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美術館何以擁有全美第一的宋元繪畫收藏

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是北美大陸最早收藏東亞藝術的博物館，其館內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以早期繪畫、佛教雕塑和陶瓷而聞名，並擁有全美第一的中國宋元繪畫收藏，唐代張萱的《搗練圖》、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都收藏在此。

這一成績是如何形成的？

波士頓美術館1890年成立東亞部，1894年舉辦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繪畫展，如今，這裡收藏了中國和日本繪畫5000餘幅。

有10個中國文物陳列室。

一個多世紀以來，由岡倉天心、方騰（Jan Fontein）、吳同和白鈴安（Nancy Berliner）等研究人員共同奠定了高品位的亞洲藝術館藏和對中國藝術雋雅風格的堅持與追索（本文為上海書畫出版社《帝王巨觀：波士頓的87件中國藝術品》中的專文）。

波士頓美術館

18世紀，新英格蘭和中國之間貿易頻繁，大量中國陶瓷、家具、裝飾藝術品和壁紙因此流入新英格蘭。

這些藝術品大多數是專供出口的外銷品，它們是研究西方裝飾藝術發展的寶貴材料。

不過，從事中美貿易的企業家對中國經典藝術品的收藏和鑑賞很少涉足。

到了19世紀末，波士頓出現了以愛德華·西爾維斯特·莫爾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威廉·斯特吉斯·畢格羅（William Sturgis Bigelow）、歐內斯特·弗朗西斯科·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為代表的日本藝術愛好者群體，這使得波士頓成了美國頂尖的亞洲藝術研究中心。

他們對日本藝術的興趣源自1876年在費城舉行的美利堅獨立百年展。

日本藝術品在這次展覽中大放光彩。

與日本藝術品相較，參展的中國藝術品絕大多數是外銷畫和外銷瓷，它們的陳列方式也問題重重，這使得中國藝術品贏得的關注度遠遜於日本藝術品。

莫爾斯是一位動物學家、考古學家、作家和日本陶瓷收藏家。

從1877年起，他總共在日本生活過兩年半的時間。

費諾羅薩於1878年來到日本，並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哲學。

家世顯赫的比奇洛是一位醫生，他第一次訪日的時間是1882年。

他們收藏了數以千計的日本藝術品，這些藝術品最終都進入了波士頓美術館。

波士頓美術館以這批藏品為基礎，組建了舉世聞名的日本藝術品收藏。

費諾羅薩

1894年，波士頓人首次接觸到中國經典繪畫。

時任波士頓美術館主任的費諾羅薩組織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繪畫展。

費諾羅薩和未來的波士頓美術館董事登曼·沃爾多·羅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鑑賞家、藝術商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參觀了這次展覽。

貝倫森記錄下了他們的欣喜之情：「這些畫的構圖……和最偉大的歐洲繪畫一樣簡潔完美……我為之傾倒。

費諾羅薩在看畫時激動得渾身顫抖，我自己也神魂顛倒……羅斯這個小個子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樂不可支。

我們淚流滿面，不停地戳、掐對方的脖子。

我從未有過這樣的藝術欣賞體驗。

」

展覽後，為了籌措修繕資金，大德寺將十幅展品賣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在這次大手筆購藏後不久，費諾羅薩就離開波士頓美術館回到了日本。

1912年，他出版了《中國和日本藝術的時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一書，此書是許多西方人了解這一領域的入門讀物。

這部著作使得費諾羅薩對中國藝術品收藏的影響經久不衰。

《中國和日本藝術的時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畢格羅對波士頓美術館日本藝術收藏的貢獻有目共睹。

他藏有數百件中國玻璃藝術品和螺鈿漆器，並將其中的絕大多數藏品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1903年，在從香港前往新加坡的客輪上，他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購買這些漆器的事。

他說：「我得到了一批一流的螺鈿漆器。

其中既有中國貨，也有日本貨，它們的年份早至明代，晚至當代……除了我們館之外，我從沒見過這樣的螺鈿漆器系列收藏。

」

岡倉天心

費諾羅薩的繼任者是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ō）。

他之前是波士頓美術館的顧問，後又出任亞洲藝術部主任。

岡倉天心的父親是一位富裕的絲綢商人。

作為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日本人之一，岡倉天心在東京帝國大學受業於費諾羅薩。

他的興趣十分廣泛，包括《茶之書》與《東洋的理想》在內的岡倉天心的著作點燃了西方人對亞洲文化的興趣。

他最為著名的觀點是「亞洲一體論」，這是泛亞洲主義的早期表現。

從1904年受聘于波士頓美術館到1913年逝世，岡倉天心在持續購入日本藝術品的基礎上，將工作重心調整為通過收藏中國頂級文物來建立東亞藝術品收藏。

在這9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的陪同下在中國收購藝術品。

《搗練圖（局部）》，張萱

民國時期的中國動盪不安，許多古蹟在這段時間中灰飛煙滅。

早崎幸吉為我們拍下了眾多中國古蹟原貌的照片，他還是波士頓美術館在中國的代理人。

在岡倉天心和早崎幸吉的協作下，波士頓美術館購入了大量經典藏品。

岡倉天心痴迷於道教，常常身穿道袍活動，他購買了許多出色的道教塑像。

他還為波士頓美術館購入了馬遠冊頁《柳岸遠山圖》和傳為宋徽宗所作的手卷《搗練圖》。

此外，他還購買了大批中國銅鏡。

吳昌碩於1912年為波士頓美術館題寫的匾額

據說岡倉天心在華期間結識了著名書畫家吳昌碩。

後者專門在1912年為波士頓美術館題寫了一塊匾額。

吳昌碩十分欣賞波士頓美術館收藏中國藝術品的舉動，其所題之字為「與古為徒」，相應的題記為「波士敦府博物館藏吾國古銅器及名書畫甚多，巨觀也」。

這表明早在建立中國藝術收藏之初，波士頓美術館就開始購藏中國當代藝術品。

此時的波士頓美術館有一批忠實支持者，這對岡倉天心來說十分幸運。

愛德華·傑克遜·福爾摩斯（Edward Janckson Holmes）正是其中的一員。

福爾摩斯擔任過波士頓美術館的董事、館長和董事會主席，他和母親一同借款贊助了對中國著名藏家端方所藏6世紀祭壇銅像的收購。

幸運的是，美術館方面在25年後又購入了這個祭壇的5個零附件。

不少波士頓名流為波士頓美術館中國收藏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其中包括美術館董事登曼·沃爾多·羅斯。

羅斯為人慷慨，其藏品涵蓋了亞洲藝術的眾多領域。

他在1913年表達了自己對待藝術兼容並蓄的心態：

在對待藝術品時，我們不該厚此薄彼。

我們只能對比同類型的事物……認為繪畫比陶瓷更優秀的觀點非常荒謬。

認為一些藝術形式（建築、雕塑、繪畫）是高級藝術，而另一些藝術形式則是低級藝術的觀點充滿了誤導性。

有一種看法認為二流繪畫比一流的茶杯和花瓶更好。

在製作茶杯和花瓶時，我們所運用的設計和繪畫原理並無二致。

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東西到底具有多大的美感？

《歷代帝王圖》，閻立本

羅斯曾在巴黎購入一尊來自洛陽白馬寺的大型佛像石雕。

岡倉天心非常喜歡這尊佛像。

為了紀念岡倉天心，羅斯將這尊佛像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羅斯所捐贈的重要中國藝術品還包括《北齊校書圖》《文姬歸漢圖》、兩塊北齊石棺背屏和一塊西漢彩繪墓楣，最著名的捐贈品是傳為閻立本所作的《歷代帝王圖》。

此畫作於7世紀，是全美所藏最古老的中國畫手卷。

1935年，羅斯在倫敦逝世。

藝術品經銷商山中商會提供了一隻唐代陶罐，用以運輸他的骨灰回波士頓。

這證明了羅斯對中國藝術的熱愛。

與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捐贈人一樣，羅斯也迫切地想要將波士頓美術館打造成世界頂尖的博物館。

羅斯聲明過，除了哈佛的博物館之外，他所捐贈的藏品概不外借。

隨著全球博物館間借展的日益普及，這一聲明極大限制了全球觀眾觀賞這些藏品。

《九龍圖（局部）》，陳容

岡倉天心選擇了約翰·伊勒頓·羅吉（John EllertonLodge）作為自己的繼任者。

羅吉曾就讀於哈佛大學，後輟學，是一位美國參議員的兒子。

羅吉於1911年加入波士頓美術館，並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了中國藝術領域的權威專家。

他在任職期間購入了諸如陳容《九龍圖》之類的諸多名作。

《五色鸚鵡圖》，宋徽宗

岡倉天心還在1907年將他的弟子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帶到了波士頓美術館。

1931年，富田幸次郎接替羅吉出任亞洲藝術部主任。

到1962年退休為止，他一共為波士頓美術館服務了55年，這讓他成為了亞洲藝術部史上任職最長的員工。

和岡倉天心、羅吉一樣，富田幸次郎也同樣致力於將館藏的中國藝術品規模提升至與日本藏品相等的地位。

在富田幸次郎任職期間，中國繪畫收藏大為增強，其中包括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和閻立本《歷代帝王圖》（羅斯捐贈）等巨跡。

他還極富遠見地設立了亞洲藝術品購藏基金，這使得美術館能夠持續購入中國藝術品。

美術館展廳

慈善家、收藏家露西·杜魯門·奧德里奇（Lucy TrumanAldrich）曾多次前往亞洲旅行，她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了數百件藝術品，其中包括一件優美的明代藏式佛像。

1946年，約翰·加德納·庫里奇（John GardnerCoolidge）捐贈了以康熙朝瓷器為主的115件中國瓷器，還有一座康熙銅鐘和一匹唐代陶馬。

1902年至1906年間，庫里奇在北京擔任美國駐華大使館秘書。

他居住在一棟中式房屋之內，並在這段時間裡收購了不少中國繪畫和瓷器。

在一封寫給父母的信里，他提到了自己購入的一個青花瓷罐：「這件東西很好，我們可以把它借給波士頓美術館展覽，讓大家一睹真容。

」

1950年，查爾斯·貝恩·霍伊特（Charles Bain Hoyt）向波士頓美術館遺贈了眾多中國藝術品，這進一步豐富了美術館的館藏。

霍伊特繼承了貝恩貨車公司的股票，這使得他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和韓國陶瓷的收藏之中。

多年以來，霍伊特一直是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的名譽館員，他把自己的鈞窯藏品全部捐贈給了福格博物館，其餘藏品則全部捐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除了這批質量上乘的藏品之外，他還向美術館方面捐贈了一筆購藏基金。

他所捐贈的藏品不僅包括陶瓷，還有銅鏡、青銅器、雕塑、繪畫和玻璃製品。

1951年，海倫娜·伍爾沃斯·麥卡恩（Helena Woolworth McCann）通過溫菲爾德基金會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了232件中國外銷瓷。

其中有一隻以深褐色顏料繪製的潘趣碗，這隻碗上所繪的捕獵場景非常有趣，它可能來自一幅英國版畫。

保羅·貝爾納特（Paul Bernat）和海倫·貝爾納特（Helen Bernat）夫婦對中國近代陶瓷十分鐘情。

他們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了近200件瓷器，這恰好填補了霍伊特收藏的空白。

其他幫助過波士頓美術館組建中國藝術品收藏的藏家還包括理察·霍巴特（Richard Hobart）和他的女兒梅布爾·霍巴特·卡博特（Mabel Hobart Cabot）。

前者在1960年捐贈了一隻極其罕見的明早期釉里紅碗，後者在1969年捐贈了一隻精美的元青花罐。

潘趣碗

1980年，台灣藝術家方君璧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了114幅20世紀書畫，這大大增強了其中國書畫收藏的規模。

方女士生活在波士頓郊區布魯克林，多年以來一直教授當地居民中國畫。

為了紀念丈夫曾仲鳴博士，她發起了這次捐贈。

她所捐獻的藏品包括一套四件的齊白石立屏。

1991年，一組歷史價值遠超藝術價值的文物進入了波士頓美術館的收藏，捐贈者是首任美國駐華大使埃德溫·康格（Edwin Conger）夫婦的孫女。

康格夫婦在庚子之亂時居住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中，其夫人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這件事，這批藏品包括通俗版畫、照片和慈禧太后贈送給外賓的代筆畫。

藝術家、收藏家理察·羅森布魯姆和亞洲藝術之友團體一同向美術館捐贈的太湖石

1996年，波士頓美術館舉辦了名為「屏居佳器」的16、17世紀中國家具展。

這些家具的陳列方式十分新穎，反映了它們的製作過程和使用方式。

展覽上還陳列了相關的裝飾藝術品和繪畫。

幾年後，藝術家、收藏家理察·羅森布魯姆（Richard Rosenblum）和亞洲藝術之友團體一同向美術館捐贈了一塊太湖石。

作為美術館的大體量藏品之一，這塊太湖石如今被放置在亞洲館門口的草坪上。

2007年，波士頓美術館舉辦了收藏家、學者翁萬戈的藏品展。

翁氏收藏主要由同為帝師的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於19世紀建立。

翁萬戈是翁同龢的五世孫。

1949年，他把翁氏收藏從處於內戰紛爭中的中國完好無損地帶到了美國。

後來，他將翁氏收藏中的三幅繪畫捐贈給了波士頓美術館。

中空不鏽鋼雕塑《假山石》

中國當代藝術日新月異，活力四射。

在收藏和展覽此類藝術品時，波士頓美術館希望能夠展現全球文化的聯繫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承接的一個例子是展望的中空不鏽鋼雕塑《假山石》，波士頓一藏家將這件作品借展于波士頓美術館。

它的形狀類似於太湖石，而其材質卻影射了改變現代中國面貌的城市化進程和技術革新。

2010年，波士頓美術館舉辦了「與古為徒」展，為中國當代水墨畫家創造了一個與館內中國傳統藝術品進行互動的舞台。

這次展覽後，美術館收藏了包括徐冰、劉小東、丘挺和李津在內的中國當代水墨畫家作品。

在熱心的波士頓藏家和相關基金會的支持下，波士頓美術館將持續購藏能夠反映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特色的藝術作品，並以此來推進波士頓與中國藝術之間的聯繫。

（此本文授權轉載自《帝王巨觀：波士頓的87件中國藝術品》一書專文，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簡·波特，曾任波士頓美術館亞洲藝術部主任，現為大英博物館亞洲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