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博物學的進程

近些年，隨著國內學者的推介、翻譯及研究，人們漸漸了解到，西方科學除了我們一直以來熟悉的以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頓、愛因斯坦、玻爾、霍金等代表的數理科學，還有另一個科學傳統，即博物學。

清華大學教授吳國盛稱之為「另類傳統」。

北京大學教授劉華傑將西方博物學發展分為5個類型和階段。

第一階段是草創期，以亞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為代表；第二階段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的準備期；第三階段是林奈和布豐的奠基期；第四階段是直到19世紀末的全盛期；第五階段是20世紀中葉以來的衰落期。

繁榮：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10卷本的《亞里士多德全集》中，與博物學有關的有《論天》《天象學》《論生命的長短》《動物志》《論動物部分》《論動物行進》《論動物運動》《論動物生成 》《論植物》《論風的方位和名稱》等。

亞里士多德的弟子、「呂克昂學園」繼承人狄奧弗拉斯特有兩部重要著作，即《植物探究》《論植物的本源》，也因此，他被後人稱為「西方植物學之父」。

古羅馬作家、歷史學家老普林尼所著的百科全書《博物志》共37卷，包羅萬象，但其中植物學、動物學、藥物學占24卷之多。

與老普林尼同時期的希臘作家迪奧斯科里德斯寫了《藥物論》，記錄了550多種藥用植物，被認為是現代藥物學的先驅。

古羅馬醫生蓋倫也寫了大量藥物學著作，兩人一起開闢了「藥用自然志」傳統。

雖然《博物志》遭到後人詬病，有學者認為其只是羅列，但沿著老普林尼的方法和思路，這樣的博物學書寫持續了1500年，其間素材在不斷地增加，風格沒有實質改變。

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博物學才真正繁榮起來，博物學同樣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吳國盛認為，其繁榮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大翻譯運動及印刷術的發明，二是地理大發現及商業的繁榮，三是醫學教育開始重視藥用植物志。

這一時期有兩位重要的博物學家，義大利的阿爾德羅萬迪和瑞士的格斯納。

阿爾德羅萬迪的主要著作是14卷的《自然志》。

1568年，他在博洛尼亞建立了歐洲第一個植物園。

格斯納是書房裡的博物學家，他的5卷本《動物志》中的動物有現實存在的，也有傳說中的，他將每一種動物相關的稱謂、形象、事實、傳說、格言等匯總起來。

劉華傑認為，這一時期的學者做兩件事：一是恢復有關動種植者的歷史和藥用方面的希臘文化作品和拉丁文作品，二是在現實生活中辨識物種。

事實上，這時期博物學家主要做的是瑣碎、細緻、艱苦的工作，他們不但匯總前人對動植物的討論和探索，同時還非常重視「描述」，他們追求對自然事物描述的準確性，把大自然中的奇異的、普通的造物分類、編目，認真測量、仔細記錄和描寫。

劉華傑認為，博物學作為一門學科已具雛形，為18世紀嚴密的博物學研究做了準備工作。

需要明確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學還不是日後以客觀觀察、中性描述為特徵的博物學，因此，這時的著作更像文學作品，而不像科學作品，並通常賦予了很強的道德教化功能。

如「博物學過去和現在都打上了人文文化的烙印」這樣的評價是有原因並且準確的。

到17世紀的英國博物學之父約翰·雷時，這一情況才開始轉變。

他是牛頓同時代人，將博物學與自然神學融為一體，他不但熱衷於野外考察，還是對神學、語言、植物、動物、地質都有研究的通才。

約翰·雷著作等身，包括了以上幾個方面。

他在植物分類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等方面有具體的貢獻，如《植物志》中表述了現代意義上「種」。

當然，在約翰·雷之前及同時代國際上都有不少同行。

不過，17世紀是數理實驗科學的革命時期，博物學仍處於過渡期。

極盛至衰：從秩序到分科

18世紀，博物學成為獨立的科學門類，主要由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三類學科組成，脫離道德教化，取而代之的是嚴肅、客觀的觀察記錄和理性解讀。

儘管博物學受到很大關注，不過當時名實對應混亂，迫切需要標準化的分類體系和命名規則。

給大自然和博物學帶來秩序的是林奈，他出生瑞典，從小就喜歡植物。

拿到醫學博士之後，林奈得到一筆資金用作考察，之後他又有機會接觸世界各地的標本。

帶著「在極端混亂中發現至高無上的自然秩序」的想法，1735年，林奈出版的《自然系統》，為植物、動物和礦物設計了一個很人為的分類體系，試圖給自然世界以及博物學帶來新秩序。

林奈的主要貢獻有兩方面，一是為建立了以植物的性器官為分類依據的植物分類法，該體系最大特點是簡明實用。

另一個是為一切物種建立了拉丁語雙命名法，第一個名是屬名，第二個是種名。

1753年，他在《植物種志》中系統地表達雙名法的命名規則，這一年被確認為現代植物分類學的起點。

林奈還將動物分出6個綱。

和林奈同一年出生的法國博物學家布豐，也是18世紀博物學最傑出的代表。

他的著作《廣義和狹義的博物學》是一部自然世界的百科全書，雖然在他去世後才全部完成，但不影響這部著作受到良好教育的文化人的歡迎，並成為博物學史上最暢銷的作品之一。

布豐有比較明確的物種演化思想，或者說更具有後來科學家的思想，他試圖從天文、地質、地理、動物、植物、礦物及其變化來尋找世界演化的機理。

可以說，林奈和布豐兩人為博物學這門學科奠定了科學基礎，讓博物學走向科學發展的大道。

18世紀的博物學中，不能不提的是英國作家吉爾伯特·懷特和他的著作《塞耳彭博物志》，該書在英語世界印刷頻率為第四。

懷特造就了一種不同的觀鳥文化，並以崇敬、讚美的心情描寫大自然的豐富與和諧，因此也被稱為現代生態學先驅。

懷特開創性的博物學寫作方式，影響巨大，法布爾、梭羅、利奧波德等人創作的至今不衰的自然筆記都是延續了這個傳統。

19世紀，西方博物學進入黃金時代，一大批博物學家對大自然進行了範圍廣泛的探險、描述，積累了大量經驗素材，到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博物學達到了一個重要頂峰。

只不過，受到整個學科的分科化影響，博物學開始分科化。

到19世紀後期，「博物學」一詞主要指動植物分類學，以及對身邊常見觀賞性動植物如鳥和昆蟲的研究。

而「博物學家」則更多包含「業餘愛好者」的意味。

19世紀70年代，赫胥黎主張用「生物學」代替「博物學」來指稱對生物世界的整體研究，博物學在大學等學術機構里開始邊緣化。

博物學邊緣化的原因，除了分科化，吳國盛認為，更重要的是實驗生理學傳統逐漸成為生命科學的主導方法。

而實驗生理學與近代數理實驗科學關係密切，當生命科學的新發展為人類健康和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讓博物學傳統相形見絀。

吳國盛認為，這一時期博物學有三個顯著特徵：一是博物學的專業化、分科化；二是博物學在學術體制中逐漸式微，但在民間仍然盛行；三是「歷史」的觀念融入「自然」的觀念，自然志成為自然史，並誕生了達爾文的進化論。

從19世紀末起，博物學在公眾中聲譽日隆，主要表現在自然博物館興盛，民間博物學組織日益發達，博物學出版物擁有大量讀者。

到20世紀，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地、動物園、植物園等。

在學術界，傳統的博物學家轉身生態學，強調定量研究，假設—檢驗方法論，把野外觀察與實驗室工作結合起來。

今日之博物學

到20世紀中後期，博物學的關注度再次發生改變。

人類社會面臨的環境生態、資源問題越來越突出，當代博物學家綜合利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去解讀、探究大自然、生命，人與自然的關係等。

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鑑》和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兩部經典著作也屬博物學著作之列，關注的正是現代性問題。

美國著名生命科學家恩斯·邁爾、愛德華·威爾遜，作為當代博物學家的代表人物，前者的著作《系統分類學與物種起源》是現代綜合進化論的經典著作之一，後者主要研究螞蟻博物學，同時開創了島嶼生態地理學這一新學科，他還用動物行為學來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創立了社會生物學。

還有美國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傑·古爾德，他的「自然史沉思錄」系列，在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受到好評和歡迎，有的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其中《自達爾文以來》在美國的銷量就逾百萬。

英國生物學家、知名環保人士珍·古道爾致力於黑猩猩的野外研究，她的著作《和黑猩猩在一起》《在人類的陰影下》《希望的理由》《黑猩猩在召喚》等也影響廣泛。

納博科夫、狄勒德，當然也是博物學家，他們的作品在更廣闊的領域產生了影響。

吳國盛表示，關注博物學傳統，對於理解近代科學的起源和西方科學的發展主線是必要的補充，對於解構現代性的強權和應對現代性的危機也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於博物學與科學的關係，劉華傑經過多年思考，提出一種全新的認識。

首先他將歷史上數理、博物兩個傳統的劃分變成四個傳統的劃分：博物、數理、控制實驗和數值模擬。

其次，劉華傑不再像通常學者那樣把博物學理解為某種前科學、不成熟的科學或者不太重要的科學。

在整體上，劉華傑將博物學定位為一種平行於科學的某種對大自然的宏觀探究。

他並不否認博物學與科學的交叉，但認為博物學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是科學的真子集。

（本報記者溫新紅根據劉華傑、吳國盛文章綜合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6-12-23 第2版 博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