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碑刻--西夏文化的不滅印記

保存在武威市博物館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

在西夏故地，有一種保留至今的西夏文化，那就是西夏碑刻。

這些大大小小的碑刻，有的記錄一個朝代變遷，有的記錄重大世紀，在它的紋路里，記錄的是一個王朝的政治、經濟、宗教等重要史實，這些史實為後人揭開其神秘面紗，傳承西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國家一級甲等文物

參觀西夏陵的遊客和市民大都會參觀位於陵區內的西夏博物館，因為西夏博物館不僅是我國第一座以西夏陵為背景的專題博物館，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文物，可以更加了解這一神秘的王朝。

在西夏博物館內，有一座碑高2.5米，寬0.9米，厚0.3米，兩面刻文，一面為西夏文，一面為漢文的複製「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儘管是後來複製的塔碑，但它在博物館中的位置依然相當「顯赫」。

「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早在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一級甲等文物，現存在甘肅省武威市博物館裡。

據當地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是在1804年，清代學者張澍在游甘肅武威清應寺時所發現。

原來在天佑民安三年，涼州地區發生了大地震，感應塔並沒有因為有神靈感應而躲過這場劫難。

梁太后念及當年神靈的庇護，立即發願，動用朝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重修護國寺感應塔。

兩年後為了慶祝修繕工程完工，也為了給滿十周歲的乾順皇帝祈福，在護國寺舉辦了一次盛大的佛事活動，皇太后親自潤色碑文，當場勒石立碑，以茲紀念。

碑上用漢、夏兩種文字記錄了西夏的政治、經濟、宗教等重要史實，成為研究西夏歷史及破譯西夏文字的重要依據。

此碑由於發現時間最早、保存的西夏文字數量最多、記錄的內容也最完整，為後人研究西夏歷史提供重要的憑證。

西夏陵區殘碑——

珍貴的原始文獻資料

20世紀70年代至上世紀末，考古工作者對西夏陵區進行多次調查，清理髮掘大量殘碑，殘碑也因數量大、內容豐富、文物和文獻價值高而備受關注。

西夏陵出土殘碑作為記述陵、墓主生平事跡、為其歌功頌德的墓碑，內容涉及到西夏社會各個領域，是我們研究西夏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字、喪葬習俗等方面極為珍貴的原始文獻資料。

西夏陵管理處副主任王昌豐告訴記者，西夏陵出土殘碑中有民族名、國名，如吐蕃、契丹、大宋、匈奴等，它或是記述當時民族、國家之間征戰、結盟，或是說明西夏國內民族狀況等，是研究西夏時期國內外民族關係的珍貴資料；出土殘碑中有皇室成員的廟號、諡號，對記述研究西夏政治、禮法制度等提供了材料；出土殘碑中還有人名、職官名號，充分印證了西夏仿宋設立文武官制的史實。

西夏文碑刻——

西夏學研究的有力依據

「在甘肅，除了武威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外，在張掖市博物館還藏有一塊『黑河建橋敕碑』。

」王昌豐介紹，該碑為西夏第五代皇帝趙仁孝時期，趙仁孝作為西夏歷史上的有為君主，放糧賑災，減免租稅，安撫民眾，緩解社會矛盾，促進西夏社會經濟發展。

此碑記為仁孝請黑河眾神勿致河水暴漲的敕令。

並重建橋樑，以免民眾涉水之患。

從中可知西夏信佛，亦信山、水、龍、樹、土地諸神，對研究西夏官制、交通、民族交往有參考價值。

「碑刻的雕制和紋飾的變化留下了各族文化交流的痕跡，也反映了西夏文化發展的脈絡；碑刻內容豐富，涉及西夏歷史、文化、藝術、宗教等多方面，不僅豐富了我國少數民族文字碑刻，也為西夏學研究提供了有力依據。

」王昌豐告訴記者，雖然西夏王朝被元代所滅，但西夏文碑刻一直延續到明朝。

西夏文碑刻對西夏文化的傳承，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延續性。

本報記者 張碧遷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