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重器——大盂鼎

鼎，最初是用以烹飪食物的，後來其實用意義逐漸減弱，成為權利和等級的象徵。

禹鑄九鼎的傳說，向後人詮釋了鼎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鼎又是歌功頌德的禮器，周代的國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後都會鑄鼎，以記盛況。

西周時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形雄渾厚重，銘文字數眾多，堪稱青銅器中的重器。

因為三者都出土於晚清時期，故並稱晚清「海內三寶」，聞名於世。

其中的大盂鼎現在就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大盂鼎為國家一級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鑄造於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它的造型特徵為圓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適度。

為了增強器物的體量感，鼎的口沿內緣呈斜面，外緣很寬，光潔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壯，在頸部有一圈獸面紋裝飾帶，足部上端也飾以獸面。

這種造型樣式最初出現於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後成為大型銅鼎的主要樣式，大盂鼎就是這類鼎的代表作。

並且，製作於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彌足珍貴。

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

岐山是西周的發源地。

從周武王滅商建國，到周幽王亡國，西周共歷三百多年的風雨，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也是中華文明的繁榮時期，它的物質、精神文明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岐山地區人文薈萃，文物古蹟聞名遐邇，是著名的青銅器之鄉。

要破解青銅鼎的身世，一般要從鼎上的銘文入手。

所謂銘文，是指在金屬鑄器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鑄造或刻制的文字。

這種文字通常稱為「銅器銘文」，宋代開始也稱其為款識，而文字學專家則稱之為「金文」、「鐘鼎文」。

過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據家們對於青銅器的斷代多依據於銘文。

它是遠古歷史最有說服力的記述，是最具魅力的符號語言。

大盂鼎腹內側鑄有19行銘文，共291個字。

其銘文雄壯凝練、圓潤遒勁, 用筆方圓兼備，字體端莊美觀，布局質樸平實，通篇銘文氣韻生動，疏密得當，讓人嘆為觀止，堪稱西周早期的金文書法傑作。

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內容，大都是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風貌。

那麼，大盂鼎的銘文講述了怎樣的內容呢？大盂鼎內的銘文銘記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

銘文的主要內容是：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業績立國，主要是由於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

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於沉迷於酒。

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並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

銘文中說明盂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作為青銅重器的大盂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這也給它帶來了無數曲折的故事。

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離輾轉，風波不斷。

清朝同治七年，即1867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蔭從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

潘祖蔭對金文頗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後，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內銘文的內容，並認定這件鑄造於西周康王時代的禮器是無價之寶。

鑒於寶鼎銘文中提到了西周貴族「盂」，所以，潘祖蔭就將這件寶鼎定名為大盂鼎，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銅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蔭的珍藏。

潘祖蔭病故後，其弟潘祖年將二鼎運回故鄉蘇州，作為傳家之寶，謹守護持，絕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蘇州淪陷。

潘家後人將二鼎深埋保存。

潘氏全家避難到上海後，直到戰亂結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難。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

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蔭的孫媳潘達於也已經年過半百，她深知單憑她一家，實在無力保護這隻無價的寶鼎。

1951年，潘達於向華東文化部寫信，表達了捐鼎的決心。

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大盂鼎與大克鼎便陳列在館內。

1959年，國慶十周年之際，大盂鼎從上海來到北京，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2004年3月14日，是潘達於老人的百歲壽辰。

為了感謝這位為國捐寶的老人，上海博物館請回了大盂鼎，並舉辦了「百歲壽星潘達於捐贈大盂鼎大克鼎回顧特展」。

一位百歲老人，跨越了一個世紀的人生不但充滿了傳奇色彩，更是中國百年歷史的縮影。

如今，歷經風雨的大盂鼎靜靜地佇立在國家博物館的展廳內，周身散發出一種洗鍊、凝重的大氣之美，充分體現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勢。

大盂鼎內的銘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係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專家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