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本的多重邊界

中國傳世文獻之中，藏文文獻的門類之繁和數量之巨，較之漢文文獻可謂毫不遜色。

藏文文獻的甚深和廣大，既為藏學研究提供了取用不竭的根本所依，又為後學晚輩構築了一道森嚴的知識壁壘。

沈衛榮教授和侯浩然博士的新著《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基於語文學（philology）的方法跨越了文本的多重邊界，通過豐富的例證揭示了藏傳佛教文本形成與歷史建構之間的動態關係。

此書以其學術旨趣之新穎和內容體系之完備，足以位居近年的藏學著作中最具示範意義的成果之列。

作者對於A. Sanderson研究密教起源的學術進路——「以文本對勘來構建歷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作了積極的借鑑和有益的發揮。

所論範圍，不僅包括十一世紀以前西藏的政教歷史，而且涵蓋十一到十五世紀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歷史。

近十年來，沈衛榮教授主張突破「印藏佛學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單一框架，積極發掘包括歷史、佛教、語言在內的「漢藏佛學研究」（Sin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的文本資源。

尤其對《大乘要道密集》及其相關文本的對勘和研究，凝聚了沈衛榮教授及其門下研究團隊的集體貢獻，堪稱當前藏學領域別開生面的預流之作。

這項研究，不僅溝通了不同學術領域的此疆彼界，而且釐清了多語種文本間的年代譜系，使得相關歷史過程的重構成為可能。

文本作為前人歷史書寫的結果，往往具有多個層面的內涵和功能。

此書作者引述並升華了D. Germano關於《寧瑪十萬續》（rNying ma rgyud 'bum）的「多重邊界」（at the boundaries）之說，闡釋了流動的文本中所蘊藏的多重意義（194-198頁）。

推而廣之，《大乘要道密集》及其相關文本，何嘗不是一組背景複雜的處在「多重邊界」上的文本。

沈衛榮教授的密教研究成就，不僅得益於其對西方學者晚近十餘年來相關成果的瞭然於胸（參見其主編的《何謂密教》，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年），更是得益於其對「原文本」（source-text）的追索和對「文本群」（text-group）的開拓。

正如作者所說，「從文本到歷史之間，我們必須跨越過一條十分艱苦、複雜和精緻的學術道路」（第9頁）。

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將新近發現或重新發現的不同地域、時代相繼的多語種文本整合起來，發展成為一個「文本群」進行對勘和研究，因其思路開闊而致廣大，打破了中國學者在國際藏傳密教研究領域寂寂無聞的境況。

面對卷帙浩繁、類型多樣的藏文文獻，學者如何達到藏語文能力和語文學方法的統一？此書第一章和第三章，為讀者開啟了認知藏文文獻、處理藏文文本的門徑和視角，其中不乏對西方學界新近成果的總括和評論。

作者早先對一世達賴喇嘛傳記的研究，成功地揭示了藏傳佛教格魯派（dGe lugs pa）的早期史和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成立史（「華裔學志叢書」第四十九種，2002年）。

此次作者據以現身說法，詳解如何超越宗教化和程式化的歷史敘事體系，再現教條化的宗教敘事背後的歷史真實。

藏傳佛教的教法體系，與其文獻傳承密不可分。

作者提示我們：塔波（Tabo）文書和敦煌文書，可以分別作為西藏佛教「上路弘傳」（stod 'dul）和「下路弘傳」（smad 'dul）的文本坐標（231頁）；敦煌藏文寫本表明，密教對於西藏吸納佛教並形成獨特傳統起了最中心的作用（218頁）。

此外，敦煌藏文密教文獻又與黑水城密教文獻一脈相承，同樣具有廣闊的研究前景。

對藏傳佛教歷史的宏大面向的駕馭，對往往並非信史的歷史敘事的態度，很能考量學者的知識視野和學術潛能。

此書第二章，堪稱一部早期西藏佛教史與佛教文本形成史。

侯浩然博士基於精細的閱讀和思考，對國際學界的相關成果作了通盤的總結和深度的評註。

佛教文本的翻譯和傳播對於西藏宗教歷史和政治文化的影響，乃是作者的核心關懷所在。

惟其如此，此章生髮出的探索精神和啟發意義已經超越了一般學術述評的範疇。

譬如，關於吐蕃-敦煌佛教發展聯動性的觀察（162-163頁），關於西藏佛教「黑暗期」（bstan pa'i bsnubs lugs）敘事傳統的評估（170等頁），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具體討論，折射了作者力圖全面把握吐蕃時期以降的西藏佛教史的雄心。

基於敦煌藏文密教文獻解釋和重構西藏密教傳統，乃是近年西方學界研究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趨向。

對吐蕃帝國崩潰以後，密教修習的蔚然成風及其文本傳統，作者亦傾注了大量精力和文墨。

晚近十餘年來，國際範圍內的敦煌藏文寫本研究，完成了從世俗文獻到佛教文獻的重心轉移。

人類學在這一領域的運用，促進了吐蕃「王權神話」這類重要論題的深化。

文書學（codicology）、類型學（typology）的引入，推動了專題性、綜合性研究的開展。

然而，我們仍應立足文本本身，避免落入已有學者所批評的「理論主導型研究」（theory-driven research）的窠臼。

正如此書所列，西方學者常將敦煌藏文喪葬儀軌文書中的bsngo ba釋作「替代」文本（110-111頁）。

根據PT 239.2等號寫本，此詞作為儀軌故事（smrang）或先例（dpe srol）的標識，存在sngo ba、sngos pa多種變體。

將其譯作「回向」，釋作為亡者所行的獻供，最為平允通透。

關於此詞，M. Lalou、R.A. Stein（石泰安）、褚俊傑均持「回向」之說。

A. Macdonald基於此卷撰者有意將苯教觀念「替代」為佛教觀念這一先入之見，對於此詞的語境作了過度詮釋。

她孤明先發地架構了吐蕃「王家宗教」（gtsug lag）的繁複體系（《M. Lalou紀念文集》，1971年），復又遺留了不少誤讀和疑竇。

此後，今枝由郎、石川巌、B. Dotson均承襲了「替代」之說，步入了同一個「語文學陷阱」。

惟有基於對藏傳佛教文獻的通盤把握，對藏傳密教義理的深切理解，方有可能釋讀和整合以修法和儀軌為主、缺乏傳統意義上的歷史信息的純粹宗教文本。

此書第四章和第五章，為讀者展現了一幅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傳播的宏大畫卷。

作者打通了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書、拜寺溝文書，連同《大乘要道密集》以及台北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遼寧圖書館、雲南圖書館所藏相關藏傳密教文本，重構了十一到十五世紀藏傳佛教的傳播史。

正是基於這批足以集成一部《新見藏傳密教法本彙編》而且日益增盛的文本資源，作者形成了新的整體認知：以敦煌為中心的西域與藏傳密教傳統的形成關係密切；西夏、元、明三代藏傳密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不曾間斷；藏傳佛教薩迦派（Sa skya pa）的「道果法」（lam 『bras）在當時各類藏傳密法中流行最盛、影響亦大（24頁）。

此外，對八思巴（』Phags pa）的密教成就、莎南屹囉（bSod nams grags）的身份背景的重估（292-293、333頁），則鋪敘了精彩而重要的歷史細節。

如前所論，沈衛榮教授的密教研究跨越了文本的多重邊界，打破了西藏學、西夏學、回鶻學、蒙古學之間的畛域之見，將多語種的宗教文本嫁接、轉化為研究藏傳密教及其歷史的一手資料。

作者同定併科判了《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大部分文本，確定其為一部以薩迦派「道果法」為主體，依照修法次第編排的漢譯藏傳密教法本集成。

作者借鑑K. Solonin（索羅寧）、P. Zieme等學者的相關成果，考察西夏文譯、回鶻文譯藏傳密教文本及其歷史，加深了關於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過程中的党項人、畏兀兒人的中介作用的學理判斷（403、413頁）。

面對研究中的「語文學困境」，作者一再彰顯了其作為語文學者的冷靜和耐心。

職是之故，蒙元宮廷所傳、素被漢地士人目為「淫戲」的「演揲兒法」 （Yantīr, < Yantra）的真相（245、282頁），最終得以水落石出。

元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與西夏、明代相比，何以不增反減？作者從其「受眾」背景這一文化語境出發（409-410頁），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此書作者強調，西藏和藏傳佛教的歷史就是藏文文本的歷史，藏學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藏文文本的研究。

這一觀點和理路，在全書中得到了飽滿的發揮。

此書作為「培文」書系的一種，以其編排之精和裝幀之美，在近年國內出版的藏學圖書中洵屬佳構。

作者所引相關文本中的某些尚待落實的譯名，則有待於今後研究的推進。

書後長達五十頁的參考書目，堪稱一部簡明而有致的藏學研究便覽。

對於書中的新知和新論，讀者盡可各充其量、採擷攝收、靜心品味。

錄入編輯: 朱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