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品課堂——王友誼《大盂鼎》銘文簡析

三品課堂——王友誼《大盂鼎》銘文簡析

金文的流變與《大盂鼎》的藝術價值

青銅器作為商代後期到西周晚期重要的「禮器」，在當時上層社會普遍應用。

從考古發現看，在河南、陝西、山西、安徽等地出土很多重要的青銅器，為我們研究青銅銘文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禮記·祭統》言:「夫鼎有銘。

」鄭玄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

」在已出土的青銅器上多數帶有銘文，學者起初稱這些銘文為鐘鼎文，經過陸續的考古發掘，一些非鼎器的青銅器，如兵器以及日常應用器物上均有文字，因此以鐘鼎文來命名這些器物上的文字似乎並不恰當，因此鑄造和刻寫到金屬器物上的文字均被稱為金文。

金文之美是甲骨文之美的提升。

與甲骨文的單一刻畫相比，金文的形成要複雜得多：甲骨文的製作過程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或為一次性完成，不書而刻，直接「奏刀上骨」。

或分兩次完成，先書後刻，故其線條尖利而方折。

金文的製作過程相當複雜。

宋代趙希鵠在他的《洞天清錄集》中對青銅器銘文的製作過程有過細緻的描述，從他的記載中我們可看出，青銅器銘文的鑄造最少經過了先泥陶范，合范鑄銅，拆范，整形等多個複雜步驟。

而每一道程序、每一個步驟又都可以成為風格產生的重要因素。

而每一道工序的實施過程亦可成為風格不同的影響因素，也因此我們所見的同一時期的銘文具有一定差異性。

甲骨文

我們先來說殷商時期的金文

殷商時期是甲骨與金文兩種書體並存的時代，商早期的青銅器僅有紋飾的，到了商代中晚期的青銅器才出現銘文，而且這一時期的銘文一般都在幾個字到幾十個字之間，這與周時長篇巨製有著鮮明的差異。

商晚期銘文內容多為製造者的名字以及祖先名稱、器物名、族徽等。

做為金文的發端，象形文字普遍應用於商代的青銅銘文之中，而且這些象形文字也是金文從萌生到成熟的發展與演變過程。

從書法角度來說，這一時期的金文古樸渾厚，多有闊筆存在，字間距變化多樣而且字體大小不一，整體字勢隨形變化。

通篇銘文大多有行無列，銘文大小自由分布。

《四祀邲其卣銘》是商代青銅器字數最多的銘文。

其中「王」、「十」等字與周代大盂鼎銘文，字法基本相同。

《四祀邲其卣銘》是這一時期金文書法的典型代表作品，銘文中具有晚期象形文字的特點，體現了自由、朴茂的書風。

到了西周時期

時代背景：書法風格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原因的。

一方面，周人歷經輾轉磨難，最後戰勝強大的商王朝，因而形成了深沉婉曲的品格，但這並沒有改變其自卑與拘謹的心理。

因而不管是當時的上層統治者,還是金文制范者,都希冀通過附著在青銅器上的金文，來肯定自身的宗法地位，炫耀統治者的協上下、承天體的政治權威和經濟實力，鼓吹寧靜和睦的太平盛世。

另一方面，周代以農業為本，農業文化孕育出了周人理性與嚴謹的精神，再加上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廣，使得西周便建立起了以「禮」、「樂」為核心的文化體系，並成為社會的普遍規範和維護政權穩定與統一的基礎。

周人也因此逐漸放棄了對簡潔自由的藝術形式的追求，轉而向字形的規範和美化靠攏。

西周早期的書法尚處於商周兩朝的過渡階段，篆書的風格正在慢慢交匯、融合，商代遺風中那些富有裝飾美和規範化的元素被保留、借鑑，筆畫線條間架轉折之間柔順圓轉與方折圭角並用，細線與小塊面參差使用，筆畫首尾常有出鋒，取勢也多變化，布局錯落生動，氣度大方而粗獷，雍容而古拙，有一種精力充沛的動感，這種風格的形成，或許可以將其視為在西周早期文化傳統劇烈變動下，人的內心衝突與動盪的精神狀態的曲折反映。

西周早期以成康時期的金文為代表，雖然銘文保留商晚期字形及裝飾特點，但是在銘文章法上，逐漸開始擺脫商代晚期的特徵而建立自身獨特的形式，《大盂鼎》正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就《大盂鼎》而言，作為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它雖已初具圓渾樸茂的金文線質，但在書寫上又多有殷商甲骨鍥刻遺風，線條起止雖然偶出鋒芒，但修飾之感已將這種鋒芒逐漸掩蓋。

直線剛挺勁健，順其自然；曲線則剛柔相濟，悠長而連貫，在點畫之間平添了一種運動的美感。

用筆上以圓筆為主，方圓兼施，尤其是「有」字的橫畫末端、「受」字和「又」字的捺畫等，皆做闊筆，凌厲峻落，最具特點，當為隸書雁尾之祖。

而在含蓄又樸厚勻稱的筆道中，時不時會出現個別較突出的闊筆和尖筆，比如「王」字的末筆加粗而呈腰形，若以平正的寫法，顯然無法達到如此強烈的裝飾效果，這也正是早期金文的重要特徵之一。

《大盂鼎》銘文在結字上的最大特點是字形大小漸趨一致，各部分的安排妥貼適應，不事張揚，不求縝密，而自然疏闊、嚴謹。

結體以字的筆畫多寡而自然變化：筆畫多者，其結體大而不擁擠，筆畫少者，任其體小而不使其鬆散，左右結構與上下結構的字大多結合緊湊，同時又通過筆畫的穿插避讓，使其顧盼生情，俯

仰自得。

而無論是點畫分布的疏密、向背、正斜、留放，還是部分與部分之間的迎讓、承接、高低、俯仰、錯落，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則精心設計的，沒有絲毫的輕率和隨意。

幾乎每一個字都安排得端莊大方，這種清晰的序列感，正意味著周人成熟書風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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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大盂鼎》的章法，它是西周成、康、昭時期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金文作品，在此之前，青銅器銘文的章法構成形式多為有行無列式。

如商代晚期：二、四、六祀邲其卣，小子逢（？請確定一下是否是這個逢）卣、小臣俞犀尊等；武王時期利簋；成王時期何尊等。

這種章法在當時來說比較原始或者說是幼稚的表現。

用當代書家的審美觀來審視又可能是自然天成，頗有趣味。

康王時期的《大盂鼎》銘章法為之一新，有行有列，左右顧盼，縱橫有序。

使每一個字得到一個相對等量的空間，書寫者書范時必須高度注意字形大小及空間、位置的安排。

充分運用避就、挪讓、疏密、收放等方法來處理這種章法的統一與和諧。

從歷史角度上來看，現在我們研究先秦時期的書法大都是從考古發現的甲骨文、鼎器、簋、卣、盤以及兵器上的銘文來入手，由於鼎在當時的社會中屬於權利的象徵，一直為史學家以及書法家所關注。

研究殷周時期周人的種族統治，以及周人對殷人統治思想的繼承與發揮在《大盂鼎》銘文中都有所體現（結合銘文內容舉例：商滅亡的原因酗酒與周的興起是因為控制飲酒並讚揚西周文、武二王的盛德，得到了天神庇護。

表示康王要以前面的文王作為榜樣和典範，並告誡這個盂也要把祖父南公作為自己的楷模和榜樣。

）可見《大盂鼎》中文字內容豐富對史學家研究當時社會文化、社會制度、思想意識有著極大的參考價值。

我們之所以選擇《大盂鼎》，一方面它沿用商代銘文字法，另一方面章法有別於商代和同時期的金文，也為西周中後期的銘文開拓了新的章法範式。

《大盂鼎》作為成王、康王時期的代表銘文一直被書法家們作為臨摹範本，它的書法價值需要結合西周整體銘文來談，眾所周知西周金文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階段，這一時期的銘文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周公簋銘》、《大盂鼎》、《庚贏卣》等，從銘文所呈現的狀態來看，這一時期的金文一方面延續殷商時期的古樸厚重，另一方面在禮樂文化的社會背景下呈現出端莊穩重、氣勢磅礴之態。

第二個階段就是穆王到孝王時期，這一時期的銘文代表作如《牆盤》、《大克鼎》等。

第三個階段的代表作品如宣王和厲王時期的《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盤》、《散氏盤》等等。

《大盂鼎》作為西周早期鼎器，器形大，文字多在同時期這體現周代早期鑄造相對趨於成熟，文字數量多，對於研究文字演變過程中字形結構變化提供有力依據。

雖然大盂鼎鑄造過程中文字修飾程度較多，但正因如此我們從中察覺到西周早期審美開始趨向於規整與中和。

正如《禮記.樂記》中：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

這種秩序感，對於研究西周銘文的發展演變具有特殊價值與意義。

這也正是《大盂鼎》對於書法史的價值。

因此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我們將以《大盂鼎》為範本，從筆法、結構、臨摹以及篆書學習中應該注意的問題等方面來共同學習。

也希望大家在開始篆書學習之前，能做到識篆、記篆，明白每個字，能夠解析每個字，這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準確的讀帖，進而臨摹，而不單純是照搬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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