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當有王安憶出書賠錢的真話

雖然作家富豪榜每年一次的排名，搞得煞有其事、風生水起、非常熱鬧，但不見得所有作家（包括名作家）的書，都能大賣叫座。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導，在第6季喻家山文學論壇上，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王安憶語出驚人：「麥田出版社出版了很多我的書，但除了《長恨歌》外，估計賠了好多錢。

」

一個大腕級別的作家，願意承認自己的書使出版社賠錢。

這該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傻話，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真話。

不少作家寫作，一是安頓自己的文學夢，一要實現作品的商業夢，名利雙收，樂而不疲，何樂不為。

但在當下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和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紙書和紙媒日見衰落，究竟還有多少人在看純文學呢？

不容否認，不論媒介發展到怎樣高新的程度，讀書看報刊者仍會有之，但那是否還是紙質？尤其在鋪天蓋地的資訊時代，大家置身於各種各樣的壓力中，還有多少時間、精力、心情去專心致志讀純粹的文學作品？這都是讓人質疑的。

我並非有意唱衰純文學，我對那些致力於純文學創作的作家謹終如始地保持敬意，但我熱切期待日益不容易的作家們能與時俱進，在一種開放的狀態中，放下過時、做作和缺乏力度，去實現創作的轉型升級。

如何創作出緊跟時代的正能量作品，首先需要作家自我警醒、自我創新，需要作家意識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真正被讀者喜愛、歡迎，需要作家有一種王安憶不怕自揭己短的精神和坦誠。

不論文化，還是文學，到任何時代都是人們精神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讀者對於文化和文學的選擇，都是一種私我行為，並不因為某作家的名氣、某人物的推薦，而盲從性地去購買閱讀。

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選擇，如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般，有人喜歡韓寒，有人喜歡郭建明，有人喜歡阿來，有人喜歡莫言，有人喜歡盛可以，有人喜歡王安憶。

我不能否認大家對經典喜愛的共識，今天還有不少人依然在讀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在讀諸子百家、明清小說，在讀古希臘史詩、希伯來文學，在讀莎士比亞的戲劇、巴爾扎克的小說和魯迅的雜文，甚至有人翻出了周立波、丁玲寫土改的作品，但真正讀這些經典佳作的人能有幾許？出版社確實有著一種大無畏的精神，不但不怕重複建設、新瓶裝舊酒，不但不怕發行受阻、囤積倉庫，也要給最廣大、各層次、諸方面的讀者提供文學精品。

然眾口難調，收效不佳。

大家讀純文學的時間去了哪？往往普通作家一本寫得很好、寫得辛苦、寫得精純的純文學書，剛出版時新書上架，似乎媒體一宣傳，商家還有幾本添貨，但很快就不溫不火了。

新書成了舊書，雖然作家按合同拿了版稅，但出版社大多虧在手上了。

虧多了，也怕了，即便出版社再有社會擔當、文學使命、出版責任，也會尊重市場規律，也要為了經濟效益，注意在下次合作時，模稜兩可，討價還價，降低版稅率，縮減首印數，作者也只能拿點微乎其微的稿費了。

這是事實，是現實，也是純文學在當下遭遇的不甚理想、不合時宜的命運。

雖有很多專事童話故事、玄幻小說、官場小說、職場小說、情感小說的作家，收入頗豐，日子滋潤，也是極少數。

那些類型文學在市場上的被歡迎度，是純文學遙不可及的。

這也讓那趨向庸俗、低俗、媚俗甚至惡俗的文字有了受寵的得意。

也有聰明的作家打著純文學創作的旗號，走出了自不承認的類型文學路子，投讀者所好，應市場所急。

自與出版社簽約伊始，甚至在剛動筆起，就有了鮮明的市場意識，不說內容以防抄襲，大談突破以圖大賣，稿未竟、書未出，就喊出了顛覆經典性的大音希聲，未見書影卻見幾位評論大將搖旗吶喊，鼓搗著讀者們不買不行、不讀不知、不知不唉，炒作貫始終，創新鮮有聞，媚俗多其中。

不過一老到者玩了一回商業書或商業劇操作前戲罷了。

王安憶自曝出書賠錢，倒比那些漫天要價的當紅作家可愛。

有湖南某當紅作家，因一本書觸及敏感題材而超級暢銷、急劇升溫，便自認為本本內容為精品，再加些時髦的粉絲經濟元素，無高價不見，不多印免談，弄得出版社心旌搖動、燭影搖紅，不覺間陷入了一個漫天迷陣而不知何故。

但只靜心思量，其因書暢銷飈紅、為書大賣奔走，還要應付林林總總的交際應酬、演說演講、接受採訪、簽名售書、指點文壇，更談不上像托爾斯泰成名後為防自己墮落而拒見記者和客人，那他能在短期內寫出一本令市場亢奮、讓讀者滿意、使歷史記住的好作品嗎？而事實上，某些作家紅滿半邊天時，迅速組建工作室，延請三流寫手加盟捉刀，聯袂出書。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早年讀到的一則故事。

一位西方虔誠的文學青年，因愛一個女人而屢遭拒絕，於是激憤寫書，寫了不少，總被出版社拒絕，但他依然堅持，終於一書成名。

成名作給他帶來了名氣、愛情、影響力和出版社源源不斷的約稿。

此時的他，故意放慢了創作速度，對出版社的邀約來者不拒，將原來的退稿千呼萬喚地使出來交與出版社。

殊不知此時出版社卻欣喜若狂，奉若至寶。

是寶嗎？曾經的退稿。

退稿何以為寶？名氣使然！前番退稿成為今時至寶，是出版社的編輯再度審稿時改變了評判標準，還是作者驟然紅紫的名氣成為了出版的決定因素，或者出版社鑒於作者一鳴驚人的市場效益而三省其多年不鳴皆因無名的緣故？個中隱情，不言而喻，當被今日的作家們和出版社共思之。

王安憶敢於說真話，這是對出版社的誠信，也是示讀者以大信。

信從何來？來自她真誠地看到純文學的當下窘況，而不怕承認自己的純文學作品不好賣、不暢銷，這是一個良心作家對出版的義利信守和對文學的無悔信仰。

她也理解了文學接受人文環境和社會生活的影響，而不鼓動台灣讀者去盲目地選擇她所珍視的文字，這更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不可多得而不得不有的文化清醒和文學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