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出自地下的古史

出土與整理

《竹書紀年》是西晉時從古墓中發現的一部先秦紀年體史書。

要認識這部古史的價值，應該先對它的出土情況和整理經過有個大致的了解。

晉武帝成寧五年(279)十月，汲郡汲縣(今河南省汲縣)的一座戰國時魏王的墓葬被盜。

盜墓者意在取得魏王殉葬的寶物，卻使在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得以重見天日。

這批竹書，當時據說整整裝了幾十車。

汲郡地方官吏向朝廷報告了有關情況，把竹書和同出的鐘、磬、玉律(定音器)、銅劍等物品一併送往首都洛陽。

晉武帝對這一發現頗為重視，命令把墓中出土之物全部「藏於秘府」。

但那時正忙於籌劃大舉伐吳的軍事，相對而言，整理竹書是不急之務，所以一時顧不上著手進行此事。

至太康二年(281)春，已完成統一事業的西晉王朝為了標榜偃武修文，正式命令校讀編理這批竹書，並把它們由古文寫定為當時通行的隸字。

先後參加編校寫定工作的有苟勖(xù)、和嶠、摯虞、衛恆、束皙等人。

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

那時見到的竹書是什麼樣子的呢?有關資料記載，竹筒用素絲編聯成冊，每筒長度約合晉尺二尺，戰國古尺二尺四寸，一筒四十字，分為兩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書寫。

年深月久，編絲難免朽斷，而盜墓者在墓穴中不僅擾亂了簡冊的次序，甚至燃燒竹簡當作火把，結果「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晉書•束皙傳》)。

筒上的文字是用戰國古文(科斗文)書寫的，這種文字久已廢棄不用；苟勖等雖然有魏三體石經①（三體石經又稱正始石經，三國魏正始二年（241）立於洛陽太學，包括《尚書》、《春秋》二經及《左傳》的一部分。

碑文用古文、小篆和漢隸三種字體刊刻，其中古文乃據《說文》所收古文以及當時能見到的戰果文字資料斟定。

）中的古文可以對照檢尋，也不能全部認識。

整理者們態度審慎、謹嚴，從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永康元年(300)，前後經過約二十年的努力，才把所見竹書全部整理完畢，共編校寫定古書十六種七十五篇，包括《易經》、《穆天子傳》、《周書》、《囝語》及各種雜書，計十餘萬字。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編年體的史書。

這部史書記有夏商周三代之事，周幽王被犬戎所殺，西周滅亡，即接以晉國紀年，至戰國三家分晉後，則用魏國紀年記事，至「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謂「今王」，據世次推算，為魏襄王。

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

竹書所出之墓可能就是魏襄王墓。

顯然，這部紀年體史=持是魏國的歷史記載，整理者名之為《紀年》，後人稱之為《竹書紀年》由於它出自汲縣的古墓，所以又稱《汲冢紀年》。

「古本」與「今本」之別

《竹書紀年》有「古本」、有「今本」，這是必須予以區別的。

《紀年》的整理本一開始就有苟渤、和嶠初定本和束皙改定本之分。

在編定過程中和編定之後，一些學者公開討論，各抒己見，相互辯難。

據《隋書•經籍志》著錄，當時通行的十二卷本《紀年》後附《竹書異同》一卷，即是不同意見的匯錄。

這部古史的重新問世，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極大興趣。

西晉名將、經學家杜預在完成了他的巨著《春秋左傳集解》後得見苟勖、和嶠初定本《紀年》，發現其中許多史事可與《左傳》相印證，十分興奮，即在《春秋左傳後序》中表彰此書，並指出「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

但是，由於《紀年》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與傳統說法尤其是儒家經傳差距很大，這就使它遭到持保守態度的儒家正統學者的排斥，逐漸由顯而晦，所謂「舛(chuan)駁不純、世頗疑焉」(羅泌《路史》)，唐以後已不為世人所重視。

經唐末五代戰亂，至宋代已只存殘本三卷。

大約到宋末元初，連殘本也全部亡俠了。

然而到了明代，又出現了一種新編的《竹書紀年》。

它是抄錄散見於類書、古注中的《紀年》佚文，又雜湊某些古書中的內容而成，並把《宋書•符瑞志》改頭換面作為註解，冒稱南朝人沈約所注。

這種編成於元代或明初，明清以來通行的本子顯然不是汲冢古史的本來面目。

為了去偽存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竹書紀年》的原貌，從清代的朱右曾開始，一些學者致力於對《紀年》原本的輯佚工作。

所據材料，主要是撰成於南北朝以迄北宋的一些古書註解，如《山海經》郭璞注，《史記》三家注、《水經》酈道元注、《漢書》顏師古注、《文選》六臣注等，以及《初學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和少數地誌、文集、史書。

這些古注、類書等的撰者、編者曾親見《紀年》原本，並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所引證。

從這些著作中輯錄已經亡佚的《紀年》遺文，所得應是原本真正的內容。

把用這種方法輯得的《竹書紀年》原本佚文匯錄編校，所定之本稱為「古本」，相對而言，明清以來通行的本子則稱為「今本」。

彙輯的「古本」，以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為最早，近代學者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對朱書有所增補，今人范祥雍又續加訂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方詩銘、王修齡所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總結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內容最為完備。

古本《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

探討《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應以「古本」為根據。

我國的編年體史書，很早就出現了。

司馬遷在《史記•三代世表序》中說：「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

」又說：「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

」春秋戰國Ⅱ寸，各國都有自己的編年史，這種編年史往往通稱為「春秋」，但也或有別名，如《孟子•離婁下》所言，「晉之《乘》，楚之《椅杌》（tao wu)，魯之《春秋》，一也」。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實行文化專制主義，「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史記•六國年表序》)。

秦火以後，先秦的編年史銷毀殆盡。

至漢初，除魯之《春秋》外，其他諸侯國的史書差不多都已不可聞見了。

《紀年》作為戰國時魏國的編年史重現於世，真如風毛麟角，極為珍貴。

《紀年》整理本問世後不久，司馬彪即據以駁正了譙周《古史考》中的一百二十二條可疑的記載。

近百年來的學者尤其重視利用《紀年》的材料來訂補古史，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紀年》所記史事依時代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夏商周三代之事，二是春秋之事，三是戰國之事。

戰國部分時代最近，所記最為詳切。

如《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戰國田齊自田成子殺簡公專國政，至秦兵入臨淄齊王建出降國亡，共歷十世，但《紀年》則記為十二世。

證以《莊子•肱篋》「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的記載，顯然《紀年》的記載是正確的。

至於魏國列王的世次年數，《紀年》所記更是確鑿可信，如說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始卒，這一材料不僅補充了他書未及的史實，又可糾正《史記》把惠王后元記為襄王年數的重大錯誤。

由於司馬遷當時已不易見到先秦史書，所以《史記•六國年表》頗有舛亂之處，且與各《世家》和其他文獻記載矛盾不合。

因此，清代和近代學者把重訂戰國年表當作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而要重訂這樣一個年表，無疑不能脫離《紀年》所提供的材料。

《紀年》所記春秋史事，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裁認為可能即依據孟子提到的晉《乘》，這一推斷已為許多學者所信從。

晉《乘》與魯《春秋》性質相似，年代相仿，內容更可互相印證。

今見古本《紀年》的材料正有大量記載與《春秋》經傳相合，如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即《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事；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事，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即《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事。

凡此，都足證《紀年》記載的可靠。

又如《紀年》記越國的世次為：「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次朱句(g6u勾)立。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則說：「王不壽卒，子王翁立。

王翁卒，子王翳立。

」究竟孰是孰非，不壽下一世越王的名字是朱旬還是翁?傳世的與新出土的兩柄越王州句劍銘文稱「越王州句自作用劍」，州、朱兩字古音同，州句就是朱句。

可以肯定，歷史上的確存在過一位名叫「朱句(州句)」的越王，還是《紀年》的記載正確。

《紀年》關於夏商周三代史事的記載由於年久世湮，有些只是依據傳說，未必儘是史實。

但其中也有不少材料是很有價值的。

例如《尚

書』無逸》中提到的商王「中宗」，《史記•殷本紀》認為是太戊，《紀年》則稱「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

殷墟卜辭出土後，人們發現甲骨文正有「中宗祖乙」四字連文，《紀年》所記得到了證實。

又如，西周共和以前列王的年數已難確考，而《紀年》如下這條記載可給人以啟發：「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所謂「再旦」，是日全食過去後的復明。

我們知道，在某一特定地區見到日全食是十分難得的，往往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遇到一次。

而利用現代天文學的知識完全可以推算出歷史上某一地區見到日全食現象的確切的年、月、日、時。

當代學者董作賓、陳夢家等就依據「天再旦於鄭」這一線索算出了周懿王元年的絕對年代，在重建西周年曆方面前進了一大步。

由此可見，古本《紀年》雖然是一輯佚本，並不完整，但對於考訂先豢的史實，仍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如何看待「今本」《竹書紀年》

「今本」《竹書紀年》經歷代學者的甄別，特別是經王圓維利用閻若球疏證《偽古文尚書》的方法，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把今本《竹書紀年》中雜湊他書冒稱原本的材料一一指明其出處以後，「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真贓」，其為後人重編作偽，已灼然大明於世。

但「今本」的編定在六百多年前，編者當時能看到的原本佚文自比近代、現代人為多，有少數隻見於「今本」的材料可能實有所據而並非向壁虛造，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不過，利用「今本」的材料必須慎之又慎，因為它畢竟大失原貌，早已不是那部真正的出自地下的古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