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德保談中國善本書及版畫收藏

我與馮德保（Christer von der Burg）先生相識多年，我在倫敦的工作之一就是管理他所成立的木版教育信託（原名木版基金會）。

但真正坐下來採訪他，卻發現他的許多經歷我並不知曉。

在中國古籍和版畫收藏領域，馮先生享譽海內外，人們常把他的名字和他的好友艾思仁（Soren Edgren）掛在一起，因為這兩位經常結伴在世界各地探訪珍本、善本。

採訪當然從他們兩位共同創立的中國藝術書店寒山堂開始。

馮德保（澎湃新聞 劉箏繪）

張大千題字的寒山堂書店：從斯德哥爾摩到倫敦

澎湃新聞：馮先生，您是怎麼開始對中國，以及中國書籍感興趣的？您是哪年和艾思仁先生一起創建寒山堂的？

馮德保：我年輕時最早學習法律，但我很快發現自己並不想當律師，就轉而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藝術史，希望能成為十八世紀瑞典藝術史的專家。

當時為了取得好成績，我們都會選學一門輔修課，我選擇了東方藝術。

我對中國書畫和藝術越來越感興趣，於是，也開始學習漢語。

馬悅然先生是我們的教授。

思仁比我高兩級，因為他曾經在日本生活過，已經會讀寫中文，所以他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做助教，教目錄學。

畢業之後，我進了斯德哥爾摩的東方博物館工作。

我的工作是整理喜仁龍（Osvald Siren）捐贈給博物館的、關於中國的兩萬五千張照片。

這些照片是他在中國各地拍攝的，裝在幾個大箱子裡，從來沒有整理過。

幹了三年，我覺得自己也不適合博物館的工作。

我和思仁都想自己創業，因為我們的工作都是臨時的。

和他商量下來，我們就在斯德哥爾摩成立了寒山堂這個郵購書店，那是1972年。

澎湃新聞：你們是怎麼決定使用寒山堂這個名字的？

馮德保：這是我們倆一起決定的。

我們都喜歡唐詩，「寒山堂」在日語和韓語裡也都有很好的意思，而且沒人用過這個「號」；再有，我們住在瑞典，那裡冬天很寒冷，「寒山」非常合適。

思仁在加州有住處，張大千離他的住處很近。

有一天，他去敲了張大千家的門，和張大千用中文聊了會天，請他題字，張大千欣然答應了。

所以，「寒山堂」的匾額就是張大千題的字。

張大千題寫「寒山堂」

1974年，我們出版了第一本寒山堂的目錄，當時思仁已經有很好的圖書收藏，我也在瑞典買了不少與東方藝術有關的書籍，我們還收購了在瑞典的幾位老藏書家的圖書館，這些就是我們第一批郵購的貨源。

澎湃新聞：寒山堂什麼時候搬到倫敦的？

馮德保：寒山堂搬到倫敦是1978年2月。

思仁希望搬回美國去住，我們倆就分家了。

他在洛杉磯開始他的古籍字畫生意，我繼續賣書，並保留了寒山堂的名字。

我們倆經營的重點不一樣，有一定的競爭，但更多是互補。

我也希望離開斯德哥爾摩，當時考慮了幾個地方：香港、東京、紐約或者倫敦。

我一開始想去東京，我太太也喜歡那裡，但是大兒子出生了，我們覺得可能倫敦更好，離瑞典也更近。

而且Giuseppe Eskenazi每次從我那裡買書都會說，如果你在倫敦就方便多了。

Eskenazi是最有名的古董商之一，當時他在擴建他的藏品，他說如果我搬來倫敦，他會給我提供幫助。

澎湃新聞：寒山堂是非常專業的書商，搬到倫敦，是不是會面對更激烈的競爭呢？

馮德保：我剛剛搬到倫敦時，倫敦已經有好幾家經營東方書籍的書店了：Luzac, Kegan Paul, Arthur Probsthain等等。

現在只有Probsthain還在，寒山堂也依然在經營，其他都關門了。

我覺得我們的長處在於我們編寫的目錄。

我和思仁分別有藝術史和目錄學的專長，所以我們的第一本目錄就讓人刮目相看。

寒山堂的目錄可以給圖書管理員、研究人員或收藏家很大的幫助，提供很多資料，這是許多其他書店沒有做到的。

因此寒山堂是非常專門的書商。

而且我們有熱情，相信我們所做的事。

寒山堂最早開始經營的十來年，出售的都是西文書籍。

中國的出版業恢復之後，我們開始直接從中國進書。

因為中國書籍在國外幾乎沒有銷售渠道，我們能把中國出版的藝術圖書提供給西方讀者，這也是別人做不到的。

寒山堂

澎湃新聞：您第一次去中國是什麼時候？

馮德保：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80年。

當時的北京還都是胡同，沒什麼很高的建築。

北京給人的感覺是沒什麼噪音，可能因為馬路上汽車不多，到處都是自行車。

街上人很多，人們穿的衣服大都是藍色，晚上沒路燈。

外國人和當地人很少有接觸，我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

我記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我去了一家書店，書店裡的書都是在櫃檯後面的，要看書的話，必須要營業員把書取出來給你，營業員的態度也不是很熱情。

我請營業員為我取出一本中國藝術的書，問他多少錢。

他報了一個價錢，我覺得這個價錢可真不便宜，就問他怎麼會這麼貴？他從櫃檯下面取出一本英文目錄，翻到一頁，給我看目錄里這本書的標價。

那本目錄竟然是寒山堂的目錄！他給我報的是我自己的價格。

看來他們的消息可真靈通啊！

上海給人的印象比北京要活潑很多，感覺也更明亮些，因為晚上街上有路燈了。

商店裡的貨物也比北京的要豐富很多。

中國善本書的收藏：中國藏家對書籍的內容的了解是西方藏家比不上的

澎湃新聞：您是什麼時候開始從書商轉為收藏家的？

馮德保：我一開始感興趣的是單張的印製品。

我在收購某人的整個收藏時，常常會遇到一些單張的印製品，這一張、那一張的。

因為寒山堂不經營這些東西，所以就都留下來了。

對藝術商人兼收藏家來說，情況常常是這樣的：最初的藏品往往是自己賣不出去的東西。

所以，我的收藏開始於那些我不知道該怎麼出售的東西。

澎湃新聞：我知道您的收藏主要有善本書和版畫兩部分，能否先請您談談您的善本書收藏？大約有多少種？

馮德保：我收藏的中國善本書大約有五百五十多種，其中三十多種是經我手但沒有出售的。

九十年代後，我才開始比較主動地、有意識地收藏中國古籍，中國的市場也開始比較開放，收藏變得相對容易。

在收藏過程中，我讀了鄭振鐸等收藏家的文字，我希望能用我的藏品來體現中國書籍插圖的印刷史——這成了我收藏中國古籍的方向。

我的藏書中，有宋之前的經卷，卷首有精美的木刻插圖；也有宋刻本和許多明刻本，還有十七世紀早期彩色印刷出現後印的書；明末清初是中國古籍的一個消沉期，之後就出現了清朝的御製書籍，如《耕織圖》。

雷峰塔經卷

對我來說，書籍插圖比較重要，我收藏的大部分書籍都有插圖，特別是徽派或南京插畫家製作的插圖。

此外，精美的刻板也很重要。

再有就是那些在中國印刷發展史上比較重要的書籍，例如活字印刷的書籍，或者是著名刻工印製的書籍。

當然，因為好書可遇而不可求，對品相就不能太苛求。

收藏西方的書籍時，你可以說：我再等等，會有品相更好的出來。

但是收藏中國古籍，就不能等了。

因為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

澎湃新聞：是不是同一本書，不同版本的對照也很重要？

馮德保：對，這非常重要。

同一本書，我希望能收藏到不同的版本，將它們進行對照，因為一本書可能會被重刻重印好幾次。

比如《御製耕織圖》，我就有六個不同的版本。

此書最初出版於康熙三十五年，也就是1696年。

版本中有黑色鈐印的，也有紅色鈐印的，這肯定是用不同板子印成的，人們並不知道哪個在前，哪個在後，大家更傾向於認為黑印的在前面。

還有《慈容五十三現》，我也有許多不同版本。

我知道有一個版本的刻板都保存在合肥的安徽省博物館中，我還特地去看過。

收藏古籍，就是要爭取儘可能多地去參觀其他人的圖書館、藏書樓、博物館等。

讓人有些失望的是，中國許多圖書館的編目都只註明作者、書名、印刷年代，很少進一步提供不同版次的印刷信息。

圖書館的珍本、善本書的管理人員好像根本不重視版本，覺得自己圖書館中藏有的，只要年代一致，就和別的圖書館的藏品是一樣的，目錄上也不進行區別。

西方收藏家看東西的角度和中國收藏家可能不一樣。

例如《方氏墨譜》，我意識到有兩個不同的刻工，第一版的木刻就被印過好幾次，後來還重新刻過另一個版本。

這在各種研究著作或藏家的著述中都沒有被提過。

兩個刻板幾乎一模一樣，有一樣的日期等。

因為我兩個版本都有，仔細對比後，就會知道它們肯定是從兩個不同的刻板印刷而成的。

但我並不知道哪個版本是原刻版，哪個版本是仿刻版，也就是山寨版。

我共有四套《方氏墨譜》，有三套是同一個板子印的，另外一套肯定是不同的板子。

這也是收藏中國古籍的另一個問題，因為刻板可以保留許多年，後代人可以拿出來重新印過。

有時候能看到刻板可能受到損壞，有的地方可能補刻過。

對比一下就能看出來。

我的好朋友艾思仁近些年來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主持一項大型的中國善本書目整理計劃（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他在編目美國所藏中國古籍時，就特別注重對比這些書的目錄及卷首第一頁，他已經證明：許多同年刻印的古籍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澎湃新聞：您和艾思仁常常一起去中國，你們在收藏上是否有競爭？

馮德保：我們經常結伴而行，已經有二十四年了。

我們倆收藏的東西很不一樣。

他收藏的書常常需要有目錄版本學的價值，例如是由哪位著名的藏家或學者詮注過的。

他要的書不是我感興趣的。

當然，他是目錄學家，會給我很多建議。

中國藏書家對書籍的內容及歷史的了解，很讓我欽佩。

這是西方收藏家比不上的。

西方書籍的收藏和中國書籍的收藏有一點很不同：西方收藏家不太在乎書籍的內容。

在西方，有人收藏旅遊書、科技書、植物類的書，或是文學作品的初版本。

西方的善本書大多是科技、旅行或探險的書，藏家把善本書當成一件物品來收藏，書籍裝幀很重要，內容不重要，所以西方有那麼多裝幀師。

但在中國，善本書的內容非常重要，許多是文學作品，或是佛教經書等。

中國善本書中也有《天工開物》《魯班經》《山海經》這樣的自然科學作品，但遠遠少於西方善本書中的科技作品。

我的善本書收藏的編目都是牛津大學飽蠹樓中文部主任何大偉（David Helliwell）幫我做的，他也幫我做了很多研究。

我的部分藏品曾在2005年皇家美術館的展覽「盛世華章」（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上展覽過，還有一部分曾在2013年大英博物館的「春畫」（Shunga: Sex and Pleasure in Japanese Art）上展覽過。

澎湃新聞：您當年收到日本澀井清氏所藏明刻本春宮圖，曾在收藏界引起了一番轟動。

您能具體談談麼？

馮德保：這套東西的收藏經過非常有意思。

先前，我收藏到了一本1764年日本刻本的《明朝紫硯》（亦稱《明朝生動畫園》）。

它出現在英國德文郡一個小拍賣行，但沒有任何關於該書如何流傳到英國鄉村，或曾經被誰收藏的記錄。

我看到在1988年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曾出售過一本《明朝紫硯》，所以我就寫信給專門經營日本書畫善本書的Sebastian Izzard詢問——Izzard當年是紐約佳士得的日本部主任。

在郵件最後，我提起，如果他有中國古代版畫或善本書過手的話，我會很感興趣。

他馬上寫來回信，給我提供了關於《明朝紫硯》的信息，並說他剛剛收購了澀井清氏的收藏，其中有幾件中國的東西，有的是冊頁，有的是捲軸，問我是否有興趣。

我當然知道高羅佩（Robert H. van Gulik）曾在1951年出版的《秘戲圖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中提到過澀井清氏的收藏，也發表過幾張插圖。

但這套東西後來就銷聲匿跡了，特別是在澀井清氏1992年去世後，沒人再見到過這套藏品，有人甚至懷疑是被他的家人銷毀了，例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2003年就在他的《狄公和消失了的明朝春宮圖》（Judge Dee and the Vanishing Ming Erotic Prints）里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所以當Sebastian 告訴我他收購到澀井清氏藏品中的中文書時，你可以想像我有多興奮。

當時我要等三四個月才能看到原件，在這期間我非常心急，生怕賣家會改變主意。

當然，我沒有同意他們所開的價格——開價太高了，我還討價還價了一番。

我覺得這套明刊本真是與我有緣分。

如果當時沒有發那份郵件，我就不可能知道這套收藏的存在。

Sebastian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過這套東西，廣告中都沒有。

可能因為澀井清氏的兒子不想讓人們知道他父親居然收藏春宮圖，要保護父親的名譽。

澀井清氏所藏春宮圖

這套藏品中有日刊本一種、明刊本九種，有冊頁裝、折裝、線裝、捲軸等。

題目包括：《勝蓬萊》（線裝一冊）《風流絕暢圖》（折裝一冊）《風流絕暢圖》（冊頁裝一冊）《風流絕唱圖》（冊頁裝一冊）《花營錦陣》（捲軸裝一卷）《花營錦陣》（捲軸裝一卷）《青樓剟景》（捲軸裝一卷）《（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義》（捲軸裝一卷）《京刻唐明皇楊太真外傳》（線裝一冊）。

這九本書都是獨一無二的。

香港的《東方藝術》（Orientations）在2009年4月特地出版了關於這套藏品的專輯，艾思仁、高居翰等都寫了文章。

《東方藝術》封面

澎湃新聞：我記得您說起過您在韓國收藏到的三本活字印刷的善本書也是運氣。

您能說說麼？

馮德保：那是許多年前的事兒了。

我和思仁在韓國尋找韓國的活字印刷的版本。

他覺得能找到的機會不多。

那是個星期六，下著大雨。

我們去了一條有幾家書店的街，第一家書店關門了，準備去第二家書店，但還沒走到，雨卻越下越大，我們只得到路旁一棟樓的屋檐下去躲雨。

思仁看到門邊上寫著大樓里公司的名字，大都是韓文，我倆都不懂。

但有一個公司名字里有中文，好像是「古籍書店」，我們就上了一樓，還真有一家出售中、日、韓古籍的書店。

思仁看到書店裡的老闆，悄悄告訴我，這人以前在那家關了門的書店裡工作過。

但對方只會說韓語，我們沒法交流。

正巧，書店裡又來了一位顧客，竟然是大學裡的漢語教授，他給我們當起了翻譯。

我們問起韓國的活字版本，書店老闆說很難找到，但他自己的藏書中有，並且已經收藏了三十多年了。

我們問他是否考慮出售，他拒絕了。

我們就問是否可以讓我們看看，他說可以。

我們一看，他的收藏中有三種活字印刷的版本是在古騰堡印刷之前的。

當時有一本類似的曾在佳士得拍賣過，價格高達到十萬英鎊以上。

他說他要關門吃中飯了，給了我們一個他的藏品目錄。

我們就花了整個中飯的時間研究這個目錄。

吃過中飯我們又回到這家書店，原來那個中文系的教授也在鼓勵這人出售他的收藏，說你留著這些書幹嘛，快賣給這兩個老外吧。

所以，他就報了個價格給我們，我們當場就接受了，直接帶走了這三本書。

其他的書他後來寄給了我們。

所以，收藏在許多時候是靠機遇。

澎湃新聞：您不僅收藏書，還自己出書。

2015年，您以中國傳統雕版樣式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說《大風》，可以說是「現代新善本」，此書和它的刻板、裝訂、印刷工具等後來都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博物館中展覽過。

請您講講過程？

馮德保：從2006年開始，瑞典的諾貝爾博物館每年都要請世界各地的書籍裝幀大師為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進行裝幀並展覽。

我的一位好朋友是瑞典的書籍裝幀大師，她安排了2015年的展覽，當時展出的莫言的作品都是西書的裝幀方式，其中有中國裝幀師做的書，但也是西書樣式。

我們談起這件事，我就打算用中國傳統的刻板及裝訂方式來出版一本莫言的書。

通過瑞典皇家學院的好朋友，我們聯繫上莫言，他答應讓我們出版他的中篇小說《大風》。

莫言的《大風》

我把原稿交給了北京文津雕版的姜尋，請他按照宋本《草窗韻語》里的字體來集字排版，刻板由煮雨山房工作室來承擔，所有的版子都刻在杜梨木上。

莫言在高密的鄰居鄧輝剪了五幅剪紙為插圖，插圖的刻工是中央美院的崔德政。

此書用最好的手工宣紙印成，傳統的線裝本，也有函套，限量兩百七十四本。

後來，所有的材料、工具和製成之後的書都在諾貝爾博物館中進行了展覽，還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呢！

版畫收藏：木刻版畫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藝術方式

澎湃新聞：您除了中國善本書外，也收藏中國木刻版畫，並積極推動中國現當代木刻版畫的發展。

您在1997年成立了木版基金會，邀請中國六十位版畫家每人創作了一幅版畫，發行了「木版原作集」，後來又註冊成立了公益機構「木版教育信託」，在英國宣傳推廣中國木刻版畫。

《原作集》是如何開始的？

馮德保：在版畫領域，木刻版畫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藝術方式。

最早的書籍、現藏於大英圖書館的868年的《金剛經》，卷首的插圖就是非常精美的木刻版畫。

其他的版畫樣式，例如銅板、絲網等，都是從西方進入中國的。

所以在這麼多年來去中國的過程中，我開始關注中國當代版畫。

當時我感覺到，木刻版畫在藝術種類中好像是一位窮親戚，非常需要鼓勵。

我有一位老朋友叫Verena Bolinder-Müller，她的丈夫收藏登山書籍，所以她對中國西藏非常了解，她也經常去中國和日本，熱愛東亞文化。

1997年，她姐姐去世，給她留了一筆錢，她說她自己不需要那麼多錢，就和我商量是否能一起為中國藝術做些什麼，我們就計劃了《中國版畫六十家原作集》的項目。

我們成立了木版基金會，開始收藏中國現當代的木刻版畫。

木版原作集一：應天齊 《古巷》

木版原作集二：王超 《九鬲房案頭清供》

木版原作集三：劉春傑 《童謠如夢》

當時在貝爾法斯特大學任教的巴大瑋（David Barker) 教授給我們介紹了許多版畫系的系主任，大英博物館東方部的龍安妮（Anne Farrer) 博士和藝術家徐冰都為我們推薦藝術家。

這套《原作集》是中國當代木刻版畫的一個橫切面，新老藝術家都有，比如彥涵、趙延年、晁楣、周勝華、徐冰、陳琦、蘇新平、王超。

我們還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畫冊——《中國當代木版藝術》。

蘇新平的版畫

《中國當代木版藝術》

那幾年，Verena和我一起去中國多次。

她極具個人魅力，充滿正能量，特別熱情、開放。

她一進房間，氣氛馬上就活躍起來，所有的藝術家都熱愛她。

從1997到2003年，我們大約收藏了六千五百多張中國當代木刻版畫，可以說是中國之外的最大的一個收藏了。

2003年，木版基金會還在大英圖書館舉辦了大型版畫展《中國當代版畫：1980-2000》，由龍安妮博士策展並編輯畫冊。

這個展覽展出了兩百多件中國木刻版畫，展覽還到其他國家巡展。

《中國當代版畫：1980-2000》

2009年，我們正式註冊了木版教育信託。

澎湃新聞：您個人收藏的中國明清時期的年畫，特別是姑蘇版畫，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超過了所有的博物館收藏，可以說是全球第一家了，能否談談這部分藏品？

馮德保：八十年代時，我從法國收藏家杜伯秋（Jean-Pierre Dubosc）手上買到了三百五十張年畫。

他曾是法國外交官，1927年到1945年在法國駐北京大使館就職，為歐美的許多藏家和機構收藏中國書畫。

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人，曾娶中國古董商人盧芹齋的小女兒為妻。

杜伯秋對中國年畫很感興趣，在中國時，就讓各地的熟人幫他收購年畫。

我從他手上收購了他的年畫收藏，但我自己並沒有留下，而是轉手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但這批收藏讓我對年畫開始感興趣。

明清年畫

杜伯秋的藏品也讓我意識到，有許多中國古代年畫散落在歐洲，可能比在中國流傳下來的還要多，只要花費時間精力和心思就能收藏到。

後來，通過一位好朋友、美國學者Ellen Johnston Laing的介紹，我收藏到在美國的王商一的藏品，也都是年畫。

王商一是廣東中山人，上海南陽商學院畢業的，但是喜歡中國書畫篆刻，師從黃君璧，後來成為蠻有名的一位畫家。

他六十年代搬到美國密西根居住，他的這批年畫是從全國各地收藏來的，有楊家埠、楊柳青等各地出品的年畫，許多是門神等傳統圖像。

密西根大學後來出版了Ellen的著作《中國流行版畫的藝術及美學》（Art & Aesthetics in Chinese Popular Prints: Selections from the Muban Foundation Collection），就是關於這套藏品的。

《中國流行版畫的藝術及美學》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中國古代年畫，特別明清時候的年畫，在中國境內流傳下來的非常稀少。

因為年畫是實用的東西，今年春節貼過之後，第二年刷上新的，舊的就扔掉了。

沒有作品就沒人收藏，沒人收藏也就沒有市場。

但是在西方不一樣，1980年代初，我在巴黎遇到一位名叫Huguette Beres的女士，她是古董商，她的母親收藏中國年畫，還辦過畫展。

後來，我從她那裡收購了所有她母親的藏品，都是明清時代的姑蘇版畫，這些我自己都留了下來。

它們是我收藏的明清姑蘇版畫的基礎，這些版畫在中國境內是很稀少的。

明清年畫

澎湃新聞：是不是可以說，您目前主要的收藏點就是明清姑蘇版畫？請問您現在收藏了多少張？

馮德保：對，現在我集中精力收藏明清時代的姑蘇版畫。

這些民間版畫之所以在海外還能收藏到，要感謝日本。

因為當時有許多中國人住在日本長崎，而且日本人也很喜歡姑蘇版畫，所以許多當年流入日本的都被保留了下來。

日本人對這些版畫的處理不一樣，他們會把它們裝裱成軸，當成書畫一樣來對待。

另一個中國沒有姑蘇版畫的原因是：在1860年前後，蘇州被太平天國燒成一片灰燼，桃花塢也被燒毀。

這些版畫在歐洲也多有保存。

歐洲人把它們當成牆紙來裝飾房間，特別是那些大豪宅。

只有在過去的三四年中，大家才意識到這些牆紙其實是木刻版畫，不是畫上去的。

例如在斯德哥爾摩，我發現有家人家古老的大箱子裡貼的襯紙是姑蘇年畫，可能當年那家人的祖輩曾為東印度公司工作，漂洋過海就帶著這隻箱子。

他們通過斯德哥爾摩博物館知道我收藏這些版畫，就與我聯繫了，我把整個箱子都買了下來。

箱子和版畫在一起，如果要展覽的話，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物品。

現在我已經收藏了一百五十多張明清時期的姑蘇版畫，許多都是獨一無二的。

有仕女、風景、山水、花鳥等各種題材，這些版畫中有一部分受到西方繪畫的影響，講究透視。

許多都尺幅巨大，場面宏偉，非常不同於傳統的中國年畫。

張燁2012年出版的《洋風姑蘇版研究》中用到我的許多藏品，但是從那本書出版之後，我的藏品又增加了許多。

我自己也在做這方面的研究，目前這批姑蘇版畫還沒有全面展覽或結集出版過。

澎湃新聞：現在收藏在中國是年輕人很熱門的愛好，您對年輕的收藏家有什麼忠告？

馮德保：永遠不要為投資而收藏，永遠收藏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一邊收藏，還要一邊學習。

你的知識越多，你的藏品也就會越好。

再回頭看看你早先的收藏，你會決定有的藏品可以分手了。

澎湃新聞：出售藏品，你會覺得傷感麼？

馮德保：當然，與某件藏品分手，你確實會有些傷感，但同時，出售的藏品會被其他藏家欣賞，並有機會被別人收藏，這是在往前走。

我已經享受過了，該給別人一個機會去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