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珍寶:流浪遠方,只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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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珍寶巡迴展覽,可以看成是一場現代行為藝術,我們不知道它們的下一站會是哪裡,卻知道它們的每一次亮相都會譜寫出新的文明之歌。

文明的迴響:來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寶

成都博物館

2018年2月1日—5月6日

一眼千年 撥動我心弦

©拿破破

曾於故宮雁翅樓展廳幾度回首,戀戀不捨的眼神像是黏在了那頂佇立在紅色廊柱與綠色天花下的搖曳金冠上,金飾的奢華與造型的別致,讓它周身散發著一股靈動與自信。

▲牡牛紋金碗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法羅爾丘地出土

▲野豬紋金碗 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 法羅爾丘地出土

這批代表著20世紀阿富汗考古發掘成果的231件(套)文物,自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陷入戰亂後,就一直輾轉挪移且一度下落不明。

自2006年法國吉美博物館開啟全球巡展之後,已在世界範圍內舉辦過近20場展覽,它們身上所承載的早已不單單是文物的考古學信息,還有在整個文物的生命周期中所寫就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全球博物館發展的歷史。

故宮雁翅樓展廳一別,或許是因為這批文物高昂的保險費用及國內對於阿富汗文化藝術研究的長期滯後,也或許是因為長達十餘年的國際巡展,早已踏遍了全球範圍內有能力接受它的土地,這231件(套)阿富汗珍寶開始在這場國際接力式的巡展中,焦急地尋找與等待著下一站目的地。

流浪腳步的受阻,無疑使它們更加思念故土了。

▲阿富汗巴米揚山谷

但從故鄉頻頻傳來的爆炸聲,似乎在不斷告誡著它們,現在還不能回去。

這也是眾多阿富汗研究學者達成的一致共識:「只有當阿富汗真正獲得和平之時,他們才會護送這批文物一同踏上回家的路。

▲敦煌研究院展覽現場©邵學成

最後,在各方努力下,敦煌研究院向這批文物張開了懷抱。

這兩處命運相似的,承載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絲路重地,這兩片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鑒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土地,能夠在命運之路已然岔路前行的今天重新聚首,不能不讓人感嘆這中間蘊含的命運之力與那份彼此間的惺惺相惜。

▲巴克特里亞的阿佛洛狄忒金像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六號墓出土

此像是希臘神話中愛與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其整體造型呈現出明顯的希臘風格,但眉心白毫、眼部特徵與豐滿圓潤的面容、體態則又具有印度風格。

在阿富汗的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痕跡,看到印度文明的影響。

在敦煌石窟中,也同樣展現著古希臘、古印度的影響,以及來自中亞、西亞的多種因素,其中就包含了古代阿富汗的文化元素。

德國詩人赫爾曼·塞蒙曾說過:「在這世間有一種使我們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遙遠、最陌生的地方發現另一個精神故鄉。

敦煌遇見阿富汗,應如是吧。

當年,正是敦煌研究院的常書鴻先生,最早引進並翻譯了介紹阿富汗宗教美術考古的著作《從希臘到中國》,這無疑又為今天的聚首增添了一份冥冥之意和向前輩致敬之情。

▲[法]格魯塞 著,常書鴻 譯 《從中國到希臘》

敦煌研究院「感同身受」的挺身而出,使得這批文物得以在中國繼續巡展,未來的兩年,這批來自阿富汗的珍寶,可能還會在中國各大博物館一站一站式的文化接力中,感受到更多來自於這個古老民族的慰藉。

浴火重光 文明的迴響

近些年,國內博物館越來越強調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對於引進外展的舉辦,不再拘泥於統一的展覽設計,而是努力尋求著各自不同的展品組合與敘述方式。

這就使得在不同博物館看同一批文物,變得更加令人期待,而博物館之間組織、敘述與展示能力的對比,也因此變得更清晰直觀。

不變的展品與多樣的展覽,從側面反映著這批文物所承載的信息,正被眾多學人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進行著研究與展示:

故宮以「浴火重光」為主題,嘗試突出它們歷經戰火洗禮後的重生,強調背後的文保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

敦煌研究院則以「絲路秘寶」為題,努力突顯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以及阿富汗珍寶的神秘。

而此番巡展至成都博物館的「文明的迴響」,則主要是想通過這批文物勾畫出古代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進程,展現出阿富汗「文明十字路口」曾經的文化繁榮。

▲生黏土頭像 公元前2世紀 阿伊哈努姆出土

▲神像圖案銀鎏金飾板 公元前3世紀 阿伊哈努姆神廟出土

這一描繪希臘自然女神西布莉的圖案飾板是阿伊哈努姆遺址發現的最古老文物之一。

西布莉面向觀眾站立在戰車之上,右旁站立著勝利女神耐克,側面向前,手握韁繩。

西亞樣式的戰車由兩頭獅子牽引穿過一個布滿岩石和鮮花的區域。

馬車後一位頭戴帽子的祭司,高舉一把西亞樣式的遮陽傘,另一位祭司站在前方的祭壇之上,這種祭壇樣式在敘利亞和伊朗經常見到。

太陽神、新月和星星一同出現在天空中。

該飾板代表著希臘神靈信仰一直在中亞地區延續著,但不可否認的是已經融入了西亞地區的元素。

看過故宮阿富汗展覽的人,應該還記得當時與此展相對的西雁翅樓正同期舉辦著「尚美巴黎」展覽,那是一個沒有苦難的、充滿著審美樂趣與人間浮華的璀璨珠寶世界,比之「浴火重光」更令人精神愉悅,這樣一來,阿富汗展廳遭到冷遇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仍有不少人為之表示遺憾。

(相關閱讀:關於故宮的阿富汗展,我們有些不一樣的看法)

展題中「浴火重光」帶來的激動,在隨後的展覽組織與呈現中,逐步被缺失的展覽背景與文物信息消解,不明所以的觀眾只能在觀展時匆匆而來,匆匆而去,至於隱藏在這批文物背後跌宕起伏的歷史信息與眾多守護者的故事,更不曾被提起。

正如2017年世界博物館日的主題「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一般,博物館在面對雜糅著國家、民族、宗教等各種糾葛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許只能呈現出一種難以言說的狀態。

博物館一直引以為傲的所謂真相呈現,也許從來就無法避免各種意識形態的束縛,更難以超越複雜的國家民族問題與敏感的宗教種族問題。

這樣一來,故宮展覽中展題與展覽內容「兩張皮」的尷尬局面,似乎也正是博物館自身局限性的體現。

如何化解這種尷尬,成都博物館給出了它們的嘗試。

▲成都博物館展覽現場

既然「浴火重光」的故事不好講述,成都博物館索性不再局限於此。

展覽的主題沒有過多關注這批文物傳奇的命運,而是著力敘述這批文物所代表的阿富汗自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3世紀的多元文明圖景。

▲展廳入口處的「世界古代文明對照表」

從阿富汗向東翻越帕米爾高原,可進入中國腹地,去往東亞;向北可沿興都庫什山麓順勢進入廣袤的中亞,直至裏海;向西經伊朗高原可達地中海地區;向南出開伯爾山口,便可直下豐饒的印度河與恆河沖積平原。

阿富汗特殊的地理環境,讓它成為了眾多大帝國軍事擴張的極限邊緣之地,不論是亞歷山大東征、薩珊波斯還是印度孔雀王朝,帝國的版圖擴張,都到阿富汗為止。

這造就阿富汗成為了整個歐亞大陸各種文明交匯融合的十字路口。

這樣一來,成都博物館按照法羅爾丘地、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貝格拉姆4處阿富汗考古遺址為線索的展覽敘述,就顯得更為合情合理。

不同歷史時期的黃金飾品、神祇形象、象牙與玻璃製品,都依時間順序,講述著古代阿富汗從新石器時代文明到希臘文明到草原文明,再到貴霜文明的歷史進程。

雖說如此,在展覽的序廳部分,一張阿富汗國立博物館的海報和一句「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 .」(文化不滅,國家永生)依然有力地表明了展方的態度和阿富汗整個國家對於走出戰亂的信心與勇氣。

其實,這更像是一句宣言:不管是阿富汗國立博物館中被毀的文物,還是巴米揚大佛,抑或是千千萬萬被毀或流散的文化遺產,被毀的也許只是它們的形體,它們的文化意義並沒有被摧毀,甚至會在後人的不斷追溯中變得愈加清晰。

那一刻,我雖不知阿富汗何時會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和平,但我相信,曾經創造出如此輝煌文明的它,一定會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感同身受 此地無人是客

巡迴展覽,往往見證著一個展覽的成長。

如果隨後的每一站展覽都能適當化解前一站展覽中的遺憾,無疑會讓巡展的生命得以不斷完善。

▲故宮「浴火重光」展覽中的展板信息傳遞

在故宮與敦煌的阿富汗特展中,文物信息的傳遞都較為欠缺。

而對於普通觀眾來說,展覽基本信息傳遞的不暢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觀展效果。

這也成為國內前兩站展覽與國外的阿富汗文物展覽進行對比時,一個被人詬病的話題。

▲敦煌壁畫 張騫出使西域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張騫在大夏見到蜀布與邛竹杖

《史記》記載,張騫出使西域達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時,見到產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

可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和阿富汗的先民已開始了早期商貿交易。

成都博物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這一狀況:每個展覽單元,都配有單元解說、考古遺址的概況介紹、同時期的歐亞大陸形勢示意圖。

還結合史實的記載,融入了地域特色,運用展板突顯著全球史觀之下的中國視角,其中就包括四川與阿富汗在歷史上的聯繫等內容。

這種展覽主辦地相關內容的滲入,無疑會讓展覽與觀眾多一份情感共鳴。

▲蒂拉丘地6座墓葬的墓主著裝復原圖

▲蒂拉丘地遺址平面圖

▲展板與展品相配合的展陳空間

整場展覽中最出彩的部分,依然屬於蒂拉丘地,該地出土的大量金器燦爛的視覺效果與黃金本身固有的價值,不僅讓它們成為了劫掠者覬覦、爭奪的對象,也成了今日展覽中當之無愧的明星展品。

蒂拉丘地遺址位於阿富汗北部的朱茲詹省,是一座方形神廟所形成的廢墟。

1978年11月至1979年2月,遺址由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在廢墟上發現多座墓葬。

在已經清理出的6座墓葬中,5座墓主為女性,1座為男性。

據出土文物判斷,6座墓葬的年代大致相當,大約為公元前2世紀,月氏人西遷、南遷至巴克特里亞時期。

結合文獻分析,墓主很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某代翕侯及其女眷。

▲故宮博物院「浴火重光」展覽中的金飾陳列,採用的是幾何圖案

▲敦煌研究院「絲路秘寶」展覽中對黃金飾件的展陳,參照了巴米揚與敦煌石窟中的套斗藻井造型

▲成都博物館此次展覽中的金飾展陳,曾因擺放成館標形狀,在網絡上引發熱議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蒂拉丘地金飾品展陳效果

日本地區的博物館之所以在展覽中敢於使用這樣的展陳方式,我認為除了民族性格的原因外,更多是基於日本學人對於中亞考古的長期關注與研究。

日本曾多次組織考察隊對阿富汗考古遺址進行踏查,且設立有阿富汗文化研究所,並在巴米揚大佛被毀後,及時向世人傳達巴米揚石窟的現狀,積極組織學者思考巴米揚大佛重建的各種可能性和開闢石窟研究新的思路。

展覽的形式設計永遠都是內容研究的外化,過分保守和跳脫的形式設計都會出現問題。

蒂拉丘地的6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飾品,其中很大一部分細小的金飾是當時草原民族縫綴在衣物之上的。

對於這些細小金飾,在故宮和敦煌的展覽中,都沒有過多的文字說明,更沒有相關圖示,比之先前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展陳,可謂存在不小的差距。

▲龍與神圖案祇鑲寶石金飾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二號墓出土

此件為頭飾,出土於女性墓主人帽旁,裝飾著綠松石、青金石、珍珠和紅寶石。

▲羚羊紋金手鐲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二號墓出土

此類手鐲常見於草原地區。

動物形象很有可能是羚羊,作騰躍飛奔狀。

羊身使用陰刻手法表現角、耳、四肢上端及蹄部鑲嵌綠松石,眼部鑲嵌瑪瑙、綠松石。

▲蒂拉丘地展廳的介紹展牌

而此次成都博物館在展示這批文物時,給予了每座墓葬一個獨立的陳列空間,每座墓葬都配合有「墓區位置圖、墓葬清理現場照、墓葬的出土平面圖和墓主著裝復原圖」。

這四張示意圖配合著相關出土金飾,不僅客觀呈現著文物出土時的場景,更用多年的考古研究支撐起了展覽中的適當猜想,在一定程度上豐盈著展覽內容。

展櫃之間的彼此獨立和最後共同的空間組合,恰似蒂拉丘地整個的墓區空間。

眾多精彩文物還以獨立展櫃的方式點綴其間,置身展廳中,此地仿佛無人是客。

▲項飾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二號墓出土

類似器物在蒂拉丘地三號墓和五號墓中都有發現

▲金腰帶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四號墓出土

腰帶由9個造型相似的徽章狀金飾組成,一般認為徽章上的人物形象為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歷史的縮影 國家命運的見證

很多時候,觀展講求「緣分」。

好展覽帶給人的那種「交心」之感,就如同知己難求一般,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金冠 公元25—50年 蒂拉丘地六號墓出土(成都博物館展廳)

兩次不同地域的觀展經歷,讓我開始重新思考:

這樣一種充滿著心酸的全球流浪,對於這批代表著古代阿富汗文明菁華的文物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種全球博物館的文化接力,又將在展覽之外帶給這個國度什麼樣的幫助?

眾多投身阿富汗宗教美術考古的研究者,對於這片不是輕易能夠涉足的土地,又懷抱著怎樣的愛恨?

最後,看著展廳中出土於貝格拉姆的三位恆河女神象牙雕像挺立的背影,我在想,這樣一程看似全球顛簸的旅途,對於這樣一個深處苦難的國家與民族來說,也許並非壞事。

塵封多年,它可能正等待著這樣一個機會,來向世界訴說屬於它的故事,擦出新時代文化交流互鑒的火花,讓更多的人看到戰爭、離亂、死亡之外的阿富汗。

也讓更多的學者有機會接觸到來自阿富汗的文物,並藉此喚醒阿富汗宗教、美術、考古等學科領域更多等待研究的課題。

▲巴米揚大佛下綻放笑容的孩子©邵學成

當有一天,這批承載著阿富汗歷史的文物回歸故土之時,這一路旅途賦予它們自身美之外的自信與開放,一定會撫平故土親人的戰爭創傷,重塑他們的歷史記憶。

這批阿富汗珍寶不僅見證了20世紀殖民主義在阿富汗留下的殘局,21世紀初戰後重建的艱辛,以及現在依舊混亂的國內局勢,更見證著曾經屬於阿富汗的輝煌,並記錄著所有在這程文化接力中,貢獻出自己力量的每一個單薄個體。

日暮下的巴赫爾古城遺址閃爍著金色,仿佛一伸手,我們就能感受到它的光芒。

流浪,流浪,只為了夢中的橄欖樹……

後記

▲夜色中的成都博物館

▲夜場觀展到忘我的孩子

近年來,成都地區的幾家博物館,已然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引領與帶動著整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放眼全國,沒有哪一個地區的博物館,能夠像成都這樣,積極主動地探索著博物館與人民文化生活間的關係,並一次次嘗試著做出改變。

夜場的開設,更是讓這座本就閒適與自如的城市,多了一份屬於夜間的寧靜與美好。

當然,這彰顯著背後眾多博物館人的熱情與付出,相信此舉也終將會見證著新一代博物館人的成長。

文字:趙多多

圖片:成都博物館、邵學成、拿破破、趙多多

本文同時刊載於中國美術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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