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研究學術史理論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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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一種具有「理想類型」特質的史學概念和學術實踐,黨史研究「學術史」自身的理論屬性以及與此相關的史學理論問題,仍然需要得到進一步的釐清和建構。
本文擇取三個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理論問題進行深度闡釋,包括「學術史」的概念意蘊和學術定位、「學術史」研究的整體史理念以及學術爭鳴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如果考慮到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本質是歷史學化,那麼「學術史」的本質就是史學理論而非相反,這就要求整個黨史學界應該持續加強史學理論修養和歷史哲學思維能力。
〔關鍵詞〕「學術史」；理論屬性；整體史書寫；學術爭鳴史；史學理論；歷史哲學
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漸次啟動,經過八九十年代兩個不同時代的樞紐轉換,取得了較為突出的學術成就。
在進入新世紀的最初十幾個年頭裡,黨史研究學科的學術化進程持續深化,且不斷顯現嶄新的時代特徵。
如何以歷史學的視野和理路描述、理解與闡釋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黨史學界至今仍存在著基於不同進路的思想言說和理論爭鳴。
筆者在梳理和評議自80年代中期以來漸次興起的黨史「史學史」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以更為集約的「學術史」理念來涵納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及其史學書寫(參見吳志軍:《學術史:中共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史學書寫》,《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5期。
)。
本文擬就關涉學術史研究理念的三個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重要理論問題作進一步探討,以期繼續完善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理論框架,從而更為準確和深入地重建中共黨史研究這一特殊歷史學科自身的學術歷程和文化譜系。
一、「大歷史」與「小傳統」: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理論屬性
就研究和構建全部歷史學或一門歷史學科的生成與遷衍之過程為基本對象和內容而言,「史學史」和「學術史」這兩個概念在普遍的歷史學範疇下具有較強的同一性,甚至在不特別嚴格的語境下還可以通用。
之所以在黨史研究中對「史學史」和「學術史」加以相對的區劃和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便於從長期以來由不同性質和內蘊的繁複多樣的元素緊密膠結交織於一體所形成的特殊而複雜的黨史研究格局及其整體發展的「大歷史」脈絡中,抽象地剝離、釐清和分析自80年代以降黨史研究作為一門歷史學科的發展進程及其型塑的學術化或歷史學化之「小傳統」的史學譜系,單獨對這種學脈展開史學的回溯、批判與反思,進而探察黨史研究的學術發展規律,從而為未來黨史研究的深度學術化提供主要源於自身的思想與歷史資源。
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以往的「史學史」研究便迅速呈顯一些不足或弊端:一方面,其研究對象非常寬泛地界定為中共黨史學或中共黨史研究產生與發展的全過程及其相關內容,這無疑會忽略黨史研究領域的特殊性以及更為細緻地考察黨史研究的基本現實結構；另一方面,其對於黨史研究發展史之基本輪廓的勾勒又非常偏側於重要領導人的黨史論說以及著名黨史研究者的專著,從而使敘述和書寫的實際結構與內容又顯得較為單薄,並未充分反映黨史研究在各個層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進展。
此外,史學史研究的歷史形式和氣象亦相對較弱,其動態視野的演進主要依循既有宏觀歷史的階段分期,尚未從黨史研究自身的學術發展規律來考察其嬗變時段與特徵,這是史學史研究之粗放式結構的重要表現。
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黨史研究之學科屬性在事實上的複雜性,何謂「研究」、何謂「學術」以及有關黨史研究的「發展史」「史學史」「學術史」等概念仍然需要在非常謹慎的語境中加以適當區劃,在尊重整體黨史研究對象和內容之豐富性與多元性以及史學史研究之學術貢獻的前提下,將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理路及其歷史演進單獨地剝離出來加以考察,猶如從夜晚的茫茫星海中抽繹出一個完整的北斗七星形象。
事實上,這種「學術剝離」的思維模式不僅在整個歷史學界早已得到甚為廣泛的運用與鋪展,而且業已在黨史學界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與實踐。
大致從90年代末期開始,伴隨著黨史研究之專業化和職業化進程的深化,部分研究者強烈地意識到黨史研究格局中的不同取向、理路和因素對這一特殊歷史學科的多維度影響,著重以歷史學化的審查視角,重新描述、分析和評價黨史研究的歷史進程、成就、格局、特徵與走勢等論題,以更為精細化的視域重點關注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歷史分期或具體問題,從而極大地張揚了黨史研究學術化的發展方向,初步形成了一種異於傳統史學史研究的學術轉向思潮
(參見吳志軍:《新時期中共黨史學術史研究的歷時性評述》,《北京黨史》2013年第5期。
)。
這種「學術剝離」的研究思路和敘述層級著重呈現黨史研究「不同於其他歷史學研究的關鍵所在,和它走向學術化的那種不為一般人所知的艱辛」及其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學術化程度有無可能進一步提高」
(楊奎松:《50年來的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可以推促研究者集中探究黨史研究中更多學術性元素的成長曆程,從而進一步理解黨史研究實現知識增長和學術進展的真正動力與機制,換言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究竟是什麼層面的力量、結構和範式促成了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化,繼而為今後黨史研究的學術發展確定一種基本的衡量標準和前進方向。
可見,將具有同質性和延續性的史學元素從黨史研究大格局中加以剝離,單獨呈現和建構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脈路,將有利於深度挖掘和展現黨史(學)之本來面目及其內在結構的豐富性和多元性。
基於這種認識,黨史學界應該著力加強對這種研究取向和路徑的理論總結、概括與提升,以使其在此後重新研治黨史研究的發展史乃至黨史研究領域其他問題的過程中得到更為自覺、積極而廣泛的應用。
本文所指稱的「學術史」即是這樣一種理論建構的學術努力。
既然致力於「學術剝離」,那麼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治理便只是從「小傳統」的學術視窗對這一門特殊歷史學科發展輪廓與內容的重述,而不是企圖構建一幅包括黨史研究發展史即「大歷史」之所有細節的全息圖像,它的基本處理原則註定是「選擇性」的。
當然,從一般意義來講,凡涉及回溯與評判思想、文化與學術等發展情態的論題,選擇性就是必然要遵循的基本法則之一,正如羅素在撰寫《西方哲學史》時所主張的那樣:「企圖包羅的時期既然是如此之廣,就必須要有大刀闊斧的選擇原則」(〔英〕羅素著,何兆武、李約瑟譯:《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美國版序言」第2頁。
)；伊格爾斯在探討20世紀社會科學史的四種不同方向時,挑選了若干著作和歷史學家,「這份挑選我承認是有選擇性的,而且僅只代表當代歷史學著作的一小部分。
然而這些取向反映了20世紀歷史學思想幾種重要的樣板」(〔美〕伊格爾斯著,何兆武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後現代的挑戰》,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頁。
)；等等。
的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黨史研究學科的範圍、對象和內容急劇擴大,所囊括的學術成果數量亦異常龐大。
如何通過這些繁複無比的「大數據包」而透視黨史研究的學術化脈絡,正確的選擇原則便成為學術史研究的基本理念。
但這種選擇性原則的運用可能會遭逢很多困難,因為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內容、元素和趨向,往往表現在不同的研究載體或同一載體的不同部分。
由於黨史研究自身的複雜性以及受到更為繁複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的制約,其學術化的內容和方向既可能表現在不同的研究者群落,也可能體現在同一研究群體內的不同研究者個體身上；既可能表現在不同研究者的各種研究成果中,也可能體現於同一研究者的不同研究成果,即使同一本研究成果的不同部分也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研究取向。
可見,黨史研究學術史需要剝離和解釋的內容與元素之繁多龐雜,顯然是傳統的史學史研究模式所無法勝任的。
面對黨史研究格局的這種特殊複雜性,選擇性原則的唯一實現路徑就是對於研究作品是否具有學術性或學術化程度若何的判定,而所謂「學術化是特定時代文化生態的高端存在,它考慮的是問題的學理性分析……學術化要求原理、概念、事例、邏輯等關係的配套生產,其物化產品可能是一部專業著作,也可能是期刊上的專業論文」(
郭若平:《塑造與被塑造——「五四」闡釋與革命意識形態建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07頁。
)。
依據這一標準來研判黨史研究著述的學術化程度或學術性元素,研究者可主要從這些著述的指導思想(或通俗層面的說法——寫作動機)、研究理念、認知框架、話語模式和歷史觀點等方面入手,其科學性程度完全端賴於研究者在學術史研究理念之下的嚴格審視,對任何黨史著述的政治與學術判斷都要秉持相當的審慎態度,絕不能輕易否定任何一類黨史著述的學術意義與文化價值,這就有可能使得對於各類黨史研究成果之學術性範圍和程度的認知更加具有嚴謹性與邊界性。
當然,這種判斷標準和原則的具體實現也需要較強的靈活性和便利性,因為估量特定學術成果或研究者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發展的積極貢獻,還直接取決於將這些學術性內容置於何種語境或脈路之下的具體問題導向,這顯然需要學術史研究者長期而自覺地培育更多更大更持久的治學耐力和恆心。
在這種學術治理的視野下,以往黨史研究中的很多內容都必然得到重新審視與評議,如面對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領導者群體的黨史論述,學術史研究者應該具有超越歷史本體的自覺意識,主要將其視為黨史研究得以展開和發展的不可忽視的知識與文化背景,著重考察他們關於黨史(研究)的指導性準則是如何被黨史研究者廣泛接受,並使其落實到黨史研究領域的方方面面的,尤其是這些關於黨史研究的政治知識原則和圭臬如何影響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類似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人所極力強調的「實事求是」原則(當然,對「實事求是」之內涵與價值的現代史學解讀是前提)是通過何種途徑而轉換為黨史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潮流或客觀主義範式的。
更為重要的是,為修正以往史學史研究偏好於高端作者的弊病,學術史研究將在充分尊重和分離諸如胡喬木、胡繩、龔育之等具有很高政治位次的黨史工作領導者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高層級學術水平的黨史研究者之學術化成就的基礎上,著力挖掘和突出那些在學術結構中處於相對低端或邊緣的普通研究者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實際貢獻。
這些普通的黨史研究者雖然不像黨史工作領導者因其獨特的政治地位和親歷歷史現場的優勢而掌握重大歷史問題的解釋權,也尚未達致高端黨史研究者對於宏觀歷史和重要歷史問題的全面建構與卓見睿識,但他們作為黨史研究領域的主體力量,或在素樸自在的治學觀念主導下開展具體問題研究,或專注於具有自覺的「問題意識」和學科建設理念的思想理論研究,尤其在新的黨史資料的開掘與積累、傳統論題研究的持續與深化、學術觀點的創新與爭鳴、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與增擴、新的思想理論方法的引介與運用、黨史研究風範和學術話語體系的更新以及黨史研究群落的代際轉換等方面,極大地推進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無疑是黨史研究融入歷史學科的根本推動力量。
因此,黨史研究學術史必須對他們予以極大的關注與突出。
在學術史的視角下,此前黨史研究「大歷史」中的「隱形」群體的成果和思想將被再現,湮沒在文山書海中的獨特聲音開始被傾聽,歷史學的普遍性理念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作用將得以凸顯。
這一學術取徑可謂鮮明地彰顯了學術史研究的現代性特徵,尤其當將「高位作者」與「低位作者」視為相對的價值判斷概念,不同的文化語境和歷史時空都會產生殊異的理解與定位,以及任何歷史學科的研究結構和發展方向都直接取決於不同研究層次的多維互動的時候,重視和關懷普通研究者之歷史與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就更為突出,這「並非因為我們是執著的平權主義者,而恰恰是基於對歷史所提供的智慧訓教的尊重」
(轉引自錢茂偉:《公眾史學視野下的個人史書寫》,《南開學報》2014年第4期。
)。
故而,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一定要把雙臂張得更開闊,它甚至應把……那些杳小的史學家也納入自己的懷抱」(〔意〕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41頁。
)。
准此而論,「史學史」研究與「學術史」規範的確是兩種旨趣不同的歷史觀察視野。
與此同時,為更精準地發現和定位這些經「學術剝離」而凸顯出來的史學元素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作用、意義和價值,研究者亟須修正以往史學史研究傾向於羅列研究著述的明顯弊端以及專注於打造作者及其作品譜系樹的作法,更要力避寫成變相的學術述評甚至一般的研究綜述,而是需要在充分評估黨史研究之獨特性和歷史研究之一般性規律的同時,密切關注各種研究成果之間的共同特性和相互聯繫及其所呈顯的黨史研究學術化的階段性或整體性「問題」、「主題」或「議題」,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當然不會是唯一的
(但在一篇學術論文或一部學術著作的恆定語境下,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只能是唯一的。
唯其如此,特定論文或著作才可以實現並保證其論域的統一性和科學性,因為「歷史著作的統一性寓於歷史判斷形成的並在形成時解決的問題。
因此,這是一種完全邏輯性質的統一性。
一個問題可以同許多特殊問題相連；但由於它們都論及並統一於已經開始研究的唯一問題,邏輯統一性持續存在」(〔意〕克羅齊著,田時綱譯:《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0頁)。
),因而需要判斷和斟選何種「問題」、「主題」或「議題」最能體現黨史研究學術化的發展規律。
在此基礎上,特定語境下歷史詮釋與寫作的總綱得以成型,相關的學術史材料和論據都必須緊緊圍繞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而展開具體論證。
以筆者對撥亂反正時期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梳整為例,「批判極左黨史學」「衝決極左思潮網羅」之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最初兩年多時間裡黨史研究的學術化圖景、「中共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起步」之於1979年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獨特性、「學術化傳統的生成」之於80年代頭三年黨史研究學術化成就的地位和價值等,就是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的鮮明表達。
顯然,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的抽繹可以推促研究者有效超越黨史研究之「大歷史」的繁雜格局,真正進入黨史研究之「小傳統」的精神世界,學術史研究的整個過程便是著力考察各種學術成果的取得及其所呈顯的文化氣象是如何富有邏輯地論證與支持著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
無論是對黨史研究學術史的分期論述還是整體分析,研究者都必須努力發現或賦予掩藏在各種學術化成果背後的「問題意識」與文化邏輯,將黨史研究學術史的基本演進脈路、結構和規律以「問題」、「主題」或「議題」的形式抽繹出來,並整全性地納入一個個既具有經驗事實又具有嚴謹邏輯的史學理脈和敘述框架之中
(就此來看,這些「問題」、「主題」或「議題」頗類似於李懷印所說的「主敘事」,亦即「在若干個別事件的敘事之上,總有一個主敘事將單個故事編織在一起,產生一個一以貫之的主題,或者使眾多不同的故事呈現出一個整體的寓意」。
參見〔美〕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中華書局,2013年,第10頁。
)。
唯其如此,學術史研究方可充分映現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傳統區別於整體黨史研究格局的獨特性亦即「小傳統」與「大歷史」之間的區劃,進而昭顯學術史治理對於黨史研究之不可或缺的意義和價值,並為未來的黨史研究學術化建設提供史學經驗與教訓的鏡鑒。
可見,以「問題」、「主題」或「議題」來帶動和組織學術史的書寫,就意味著學術史研究不能求全求大,這是一種更富有批判取向和分析力量的史學史研究,當然也將再次強化學術史研究的「選擇性」原則。
既然遵循較為靈活的選擇性原則以及基於特定「問題」、「主題」或「議題」而展開敘述邏輯的理念方法,那麼就決定了學術史研究將帶有較強的建構性特徵,其基本取徑也將偏好於對於學術文本的闡釋與解讀,實質上代表著一種以一般歷史學的普遍價值觀來重估黨史研究之結構和地位的努力。
換言之,它更在意彰顯和標舉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史學進程,尤其使影響黨史研究的多種史學模式得到平等的比較與衡估,並透過黨史研究學術化所呈現的歷史學之基本治學理念和價值,來重新定義這一門特殊歷史學科的一般性或普遍性,努力為進一步增進和強化黨史研究的學術性而尋求一種屬於自身史學傳統的思想資源,從而助使黨史研究者樹立學術化研究的信心,明確未來黨史研究應堅守和拓揚的道路。
而藉助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有效治理及其所蘊涵的批判精神,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歷史及其未來方向也許將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的重建」。
即此而言,相對於「史學史」,「學術史」是一個具有價值判斷的概念,它從根本上涉及黨史研究之「實然」與「應然」的關係,學術史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賴於研究者依據黨史研究的遠大理想而將某種價值、判斷和意義賦予已存在的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成果,其實踐是一種基於黨史研究的「實然」形態而試圖以「應然」之學術追求和文化理想超越「實然」的努力。
故而,「學術史」理念及其實踐並不是完全經驗性或實證性的,而具有典型的規範性和抽象性特徵,它提供了一種分析性框架或概念性工具,可以藉此更清晰地還原、認識和理解黨史研究應有的學術狀態與批判精神。
學術史治理的這種規範性取向將有效化解黨史研究發展史研究領域中的一些困難,如可以劃破黨史研究繁雜格局的表象而著力把握這門歷史學科自身的學術邏輯,從而消除龐大的研究體量給研究者帶來的無力感和迷茫感；可以在梳整黨史研究學術邏輯的史學軌跡之際,以強烈的「問題意識」賦予每一個階段的學術化進程以特殊且具有延續性的議題設置,從而規避簡單羅列研究成就的低水平敘述；意味著黨史研究基本結構和發展趨勢中的一些貌似非常普通的元素將可以靈活地呈現其史學價值和文化意義,一些被政治、社會和文化主流刻意遮蔽或遺忘的資源與能量將被重新納入新的問題生產脈絡中來；等等。
更重要的是,這種建構性和闡釋性將極大地強化黨史研究者的主體意識,因為無論是「學術剝離」的實現及其所仰賴的選擇性原則的施行,還是以「問題意識」重新組織黨史研究學術化成就的釋述脈路,都從根本上取決於研究者如何確立、平衡自身所持的學術理念和文化取向與黨史研究學科「應然」狀態之間的張力。
這種張力性關係可以促進研究者重新定位和解釋黨史研究的學術成就,並以此努力謀劃和建設更好更學術的黨史研究之未來圖景,而更好的黨史研究既符合學術的規範性邏輯又符合人類的普遍性道德,可以為提升人類社會的政治進步、社會正義和自由福祉等作出應有的智力貢獻。
建立在這種學術訴求和文化邏輯之上的黨史研究學術史,其理論內核自然要求研究者必須具備並且持續培育較高的透視和理解材料以及抽象和概括觀點的能力,這無疑將賦予黨史研究者以持續改善知識結構和精進研究能力的內在動力,學術史研究的實踐也必將使黨史研究者產生一種與理論和諧共生、互促相長的良性關係,「理論之所以對我有用,並不是因為它昭示了一個被囿於逝去情境的隱蔽的真理。
理論之所以昭示客體是因為它迫使歷史學家成為主體。
歷史研究領域能夠在消逝的陳跡中獲得生命,是因為我們要提出新問題,要對歷史表述提問和重新構思,還要看到新的關聯」(
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頁。
)。
這種研究理念的明晰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自從80年代中後期黨史研究領域便開始醞釀的一種較為隱晦但客觀存在的發展趨向,即如何從「探索規律的實驗科學」轉向「探索意義的詮釋科學」。
正因關於「學術史」的理論界定及其研究實踐屬於典型的規範性層級,黨史研究者就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研究範式可能具有的一些問題。
如學術史研究所遵循的「選擇性」原則以及基於「問題」、「主題」或「議題」的闡析理念,一定會帶來涵蓋不全的問題,它既無法收納黨史研究中的所有學術元素,更無法吸融黨史研究的所有內容,因而可能會造成一種片面性研究的印象。
因此,為保障學術史研究的客觀性,研究者就必須完整地梳理黨史研究的全部內容和基本格局,必須極力擴大史料收集和整理的範圍與體量,使其能涵括某一時段或某一專題的幾乎所有黨史研究成果,保證基本材料的整全性和齊備性,從而使研究者能充分觀照黨史研究之整體發展格局的「大歷史」氣象。
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學術史的問題域或線索圖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感知並識別出來,學術史研究才能經驗地反映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史學進程,才能確保書寫黨史研究之「小傳統」的實證性與思想性,「全面地考察歷史(不僅僅考察各個歷史時期和各個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使事實、特別是經過篩選的事實具有意義」(
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編,王建華等譯:《現代史學的挑戰——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演說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頁。
)。
如果錯誤地以為學術史研究所遵從的「選擇性」原則意味著可以選擇性地收集和使用史料,那麼學術史研究將會陷入無可規避的失敗。
因是之故,在學術史研究中,對於學術史實的取捨、揀擇、整合和闡釋絕不能毫無節制、隨心所欲,對於學術史之意義的發現和闡釋與對於事實的選擇和整合(組接)之間必須維持一種合理的張力關係,從事學術史研究的學者也因而必須秉持一種自覺的警醒意識,即對於事實之意義的闡釋既應該是有效的,更應該是有限的
(事實上,與此相關聯的學術史研究的客觀性問題具有較強的全局性和系統性,亦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學術史治理都應保證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成分、結構和關係等具體內容和表現是真實存在且客觀有效的,這是學術史研究實現科學化並由此達致一個完整的知識與文化系統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特徵。
尤其考慮到學術史研究的建構性特徵,如何統籌與強化其客觀性和真實性更顯得既迫切又長遠,如在學術史研究中,對於「作者意圖」和「讀者意圖」之間張力的正確把握,乃是決定這種闡釋活動科學性的根本因素,闡釋不能是無邊界的,也不允許沒有邊界。
儘管當前我們對歷史研究客觀性的理解早已超越了傳統的主客體二分的哲學預設,客觀性在事實上也可以通過多種維度得以實現,但如何在闡釋性和客觀性之間保持恰如其分的張力甚至區隔,對於任何一類歷史研究者而言,仍然持續考驗著他們的學術智慧和研究能力。
)。
與上述問題相關聯,學術史所著重勾勒的黨史研究「小傳統」的脈絡和系譜,有可能造成關於黨史研究學術化或歷史學化之進程的單邊樂觀主義心態,會使一些研究者誤認為黨史研究學術化的生成與發展是一種自然演化的過程,從而忽略黨史研究整體格局之「大歷史」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之「小傳統」的強烈制約,以及諸多知識分子為促進黨史學科的學術化進程而付出的艱困努力。
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於,這種心態也有可能會輕忽黨史研究在其學術化進程中自身所存在的階段性或整體性弊端,如撥亂反正史學固然創造了向學術化方向轉型的機緣,但因其急於與極左思潮決裂,具有強烈的感情褒貶,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以往革命化的表述風格與模式,潛含著與批判對象分享同一的思想取向與文化立場的內在紋理,反向強化了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傳統價值觀念以及一度困擾黨史學科的工具理性特徵；自新世紀前後泛起的基於地方檔案史料的個案史學研究(亦稱「地域史研究」)展現與建構了諸多以往不為人所知所悉的地方史圖景和地方性知識,但也出現了諸如堆砌史料、重複敘事、微觀與宏觀脫節以及「問題意識」匱乏等一系列結構性弊端,制約了黨史研究學術水平的進一步提升；等等。
因此,關於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梳理與評析,就需要在全面清理黨史研究學術化與黨史研究複雜現實之關係的基礎上,必須正視並及時反省和批判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內在缺失,而這也是學術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在黨史研究中突出「學術史」概念的某種獨立性或自足性,還有可能造成刻意製造黨史研究領域不同內容和元素之截然對立的錯覺。
但事實上,學術史治理正是透過更為集約地專注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以求取黨史研究實現歷史學化的一些規律性認識,為繼續抬升黨史研究的學術水準提供更為系統和豐繁的思想與歷史資源,繼而為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長遠進步貢獻特定的學術與智力支持。
質言之,在某種程度上,注重梳理、敘述和闡釋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歷程,正是為更好地發揮黨史研究的政治和社會功能提供必要前提與充分條件。
如果不更好地強化和提高黨史研究的學術能力,那麼其介入和改變現實的力量也必將遭致嚴重削弱。
在學術史的框架下,黨史研究的學術性與現實性這兩重維度的關係,與其說是對立的,不如說是互利的。
同時,提出「學術史」概念的主要意圖,在於為厘定黨史研究發展史的學術化理路提供一種分析工具,因為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只有放在相對單一的學術審查視角下方可看得清晰,才有進一步理解和闡析的基礎平台。
反之,如果將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混居於一個更大的文化範圍或框架——例如以往的「史學史」中,將會不可避免地模糊黨史研究的學術元素隨著時代而消長的歷史進路。
因此,凸顯「學術史」概念在黨史研究中的獨特性,並非要以此完全替代「史學史」,二者絕非簡單的對立關係。
綜上所述,「學術史」通過引入一種邏輯前提亦即黨史研究之「大歷史」與「小傳統」之間的特殊張力關係,在異常複雜的黨史研究現實格局中形成了富有內涵的規範概念和學術實踐。
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理想類型」,學術史不可能窮盡和反映所有的史料,在歷史建構和闡釋的效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畢竟提供了一種重新審視黨史研究發展史的分析工具,如果沒有這個概念性的工具,「微細的事實便不能凝聚為複雜的宏觀結構、在歷史敘述中形成推論性的說明」
(轉引自〔英〕凱斯·詹京斯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出版,2009年,第63頁。
)。
尤其考慮到黨史研究蘊蓄著更為複雜多樣的文化樣態以及學術化的未來將為黨史研究提供更為良善的願景,學術史還提供了一種長足意義和長程視界下的道德理想。
當然,學術史對黨史研究發展史的重構,因其特有的理解和詮釋方式,有可能帶來整個黨史研究發展歷史圖譜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但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才構成了黨史研究發展史及至學術史的文化主流,也許一門學科的學術化進程正是以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為前提的。
就此意義而言,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既是一種建構性的理解和詮釋,又必須是一種開放性的討論和探詢。
為進一步完善「學術史」概念的邏輯和學理基礎,增強學術史研究的科學性,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還需要超越「大歷史」與「小傳統」之關係這一語境,注意到與學術史相關的更為豐繁多樣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等多重歷史語境,從而賦予黨史研究的學術化「小傳統」以更為宏闊的「大歷史」關懷。
唯其如此,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史學書寫才能實現一種整體史、總體史的文化氣象,真正實現黨史研究發展史治理的範式轉變。
二、學術史的內外部語境與整體歷史書寫的實現
學術史的研究對象是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但這並不意味著學術史的建構與書寫可以無視與其相關的更為宏富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等諸多元素,這些元素顯然是整個黨史研究及其學術化賴以生成、發展與轉型的初始條件,而「條件」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是一個被不斷使用和強調的概念,如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阿爾都塞便認為,「條件」「是一個建立在對象本質基礎上的理論概念,是一個始終既與的複雜整體。
這些條件實際上無非是……整體結構各環節間相互依存條件的複雜關係」,「『條件』是構成歷史過程整體的各種矛盾的(實在的、具體的、現實的)存在」(〔法〕路易·阿爾都塞著,顧良譯:《保衛馬克思》,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02頁。
)。
離開這些「條件」的介入與影響,學術文化的生成和發展便無從談起。
事實上,任何一門歷史學科之學術成就的獲致與強固都不是完全自足或自主的,都無法絕對超然於更大範圍內的關係性語境,都必然與多種多樣的事件或事物之間產生多向度的複雜關係,共同構成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整體。
具體來說,與學術史密切相關的關係性語境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政治社會史,即經驗世界的；一類是思想文化史,即思想世界的。
因此,若欲更為科學地治理黨史研究的學術史,就必須高度重視並反思與學術史相關的政治社會關係及其歷史進程和邏輯結構,切實注重黨史研究形成和發展所仰賴的思想氛圍與文化積澱,確認其間哪些關係、進程和結構對於學術史的長期脈絡或具體問題施加了重要影響,並且分析它們之間的具體關係——當然並不限於因果關係,從而構建出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複雜史學圖景。
而學術史研究應同步關注知識內部的歷史演進與關係性語境的治學理念,在整個學術史研究領域業已成為基本的規範和共識,如提倡學術史研究的先驅之一培根便指出,學術史就是要「記錄下與學問狀態有關的一切東西。
尤為重要的是……記錄下時代面貌,看其是否有利於科學的進展」
(轉引自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近現代西方史學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6頁。
)；國內知名學者王學典主張要高度而清晰地呈現學術的「內史」與「外史」以及學術史研究的「內在理路」與「外緣理路」,「學術史」從來不是「學術」一方單獨寫就的,而是「學術」與「社會」雙邊互動、共同執筆的,因此學術史特別是史學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學取向不僅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學術史的大關節和大轉折之際,社會學考察還應處於基礎地位,「我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社會轉型、時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衝突、思想論戰、歷史轉折等外在因素,是通過什麼渠道和機制內化為史學存在的學術基質的?換言之,史學變遷在多大程度上受制於『制度變遷』?史家通過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她)所工作於其中的那個社會的?我們如何才能從史家對遙遠社會的描述與評價中,剝離出他(她)所生活於其中的那個社會來?」
(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前言」第3頁。
)；等等。
由此觀之,注重學術史與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之互動圖景的描述與建構,其本質是對「歷史語境」的尊重,更體現了一種融合「知識考古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取徑,即任何學術建構及其思想闡釋都身處歷史之中並且成為全部社會—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顯然,這樣的努力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和理解學術史在整個歷史學科譜系中所處的方位與價值,以及歷史的學術研究對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現實意義與深遠價值。
總之,同時關注學術(思想)史研究的「內」「外」問題,已成為歷史學界的共識性傳統,且相關的學術實踐業已成熟,但如何將這一治學思想導入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中,當然還需要在中介理論的建構方面作點努力。
就政治社會史與學術史研究的關係而言,作為擔負著實現執政黨諸多現實訴求以及保存和書寫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記憶的主要精神產品,黨史研究及其學術化進程廣泛而深刻地受到政治政策和社會發展的直接影響與型塑,二者的關聯度之高在所有歷史分支學科中都無出其右,這種關聯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著這門歷史學科的政治與文化合法性。
除卻像「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黨史學泛濫的特例,政治和社會現實與黨史研究及其學術化進程的關係都是複雜多面的,在不少時候前者對後者具有非常顯著的正向促動作用,它們之間的關係絕非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內容、理念和價值等諸多方面的互利雙贏關係,「『史學史』、『學術史』演變的最大動力、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不是學術自身而是『外部現實』。
包括人們談虎色變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的『黨派偏見』,其對歷史認識的推動和相關學科的形成所起正面作用之巨,也是人們難以想像的」
(王學典:《從反思文革史學走向反思改革史學——對若干史學關係再平衡的思考》,《中華讀書報》2015年3月18日。
),如「文化大革命」結束即興起的撥亂反正這一政治與社會事件,便成為重建科學的黨史研究學科的根本性動力,若無法充分地構建撥亂反正的歷史圖譜,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從1976年底到1982年底會成為黨史研究學術化的起步乃至最終形成一種學術化傳統的關鍵歷史時期；自1983年開始逐步覆蓋中央到地方的整黨活動,在客觀上催生了對於習黨史、講傳統的迫切現實需要,從而極大地促進了黨史資料(尤其是中共組織史資料)的徵集和整理以及黨史人物(尤其是革命先烈)研究,既加強了黨史研究的顯學地位,又為黨史研究學術化的長遠發展奠定了較好的史料根柢,而在運動中開展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動,則成為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直至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黨史研究的重要催化劑；等等。
很顯然,學術理念、思想、成果等學術史的基本要素都與其據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繫,並且受到這些條件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歷史學家的著作是多麼密切地反映他所研究的這個社會」,「在研究歷史之前,要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學家之前,要研究歷史學家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環境。
歷史學家是個體,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社會的產物；研究歷史的人必須學會從這一雙重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學家」(〔英〕E.H.卡爾著,陳恆譯:《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31、133頁。
)。
故而,研究者應當積極地發現和還原與學術史相關的那些政治社會史根脈以及二者的關係圖景,深入考量潛蘊於學術背後的意識形態元素以及政治權力的關係和結構。
只有這樣,才能揭示出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基本動力機制,「研究思想與社會結構之間聯繫的主要意義在於,這種研究至少是對這種思想的恰當理解的一種必要條件:那些對社會背景一無所知的人也會不知道他們所討論的內容」(〔英〕大衛·麥克里蘭著,孔兆政、蔣龍翔譯:《意識形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頁。
)。
尤其對於黨史研究這一具有鮮明政治性和強烈現實性的歷史學科而言,其學術化進程及其專業主義傾向並不能成為自外於現實政治生活的防火牆,它必須藉助真實的歷史議題而關注國家的民主進步和社會的自由繁榮。
這種研究取向顯然有利於再次確認歷史的學術研究與其承載的政治功能之間並非完全對立的科學認識。
相較於政治社會史,思想文化史與學術史研究的關係則更為近切,只因學術史研究的核心功能就是致力於發現和尋繹學術思想,而學術史又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學術史自然屬於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故而學術史之生成與演進的每一步都是在特定思想文化的歷史語境下得以實現的。
只有將學術史置放於與其相關的各種思想文化的歷史根脈下,才能真正釐清學術史的基本屬性和文化方位。
考察思想文化史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史的影響,首先應關注整個國家和社會層面的輿論氣候、思想格局和思潮移轉,如由撥亂反正促動且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前後興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及其所孕育的寬鬆與民主的文化環境,成為打破諸多黨史禁區以及重塑科學的黨史研究理念的直接前提；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在此前後的黨史研究內容和主題的變化產生了明顯影響；等等。
在很多情況下,研究者需要開掘思想文化史本身的深層結構,以勘察影響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更多思想文化元素,如怎樣認識「左」與「右」的關係問題(初期則圍繞「四人幫」的性質定位而展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黨史研究擺脫階級鬥爭史框架的關鍵環節；對「絕對權威」論這種極左思潮的深入批判與沉靜反思以及由此開展的相關理論問題的學理討論,也涉及黨史學科很多基礎性問題的理念與框架重構；等等。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還需要關注整體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黨史研究所屬的歷史學科以及相鄰學科的學術思想變動和基本結構變遷,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要求重新評價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史學思潮直接推動了黨史研究撥亂反正史學的繁盛,80年代在社會科學領域廣泛應用的「三論」尤其是系統論在黨史研究中的初步嘗試增強了黨史研究的「科學化」訴求和實證主義特性,自80年代以降歷史學領域從社會史到區域社會史的研究轉換催生出新世紀以來黨史研究領域中的個案史學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實證主義史學潮流,自90年代以來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內的「國家—社會」研究範式羼入諸如人民公社史、當代中國鄉村史以及當代中國社會史等研究領域,後現代主義史學理念及其實踐也同樣顯著地促進了黨史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含概念史、觀念史等)、新革命史、新政治史等研究形態的生成,等等。
申而言之,如果研究者將這種學科之間互動共促的歷史圖景融入更大範圍內的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學術大譜系中,始終關注更為具體的不同學科的問題研究與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之間的互聯共通,那麼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治理無疑將獲致超越自身的宏遠視界。
顯而易見,若沒有充分地關注和理解新時期以來的思想文化史,便無法真正而有效地理解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及其精神氣質。
就此而言,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治理非常需要與新時期以來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實現同步。
當然,在黨史研究學術史的具體敘寫過程中,對於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內容的具體著墨可以不多,以免「喧賓奪主」而沖淡學術史的主題思想。
而為了在有限的敘述篇幅內真正發揮這些非學術史元素的作用與價值,關鍵就是要高度注重「相關性」,即研究者不僅需要準確辨識哪些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元素對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或關聯,而且需要更為細緻地研判相關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元素與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之間的緊密性程度。
尤其考慮到學術史須緊密圍繞特定的「問題」、「主題」或「議題」而展開這一前提,對於這種相關歷史元素之緊密性程度的研斷便顯得更為重要。
因此,如何更為貼切地認識學術史研究主題所處時空語境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儘量從相關的語境資源系統中剝離出與研究主題發生更為實質性聯繫的歷史內容,很多歷史元素在學術史的書寫語境中並不能直接提供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支援性資源,即使相關的歷史元素也並不意味著對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會產生同等程度的影響,也不意味著它們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響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
在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中型塑的歷史觀念、研究成就和學術結構等所借重的語境資源系統,在圍繞特定歷史「問題」、「主題」或「議題」而實現其邏輯意圖和文化聯繫的同心圓結構中,必定存在著遠近不同的間距。
換言之,從有效影響黨史研究學術化發展和變遷的角度來看,相關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內容及其所蘊涵的歷史信息是具有層次性的,大致可分為長時段的因素、中端性的因素和較晚近的因素。
但需要注意的是,對於這種元素特性和位次的判斷與認識並不是固定僵滯的,而是隨著學術史視角或議題的變化而發生更動,在一種議題理脈下處於從屬地位的元素在另一種問題語境下完全可以具有主導性,這取決於研究者主體的判斷標準和認知水平,因而需要研究者在學術史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極力擴大學術史料的搜集範圍,加強解讀和闡析學術文本的能力。
進而言之,之所以要如此精細地認識、考量和展現學術史所處的內外部多元語境,恰恰源自學術史研究從根本上仰賴於研究者對於學術文本的解讀和定位這一基本工作。
在某種程度上,學術史研究的本質就是對學術文本及其意義的釋述,而文本一定是在特定語境下被生產或再生產出來的,「在決定文本意義的這一點上,語境是極其重要的」,「所有文本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都依賴於語境」,「文本的其他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語境決定,或至少依賴於語境」(〔美〕格雷西亞著,汪信硯、李志譯:《文本性理論:邏輯與認識論》,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9、46頁。
)。
學術文本的形成正是對這些關聯性語境在新的文化實踐中的一種生產或再生產,最初的歷史語境賦予學術文本以某種意義或品格,「它們因此成為自己時代的見證,並在與自己時代背景的關聯中得到了很好的理解」,而學術文本又「在新的語境和實踐中連結到了新的事物,因而成為被這些新事物所『多元決定』的對象」(〔英〕喬治·拉雷恩著,張秀琴譯:《馬克思主義與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17—218頁。
)。
包括學術專著和研究論文在內的黨史研究文本也同樣如此,其創生往往並不能實現完全的理論自足,它們與關聯性語境之間不僅具有共同建構對方的「互為關係」,而且彼此之間更型塑為一種「問題共同體」的組合與交叉結構,形成了一種環環相扣的歷史與邏輯鏈條。
很明顯,只有在多重的關聯性歷史語境的映照下,黨史研究文本所內蓄的意涵和價值才能顯現並被感知,學術史研究者方能更好地理解黨史研究文本的基本史學性質、內容體系、論述結構以及成就和地位(尤其是其文化獨特性)等一系列問題,這是最起碼也是最自然的研究邏輯。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黨史研究的學術史理念可以有效改善或超越以往史學史研究的一大弊病,即其相對簡單地概述若干黨史學著作的基本內容、史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等,而較少全面考辨這些黨史學著作的寫作究竟受到怎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推促,也很少考慮這種黨史學書寫屬於何種思想文化史的系脈,更很少考量處於同一時期中國歷史學的整體狀況及其與黨史研究之間的關係。
可見,對於黨史研究文本的孤立的關心以及相關的共時性和歷時性要素的極度匱乏,使得史學史研究本身尚不具備充分的歷史性。
因此,黨史研究學術史必須建立起一種融史學、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直至哲學等元素於一體的學術形態,它必須在特定「問題」、「主題」或「議題」的歷史框架下實現對於學術與歷史的總體而統一的燭照,這種「總體」或「統一」的真正意涵正是「那種把每一種科學和每一種學說和其出現時的智力和社會複合物聯繫起來的統一」,「因此,我們要求歷史家應該獲得普遍的心靈,應該具有一種同樣普遍的學說」(〔意〕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第113、94頁。
)。
更為重要的是,重視與學術文本相關的多重歷史語境的再現和理解,還有助於研判哪些黨史研究著述具有真正的學術性,從而助推學術史理念實現型塑黨史研究領域之「小傳統」這一題旨。
因為真正「學術」層面的黨史研究著述大致包括兩類,除能夠為學科發展、學術積累和文化創造貢獻有效增量的具體問題研究之外,還有一種研究形態在遵守歷史研究基本規範的基礎上,直接起源於部分黨史研究者對於時代和社會問題的濃厚興趣與深刻透視,不斷激勵著他們深入黨史去探求這些問題由以生髮的來龍去脈和解決之道,從而既有效提升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水準,又集中行使了黨史研究知往鑒今、以啟未來的經世功能。
這種形態的黨史研究一定是對當時重大政治、社會和思想問題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映,集中體現了知識分子對整個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公共關懷與責任精神。
一般而言,這些重大的政治、社會和思想問題切入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因而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根脈下具有極強的連續性和綿延性。
只要學術史研究者能真正地接觸並理解由時代和社會問題所構成的綜合性歷史語境,便能發現那些曾反映甚至試圖解決這些時代和社會問題的黨史研究著述的當代意義與長遠價值,從而在過去、現在和將來之緊密聯繫的維度上重新衡估這些研究著述的學術史地位。
當研究者以此作為檢視和判斷黨史研究著述之學術化程度的重要標準之際,學術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便由此生髮,因為真正的「學術」和「學術史」不僅冀望個體思想的充分表達與本學科的眾聲喧譁,更關注學術成長所仰賴的國家與社會的共同進步。
的確,就歷史研究的理想狀態而言,「只有當一個事物的各個方面都與另外的事業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人們才能毫無任何歪曲地對其事物進行理論『抽象』」(〔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張羽佳譯:《歷史哲學:從啟蒙到後現代性》,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
)。
可見,這樣的「問題意識」可以極大地促使研究者發現或感知特定的「問題」、「主題」或「議題」,並以此精心選擇更具有學術氣象的黨史研究著述,重新書寫黨史研究的發展史。
就此而言,「問題意識」既決定了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內容,也決定了「學術史」與「史學史」以及一般的研究綜述之間的本質區別。
如果像以往的史學史研究那樣不注重與史學著述相關的歷史語境,便不可能有效地感知歷史、現在和未來的內在聯繫,無疑會加深黨史研究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巨大裂縫,助長黨史研究者遠離公共領域的不良傾向。
就此而言,在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治理中注重發現或建構「問題意識」能力的培育,便有著甚為緊迫的意義,亦即在黨史研究學科的範疇內為構建「好的歷史學」作出貢獻。
概言之,學術史研究不應脫離組成政治和社會的一系列現實要素和訴求而孤立存在,它「應當是歷史學家進入其所處的社會現實中(即入世),在努力生產和普及與社會現實相關的歷史知識的同時,不斷反思他所提出的實用性是否與公眾所關心的問題相符」,「是在按照『學術規範』(discipline)將社會議題轉化成學術議題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韓〕白永瑞:《走向「共感」與「批評」相融合的新歷史學》,《南國學術》2014年第2期。
),因而它必須具有鮮明而強烈的人文關懷,在一種文化精神的高度賦予黨史研究學術史以「靈氣」和「靈魂」。
如上所述,注重與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密切相關的諸多歷史元素,並將它們之間的關係圖景納入未來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整體書寫,會使學術史在實證層面實現互證互構的完整性,必然形成一種總體史、整體史或綜合史的研究氣象。
這一研究取徑為從黨史研究學術史的角度來重新透視和析清當代中國政治社會史與思想文化史的發展輪廓提供了一種機遇,不僅使貌似單一的學術史獲得了更為豐富乃至高端的知識與文化資源補給,而且可為將來全面而深入地書寫黨史研究的全部學科史以及整個當代中國的完整歷史譜系打下良好的學術根基。
進而言之,學術史研究和寫作必須高度重視「通達」的意識和「超越」的自覺,既要培育宏大的觀照視野,又要直逼歷史的幽深之處,體察黨史研究的學術本相及其與政治、社會、文化、制度甚至人性等諸多元素之間的糾結絞纏。
只有沿循這樣的歷史研究理念,才能造就更好的史學通識。
因是之故,以學術史發現和整合政治社會史,以學科史審視和建構思想文化史,也許可以建立起一種更為宏觀、立體且系統的歷史畫卷。
這預示著黨史研究學術史不再是孤立無援、形單影隻的研究領域,它不僅必須超越傳統的文本式梳理和評析,而且必須實現對所有相關歷史進程的總體性建構和理解,它由此將獲得一種跨學科、跨領域和跨問題的學術特質,因為整體歷史的書寫「不以完美無缺性為導向,而是希望通過一種全面的、反思性的結構分析來破譯歷史現象(特別是整個社會)的多維性。
這種歷史要求修改與之相應的方法,進行學科之間的合作」(〔德〕斯特凡·約爾丹主編,孟鍾捷譯:《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8頁。
)。
一言以蔽之,未來的黨史研究學術史若欲提升自身的學術品位,就必須實現「外在性」與「內在性」的有機統一,既客觀反映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伴隨著複雜的政治社會現實和思想文化情境而變動的理脈,又充分把捉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之變遷理路中的「不變」——對於學術和真理的追求。
此外,為了在具體研究中吸納如此之多的歷史文化元素並最終實現整體史的學術風範,研究者還必須注重學術史書寫自身的邏輯嚴密性和結構完整性。
無論是撰寫研究論文還是學術著作,都必須在特定的敘述語境下深度釐清學術史與相關歷史元素以及學術史內部諸元素之間的邏輯關聯與綜合互動,營構出相對完滿具足的研究成果。
具體而言,在學術史的具體寫作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在充分考量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之現實脈路的基礎上,使「問題意識」成為統攝和整納相關歷史內容的「絕對精神」,使每一部分都成為論證和貫徹「問題意識」的有效載體,一定要竭力避免每一部分與「問題意識」相脫節的情況,同時注意上下各部分內容之間的邏輯關係,即前一部分應當作為後一部分展開的內容準備和邏輯前提,應盡力規避各部分在內容和邏輯方面的截然孤立或涇渭殊途。
只有依循這樣的寫作原則和方法,才能形成環環相扣、緊密圓融的整體性敘述框架,從而使每一篇學術史習作都呈現融宏觀美、細節美和邏輯美於一體的精神風貌。
應當說,這種嚴整的敘述邏輯既是整體歷史書寫對學術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學術史研究實現總體史書寫的施行路徑,可謂綜合史、整體史訴求的一個特殊面相或題中應有之意。
總的來看,注重與學術史相關歷史問題的研究與討論以及建構未來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整體史範式,其實質就是究問黨史研究的知識、思想和理想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生成和發展的,就是要揭示黨史學術文化之產生和發展所倚重的特定知識與文化系統,因為在很多情況下,黨史研究的意義、價值和功能都是透過這些條件以及知識與文化系統得到發揮與延展的。
職是之故,學術史研究在追溯黨史知識增擴和學術精神遷延的歷史圖景之際,便可以同時追問並探討黨史學科自身的特殊與一般屬性以及黨史研究實現求索真理之終極目標的規律所在。
在此進程中,研究者需要格外注意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學術爭鳴現象,這是助推黨史研究學術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內環境」和「內語境」(其本質涉及黨史知識的生成與傳播機制以及整個學術肌體健康與否等根本問題),因而應當成為黨史研究學術史重點關切的研究對象和內容。
三、學術爭鳴史與學術史之反思精神的彰顯
之所以要在黨史研究的學術史版圖中突出和強調學術爭鳴現象,是由學術爭鳴在整個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
如所周知,學術爭鳴的本質是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批評、對話與交流,最終宗旨是為了更好地逼近歷史實相,更真確地發現和認識歷史真理,「真理通過論戰而確立,歷史事實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6頁。
)。
藉助於觀點的交鋒與往還,爭鳴雙方可以有效地發現和改善自身研究的缺陷甚至謬誤,從而推進特定問題研究乃至整個歷史學科的進步,提升研究者群體的學術品格和境界。
因此,學術爭鳴可謂保障和促進學術繁榮的無可替代的充要條件。
而從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來看,學術爭鳴也同樣貫穿其歷史蛻變的每一個發展階段。
自撥亂反正時代以降,黨史學界就圍繞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份及其全面評價、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性質認定及其客觀評價、百團大戰的功過是非、富田事變的基本性質、查田運動的基本屬性、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過渡時期的社會性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地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再認識等重大問題以及其他很多具有爭議性的更為細緻的歷史與理論問題展開了持續性的爭鳴,在黨史研究的史實發掘(學術寬度)和史識精進(學術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廣泛地涉及黨史研究之基本學術理念、規範和方法的重塑,極大地促進了黨史研究的學科建設。
就此而言,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理脈就是由林林總總的學術爭鳴所構建的,這種史學圖景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更為明顯,驗證了一門正逐步走向學術化的歷史學科所必然要踐行的不可違逆的學術規律:「有歷史寫作,就有歷史學家之間的爭論」,「爭論是必需的,即使最枯燥的爭論也並非毫無價值……爭論的時代是清點存貨(stocktaking)的時代；它導向一種必不可少的目的和原則的再塑……可以提供新的理解和積累新的洞察力,這些對於歷史的真正目的以及歷史研究與寫作不無幫助」(〔英〕埃爾頓著,劉耀輝譯:《歷史學的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7頁。
)。
而學術爭鳴的廣泛踐行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的重要性還在於,它標誌著以「黨史學界」為名的學術共同體的真正形成。
任何一門歷史學科之學術共同體的生成固然建基於一系列學術共識,但如果沒有學術論爭,學術共同體的根基就會被逐步削弱直至崩塌,因為「歷史首先是一種論辯。
它是不同歷史學家之間的論辯,也許還是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論辯、實際發生之事與即將發生之事之間的論辯。
論辯是重要的,它們創造了改變事物的可能性」(〔英〕阿諾德著,李里峰譯:《歷史之源》,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3—14頁。
)。
過於追求思想觀念的一致性嚴重違背歷史研究還原和探求人類社會生活之豐富性與複雜性的根本使命,而歷史認識的多元性更植基於人性自身,「差異性原則好像已經融合於人的本性之中——這也是人類的合理性存在」(〔美〕蘇珊·鄧恩著,楊小剛譯:《姊妹革命:法國的閃電與美國的陽光》,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3頁。
)。
自新世紀以來,多元化的社會與文化格局已經初步形成,黨史研究者若欲在這種眾聲喧譁的現實語境下發揮更大作用,就需要廣泛而深入地發現並介入既具有高度學術性又具有公共價值之論題的批評與爭辯、對話與互動,並藉此求取最大程度的公約數,推進黨史學界更高程度的團結和一致。
與這種期待和願景相比,目前黨史學界的學術爭鳴現象並不突出,公共的學術生活顯得平靜甚至沉悶,遠遠遜色於八九十年代的黨史研究氣象。
在這種情勢下,全面系統地考察黨史研究的學術爭鳴史,著重彰顯其與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之間的關係,深入總結學術爭鳴在黨史研究領域裡的規律、經驗與教訓,為繼續鼓勵、培育和弘揚新的更高層級的學術爭鳴提供源自學科自身的思想與精神資源,便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
離開學術爭鳴史的專項考察,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將是不完整且存在較大缺陷的。
從學術史研究的角度而言,關注學術爭鳴現象的首要任務就是全面系統地考索自80年代以來學術爭鳴在黨史研究中的發展線索和傳衍路徑,注重學術爭鳴現象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此為依據劃分學術爭鳴史的歷史分期。
在此進程中,研究者不僅要特別突出有關重大黨史問題的著名學術論辯,而且要深入黨史研究脈絡的「毛細血管」,充分發掘那些雖然不太著名但對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發展發揮「潤物細無聲」之功效的學術爭鳴。
從長期的歷史視閾來看,重大問題的學術爭鳴當然利於活躍研究氛圍和推進研究進展,但也常常不可避免地夾帶著很多非學術性因素,對黨史研究學術化發展的作用往往具有雙重性,而那些不具備全局性的黨史問題的學術爭鳴,則常常易於在學術化維度推進黨史研究理念的更新和研究領域的開拓。
因而,未來黨史研究學術史的開掘重點應適當轉移至那些一般和普通的學術爭鳴問題上來,深度探察這些學術爭鳴在何種向度或層次上有效地促進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展
(如80年代初關於「武漢工人糾察隊交槍問題」、「平分土地」政策等很多問題的爭鳴和討論,便廣泛地涉及諸如如何正確地運用黨史材料以還原歷史真實、是孤立地還是整合相關歷史語境對某一黨史問題進行研究和評價、對黨史問題的認識和評價是凝滯的還是發展的、何謂判定某一黨史問題之性質的關鍵要素、特定黨史內容的「概念化」與實際歷史分析的複雜化之關係等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並從根本上關涉歷史主義原則在黨史研究中的具體落實路徑。
)。
這種研究取向既實踐了上文所述的學術史需要充分關注普通研究者之學術地位和作用的旨趣,也會在充分展現一般性或普通性問題對於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積極推動這一層級上繼續深化學術史研究的民主價值。
與此同時,研究者要特別注重梳理學術爭鳴現象發展的歷史性和時代性,大致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不同的歷史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學術爭鳴,學術爭鳴問題實際上成為新時期以來政治政策、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的思想縮影,因此要特別注意理解學術爭鳴背後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背景,如關於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份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性質認定等問題的學術爭鳴基本上是80年代前期黨史研究之撥亂反正進程和黨史學界清除極左黨史學的產物,而關於黨史研究範式問題的學術爭論則與進入新世紀後國家和社會的多元化發展、黨史研究領域新理論方法的不斷引入和實踐以及整個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水準持續得到加強等因素密切相關；第二,隨著時代發展和歷史語境的流變,同一問題爭鳴的重點也會發生改換或側移,如關於百團大戰的學術爭鳴重點,從80年代集中於其功過是非(包括必要性、是否經中央批准、客觀後果以及彭德懷的指揮責任等)這一宏觀問題的重新評價,到90年代更傾心於參戰兵力、各大戰役名稱、戰績統計、結束時間等微觀問題的考析與討論,再到新世紀以來轉向諸如裝備、技術、戰術及作戰效能等中觀層面的實證性討論,伴隨著這種爭鳴重點轉移的則是關於百團大戰史料範圍之收集與利用的擴大以及整個黨史研究理念和範式的衍化。
可見,學術爭鳴對於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發展發揮著非常顯著的促進作用,它「有助於使恰當問題的形態不斷演變」,「這是歷史學問題本身歷史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法〕安托萬·普羅斯特著,王春華譯:《歷史學十二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4頁。
)。
因此,學術史研究者需要翔實地梳整時代變遷中的不同或同一問題的學術爭鳴,尤其需要釐清同一問題在不同時代的爭鳴側重點,考察到底哪些元素在各個時期推動著不同或同一問題的論辯,這些元素是否構成了學術論爭的有效性,如果是有效的,其又在何種向度上促進了這一問題的學術進展。
這種歷史圖景的構塑無疑將具有很強的學術意義和文化價值,將賦予黨史研究者一種不斷追尋歷史真相以及重新書寫歷史的內在驅動力,「不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發現有必要重寫前人已經寫過的各種歷史；而且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和地點,都可以對同樣的一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顯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種說法,其中每一種都自稱是給出了如果不是全盤真相的話,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儘可能之多的真相」(〔英〕沃爾什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哲學——導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99頁。
)。
在縱向考察學術爭鳴史的基礎上,學術史研究者還需要在橫向維度上細緻而耐心地劃分黨史研究領域學術爭鳴的不同類型,從而為更好地釐清學術爭論的關節點或分歧點所在,以及判定學術爭鳴的價值、意義和貢獻的大小強弱甚至有無必要等一系列問題提供一種相對的準繩和尺度。
這一工作的實質性完成當然還需得到更多學術史資源的支持,但以下一些學術爭鳴類型則相對較為典型且常見:因直接史料不足而產生,如中共一大前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是否已經建立的問題；因對相關概念的理解不同而導致,如關於紅軍長征時間、中央紅軍和十五軍團的會師地點、「通道轉兵」抑或「黎平轉兵」等爭論便與不同研究者對何謂「長征」「會師」「轉兵」的概念界定差異直接相關；因不同研究者群體所持的思想價值觀念差異以及由此決定的對歷史和史料重心的不同解釋而產生,如對陳獨秀和瞿秋白的歷史評價、對毛澤東與民粹主義思想之關係的討論；等等。
此外,還有一類學術爭鳴雖未有效地解決直接涉及的問題,但觸發了一些引申性或關聯性問題的討論,從而很有可能產生頗具創新性的信息流通與問題生產,如在關於黨史研究的「史學史」和「學術史」之理念差異的討論中,引申出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前黨史研究之學術性的性質、程度和水平等問題,如假以時日,有可能帶來一些傳統觀念的重新認識與塑形；另外一種學術爭鳴類型的基本傾向和性質是非學術的,帶有較為明顯的政治意圖和現實利害關係,但並不排除其會產生一些額外的學術性成果甚至新的爭議問題,如在關於三年困難時期經濟狀況附帶人口減少的爭論中,諸如這一時期的氣候、地理、環境、工農業生產等方面的數據被系統地挖掘和整理出來,為其他相關歷史問題的深入討論提供了一定的史料積累。
而在另外一種學術爭鳴類型中,批評者僅僅抓住一篇論文或著作中的細枝末節展開商榷,絲毫未觸及核心論題本身,那麼即使不能說這種學術爭鳴是毫無成效的,但也可以說其違背了學術發展的貫通性原理,即每一種科學的學說都需要各個部分的互相支持,如果批評者「更願意對每一個細微之處、小毛病和反對意見進行反駁」,那麼在很多時候,「他們剛解決一個問題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就好似「當你拿著燈照亮一個角落時,其他的地方仍處於黑暗之中」(〔英〕弗朗西斯·培根著,劉運同譯:《學術的進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頁。
)。
當然,爭鳴類型的劃分只是相對的,其實質功能是推助研究者充分行使價值判斷的權利,旨在考察不同的學術爭鳴到底在何種維度上推進和更新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彰顯那些為增加新的黨史知識、釐清新的學術疑惑以及基於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發展之核心問題的學術論爭,批評並反思那些瑣細而沒有明顯意義和核心價值的問題論辯以及基於一些非學術動因而刻意發起的無謂論爭。
因是之故,將學術爭鳴史納入學術史研究的重要考察對象,可以使研究者更為深入地思考學術爭鳴對於理解中共的歷史具有何種意義與價值。
顯然,各種學術爭鳴的過程就是對於不同學術理念的反覆評析和咀嚼,這在很多時候也代表了對於黨史研究之總體或部分理念的反思,這對於未來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深入至為關鍵。
由上可見,對學術爭鳴類型的劃分和識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學術爭鳴原委的分析和解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究學術爭鳴生成和發展的多維原因,便顯得順理成章。
但由於黨史研究具有鮮明而強烈的當代性特徵,學術觀點發生分歧的原因可謂相當複雜甚至敏感,很多原因分析在實證性和客觀性方面難以實現充分自洽,因而研究者可以著重考察不同學術爭鳴所依恃的歷史哲學基礎、思想理論預設、史學問題立意、核心價值觀念和敘事結構風範等,集中分析學術爭鳴在理論與方法方面的差異,直面學術論爭在歷史哲學層級上的分歧。
這樣既可以規避一些現實的分析困難,又可以觸及論辯雙方據以質疑和確證的基本標準以及不同歷史知識的基本性質,從而深入探究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本質和動力。
在此過程中,研究者需要格外關注黨史研究中不同範式或學派在學術爭鳴中的作用。
儘管黨史學界的學派格局還不是特別突出,但不同研究群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總體框架下所秉持、實踐和堅守的不同哲學預設、理論原則、思想觀念、思維模式、研究方法、問題取向與學術風範等已初具氣象,如以正史編纂為核心工作且尤長於長程性和規律性之歷史解釋的「胡繩學派」(
新世紀以來,有研究者開始將這一研究脈絡視為一種具有獨立性且產生了巨大影響力的學派加以概述和評析,如石仲泉:《胡繩:當今中國學術界一個重要學派的傑出代表》,《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1期；衡朝陽:《試論「胡繩學派」的中共黨史學意義》,《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3期；汪兵:《「胡繩學派」與中共黨史研究述論》,《湖南工業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等等。
)、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係為代表的在中共地域史和現當代中國外交史等研究領域中的新實證主義取向、以「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為平台的多學科研究群體試圖聯通中共歷史實踐的宏觀與微觀之結構性脈絡的學術努力、北京師範大學張靜如一脈對於史學史研究的學術貢獻以及重視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與黨史研究的學理融合；等等。
這些研究理念和方法之間具有不同向度的交集,但也深度反映了多種黨史研究形態在歷史哲學層級下的差異,且常常促發很多具體問題的學術分歧,「次要觀點上的不一致常常像主導概念間的根本性對立一樣長久、激烈」(〔波蘭〕弗·茲納涅茨基著,郟斌祥譯:《知識人的社會角色》,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94頁。
),諸如關於人民公社的歷史評價、地域史研究「碎片化」與否等問題的爭論便是具體觀點之分歧與研究理念和解釋框架之差異的表征,更是不同歷史認識主體的社會與文化屬性之歧異性的直接反映。
概言之,如果學術史治理可以在學術爭鳴原因分析的角度為未來的黨史研究及其全息性書寫提供啟示,將無疑增強學術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品位,這無疑是一種令人心動、有期可待的願景。
顯而易見,未來的學術爭鳴史研究只要做到以上幾點,就能為進一步探索學術爭鳴乃至全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特徵和規律奠定紮實的學術基礎。
通過展現諸種學術爭鳴的複雜性和多元性,研究者可以耐心地析理出各個學術爭論的關節點,並著力分析和探究這種分歧互競之學術觀點的本質及其對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影響何在,為謀求特定歷史階段內的相對統一的學術論斷搭建文化平台。
更重要的是,學術爭鳴史研究將在多個方面深切彰顯學術史研究的反思精神,而這對學術史研究乃至整個黨史研究的健康發展都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和價值。
這種反思精神首先就體現在可以藉此重審良好的學術爭鳴所必須遵照的基本規則和規矩。
綜觀黨史研究領域學術爭鳴的基本歷史,凡是學術爭鳴基本沿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便能對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展發揮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反之則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消極後果。
因此,「三不主義」無疑是堅持和發展黨史研究學術爭鳴的最根本原則、圭臬和道德,應具有形而上地位。
但由於黨史研究的複雜性,在學術爭鳴中切實貫徹「三不主義」仍然存在著非常現實的障礙,黨史學界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不斷強調和重建學術爭鳴之正確原則與道德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新世紀伊始,針對關於民粹主義問題的一場複雜爭論,有學者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在黨史研究中「健康開展探討真理的學術爭鳴」的三大標準:「第一,要與人為善,不要與人為惡……要善解他意,不要惡解他意」,「第二,要忠於原文本意,不要斷章取義、任意引申」,「第三,在人民內部,開展學術爭鳴要有尊重別人的涵養,不要『唯我獨革』」
(石仲泉:《努力提高黨史研究水平
健康開展探討真理的學術爭鳴》,《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北京黨史》編輯部也就此組織了「如何正確開展黨史研究的學術爭論」的專門討論(包括石仲泉《關於百家爭鳴與求是學風問題》、郭德宏《對待學術爭論的正確態度》、馬連儒《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陳鐵健《論爭文風三議》、王樹蔭《黨史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王章維《開展積極的學術論爭》等六篇筆談文章。
參見《如何正確開展黨史研究的學術爭論》,《北京黨史》2000年第3期。
)。
這些論述重申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規避重蹈「學術爭鳴,政治解決」的老路和舊路,系統地強調了健康的學術爭鳴所必須遵循的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理性寬和等基本準則,成為黨史研究學術史上的一大標誌性事件。
同時,學術爭鳴現象還非常強烈地表征著歷史研究作為一種實證科學的特性,這提示研究者可以重返實證主義的哲學底色那裡確證學術爭鳴的正確法則,亦即實證主義哲學「一貫注重研究我們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因而「它堅持從歷史角度去衡量不同見解的各自影響、持續的條件以及衰落的緣由,決不作任何絕對的否定,即便涉及與優秀民族中人類理性現狀極不相容的學說也是如此」,「通常不偏不倚,對每一種見解都更公正,更能寬容」(〔法〕奧古斯特·孔德著,黃建華譯:《論實證精神》,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29、31頁。
)。
總之,認真展開學術爭鳴史的研究,冷峻地檢審學術爭鳴規範的各種「實然」狀況以及本應踐行的「應然」理想,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反思並重塑開展學術爭鳴的正確規則,持續鼓勵黨史研究者開展更多且更高質量的學術爭鳴。
學術爭鳴史研究還將為反思黨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提供不可多得的機遇。
從學術爭鳴史的基本脈路來看,集矢於重大的宏觀性歷史問題,已經不能為黨史研究的知識增擴特別是理念更新提供有效增量,至少在短時間內已不能再有力地推進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因為這些問題受到政治政策和社會局勢的強大影響,從根本上受制於黨對於這些重大黨史問題的決議層級的認識和判斷。
黨史學界與其拘守於這些問題的爭論,不如拓寬視界,從這些至為宏觀的重大問題沉潛至中觀和微觀層級的黨史問題,並展開對這些問題的積極探討和論辯,進而推動整個黨史研究對象和內容的延伸。
同時,學術爭鳴史研究還提示研究者應當系統考察哪些載體有效地促進了黨史研究的學術爭鳴以及建基於此的學術化發展,促使學術史研究的關注對象和內容藉此擴展到廣義的「學術批評」範疇,如通過考察《中共黨史研究》的「探索與爭鳴」、《黨史研究與教學》的「理論探討」等學術期刊及其相關欄目為鼓勵學術爭鳴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不足之處,鞭策其恆守弘揚學術爭鳴的職責,將有利於學術期刊反思自我的角色定位和辦刊方向,「作為學術性刊物的生命力,並不在於它在所有學術性問題上的議論一律,看法一致,而在於它既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政治方向,又有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實事求是、各抒己見的學術見解。
作為學術刊物的編輯人員,應當懂得自己刊物在發展理論和繁榮學術方面所肩負的重大責任,應當通過各種努力去促進理論探討、學術爭論的活躍,多發表一些持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性文章」(方治:《關於學術爭鳴的幾個問題》,《晉陽學刊》1985年第2期。
)；又如需要系統考察黨史研究領域的一種特殊學術共同體——學術研討會是否能充分吸取不同觀點,來自五湖四海的相關學者是否能近距離地展開觀點交駁,是否有效地規避了那種少數人講、多數人聽的舊習,這無疑有利於反思和評判各種研討會的學術水平和聲譽(受益於80年代政治、社會和文化氛圍的開放性,當時召開的很多黨史研究學術研討會都顯著地促進了相關問題的學術爭鳴,如1984年全國抗日根據地學術討論會、1989年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研討會。
近年來異軍突起的一些帶有長效性和機制性的學術平台,亦非常充分地鼓勵黨史研究領域的學術爭鳴,如「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中國當代史三校工作坊」、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學科青年教師工作坊」等。
)；再如還需要嚴肅地梳整多年來黨史研究書評的發展歷程,評解哪些書評真正地促進了黨史研究的學術爭鳴,以此逐步確認理想書評的基本準繩,杜絕長久以來「軟性廣告」式的偽書評浮泛於世的現象；等等。
概言之,學術爭鳴史研究以反思和激勵黨史學界之自由爭論的氣勢,將有效地擴展未來黨史研究及其學術史的版圖和疆界。
在目前學術爭鳴現象有所退化的情勢下,這種多少帶有自我批判性的研究工作之迫切性便尤顯突出。
進一步來看,學術爭鳴史研究還將帶來對歷史和史學之客觀性的重新審視。
就學術爭鳴的類型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來看,真正學術意義上的問題爭鳴大都源於不同研究者占有和解讀史料或據以解釋歷史的理論或歷史解釋本身之側重點的歧異性,它們大都客觀地反映了同一歷史內容的不同面相,很難用孰是孰非的絕對標準加以價值判斷。
任何一種學術爭論的徹底解決都是不可能的,這從根本上源於人類的求異本性。
因此,學術爭鳴反映了歷史研究的相對主義特質,而這正是歷史和史學之客觀性本身的一種表現。
在整個世界歷史學理論和格局已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強求無可爭議甚或不可爭議的「客觀知識」的希冀已然成為一種「高尚的夢想」,任何針鋒相對的歷史與理論辯論對於客觀知識的生產都是絕對不可或缺的,「這確實是一個十分連貫和顯而易見的辯證過程:冰冷的客觀性是在爭論的火爐中形成的」(〔美〕彼得·諾維克著,楊豫譯:《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77頁。
)。
由是言之,強調這種新的歷史客觀性理念,可以更進一步推使整個黨史學界都對學術爭鳴抱持一種理性樂觀的心態。
學術爭鳴固然呈現甚至強化了黨史研究中的諸多分歧,但如果沒有真正學術化的爭鳴辯難,若想取得長久穩固的史學共識便會存在更多困難。
未來黨史學界需要積極鼓勵探索新理論、新方法和新領域的研究者及其思想觀點,對於新說創見的批評要審慎小心,而對於以往已流行多年的史學思想和基本理論,則應鼓勵對其展開積極的批評與反思。
在學術爭鳴中,常常有被批評者反駁批評者「誤解」自己的觀點,或未能「全面」利用史料,但從客觀歷史知識的有限性加以考量,與其抱怨別人的批評,不如在以後的歷史研究中加強自身的學術與寫作修養；與其試圖在學術爭鳴中徹底說服或「戰勝」對方,不如靜心反省自己在研究中的問題所在。
就此而言,學術爭鳴會形成一種制約研究者的學科內壓力,迫使研究者更為謹慎和仔細地從事黨史研究,並注重自我批判和內在反思。
總之,通過對黨史研究領域諸多爭論的學術史考察,可以為重新理解黨史研究的客觀性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歷史與理論資源,「我們強調,人類需要藉助連貫的歷史敘述進行自我理解,也需要有關於歷史的各種客觀解釋,儘管這些解釋可能是片面的……我們不強調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或是得到令人完全滿意的因果解釋,而是強調有必要竭盡所能做成最客觀之解釋。
這是唯一的前進之路,也許不是一條走向未來的平直的進步之路,卻可走向更有思想活力、更民主的社會,走向一個我們樂意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美〕阿普爾比等著,劉北成、薛絢譯:《歷史的真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207頁。
)。
基於上述思想認識,學術爭鳴史的梳理和評析還將從根本上鼓舞黨史研究者的學術懷疑精神和批判品質,從而將對黨史研究學科的反省提高到一個新的精神高度。
通過系統地回顧和總結黨史研究學術爭鳴所取得的成果,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判斷出學術爭鳴與新問題和新思想的提出以及新學說和新學派的形成之間的正向因果關係,即使一些爭鳴或論戰文章存有一些史實、論據或邏輯漏洞,但參與者積極思考的勇氣和力量及其不時迸發的思想火花常常啟人心智、催人奮進。
而黨史研究者若欲真正介入學術爭鳴的公共生活,就必須具備一定的學術懷疑與批判精神,自覺養成不盲從或膜拜任何知識權威的意識,要對任何學者、著作、論文、史料本身等都抱持一種懷疑和質詢的傾向,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話,他也必須準備著要懷疑哪怕是他最堅定的信念」(〔英〕沃爾什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哲學——導論》,第88頁。
)。
因此,整個黨史學界都應當堅決鼓勵年輕研究者對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適度的質疑和批評,並在此基礎上發現和使用新的材料、理論或方法,提出異於前人的思想觀點。
應當說,這既是創新和發展黨史研究的基本通道,也是張揚歷史學者之尊嚴和價值的必由之路。
反過來看,過於追求統一的學術生活,犧牲的不僅是歷史研究的活力、激情與自由,更是全體人類之智慧性與創造力的湮逝。
目前黨史研究中持續的平靜狀態,非但不會為這門歷史學科帶來長期的繁榮和發展,事實上還會削弱和損壞其文化品質與社會影響,「更重要的是,沒有問題及其論戰就沒有焦點,沒有焦點就無法聚合力量……沒有問題的史學界必然一盤散沙、各自為戰、人自為戰」
(王學典:《良史的命運》,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333頁。
)。
顯然,黨史研究領域長期存在著的重複研究、「炒冷飯」、跟風之作以及雖開掘了大量黨史知識但無法提供有效而全新的歷史解釋等弊端直至黨史學界的准原子化結構,都與學術論戰不多、討論質量不高存在根本性的因果關係。
一言以蔽之,學術爭鳴及其所依恃的學術懷疑精神和批判品質,從根本上彰顯著真正的「學術」追求真理和創新求變的核心特質。
當然,懷疑精神也應該與懷疑主義甚至虛無主義保持距離,而這也正是黨史研究學術史治理所須遵循的基本意旨。
綜合來看,學術爭鳴現象不僅源自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問題、觀點和思想分歧,反映著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漸次深入以及研究者在此期間的積極介入和深度參與,它們還經常受到所處時代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之顯要論題的直接刺激和影響,也是更為闊泛的文化傳統和思想遺產的學術反映。
如果研究者能將諸多因素整合進學術爭鳴史的脈路梳整和意涵分析,那麼學術爭鳴史就不僅會實現並強化綜合史和整體史的學術訴求,而且會成為整體性學術史研究的基本組成部分和重要表征。
長期以來,包括史學史研究在內的黨史研究論域並不太重視學術爭鳴史,從而較顯著地削弱了學術爭鳴精神在黨史學界的培育與弘揚。
而全面系統地重建黨史研究學術爭鳴的歷史譜系及其蘊涵著的自我反思精神,將對未來黨史研究學術化的健康發展和恆久進步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在這方面將大有可為。
要而言之,將學術爭鳴史作為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和加強黨史研究的學術共同體之間永無止境、永不設限的自由交流,這是通向達成最低限度的學術共識乃至全體人類的團結與和諧的必由之路,而這也正是包括學術民主在內的一切民主形態的最為本質的含義與價值,「通過爭論,我們可以提出有關現在和未來的新知識。
如果歷史學沒有爭論,它就不能為有關今天社會問題的重要爭論提供素材……有關過去的爭論絕不會停止；它也不應該停止」(〔英〕約翰·托什著,吳英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75頁。
)。
四、餘論:學術史的本質是史學理論
承上所論,相較於黨史研究史學史,學術史理念的基本內涵、文化氣象、書寫規範、研究對象及其所憑恃的史料來源等都發生了某種根本性變化,儘管這兩種治學理路仍然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且學術史理念的科學實現尚需在中介理論和論題揀選等方面加強其自足性和完善性,但從「史學史」到「學術史」之概念的躍遷,仍然標誌著對於如何梳整與重建黨史研究學科發展史之闡論重點的側移和變化,亦即從傳統的歷史編纂史研究正轉向新型的學術化發展史研究。
透過「學術史」這一概念,研究者可以將關涉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所有史實最終連接成一個知識和文化的整體,形成一種黨史研究學術化歷史進程的完整史學形態,並始終與黨史研究整體格局下的其他研究類型以及不斷被生產出來的新的黨史知識之間保持張力,從而使「學術史」的概念與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史學書寫之間形成較為嚴格的對應性關係,推促「學術史」成為黨史研究領域裡一個具有特定內涵和外延的確定性概念,進而促發整個黨史研究思想與理論體系的更新與發展,而「思想的大廈是由概念的磚瓦砌成的」,「一個思想體系的『新』或進步的標誌是這些異質的概念的契入」
(許明:《新意識形態批評》,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頁。
)。
既然學術史的研究對象是真正意義的學術化成果,那麼一份熱忱的學術思想和嚴肅的史學思想顯然是真正的學術研究的靈魂與核心,而任何學術化的黨史研究成果和史學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往往取決或受益於一定的史學理論框架,或者毋寧說,任何黨史研究者只有嚴格遵循史學理論的基本通則和內在規定,才能生產出符合「學術」特質的研究成果,才能稱得上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學術研究」。
而如果考慮到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本質就是歷史學化這一事實,那麼黨史研究學術史所關注的根本內容便應該進一步刺破或超越學術性研究成果的文化表象,而沉潛至這些學術文本所必須依循和遵照的史學理論層級。
因為很顯然,沒有史學理論的介入和參與,任何歷史研究都無從開展,即使強行開展也無從深化並進而取得對歷史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在史學任何一個領域,缺乏相應的史學理論,就不可能有整體視覺」,「史學理論是史學的靈魂,沒有一定的理念,幾乎就難於呈現歷史和敘說歷史……在歷史認識中,一定的理論是統領全局的,從這層意義說,史學理論是史學之帥」(劉澤華:《防禦性思維與史學理論萎縮的後果》,《史學月刊》2016年第6期。
)。
綜觀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參與其間的諸多研究者及其作品所體現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徑、學術結構、思維方法、「問題意識」、概念範疇和知識資源等都在在顯示史學理論的深度介入,所有這些學術成就的根本維度正是史學理論,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每一步都蘊藏著豐富的史學理論。
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降,黨史研究者從批判極左黨史學入手,重新思考中共歷史本身的性質和特點,廣泛涉及諸如黨史的客觀存在性、黨史與其他社會歷史現象的共性與差異、推動黨史發展的眾多動因及其交互關係、黨史與現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譜系之間的關係及其嬗變、黨史的發展和未來僅僅是領袖人物思想意志的體現還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移易的歷史過程、黨史具有何種形態的規律性、怎樣認識黨史在遷衍進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如何評價黨史人物等一系列問題,與此相對應,重塑黨史研究的科學性和獨立性問題也開始凸顯,諸如黨史研究相對於整個歷史研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亦即學科性質、黨史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對象範疇和內容結構、科學性和政治性之關係、客觀性和真實性準則、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鄰近學科的關係、現實功能與作用等關涉黨史研究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得到了充分討論,從而共同組成了黨史(研究)領域的「史學本體論」。
在這一過程中,關於黨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很多研究者的持續關注和摸索,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方法、汲取中國傳統史學理論以及堅持落實「實事求是」這種帶有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色彩的總體理論取向的同時,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黨史學危機、萎縮」的反思意識下,很多敏銳的黨史研究者開始探討黨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更新,尤其致力於將整個歷史學界乃至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方法導入黨史研究。
經過幾十年的學術努力,目前已初步形成集指導性方法和各種具體研究方法於一體的黨史研究「史學方法論」體系,有效地聯通起黨史研究與整個歷史學界的理論與方法建設步伐,擴大了黨史研究的學科邊界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黨史研究之具體結合的範圍和途徑。
而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黨史研究專業化進程的深入,一些黨史研究者開始注意到黨史知識、思想和理論的性質問題,直接關涉諸如黨史知識如何形成及其何以可能、關於黨史的認識與客觀存在的歷史之間的關係、黨史認識的客觀性邊界、關於黨史的知識與認識如何受到更為廣泛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語境的制約與影響、研究者主體及其意識(包括意識形態觀念、現實利益規制、思想理論預設等)向具體黨史研究及相關歷史分析的潛在滲透、研究對象和史料的自身結構對黨史認識的反向影響、對黨史進行解釋的多樣性及其本質、怎樣檢驗黨史知識和認識的可靠性等一系列更為深刻的問題,尤其自新世紀以來興起的「新革命史」「新政治史」「新文化史」以及本文語境下的「學術史」等理念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與實踐,都直接觸及黨史認識形成和發展的運作與實現機制,從更深的史學層級上凸顯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形態和特性,共同推動了「史學認識論」層面的研究進展。
由此觀之,在80年代以降黨史研究的歷史學化進程中,黨史研究領域內的史學理論也在不斷地實現自身的重建、嬗替與更新,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普遍、廣泛而深刻地涉及黨史學的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其間湧現的諸多問題通過專門的理論探討和具體研究的支持,從不同角度和層次集中展現了「什麼是黨史(研究)科學」,共同組成了黨史學科的史學理論體系。
因此,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實際上是由史學理論體系各個組成部分的具體實踐所構成的,學術史是史學理論體系的具體表現形式或現實存在形態,學術史的本質就是史學理論,而非相反。
從根本上講,若欲真正地理解和型塑黨史研究的學術史圖景,就必須通過多樣化的學術性黨史研究成果的歷史考察來透視史學理論自身的主導性,充分彰顯史學理論在黨史研究領域之生成與發展的史學脈絡,正如克羅齊所強調的那樣,史學史(即本文語境下的「學術史」)的重點「不在實際事實方面,而在史學思想方面,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題」,「史學史是歷史思想的歷史；在這裡,把歷史理論和歷史區別開是不可能的」(〔意〕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第135、137頁。
)。
即此而言,學術史研究絕不應僅僅止步於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譜系耙梳和價值重估,更在於進一步厘定黨史研究學科的史學理論涵容,致力於對這一根本性維度的揭示、解釋與拓揚,從而推促黨史研究學術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必須堅實地遵循歷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的同生共進、珠聯璧合,使黨史研究既擁有史學累積和敘說的魅力,更具有理論思辨和建構的深沉。
進一步言之,史學理論體系構塑了黨史研究的歷史哲學底蘊,學術史研究者必須具備這樣的自覺意識,即他們需要經常性地超脫於繁複無盡的具體問題研究,將既往的學術性研究成果視為一種知識和思想的生產與再生產,突出黨史研究者在敘述和建構歷史過程中的主體性,認真地考察和反思各種黨史知識到底是如何被生產與建構出來的,這種生產與建構的過程是符合、背離還是超越了傳統的認識模式,以及各種思想理論生產背後所蘊涵的歷史哲學基礎,包括它們的研究理念、預設前提和方法結構等。
在理想狀況下,研究者若想真正實現對於黨史知識如何形成、發展和沉澱的再思考與再反思,可能還首先需要了解、重審和批判自身的歷史哲學基礎甚至先入之見。
就此而言,學術史研究集中而突出地表現了黨史研究從研究歷史自身到研究歷史學者如何看待、研究與表述歷史的文化轉捩,昭顯了20世紀後半期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起而取代思辨的歷史哲學這一基本史學大勢的強大力量,學術史作為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的一種,「致力於弄清歷史學家自身研究的性質,其目的在於『劃定』歷史研究在知識的地圖上所應占有的地盤」(〔美〕威廉·德雷著,王煒、尚新建譯:《歷史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第1—2頁。
)。
顯而易見,學術史研究具有很強的歷史哲學性,因為「當我們把注意力從真實的東西轉向有關這樣的東西的知識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這裡存在著一個處於這些具體科學的範圍之外的領域……這個領域就是哲學的領域——而哲學也就是關於各種理論、邏輯,以及關於認識論的理論。
如果人們全面地看待這個領域,那麼,哲學就會把關於知識的邏輯基礎的全部理論都包含在內,而這種知識則既涉及人們認識各種事實的過程、確定各種價值觀念的過程、確立各種目標的過程,也涉及為萬事萬物立法的過程」(〔德〕威廉·狄爾泰著,艾彥譯:《歷史中的意義》,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60頁。
),正因如此,「哲學的歷史,當然是學術史思想史的主要部分」
(李大釗:《史學要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25頁。
)。
總之,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治理帶有一種將黨史問題理論化甚至哲學化的取向,它將是歷史和哲學的有效綰結,研究學術史而不重視歷史哲學將會走向不可避免的失敗,「從史學史中排除各種歷史哲學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正同從歷史哲學中排除各種史學理論不能自圓其說一樣」,「就歷史家而論是無法區別其歷史思想和哲學思想的,二者在敘述中是渾然一體的……哲學史和史學史也就是重合的」(〔意〕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第138、140頁。
)。
而要做到正確地識別、析理和評議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史學理論體系及其所承載的歷史哲學,假若學術史研究者自身沒有良好的史學理論修養,要完成這樣的任務當然是不可能的。
即使不考慮學術史和史學理論具有實質的同一性,單從學術史研究的具體實現來看,幾乎每一步都無法離開研究者自身史學理論積累的介入,比如要想實現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治理對史學史研究的超越,就需要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歷史分期方面作出具有實質性差異的努力,因歷史分期的細緻化及其帶來的原創性是支撐學術史研究的重要一環,這顯然要求研究者具備透視一門學科無數學術化要素之延續性與非連續性特徵的理論能力；學術史之各種「問題」、「主題」或「議題」的抽繹都高度仰賴於各種具有分析性的史學概念,類似「歷史人文主義」之於撥亂反正時期的民間黨史研究、「實證主義」「客觀主義」之於1983年至1985年的黨史研究、黨史研究理論與方法的更新之於80年代中後期的黨史研究等均需得到史學理論的高度支撐；學術爭鳴史的評析首先就需要研究者很好地透視各種不同學術觀點背後的史學理論框架,並且熟悉相關歷史問題的基本知識、研究進展和爭辯關節；等等。
由此可見,學術史研究對於史學理論素養的迫切要求,根源於嚴格的史學理論對於「學術化」之理念、結構和組織的本質性規約,如果不從持續培育和加強研究者史學理論素養的層面來治理學術史,那麼就無法很好地理解、定位和書寫黨史研究學術化的歷史進程。
提升研究者自身的史學理論素養,既是繼續加強黨史研究歷史學化的學術前提,又是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極而言之,如果考慮到史學理論修養的培育又從根本上受制於(歷史)哲學思維能力這一事實,黨史研究學術史的治理者還必須通過重返人類智慧的大本營——哲學來提升自己的運思與邏輯能力,更需要通過哲學的普遍性功能聯通研究者與全體人類的共同命運、國家和社會的自由進步等宏大問題的價值相關性,從而滋養研究者追求真理和堅守學術的理想主義情懷。
而長久以來,整個黨史學界已經不再重視哲學,也不再冀望哲學對於黨史研究的根本規範,甚至拒絕對黨史這一特殊的共產主義革命文化展開哲學思考。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智性和心靈的退化,是對特定人群乃至全體人類之理性能力的盲信,甚至是一種讓人無法忍受的自負,「如果人們認為研究哲學和普遍性是一種無價值的學問,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其他的學科都是從哲學那裡吸收養分,才能為人們服務的。
這種短視,我認為是妨礙學問進步的一大障礙」(〔英〕弗朗西斯·培根著,劉運同譯:《學術的進展》,第59頁。
)。
因此,學術史的研究者必須期冀自己既是歷史從業者又是長於哲學思辨者,並透過學術史的系統評析以彰顯哲學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所發揮的貌似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文化魅力。
如果學術史研究能從這樣的著眼點出發,從哲學的高度加以歷史審視,那麼這樣的學術史就將持續地表明,哲學是一種擴散到全部生活中的力量,「史學史也將從這種擴大得到好處,因為它將在哲學中找到自己的指導性原則」(〔意〕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第141頁。
)。
總之,只有行進到史學理論體系及其相關聯的歷史哲學層級,學術史的真正本質才能顯現,學術史的本質就是史學理論。
這種認識將有助於真正實現黨史研究學術史的訴求和功能及其概念的最終規範化,從而使黨史研究在根本理念和學術結構等全部方面真正融入歷史學科的大家庭,繼續推進學術化的歷史進程。
本文所涉及的幾個問題雖未能容括黨史研究學術史的全部理論內容,但研究者若在這幾個方向和論題加以實質性努力,便可以藉此真正進入一門歷史學科的思想與靈魂世界,感知諸多知識分子在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心靈之聲,切實觸及隱藏在這門歷史學科背後的倫理性困境及其與不同文明的碰撞。
真正的歷史研究是一項有意義、有興味、有品位的事業,這是證明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一種有效方式,是他們感悟和釋放生命能量的重要管道,也是他們對抗不斷消逝的自然生命的思想與文化努力。
而呈現這些知識分子之學術事業的史學進程,「學術史」的意義與價值便不言而喻,學術史的研究者日夜浸淫於歷史學者的學術與思想世界,不也是一種值得驕傲的人生態度和積極的生活方式嗎?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