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漫談《燕然山銘》︱張公那頂破帽掇不到李公頭上

發現《燕然山銘》的消息甫一公布，中國國內有一些人就憂心忡忡，擔心這件大顯皇漢威風的摩崖石刻，會被蒙古國人蓄意毀掉，湮滅漢兵鐵蹄留下的印跡，以維護蒙古國獨立於中國存在的歷史。

為此，這一班人紛紛獻計獻策，想要幫國家分憂解難。

他們想出的辦法之一，便是趕緊把鐫刻銘文的那塊山石，整體搬運到華夏中土，再蓋個富麗堂皇的大屋頂罩上。

這樣，就能讓大漢神威妥妥地光耀萬世了。

不用說鐫刻著漢代銘文的遠古文物，就是隨便一塊平平常常的大石頭，那也是人家的東西，不能想拿就拿。

君不見大陸遊客在台灣隨便撿幾顆鵝卵石、麥飯石什麼的也會遭到懲處。

兩岸一家親都不行，更不用說蒙古是個在聯合國里有正式席位的主權國家了。

班固這篇銘文刻好後，留在燕然山的石壁上，快兩千年了，一直基本保持完好。

不管是當時的匈奴（前面我在《蒼茫沙腥古戰場》中已經講過，當永元元年北匈奴單于逃走之際，還有「十餘萬落」匈奴人留在漠北故地），還是後來占據這片草原的鮮卑人，突厥人，或者是至今仍生活在那裡的蒙古人，你愛在石砬子上寫啥寫啥，他們在下面的草場上該跑馬跑馬，該牧羊牧羊，快活地過自己的日子，從來也沒有人去刻意毀損這篇摩崖石刻。

歷史的事實，向我們清楚表明：大可不必以小人的心眼兒和行徑，去揣度曠野壯漢之肚腹。

一、令人迷惘的新發現

談到這樣的問題，反觀中國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倒是因為野蠻搬移，做出過一件嚴重毀損東漢摩崖石刻的事情。

我之所以要在這裡講述這個故事，是因為當地是把它視作「東漢時期竇憲率軍追擊匈奴歸還時勒石記功的遺蹟」，或謂之曰「記述了東漢聯合南奴攻打北匈奴的歷史事件」（見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博物館之《文物志》，以及孫危《內蒙古阿拉善漢邊塞碑銘調查記》引述當地博物館之《文物普查記錄》。

孫文刊《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並向前來參觀各色人等加以介紹，包括一些知名大學的專家學者，這就不僅與《燕然山銘》以及它所紀念的主人竇憲建立了密切聯繫，影響還很廣泛並且相當深刻。

在這種情況下，現在我們研究《燕然山銘》問題，對這件東漢摩崖石刻及其相關史事，也就不能不加以說明和澄清了。

這件摩崖石刻，在傳世文獻中根本沒有任何記載，宋代以至清代以來的金石學家，也從來沒有人傳拓著錄，可以說是一向聞所未聞，這和全文收錄於《後漢書》的《燕然山銘》有很大不同。

——其不同之處，在於這篇石刻銘文的發現與不被發現，意義是天差地別的：這是發現了前所未知的新文獻，不像《燕然山銘》，發現刻石銘文，只是找到了最好、最原始的文本而已。

新發現的這篇石刻銘文，本來和《燕然山銘》一樣，是鐫刻在野外特立的山崖上，地點是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屬下的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盟博物館檔案《文物普查記錄》登記的情況顯示，這件石刻是1986年在阿拉善左旗騰格里額里斯蘇木特莫烏拉嘎查東北的「通湖烏拉」亦即「通湖山」上發現的。

具體發現它的人，並非文物工作者，而是當地一位基層行政人員。

經此人向阿拉善左旗文管所報告，始引起相關文物工作者注意（李晉賀《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館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之新發現》，刊2016年2月25日《阿拉善日報》）。

發現了新的文物，遵循「組織原則」，走「正當程序」，報告給主管其事的文物部門，按理說，應該是一件好事。

想不到的是，這件摩崖石刻的噩運也就從此開始了。

按照阿拉善博物館館長李晉賀先生2016年在當地報紙上刊載文章的說法，阿拉善左旗文管所的負責人接到報告後，親自前往查看，當時所看到的情形是：

石刻在通湖山群巒中一高嶺頂上，文字刻在一長1.2米、寬1米的長方形石板上，石板為白色砂岩，石板中下部已剝落，只殘留上下兩部分。

字體為陰刻隸書，字數120個。

西100米處築有一長15米、寬13米、高3至8米的石砌烽火台。

這位負責人「在摩崖原址做了兩幅拓片，上半幅在郵寄當中丟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館購得」（李晉賀《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館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之新發現》。

案李晉賀先生身份，見阿拉善博物館網頁www.alsbwg.com/news_show.aspx?id=296介紹）。

現存放在阿拉善博物館展廳的石刻殘片（照片系由友人提供）

這裡所說「兩幅拓片」以及「上半幅」、「下半幅」云云這些話，指的是上面這張照片中原石右上角和右下角這兩個局部殘字的拓片。

單看這一說法，似乎1986年最初發現這一石刻時其狀態就是如此。

可是，實際情況卻絕不是這樣。

不知是不是純屬巧合，1994年「九一八事變」紀念日這一天，在《中國文物報》上，發表了該報「特約記者」王大方先生的一篇報導，報導說「在內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考古工作者日前發現了一處西漢武帝時期的石刻銘文」。

可這「日前」二字，用的畢竟是太離奇了。

從1986年發現這一石刻，到這時，已經過去整整八個年頭，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其字面涵義的（據阿拉善博物館網頁和孫危《內蒙古阿拉善漢邊塞碑銘調查記》一文介紹，王大方先生是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局文化廳的官員，但既然被聘任為「特約記者」，報紙自然是按照對記者的要求審核簽發的稿件）。

問題是新聞報導的作用，本來是應該清楚告訴社會大眾，一個新聞事件的基本面貌。

對於這件石刻而言，除了確切的發現時間之外，讀者最想清楚知道的事項，是它在山崖上的時候銘文保存情況究竟如何。

令人遺憾的是，文稿中對「日前」發現情況的描述，在我們新聞界以外的外行看來，同樣含混不清。

王氏文曰：「據觀察,銘文共200餘字,面積為2.25平方米,豎行,從右至左排列共20行。

因年代久遠、風雨剝蝕,銘文難以卒讀。

」二百多字的銘文，若是按照二十行來推算的話，每一行應該只有十個字稍多，但我們瞅一眼現存石刻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其原石每一行的字數，實際在二十五六個字以上，王氏所說「銘文共200餘字」，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這位王大方「特約記者」報導說，雖然石刻銘文原來是在通湖山上發現的，但「目前這方石刻銘文已由阿拉善盟文物部門妥為運至阿盟首府巴彥浩特鎮對外展覽」。

「目前」比「日前」時間要更近一些，這一點很容易判斷，因為「目前」的石刻已經移出了原來的位置。

所以，王大方先生報導的情況，實際上是遷移到巴彥浩特鎮「對外展覽」時所看到的情況。

沒辦法，我是新聞界的外行，只能一邊研究，一邊琢磨報紙上所說的意思。

二、毀損的漢碑

那麼，這就是石刻發現時的原始狀況嗎？——根本不是。

這方石刻，現在被存放在阿拉善盟的博物館、也就是「阿拉善博物館」，被定名為《通湖山碑刻》，當然是鎮館之寶。

阿拉善博物館的網頁（www.alsbwg.com/news_show.aspx?id=296）介紹說，接到基層行政人員報告後，阿拉善左旗文管所的負責人，在上山查看後「做了兩幅拓片，並將石刻整體切割在阿拉善王府保存了20年。

由於揭取的時候，沒有先進的揭取工具，使用敲擊工具從山崖上敲打，致使敲擊下來的岩體表面字跡大部分脫落，現存殘體長129cm,寬138cm,厚11.2cm，石質為紫色砂岩，字體為陰刻漢隸，石碑刻中間已剝落，只殘留上下兩部分。

2010年，隨著阿拉善博物館新館的落成，這方珍貴的漢代刻石經修復後豎立擺放在展櫃里」。

而當年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所做的兩幅拓片，「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館購得，上半幅在郵寄當中丟失，原始照片現已被博物館找到」。

儘管還是半遮半掩，但還是道出了重要的實情：是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這位負責人妄自蠻幹，使石刻銘文遭受嚴重損毀，造成「石碑刻中間已剝落，只殘留上下兩部分」。

王大方先生的報導雖然含混不清，但正是通過這篇報導，學術界才廣泛知曉了這一東漢碑刻；也正因為這篇報導實在稀里胡塗，關注它的學者只好自己去再做考察。

1998年8月，正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習碩士學位課程的孫危先生，專程親往阿拉善盟，查看石刻,拍攝照片，並在當地同行的協助下製作了兩份拓片，同時通過查閱有關業務檔案以及向當地業務人員諮詢，來了解有關石刻的發現和保護等相關情況。

後來，孫危先生把這次考察和研究的結果，寫成《內蒙古阿拉善漢邊塞碑銘調查記》一文，公開發表在2006年第3期《北方文物》上。

讀到孫危先生這篇文章，所謂《通湖山碑刻》遭受損毀的真相，才得以明了。

原來這件摩崖石刻,「發現時相當完整」，在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自己看來，他大概算是很盡職盡責的了。

因為當地沒有合適的「石匠」，他還特地從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請來一位中意的「石匠」。

俗話說「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兒」，要怪，就怪這位「石匠」太不知輕重了。

由於這位「石匠」師傅「鑿取碑刻的方法不當，致使石碑受到嚴重破壞」。

《通湖山碑刻》右下角殘片（照片系由友人提供）

好端端一方從未見諸著錄的漢代碑刻，就這樣被毀損得近乎沒了。

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這位負責人，只好把僅剩存下來的右上角和右下角那一點點殘石碎片，「運至阿盟首府巴彥浩特鎮對外展覽」。

顯而易見，這絕不是王大方先生所說的「妥為」處置，運下山來的只是被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仁兄以一種極其「不妥」的粗野方式毀損後殘存的碎片。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在阿拉善博物館裡看到的《通湖山碑刻》的樣貌。

也許有人會說，摩崖石刻的核心價值，是銘文的內容，只要留有碑銘的拓片，碑石毀就毀了，除了作為文物對石刻本身的研究以外，對歷史學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損害還是有限的。

可是，事情的荒唐，就荒唐到在碑石毀失前竟沒有留下一份拓片的程度。

前面第一節提到，阿拉善博物館館長李晉賀先生說，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曾經「在摩崖原址做了兩幅拓片，上半幅在郵寄當中丟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館購得」。

由於說這兩幅拓片是製作於「摩崖原址」，很容易給人以一種印象：這兩幅拓片是捶拓於碑石崩裂毀失之前，所以應當拓出了毀失前的全部銘文。

然而事實看起來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從1994年王大方先生的初次報導開始，內蒙古各級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對這通《通湖山碑刻》的說明，就一直閃爍其詞。

前面第一節我談到相關新聞報導給讀者造成的困惑，固然首先要由刊發其稿的新聞單位負主要責任，但其間的另一重緣由，也就是更為實質性的原因，是這些撰稿人在刻意掩飾或者迴避事實的真相。

每一個學術圈子都是一個小世界。

很多年前，在一次很大範圍的京城學者聚會過程中，與一位我十分欽敬的考古文博界老前輩閒談，我隨便說道，歷史學界的人很無賴，正在迅速「黑社會化」。

不料這位老前輩笑道：「歷史學才剛剛『黑社會化』呀，這也太落伍了，考古學界早就是成熟的『黑社會』了。

」

「黑社會」成員的規矩，是不管彼此之間有多大衝突，也是自己的事兒在自己圈子裡解決，不能對外講的。

寫《內蒙古阿拉善漢邊塞碑銘調查記》的孫危先生畢竟還太年輕，在圈子混的時間還短（做調查寫文章的時候還只是位碩士研究生），若是再年長几歲，多混些年頭兒，自然明白皇帝的新衣是啥樣，這是瞎子都明白的事兒，不是只有自己眼光明亮才看得到，多半也就不會做這種冒傻氣的事兒了。

就連今天我寫這篇稿子來講述相關的情況，也有我很敬重的文史學者勸告說不必如此多事，他告訴我考古文博界內類似的事情多著去了，比這更重要的文物也說毀就毀了，是講不過來的；況且公開講出來，惹人家不高興，什麼時候再去看東西也就不方便了。

好在我從來就不相信做歷史研究非依賴新材料或是爭搶先看、自家一個人守著看新材料不可，趕上了，就要把它說清楚，讓那些擔憂蒙古國人毀壞《燕然山銘》的社會公眾好好看一看，到底是誰在毀壞漢代的石刻銘文。

李晉賀先生講曾經在「摩崖原址」做了上半幅、下半幅「兩幅拓片」，這話說在2016年，而十年前孫危先生在2006年敘說同一件事，卻詳細講述說，當地相關人士告訴他，「在石匠鑿取碑刻前一共做了兩份拓片,一份寄給了內蒙古文化廳文物處的王大方副處長,但王先生稱並未收到拓片,可能是寄丟了」，另一份保存在製作拓片的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手中。

不順的是，孫危先生這次去阿拉善盟調查過程中，雖專門找人引薦，前去拜訪，卻始終未能見到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據說是去銀川出差了，「結果這份拓片也未找到」。

按照孫危先生在當地調查的情況，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告訴給大家的，分明是說他在摩崖刻石崩裂之前製作了兩幅石刻文字完整的原石拓片，可是十年以後，在李晉賀先生的筆下，這兩幅石刻文字完整無缺的原石拓片，竟變成了說是「兩幅」而實際上只是一幅的上、下兩段拓片。

李晉賀先生接著寫道：「上半幅在郵寄當中丟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館購得。

」顯而易見，李先生說的「上半幅」，是指孫先生所說寄給王大方副處長的那一份完整的原石拓片，而「下半幅」則只能是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手中存留的那一份原石拓片。

情況講到這裡，真實的情況，似乎很容易推斷了。

假如當地相關人士反映給孫危先生的情況屬實，那麼，現在我們應該很容易看到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手中保存的銘文文字完整的原石拓片。

這本來就是他在工作過程中給公家製作的東西，在摩崖刻石業已被他毀壞的情況下，留下這份拓片，也勉強算得上是將功補過，減輕一點兒自己的責任。

可是，我們看李晉賀先生在文章中依據拓本轉錄的銘文，其實就是殘石剩存的文字，這樣的原石拓本顯然並不存在。

如此一來，李晉賀先生講的上半幅、下半幅云云的「兩幅」拓片，只能是原石損壞後分開兩張捶拓的殘石右上角和右下角部分，前者即所謂「上半幅」，後者即「下半幅」。

殘存的石塊就放在李先生主掌的博物館中，按照正常程序報呈上級主管部門批准後，找來拓工就可以捶拓，還煞有介事地說什麼「上半幅在郵寄當中丟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館購得」，恐怕李晉賀先生自己也不明白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結論，只能是在請自治區首府的「石匠」動手鑿下摩崖刻石之前，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根本沒有想到需要捶拓一份拓片，以防萬一，上面談到的種種吱吱唔唔的話語，都是掩飾這一重大失職行為的謊言。

至於李晉賀先生在文章中還說什麼「石刻被整體切割輾轉到阿拉善王府保存了20年」，這話就更不著邊際了。

看看石刻銘文已經殘損成什麼樣了，怎麼還能這樣瞪著眼睛說瞎話，講什麼「整體切割」。

沒有原石拓片，那麼在被毀損成碎片之前總會拍下一幅照片吧？情況同樣不令人樂觀。

在阿拉善博物館網頁的介紹中，我們看到有文字雲「原始照片現已被博物館找到」。

這又是什麼意思？如果當初在鑿取摩崖刻石之前就拍照了，那麼，它理應就存放在該館的基本檔案之中。

為什麼還要費力去找？是到哪裡找來的？這張照片是遠遠地攝取一幅山崖的景象，還是刻石銘文的近距離特寫？要是後者，為什麼未見該館館長李晉賀先生引述照片的內容以補充殘石的缺損？答案只能是這是一幅刻石所在山崖的遠景，就像一位趕牲口的放羊娃以崖壁為背景拍攝的照片差不多，同樣於事無補。

可能很多人會想，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總歸是認識漢字的吧，再不濟也會先鈔錄一份銘文再讓「石匠」動手開鑿吧？不幸的很，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負責人顯然沒有想到做這樣的工作。

於是，這新發現的摩崖刻石，轉瞬之間，就被他弄沒了，只剩下那麼一點點可憐的碎片。

1994年王大方先生在《中國文物報》上對這通《通湖山碑刻》進行報導之後，只是招來了像孫危先生這樣的個別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孫危先生到當地調查並於2006年發表文章，報告自己的調查報告以後，仍然沒有太多人關注這通石刻。

直到2012年至2016年中國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期間，阿拉善博物館的李晉賀館長又於2016年2月發表《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館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之新發現》一文對其加以介紹，這才引起社會上比較普遍的關注。

有意思的是，原本好好地鐫刻在山崖上的銘文，下邊本來連著個偌大的地殼，竟然變身成為「可移動文物」，考古文博學界的道理，普通人真是不大好懂。

三、是誰的帽子就歸誰戴

《通湖山碑刻》剩存的很少一小部分碑文，因缺損過甚，內容已很不連貫，讀取文義，相當困難，故王大方先生最初在《中國文物報》上報導這一發現時，「初步認為這處石刻是漢武帝時期漢朝軍隊獲勝後的勒石紀功銘文」。

漢軍「獲勝」的對象，當然是北方的匈奴。

實際上按照後來釋讀的內容，這一判斷顯然是錯誤的。

由於無法看到刻石的拓本、照片或是錄文，從事相關問題研究的學者，只能照樣轉述王大方先生這一推斷，故趙超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古代石刻》一書，也將其記為「西漢武帝時期的石刻銘文」。

直至2006年孫危先生在《北方文物》上發表他的調查研究結果，學術界才得以比較清楚地知曉這一重要石刻的年代和性質。

從這一意義上講，孫危先生的調查和研究工作，絲毫不亞於當初發現這一石刻，我們應該向孫危先生的認真工作表示感謝，並致以敬意。

孫危先生把他在調查過程中製作的拓片，交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李零先生幫助釋讀。

在李零先生釋讀的銘文中，孫危先生在看到了東漢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的紀年，於是據此推斷「該石碑的年代應在公元110年以後」（孫危《內蒙古阿拉善漢邊塞碑銘調查記》）。

《通湖山碑刻》右上角殘片（據孫危《內蒙古阿拉善漢邊塞碑銘調查記》）

後來在2012年至2016年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期間，阿拉善博物館的李晉賀先生，在李零先生釋讀的基礎上，又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李均明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李春桃這兩位學者幫助進一步予以辨識，重新做出一份錄文。

李晉賀先生新做釋文和此前李零先生的釋文相對比，出入並不是很大，但在這篇新的釋文中「永初四年」這一紀年，卻已不能清楚肯定。

不過銘文中另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一項紀年，這一點在兩種釋讀中並無差異。

依此，對《通湖山碑刻》刊刻時間更審慎的表述，應是刊刻於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或其稍後一段時間之內。

令人遺憾不已的是，那位從內蒙古自治區首府請來的高級「石匠」，把活兒幹得太到位了。

原石估計應刻有銘文五百字左右，可剩存下來的這些碎片，連蒙帶猜，怎麼使勁兒也就能對付著認出一百二十個左右的字來，還上一半、下一半的，互不相連，已經實在沒有辦法清晰地了解銘文的內容。

勉強尋其大意，應是東漢安帝永初元年或稍後武威郡地方官員整修邊防設施，完工後摩崖刻石，以紀念此番舉措。

這次對邊塞的修整，應是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這河西四郡按照朝廷詔命統一行動，相互有所協調配合，故石刻銘文中也提到相鄰的另外幾郡。

李晉賀先生撰寫《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館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之新發現》一文時對《通湖山碑刻》內容的認識，似乎也是大致如此。

不過孫危先生則推測這一摩崖石刻與東漢軍隊攻伐北匈奴的戰事有關；換句話說，這應該是一通頌揚漢軍軍功的「紀功碑」。

其他一些學者也沿承了這樣的認識（如馬利清《紀功刻石的文本傳統與〈任尚碑〉反映的「歷史事實」》，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認真解讀《通湖山碑刻》的銘文，可知不僅沒有任何具體的字句可以證明這通碑石是竇憲征討北匈奴的紀功碑，甚至也沒有字句足以表明它是一通紀念作戰軍功的「紀功碑」。

再說這一刻石的鐫刻時間最早也早不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而率軍北征匈奴的竇憲，卻在此前十五年的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即已因罪自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和竇憲扯上關係的。

這在《後漢書》的《和帝紀》和《竇憲傳》中都有清清楚楚的記載，不能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張冠李戴」，這是中國人在表示錯置事實時常說的成語。

這句成語在明代的民間還有一個更加口語化的表述，是「張公帽掇在李公頭上」（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二「張公帽賦」條）。

看看破碎不堪的《通湖山碑刻》，不妨藉用這後一種說法，述云：「張公那頂破帽掇不到李公頭上。

」是誰的帽子就歸誰戴，給竇憲北征紀功的碑刻，還是班固的《燕然山銘》，而這一石刻所在的地點和原始狀態，本身就具有重大文物價值和歷史研究價值，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是地地道道的「不可移動文物」（當然這種理解同國家法令以及專家者流的定義往往會有很大差別），不用說還有國際公法在那兒管著，即使是在今天中國的境內，妄自鑿取和搬移，顯然都是對它的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