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藥書評｜《東亞史》：開拓東方歷史研究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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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歷史學界，有幾位對東方歷史、特別是對東亞歷史有精湛研究的學者，為社會貢獻新篇，羅茲-墨菲無疑是其中之一。
他同他的老師費正清一樣，除了在亞洲史有建樹外，也在東亞史方面有頗多貢獻，他們共同推動了美國的東亞史研究，取得了國際公認的一流成就。
在這裡，我向國內讀者介紹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最近撰寫的一部鴻篇巨著《東亞史》，目的在於為讀者提供閱讀與理解上的方便。
國內讀者對羅茲-墨菲並不陌生。
1992年他出版了膾炙人口的《亞洲史》，受到中國讀者的好評，成為深受讀者喜愛的暢銷書，他因此在中國聲譽鵲起。
《東亞史》是在原著《亞洲史》基礎上的繼續發揮和發展，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鑑的地方。
因為《東亞史》不僅增添了新材料、新事實，而且在分析的角度、取材範圍以及分析與敘述的關係等方面與前者有許多不同，視其奠定羅茲-墨菲在東亞史獨樹一幟的學術地位並不為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羅茲-墨菲的《東亞史》足以與費正清、賴肖爾等人的《東亞文明：傳統與變遷》相媲美，材料充實且有新理、觀點材料縱橫貫通，摒棄舊思維，嘗試新方法，呈獻新成果，基本上反映了當前國際東亞史研究的水平與動向。
平心而論，對於一位西方學者來說，撰寫一部地域廣袤、國家眾多的區域通史，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想在這裡簡要介紹一下羅茲-墨菲《東亞史》的亮點，也就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幾個地方。
作為歷史學家，羅茲-墨菲對東亞歷史的觀察是深刻的、準確的，提出了若干獨具慧眼的見解，確立了對東亞史總的根本的看法。
從時間上說，本書前後橫跨5000年，將古代歷史、文化、宗教、科技，重大的經濟活動與人員往來，以及當前的婦女地位、城市問題、環境保護等統統攝於筆下，條分縷析，使讀者看到東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
他首先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與科技予以關注，開宗明義地寫道：「東亞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區域，……東亞還擁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鮮活的文明形態，它們豐富的文化發展史令人吃驚。
」「中國的科學技術，如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燃煤、園藝學、冶金術和醫學等，其發展早於西方，並對西方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前言》，第1頁。
)寥寥數語，將歷史的長期沉澱說得分外清楚。
作者的認識無疑是深刻的，正因為他有著這樣一種認識，他對東亞史的撰寫傾注了更多的心血。
據作者稱，他是根據40多年的教學經驗撰寫成這部洋洋洒洒的大部頭著作的，書中有著作者深思熟慮的理解與判斷。
墨菲認為，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有漫長而光輝的歷史，直到18世紀以前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這個觀點顯然是與西方正統的觀點有所不同的。
有的歐美學者認為，13世紀以後中國社會發展就已經很緩慢了，明清500年是中國歷史的大停滯，或者說是整個東方社會的落伍時期。
墨菲以具體的史實詳細列舉了近代以前中國的若干科學技術成就，這些成就包括公元前幾個世紀發明的鐵掌犁、對太陽黑子的觀測，以石油和天然氣作為燃料，活字印刷術、航海羅盤針的應用和接種牛痘來預防天花，以及明清時期中國的醫學、農學、水利與曆法等等。
這些科學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生活風貌。
在墨菲看來，這些都是中國對世界的傑出貢獻，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認為東方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是停滯不前的，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墨菲一掃長期以來歐美學者在東方歷史研究上形上學的陰霾，始終以發展的、聯繫的觀點看待東方歷史，因此我們看到的《東亞史》是一部鮮活的、有生命力的著作，對比著閱讀這兩方面的著作顯得判然有別。
他用大量的具體的實證材料來說明東亞歷史的悠久性與連續性，為讀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歷史畫面。
這是努力開掘的地方，也是讀者渴望了解的地方，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凡是讀過墨菲《東亞史》的讀者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作為大學的歷史教科書，《東亞史》應該成為信史和良史，向讀者提供真實無欺的材料，從歷史材料中提取和發現對當今社會有重大意義的主題，以幫助人們恢復歷史的記憶。
也許有人不同意墨菲的一些觀點，但讀者不得不佩服他目光的犀利與深邃，明顯地高出流輩。
關於中國唐宋文明，《東亞史》有許多驚人之語。
我們看到作者視野之開闊，眼光之敏銳，昂揚著一代學者的銳意創新精神。
作者看到自唐代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傾向，各方面表現出博採異域、吞吐百家的恢宏氣勢，展現多姿多彩的大唐風采。
對於這一點，並不是所有外國研究者都能看清的，也不是誰都能得出的結論。
唐代無論在人口、領土還是在其他成就方面，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帝國締造的輝煌代表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
首都長安堪稱一座國際性大都市，那裡匯集了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敘利亞人、越南人、朝鮮人、日本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城內居民多達100萬，「長安城散發著世界大都市的熠熠光輝，其耀眼奪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無法比擬的。
」(第115頁)。
城內各種宗教和睦相處，居民可以享受來自西域各國的體育、舞蹈、音樂和雜技，顯然是典型的國際大都市的反映。
宋代的科技、文化與貿易是作者頗感興趣的問題，是作者重點介紹的篇章。
他視宋代為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因為它出現了科技與文化的普遍繁榮，社會財富有較多的積累，社會發展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
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番志》記載，直接與中國交往的國家與地區達50多個，有時候宋朝還利用使臣出國之機招徠外國商人來華貿易，宋代「貿易既盛，錢貨遂湧湧外溢。
當時宋之銅錢，東自日本西至伊士蘭教國，散布至廣。
」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讀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當可觀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納600人，比前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隻都要大得多，由於指南針的應用，宋代的商船已經結束循岸航行的狀態，克服「梯山重譯」的重重困難，實現了從中國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東岸的航行，對外貿易占到稅收的五分之一，墨菲這樣寫道：「到了南宋，海外貿易的規模遠遠超過當時整個歐洲的外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
宋朝時期，大型遠洋貨船上使用的各種航海技術已經臻於成熟。
……宋、明時期，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強國和海洋大國」(第145頁)。
《新東亞史》真是別開生面，令人振奮，表現出作者推陳出新的勇氣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
由此觀之，該著獨闢蹊徑，發掘枯竭隱深，摒棄了因循沿襲的墨守成說，在史學園地樹起了一面旗幟。
在明清史研究上，《東亞史》以遠見深識傾動人心。
它沒有像其他歐美學者那樣，把明清500年歷史看作是停滯與倒退，而是認為明代是中華帝國的新輝煌，在許多方面繼續為世界做出貢獻，「明朝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經濟領域商業化進程的突飛猛進」(第169頁)，處於社會轉型前夕。
作者以一種少有的歷史自覺把握了這種趨勢。
確實，明代是中國社會即將轉型的時期，內有鄭和七下西洋，使中國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傳教士東來，他們以科技為媒介向中國介紹了西方的科學、宗教與文化，使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受到衝擊。
中國的傳統商品絲綢、茶葉、瓷器、書籍和漆器銷售到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國外市場為購買中國商品而支付的白銀大量湧入中國，加速了國內商業化和貨幣化過程，對西太平洋經濟圈的發展十分有益。
墨菲對明代中國社會工農業生產以及大眾生活的描述十分詳細，如文化和貿易蓬勃發展，商業和城市欣欣向榮，城市商人參與並推動精神文化的發展，城市居民有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這些對於讀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
關於清代歷史，作者以全球史的眼光加以審視，有助於清算歷史上形成的對東亞史、尤其對中國史的偏見與固定的思維模式。
這種理性的分析視野對研究中國歷史十分重要。
通過研讀我們看到，中國清代在整個世界歷史坐標中的位置，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既有發展也有某種程度的徘徊，既有悠久的傳統也有深沉的惰性，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絪縕化生，形成社會發展的一定阻力，作者一語道破近代科學未能在傳統技術發達的中國發生的深層原?：「中國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主要是那些建立在經驗積累基礎上的發現及其改良(如醫學和藥學方面)，缺少那些經過系統、持續的科學研究之後取得的成就。
」「中國工匠擁有嫻熟的技術，擅長於創造發明，但卻很少從事理論和實驗工作，因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文盲。
」(第213頁)這個評斷是作者通過深層考察所得，切中要害，或許是由於這個差距形成後來中西方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天然分野。
日本歷史和朝鮮歷史在本書中占據了相當的位置。
作者以全新的視角全面審視了日本和朝鮮半島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看到它們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上的密切聯繫與互動。
為了學習中國文化，日本向中國派遣了大批外交使團，「到8世紀，派到中國的使團越來越大，大約五六百人分乘四艘海船，浩浩蕩蕩開向中國。
……儘管要經歷這麼多的風險，日本人還是下定決心來到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將他們所能學到的或可以移植到日本的中國先進文化悉數帶回日本。
」(第273頁)中國文化如滾滾洪流，加速了日本社會的變革過程，使其跟上了東亞社會前進的步伐。
朝鮮的情況也是如此。
從該書中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較之其他國家密切的情況。
正因為這樣，至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文化在朝鮮半島的影響，以及朝鮮半島鮮明的地緣政治特徵。
墨菲在研究朝鮮半島的歷史時，注意到了一個重要現象，即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主義影響問題，他認為：「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是全世界殖民統治中最惡劣的。
日本殖民朝鮮的歷史，給朝鮮民族留下痛苦、仇恨和憤慨的回憶，這種回憶在今天的朝鮮半島仍然非常強烈。
」(第428頁)這種評斷符合今天朝鮮半島的實際情況，沒有半點誇張之意。
對東南亞歷史與現實的熱情關注也是《東亞史》的重要篇章。
作者高度評價了東南亞的悠久歷史以及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的地位，尤其作者關於東南亞各國擺脫殖民主義枷鎖、探索本國發展道路的分析較為客觀。
看得出作者是以極大的熱情來撰寫這部著作的。
作者的一個基本看法，就是東南亞在戰後完成了非殖民化進程，開始探索本國的現代化道路與模式，東南亞各國在未來的國際關係格局中的作用將要上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因此之故，必須給予東南亞以足夠的重視。
《東亞史》關注現實的東南亞並非應一時之需，而是作者自覺地參與到了戰後東亞和東南亞有史以來偉大的社會變革之中，適應世界形勢的需要，發揮了理論先導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羅茲-墨菲繼承了其老師費正清等人的志業，又在許多方面有新的認識，承擔了一種沉重的歷史責任感。
他一方面努力去喚醒和復活過去的歷史，同時也按時代要求去理解和書寫歷史，對東南亞民族與國家的命運給予更多的關注，做到了史學常寫常新。
在本書的結尾作者告訴讀者，當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東亞將會逐漸主宰這個世紀。
以上是《東亞史》的大體輪廓，也是書中引人入勝的地方。
但是書中有些觀點也是與我們大相逕庭的，甚至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作者把中國的歷史看作是朝代的循環史，忽視了社會經過生生不已、後代否定前朝後產生的新內容，任何一個朝代的產生都不可能重複前一個朝代的歷史，歷史在螺旋式升進中的相似表層下有著不同的內涵，永遠不會重演。
以「王朝循環論」來解釋中國社會的歷史，是西方流行的一個觀點，反映的是西方史學研究的方法論。
正是由於這種認識，他把20世紀中國的偉大革命看作是歷史上的中國農民運動;還有，作者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與改革前的政策完全對立起來，這恐怕也是有問題的。
作為學術研究，同時又是西方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
我們看到，他對東亞的歷史與人民懷有炙熱的感情，敘事時儘可能地做到了公正與客觀，較好地解決了史書的體系問題，避免了結構鬆散與材料堆積，儘量處理好分析與敘述的關係，材料與觀點的關係，顯示出作者樂觀向上、生動活潑的探索精神。
總之，不管讀者出於何種目的來閱讀這部著作，都會從事受到啟發，收穫教益。
作者：羅茲-墨菲 出版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