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濂談：秦文字關連古物的歷史信息

秦並六國，那是血與火的殺伐，按理說是彎弓大刀，粗獷霸悍，異想天開，自說自話又不可一世；但看秦文字，卻是極理性而冷靜，排比整飭，規行矩步，四維方正，毫無楚金文的縱肆之象。

最近在研究簡牘文化，以戰國簡為最早形態，年代既早，比漢簡則瑰麗神奇。

又在戰國簡牘中，分秦簡與楚簡兩大系。

楚簡涉湘鄂徽蘇諸地；而秦簡則是中原以西即今陝甘一帶。

兩相比較，楚簡之恣肆暢達，遠非秦簡厚重篤實所可比。

秦文字的流存形式

即使是秦，文字的變遷也大有講究而不能一概而論。

比如金石文字，從石刻《石鼓文》（即籀文）開始，走向《泰山刻石》《琅玡刻石》《會稽刻石》《嶧山「碑」》，是一個十分清晰的脈絡。

過去我們歸納秦諸刻石，都叫「刻石」而不叫「碑」——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成熟的「碑制」。

「碑」是東漢以後才有的制度。

西漢就沒有，秦始皇時更沒有、春秋戰國時的諸侯國秦國尤其沒有。

所以從《石鼓文》《泰山》《瑯琊》《會稽》《嶧山》當然都叫刻石。

那為什麼《嶧山》又叫碑呢？因為《嶧山碑》早毀，今存者是宋初徐鉉摹刻；既出於千年以後的北宋，當然叫「碑」無妨了。

但古來卻沒有叫「泰山碑」「瑯琊碑」「會稽山碑」的；同為秦書，有此差別，就是這個道理。

嶧山碑

秦的金文構成也很複雜。

先秦著名的青銅器有秦景公《秦公簋》（公元前770）、又有秦孝公（公元前352）《秦銅方升》；秦始皇時有《秦詔版》《秦權秦量》等等著名古物。

1931年容庚有《秦金文錄》由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石印線裝本一冊，收羅資料甚詳，可以參考。

但其中的關鍵差異是在於：戰國西秦地域多用籀文，而到秦始皇「書同文」後則鑄造多用小篆，在字體表達方面，兩者雖同名「秦」；戰國先秦與統一六國之秦的大小篆文字應用方法體式，在學界看來還是差別甚大。

除了上述這些以外，還有秦官印私印文字、秦封泥；秦半兩圜錢、秦瓦當文字，以及秦方銅方升等諸權、量、衡文字。

當然還有我剛才提及的簡牘文字：從戰國秦簡到秦始皇時的秦簡。

它們的文字應用也都帶有明顯西域的地方色彩和文字特徵。

如果說楚系文字包括吳楚金文等等在內的南方系戰國文字，有神怪詭異、飛揚跋扈、瑰麗奇變、不循故常之概；那麼秦文字作為上承周王朝正宗命脈的權威象徵和正統形象，它讓我們看到的，則是一種事關規範、法則、秩序的穩定而崇高的審美價值觀。

秦印與戰國古璽的對比是如此，秦簡與楚簡的對比更是如此。

尤其是先秦時代最典型的《秦公簋》和《秦銅方升》，更說明了西秦文化文字的著力所在。

秦詔版銘文拓片

《秦公簋》：活字板的先聲

關於《秦公簋》的成器年代，應該在春秋秦景公之時，屬於秦公之祭器。

但也有諸說不同：馬敘倫主秦文公物，王國維主秦德公物，馮恕主秦宣公物，羅振玉主秦穆公物、郭沫若主秦景公物。

還有主莊公襄公共公哀公之物的，證明它匯聚了近代著名學者專家的眼光。

又同名有兩簋，分別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藏。

最有特徵的是，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簋，其104字長篇銘文，竟是由印模打鈐後鑄成。

於是每字有框格，尤其是簋銘的陶泥活字鑄銘工藝，比北宋畢昇的活字印刷早了1810年；「印刷」雖未必，但開創了活字板的先聲卻是毋庸置疑的。

這種獨特現象，在龐大的青銅器世界中唯此一例。

而活字字體的形貌，與秦《石鼓文》基本一致。

秦公簋銘文

秦文字的集中表現還在於戰國秦印系列。

首先，是戰國秦時有各色璽印。

秦印方者多有田字格，四字分布四格，十分均勻，排比平行，縱橫有象，其文字全類《秦公簋》字體。

又有一種「半通印」，長方形印面，上下兩格分布，應該是田字格方印的長方印版或曰簡版。

另外，當時還未到統一六國之時，故而印製也未定型。

而一到秦始皇時代，「璽」成了皇帝專用御印的稱謂；所謂的鳥蟲篆「傳國御璽」當然是極不靠譜，但沙孟海先生著《印學史》中，收有「皇帝信璽」封泥拓本，卻是當時的實物留存，甚是可信。

又今存有大量秦官印，其中的文字形態，與《秦公簋》也如出一轍。

衡量器上的秦文字

最有意思的是秦銅方升和秦權、秦量、秦詔版。

都是度量衡即秦時標準化了的尺寸、秤重、平準之標器，「秦權秦量」司職秤重衡准，其上多有篆字銘文，更有「秦詔版」文字，皆是秦體文字，從戰國秦籀文到秦小篆，體現出西秦文字上承周室的傳統脈絡。

秦銅方升

關於《秦銅方升》，本為官方頒行的標準量器亦即「秦量」之屬。

與詔版、「秦權」乃是始皇帝或秦二世時物不同，《秦銅方升》為戰國時秦孝公商鞅變法時之物。

該方升今藏上海博物館，呈上大下窄梯形，並有長圓柄，為斗之十分之一。

升壁上有銘文「重泉」二字，左壁上有長文：「十八年，齊卿大夫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

商鞅於十年被封為「大良造」，又孝公十二年建咸陽為都，推行變法包括「平斗桶權衡丈尺」；更以此統一標準而「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即收稅作準備，這些記載均見於《史記·商君列傳》。

統一衡器量器，正為賦稅徵收之必須也。

《秦銅方升》升壁上的三十餘字，亦正是秦籀文字；而與秦印璽、秦詔版及秦之青銅器如敦、鍾、戈、矛、壺上之銘文為同一脈系，完全可以作為秦文字在當時被廣泛應用的一個重要見證。

花樣百出的瓦當文

最後，關於秦文字的應用話題，還有一個大的領域不可不提，即陶文瓦當。

秦始皇修建阿房宮，僅僅前殿，就已經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

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幾乎是跨城建宮的超大規模。

且秦始皇自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如此浩大的宮殿，使用瓦當數以億萬計，上亦有文字為秦篆：如「北司」「千右」「左宮」「右宮」「宮甲」；更有繩紋、布紋、雲紋瓦當不計其數。

其中最精彩的當推秦始皇陵出土的夔紋大瓦當，直徑達61厘米，紋樣之精美，直逼青銅器之精工細作水平。

夔紋大瓦當

史傳項羽自巨鹿之戰後「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昔人皆以為這被燒成焦土的就是阿房宮，乃至唐代詩人杜牧亦有《阿房宮賦》，述此十分鏗鏘有力：「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但以今天的考古發掘論之，阿房宮遺址並無火燒痕跡。

故當年項羽「楚人一炬」的，或許不是阿房宮而是咸陽宮也未可知。

宮殿雖因「一炬」而成焦土；但散落各處的瓦當，尤其是瓦當上的秦文字即籀篆之體，卻還在訴說著當年的戰國先秦變法圖強到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其興也勃焉」、而二世暴政短短十五年即滅國失邦的「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故事——天道輪迴，能無感慨？

編輯 鄭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