化。

客觀而論,無論是反映論還是審美反映論,其知識學模式具有驚人的一致性:主客二分式的,認識論的,客體論或主體論的,基於單一學科的,等等。

區別只在於對認識主客體不同維度的強調。

雖然審美反映論在新時期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解釋文學的深層知識構型並沒有發生變化,因此其所帶來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變革的意義是有限的。

只有到了文化研究論(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詩學等),一種知識學模式才開始重新塑造文學理論的知識圖景。

英國社會學家麥可·吉本斯認為,在全球範圍內,一種不同於傳統知識生產模式1的知識生產模式2已經產生。

知識生產模式1主要是基於學科內部在認知語境下完成的,而在知識生產模式2中,知識則在一個更廣闊的、跨學科的社會和經濟情境中被創造出來。

文化研究對身份、種族、性別以及「表意實踐」的關注,正體現知識生產模式2的特點。

文化研究的這些特點,在審美文論的知識體系里是不存在的。

所以,只有在知識學模式的觀照下,一種新的理論或思潮誕生的學理根據才可以得到說明。

羅蘭·巴爾特在談到結構主義的時候說過,「結構主義這一名稱今天應該留給特彆強調與語言學有直接聯繫的那種方法論的運動」。

按照喬納森·卡勒的理解,語言學作用於文學批評,帶來了對於文學的新理解:首先,語言學的模式有助於丟棄建立在因果解釋基礎上的文學史和傳記批評的傳統。

其次,語言學提供了一系列可以應用於文學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語言和言語、橫向組合和縱向組合關係、等級系統的層次、分配性和綜合性的關係、意義的區別或差異性本質等,運用這些術語有助於對文學結構的關係分析,並產生出意義。

顯然,結構主義詩學不是文學理論基於外部社會、政治因素的促動所產生的變化,而是作為知識學模式的語言學應用於文學的結果。

「不把文學看作一種再現或交流,而把它看作一系列的語言形式」,閱讀不過是「參與文本的遊戲」,「不解之謎、間隙、躲閃便成為快感和價值之源」。

(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這些思想正是結構主義詩學在知識學模式上帶來的文學理論的變化。

(本文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其相關問題」(14JJD7500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