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音：現代人眼中的國學到底涵蓋了哪些

道家是從老子開始才萌生的，老子之後，老子學派逐漸完善老子學說，編著《老子》（記住，《老子》不是老子寫的，而是老子學派編著的，成書年代大致跟《論語》差不多。

）這樣，道家學派才逐漸形成，道家學派是一個哲學思想學派，它不講巫術這些的，其實它更多的還是講治國，後來逐漸延伸到人與自然等等，但這是後來的事情了。

道教，其實是中國民間方術的一種發展。

只是後來張道陵對其進行了改造，在理論上跟《老子》扯上關係，將《老子》作為道教的綱領性著作，這樣道教才跟道家掛上了關係，這已經是東漢時期的事情了。

然後說「國學」，國學這個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國學」特指諸子百家經史子集等學術研究這塊，廣義國學指一切中國的傳統文化。

所以，從廣義的國學角度看，風水啊面相啊測卦啊道教煉丹啊這些也可以說是國學。

但是，我們要科學看待傳統的這些東西，要釐清傳統中哪些東西是精華，哪些是落後迷信，不可以一股腦兒地說繼承說發揚。

就說道教，道教的哲學思想我們可以以宗教哲學的角度來研究解讀，但你搞煉丹想長生不老得道成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曾經說過一句話，「有些人不是缺國學常識，而是缺科學常識。

」

國學，又稱國故，可譯「 GuoXue 」（音譯）、「 Sinology 」(意譯，指中國學， 漢學 ，因無別於漢族學而有爭議)。

狹義的是指以儒學為主的中華傳統思想文化與學術，包括古代諸子百家。

廣義主要是根據胡適:「中國皠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說法而拓展外延和內涵，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基，涵蓋(兩漢)經學 、 (魏晉)玄學 、(隋唐)佛 學、 (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 、 (元曲)與(明清)小說 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學術體系。

因此，中國古代和現代的優秀標化和學術成就，包括 歷史 、 思想 、 哲學 、 地理 、 政治 、 經濟 乃至書畫 、 音樂 、 術數 、 醫學 、 星相 、 建築 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

另外國學還指學府 ，如太學、國子監。

國學也是一門學問，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 1920年代 始盛。

簡而言之，國學，就是中國學，就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明。

此後朝代更替，國學逐步由小學演變為高等學府。

到了清末，國學成為國家最高層次的學校。

「庚子義和團一役以後，西洋勢力益膨脹於中國，士人之研究西學者日益眾，翻譯西書者亦日益多，而哲學、倫理、政治諸說，皆異於舊有之學術。

於是概稱此種書籍曰『新學』，而稱固有之學術曰『舊學』矣。

另一方面，不屑以舊學之名稱我固有之學術，於是有發行雜誌，名之曰《國粹學報》，以與西來之學術相抗。

『國粹』之名隨之而起。

」（王淄塵《國學講話》，世界書局於1935年）1901年，梁啓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提到「國粹」一詞。

1902年秋，梁啓超寫信給黃遵憲提議創辦《國學報》，「以保國粹為主義」，使用了「國學」一名。

幾個月後，梁啓超又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多次提及「國學」。

章太炎則於1906年9月在東京發起「國學講習會」,不久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國學振起社，其「廣告」云：「本社為振起國學、發揚國光而設，間月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其內容共分六種：（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

」

至此，「國學」一詞在中國也 。

到清末民國時期,西學東漸、文化轉型,關於"國學"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

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

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

"（《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

章太炎在其《國學概論》中稱：國學之本體是經史非神話、經典諸子非宗教、歷史非小說傳奇；治國學之方法為辨書記的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變遷及辨文學應用。

吳宓認為：「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 胡適則認為：「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

胡適由於當年在學術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觀點影響範圍最廣。

現代一般人對「國學」的理解，大多沿革於胡適。

現在,國學又可稱國故，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構成了恢弘的經、史、子、集四部。

國學，興起於二十世紀初，而大盛於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尋根"熱，九十年代"國學"熱再次欣起遂至今，無不是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

於今而言,則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

國學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那麼無疑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這些當然是屬於國學範疇，但也可以說是國學的外延了。

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儒家貫穿並主導中國思想史，其它列從屬地位；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但以經、子部為重，尤傾向於經部。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編撰於乾隆年間，由當時的紀曉嵐、王念孫、戴震等等一流學者完成。

「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全書」指所收都是全本。

經部——經部分為「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群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石經類」、「彙編類」，主要是儒家經典和注釋研究儒家經典的名著。

其中儒學十三經：《周易》、《尚書》、《周禮》、《禮記》、《儀禮》、《詩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為「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抄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彙編類」，重要書目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戰國策》、《宋元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為「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叢書類」、「彙編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耶教類」、「回教類」、「西學格致類」，重要書目如：《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孫龍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孫子》、《山海經》、《藝文類聚》、《金剛經》、《四十二章經》等等。

集部——集部分為「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詞曲類」、「閨閣類」，重要書目如：《楚辭》、《全唐詩》，《全宋詞》，《樂府詩集》、《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等等。

目前汕頭大學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國學」概念,他認為新國學就是適應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需要提出來的，"新國學倡導中華文化的整體觀念，說胡適很行，同樣也不否認魯迅的偉大，各種文化的對立不要看得那麼重，每個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視中國文化為一個結構整體，是包括中國古代學術和中國現當代學術在內的中國學術的總稱。

"新國學強調的就是：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整體，誰也缺少不了誰。

"

首先，我認為國學乃是一種社會科學。

是中國學術的簡稱。

他的研究範圍首先是在中國文化方面，涉及中國文化的各個版塊。

他跟文學藝術乃是不同的兩個概念。

文學不是國學、歷史也不是國學，藝術也不是國學。

所以單純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歷史作品，他們本身並不是國學。

國學是學術性的、理論性的東西。

就像文學理論是理論，而文學作品並非理論一樣，文學家是文學的創作者，理論家是對文學作品進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員，他們從事的乃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工作。

一個重在創造，在想像，而一者重在科學的分析、研究。

他們互為素材與主題的關係。

文學、藝術、歷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現象，乃是國學研究的對象。

他們本身不叫做國學著作。

而對他們研究而寫出的著作才叫做國學著作。

接著看國學的研究對象。

國學的研究對象，除了對傳統的經、史、子、集的研究外，他還包括由此延伸出來的樸學、訓詁學、音韻學、古文字學、古典文獻學、圖書版本及辯偽學、文物鑑定等方面。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國學體系。

那麼這算是古典國學吧。

要研究現代中國文化的，也可以稱為國學。

可以是現代國學。

比如把現代文學、現代歷史、佛學、宗教、馬克思主義、進化論、存在主義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國文化裡面的一些文化現象，都可以成為國學的研究範圍，當然這方面現在還沒有嚴格的區分。

我這裡也就不深談了。

國學強調的乃是科學性、邏輯合理性、學術嚴謹性。

藝術性與思想性不是判斷國學成就的主要標準。

藝術性與思想性乃是判斷文學藝術作品的標準。

不適用於國學範疇。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國學著作裡面感受出他的藝術性與思想性，比如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里我們能感受到他的藝術色彩，從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像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從形式上看，都具有藝術性的特點。

但是，藝術性不是判斷國學著作優劣的主要標準。

就像錢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國學家，但是絲毫不影響他的國學成就，因為他在作品中表達的觀點，提供的材料，都屬於非常成熟的。

比較準確的表達了他的意思。

那麼思想性是不是判斷國學水平的標準呢？同樣不是重要標準。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我們強調的是論點、論證、論據的相關性，如果論據不能成立，那麼再冠冕堂皇的論點，都是低劣的。

像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紅樓夢索引》劉心武的「秦學」，都只是一場場學術鬧劇。

我們不能說康有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對，但是他們妄改事實、牽強附會，對於學術來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所以才有後來的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對康有為的辯偽，才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胡適也因此被認為是踩著蔡元培成了紅學家，但學術強調的是嚴謹，就是這樣六親不認的。

認理不認人。

假如我們因為錢穆辯偽而影響康有為改良學說的傳播，胡適考證而影響了蔡元培革命學說的傳播，那麼那只是他們在社會效應上產生的結果。

但是在學術方面，並不能因為他們產生的社會效應而顛倒黑白。

比如說劉心武的「秦學」引起了紅學的普及，這是他的社會效應，但這社會效應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學」的科學性嚴謹性呢？

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學」的成就呢？不是的。

也許有的結論或理論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個時期因為手段的創新性和思想的先進性而引起了大眾的追捧，但並不能證明他就是對的。

正如花費數年研發的產品，會毀於一句並沒認真論證的謠言一樣。

你能說明這句謠言比數年的研究實踐，他們寫出的學術論文，更有價值嗎？更正確嗎？顯然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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