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開創「他者」中的華僑研究

□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美國著名漢學家、暢銷歷史書《叫魂》作者孔飛力於2016年2月11日逝世，引發國內學界、讀書界對他的追思熱潮。

日前，孔飛力生前最後一部專著《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引進出版，本書被譽為孔飛力教授研究中國海外華人史的全景式著作。

該書中文版首發式於3月12日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

「孔飛力與海外華人研究」學術研討會也同期舉行。

國際著名華人移民問題研究權威、香港大學原校長王賡武教授，來自廈門大學的譯者李明歡教授，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春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劉宏，暨南大學黨委書記林如鵬等來自中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的近30位知名專家、學者與會。

孔飛力是美國著名漢學家，與魏斐德、史景遷並稱為美國「漢學三傑」，也是繼費正清以來，歐美漢學界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

其著作包括《叫魂——1798妖術大恐慌》、《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等書，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的編撰。

《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以大歷史、大敘事的手筆，將中國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歷史，融會貫通於同期世界格局發展變化的大框架中，讀來令人領悟深遠。

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華人移民五百年歷史精彩畫卷的基礎上，有力論證了其重要觀點:海外華人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研究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由此，海外華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此後，羊城晚報記者獲王賡武先生授權，整理他在研討會上的發言；並專訪了該書譯者李明歡教授。

兩部分文稿經他們本人審閱後，節選發表於本專題。

二位學者分別以同窗、同輩學人及譯者後學的角度，追憶孔飛力先生。

李明歡先生專訪

A

潛移默化

實證而批判，做讓人讀得懂的研究

羊城晚報：作為譯者，您是如何參與到《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這本書的翻譯中的？

李明歡：孔飛力先生的名氣很大，所以他這本書一出來，江蘇人民出版社就把版權給買下了。

他們先是找了一位英文很好的人去翻譯，但是很快譯不下去了。

我想，翻譯到一定程度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是知識結構的問題。

2014年的時候，王保頂編輯跟我聯繫，請我翻譯這本書。

那時我剛剛退休，比較有時間，也出於對孔教授的尊敬，就接受了。

但我知道翻譯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很辛苦，尤其是翻譯大學者的著作，要對得起原著，更難。

接了翻譯任務後，我馬上按以往聯繫的方式，發郵件跟孔飛力教授聯繫，但他沒回。

後來我又通過與孔飛力先生相交半個多世紀的好友王賡武先生聯繫，但也一直未成功。

最後聽說孔先生重病後把原來的房子都清賣了，住到養老院去了。

我很尊敬孔先生，很希望能夠讓他在有生之年看到這本著作的中文版。

但很遺憾還是沒有趕上。

前兩天我看到一篇悼念孔先生的文章，其中說孔先生一生只寫了三本書，即《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和敵人》，《叫魂》，還有《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許多學者都不知道孔先生還有這樣一本重要的著作，《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

孔先生一直認為應當強調一種觀念，中國的大歷史觀必須包括海外華人的歷史，應當關注海外華人對中國的影響，關注海外華人與中國之間的相互影響。

羊城晚報：孔先生在學術道路上是如何給您支持和幫助的？

李明歡：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海外華人問題。

記得第一次接到孔教授發給我的郵件時，我非常意外，因為當時我還很年輕，無法想像這樣世界知名的學者，會很客氣地向一位年輕人了解一些問題，很感動。

後來他請我到哈佛去，那是1998年。

我去哈佛之前，提前一個星期先到了紐約的唐人街，跟那裡的福建人（其中好些是還沒有拿到合法身份的無證移民），跟這樣一批生活在美國社會最底層的人共同生活了一個星期。

那個時候（上世紀90年代），福建在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影響很大。

我通過種種路徑找到了他們，跟他們住在一起。

每天晚上在他們放工回來後和他們聊天，聽他們講偷渡的故事，講在美國如何生存的經歷。

我印象很深，從紐約華爾街步行到唐人街只需半個多小時，但卻完全是兩個天地。

華爾街是世界金融中心，高樓大廈，大樓里進進出出的人西裝革履。

而住在唐人街的非法移民沒日沒夜工作,住處更是簡陋得難以想像。

我受到了福建移民們的熱情接待，他們當我是朋友，我理解他們，我也是真心誠意地聽他們傾訴自己的故事。

離開紐約唐人街之後我就去了哈佛見孔教授。

他覺得作為一個學者，能深入到最底層親身體驗，扎紮實實做調查，是不容易的。

我雖然只是和唐人街的福建人相處一星期，但在那之前我已經做過很長時間的研究，交了許多朋友，這因此才有可能進入到這個群體當中，一周的收穫來自多年的積累。

當時孔教授跟我說，我們在這裡這麼多年，一直想進入這個群體卻未能如願。

你來這裡待一個星期，所知道的比我們幾年的了解還多。

他邀請我在哈佛做公開演講，並親自為我主持講座。

孔教授還特地請我到他家中，長時間交流。

孔教授鼓勵我應該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做扎紮實實的、讓人能夠讀得懂、看得懂的研究。

我在與孔教授的交流中，還能夠體會到他重視對現實的關懷。

所以我的研究中很強調的一點，為什麼有這麼多福建人到美國來？最主要當然是美國有這個需求，是移入國有這個空間讓他們去生存、去發展。

在交流當中孔教授對美國政府的批評可能也對我有影響。

美國占有了那麼多的資源、空間，資本為了牟取更高利益就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廉價勞動力。

對於外國移民，你不能既需要他們又打壓他們。

這是政策上的自身矛盾，不能把這些都轉嫁到勞動者身上。

在潛移默化當中我受到了孔飛力治學態度、理念及批判精神的影響。

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

B

學術脈絡

華人海外遷移是中國歷史的延伸

羊城晚報：這本書側重研究海外華人，這在孔飛力先生的學術脈絡中處於怎樣的位置？

李明歡：孔教授最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我們所說的中國近代史。

這個時候也正是中國人大步走向海外的時代。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走向海外出現一個高潮。

孔教授在研究清代史時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清代的海禁政策。

研究中國史的人往往不關注海外移民，大多只關注在中國本土發生的事情。

但是孔教授認為海外移民是中國歷史的延伸。

（中國歷史）不能夠只到東南沿海就終止了，實際上中國歷史還在往外發展。

可以這麼說，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出國」這麼清晰的概念。

在南方的福建、廣東，當地人叫做下南洋，而不是說出國。

對他們來講這是一個生存空間的延伸，是去尋找一個新的更好的生存空間。

福建人、廣東人大多自身也是移民或移民的後裔，他們的先輩是從中原地區一步步南遷下來，來到了海邊。

但是，大海對他們來講並不是國界，而是進一步發展的屏障。

他們要突破這個屏障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

所以孔教授將中國人下南洋認為是中國歷史的延伸。

這些人把本土的文化、家族關係、血緣紐帶，宗教信仰、把他們在家鄉祭拜的神靈都帶到南洋去了。

他們認為自己還是中國皇帝的子民，是中國人。

「我還是漢人，還是中國人。

」所以海外會形成唐人街。

中國的今天與歷代人口流動的歷史是聯繫在一起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今天的版圖變化是隨著人口流動而一步步形成的。

孔教授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關注中國人的海外遷移問題，開始將人口遷移融入到整個中國大歷史的研究當中。

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歷史觀。

這也是我們做史學研究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羊城晚報：您個人長期從事海外的華人研究，那麼作為相關領域的專家，您如何評價這本著作？

李明歡：我在譯後記里對孔教授這本書作了比較全面的梳理。

我覺得他這本書的整個寫作方式、研究方法和《叫魂》正形成比較鮮明的對照。

《叫魂》的特點是以小見大，通過挖掘原始檔案，梳理蛛絲馬跡去重構歷史事件，進而解讀封建王權統治機器，社會民眾心理及影響等等。

但現在這本書則不同，它不是去發掘一手的檔案資料，而是在宏觀歷史觀之下去利用前人已經使用過的資料，梳理其他學者的評論，把碎片式的東西歸總到一個宏大的主題之下。

這個宏大的主題就是中國的大歷史，就是你不能夠只是關注中國「本土」的發展歷程。

當然，這個本土是加引號的。

中國「本土」是哪裡？在每個朝代是不一樣的。

所以孔先生在這個大歷史觀之下把別人的資料重新梳理以後，提出自己的觀點。

這種路徑恰恰顯示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大家、國際一流學者的能力。

C

現實關懷

昔日華僑今日農民工都曾是「他者」

羊城晚報：孔飛力先生及其老師史華慈在治學中均有強烈的現實關懷。

在這本著作中是否也有體現？

李明歡：對，他關注在中國整個發展的宏大歷史進程中，人們怎麼去看海外華人，從最高政權到普通民眾，從海外華人的祖籍國到他們的移入國。

而且，時至今日，國際移民已經成為整個世界不可改變的一個大的潮流。

當今世界跨國流動的人口，從絕對數量來講，已經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候，而且還在不斷增長中，流動已經成為當今民眾生活的一種常態。

那麼，如此大量人口的跨境流動會帶來什麼樣的社會影響？會對祖籍國及移入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和文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是人們現在非常關注的問題。

曾幾何時，歐洲還是一片太平盛世，但現在被一個難民問題衝擊得一塌糊塗。

這種事情在今天世界上到處都在發生。

所以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他者」的問題。

移民與當地人之間互為「他者」。

我想這就是他這本書今天的意義之一。

這個他者——當地人看華人是他者，華人看當地人也是他者。

在今天的世界，這種他者的衝突時時發生。

又比如近期湧入歐洲的難民，也被大多數歐洲人看成是他者，這裡所表現的不是階級意識，而是一種族群意識。

就中國國內來講，同樣也存在類似問題。

農民工進城不是也曾被當成他者嗎？所以，這都是孔飛力研究的現實深刻之處。

羊城晚報：今年2月孔教授去世的新聞無論在學界、傳媒，甚至公眾領域都成為一時熱點。

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李明歡：我覺得他最大的影響是《叫魂》那本書。

《叫魂》里講了一個盛世危言的故事。

乾隆時社會一片繁榮景象，可是，一個小小的事件卻引起從最高皇帝，到底層平民百姓上上下下的大恐慌？孔飛力藉此解讀了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他探討了歷史上怎麼去壓制這個事件，為什麼要去壓制這個事件？

我有一次見到他，他說他沒有想到《叫魂》這一本學術著作會在中國引起那麼大的反響。

我說因為你講得好，因為你引導大家去深刻解讀了歷史。

就像現在，但凡比較有影響的電視劇，都能引人深思。

《潛伏》，大家看到的是今天職場的競爭；《琅琊榜》，大家看到的是已經遠去的忠義。

民間是不會關注純學術研究的，更多關注的是身邊的事。

不過，現在我們的影視劇中出現了大量的清宮戲，讓人對清宮產生了一種想像。

這就使得人們想去知道清朝的一些真實情況，這種影響還是蠻大的，倒不一定是人們真正想去探究一些歷史專業問題。

兩者還不太一樣。

羊城晚報：孔教授對西方中國史的研究，對中國學者有何借鑑或者啟示？

李明歡：實際上這也是以他者的眼光看中國，他有不同的角度、視野。

西方學者有不一樣的學術傳統，當然個體的努力也很重要。

北京的中國檔案館開放以後孔教授是第一批進來的，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那裡認真閱讀檔案。

現在的學術界整體比較浮躁，雖然也有人在兢兢業業認認真真做事，但好些人是被指揮棒指揮得東搖西晃的。

學術界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不斷地追趕新的時尚議題，而缺乏一種扎紮實實的、在自己既定的學術道路上認真走下去的精神。

當然，國外學者也有國外學者的問題。

但是，像孔教授這樣十年磨一劍的精神一直被中外學者所稱道。

孔飛力先生一生幾乎是十年一書，文章也不多。

但他每一本書都在史學界具有標杆性的意義。

這就是大師的價值！

當然，我始終認為，中外學者各有所長，很多問題大家都是平等交流的。

中國學者現在已有更多機會能與國外的學者交流和對話。

中國學者有中國學者的長處，外國學者有外國學者的長處。

中國最優秀的學者不亞於外國最優秀的學者，外國最差勁的學者跟中國最差勁的學者是一樣的。

王賡武先生演講（節選）

他比中國學者

更早關注華僑史

孔飛力是我特別要好的朋友。

61年前，我們在倫敦相會的時候算是同學，一個學期的同學。

當時他剛剛從哈佛大學畢業，而我在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當研究生。

我們一同上日文課。

孔飛力的老師之一史華慈跟他講，如果你對中國感興趣的話，可以先學日文，接著學漢語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很驚奇，我當時剛好也開始學日文，也是聽人家說要研究中國歷史可以先看看日文材料。

我本來就會中文，但那個時候孔飛力還不會中文，他學漢字是從日文開始的。

他也向我坦白地說，他只是感興趣，還沒有決定要研究中國歷史。

於是我們就同學了一個學期。

但是在我們一塊念日文的幾個月中，我們不是練文法，而是一起念日本近代史的課本。

在那之後，我就知道他對東亞歷史、對日本、對中國已經十分感興趣。

1960年，我在哈佛重新跟他見面，孔飛力那個時候還是研究生，已經開始做研究。

我特別注意到他的興趣。

他本來是歷史系出身的，但對人類學很感興趣。

他看許多人類學家寫的有關中國社會、風俗習慣、文化史等方面的東西，這是從他在費正清手下念研究生的時候開始的。

他開始從這兩個不同的角度看中國。

之後他在費正清歷史系的傳統之下，專門研究中國的檔案文件（Ching Documents）。

費正清很重視這一點。

另外一個問題，我到歐洲的時候發現他們主要研究的是漢學。

所謂漢學就是古代的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中國歷史，而近代的東西根本沒有人研究。

當時整個西歐差不多沒有人做中國近代史，有的話也是從外國帝國主義時代或者從冷戰的那種情況來看中國的近代變化。

學術界根本不重視現代中國、當代中國，他們所了解而且非常尊敬的是中國的古代文化。

而像孔飛力這樣研究中國近代史，在美國也才剛剛開始。

美國本來也有這種歐洲漢學的傳統，不過在冷戰時期，大家開始注意到，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實在太淺了，僅靠漢學了解中國古代，是不夠的，一定要重視近代史。

我記得我到美國去的那一年（1960年），福特基金會給了美國主要大學一大筆錢，鼓勵他們研究近代現代中國。

那段時期相當關鍵，孔飛力和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重視中國近代史的。

所以他可以說是開創者之一。

他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方面貢獻很明顯。

到現在為止，對於現代中國、當代中國，美國的學者要比歐洲強得多。

歐洲一直是拖著，不太願意走這條路，他們傳統的漢學非常重視古代的文化和哲學，到目前為止還有這種偏見。

所以從現在來看，我覺得孔飛力可以說是代表了他們最先進的一批人。

有一次，我到北京社科院時碰到研究近代史的學者。

我問,你們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有沒有人研究華僑問題，他說這個留給僑辦的人去研究吧，我們研究中國內部的發展跟中外關係。

後來我也問了其他的歷史系，但好像沒有人研究華僑華人歷史。

我當時有點驚奇，也問了孔飛力，他說他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猜想他自己後來轉到研究中國移民史，是感覺到中國學者沒有足夠重視中國的移民史和海外華人移民史的緣故。

本版統籌 鄧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