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統」始終是中國的主流

今天，「找尋遼河流域那個消失的民族」系列報導告一段落。

歷史屬於時間，時間是一去不復返的。

因為知道歷史不能重現不可複製，我們願意通過自己的親歷親見親聞獲得更多的歷史遺留、歷史講述和歷史記憶。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以史為鑑可知興替」——這就是歷史的魅力吧！

作為本次系列報導的結束篇，我們特別邀請遼金史專家鄭毅做客本報，與我們共同關注「一部遼史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清朝借鑑了遼朝「一元兩制」的政治體制

作為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遼金史室主任，作為遼寧省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會副秘書長、《遼金歷史與考古》期刊編輯，20多年裡，鄭毅始終沒有離開遼史、契丹史、東北地方史領域的研究。

「如果讓我用幾句話來概括我這些年研究遼史的體會，那就是遼朝是一個偉大的王朝，契丹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勇於進取的偉大民族。

在中華民族形成的漫長歷史演進中，由契丹民族開創的遼朝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關鍵樞紐轉換作用。

」

講到遼朝的偉大之處，很多人認為應當首推其「一國兩制」。

但鄭毅卻非常肯定地告訴記者，遼朝的政體特色用「一元兩制」來形容更能體現其實質。

所謂「一元」即是大權集於遼帝一人的契丹封建皇權政治，所謂「兩制」即是「因俗而治」的具體民族政策和制度，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

從古至今，中國一直作為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存在。

從歷史上看，「天下一統」始終是主流，分裂時期始終是歷史的支脈。

為什麼？

鄭毅說，從地理因素看，中華民族繁衍生活的東亞地區是一個相對完整封閉的大陸板塊，地勢西高東低，河流多東西走向，西北多高原、山地，東部以平原、丘陵為主，西北地區以牧業為主，東北地區則漁獵、林產兼治，中原及長江流域則催生出中華民族的核心——華夏農耕文明區，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自給自足、內部交換、互通有無的農林牧副漁經濟生態區，這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多元」文化產生的客觀地理和經濟因素。

在鄭毅看來，中華民族「一體」文化的產生也有同樣因素的支持。

歷史上，中原農耕地區是一個水利資源豐富、水害也異常頻繁的地區，而發展農業所需要的水利管理及水利設施的興建，都需要上下游地區的密切配合，客觀上要求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調控。

這是中原封建集權政治產生的地理環境要求；同時，西北地區貧瘠的土地，脆弱的遊牧經濟，使得其必須仰賴於中原農耕區的物產和商品交換，這就使得中原封建集權制必然在中華民族政治格局中占據主流和支配地位，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必然性。

因此，在中華民族內部，無論遊牧民族還是農耕民族，只要建立大一統王朝，都必然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集權中央政府。

公元10世紀前，以中原王朝為主要原動力，將遊牧民族地區納入版圖，進而完成中國歷史的大一統。

公元10世紀後，以契丹民族為發端，北方遊牧民族在充分吸收中原政治體制的核心內涵基礎上，政治上實現了由遊牧「世選民主」制向中原封建「一元」集權政治的轉換，從而迸發出持久的活力和進取精神。

從遼朝開始，北方民族尤其是東北民族，迅速加入到塑造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進程中，先後建立起遼、金、元、清四個多民族王朝。

究其原因還在於，無論在民族融合的制度建設還是能力表達上，北方民族都表現出更強的自信和活力，而契丹民族無疑起到破山開路的先導作用，在其200多年的王朝統治中，建立起一整套「一元兩制」的政治體制，成為後來王朝的政治模板。

尤其是清朝，在此基礎上，借鑑並做進一步的完善發展，例如中央權力中樞的「軍機處」、邊疆管理模式的「將軍」直轄、政治中心二元化的「木蘭秋獵」、糅合世襲和世選制度的「秘密立儲」制。

其軍事制度的八旗、綠營等，都或多或少帶有契丹王朝政治特色的印痕。

而最重要的清代八旗制度，更為女真民族的再度崛起鋪平了道路。

其間，雖然一定程度的民族差異政策阻礙了民族融合的進程，但隨著多民族統一王朝的建立和發展，遊牧民族逐步融入到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民族中——「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正是這樣滾雪球般發展壯大的。

「因俗而治」是遼朝「一元兩制」的源頭

一定的地理環境必然催生出相應的生產、生活方式及社會文化習俗。

在這個基礎上，必然要制定出適宜當地文化的治理方式。

作為遼朝 「一元兩制」政體源頭的「因俗而治」政策的產生，正是源於契丹祖居故地的自然環境及其所處的空間地理環境。

鄭毅對契丹人的生活版圖非常熟悉，他說，契丹民族居住的兩河流域處於東北門戶——大興安嶺余脈草原和森林交錯地區，也正是我國三大族系和三大文化區的交會地，在此向北即進入蒙古高原——漠北遊牧文化區，向南則是中原門戶幽州重鎮——中原農耕文化區，向東可以快速進入遼東和東北腹地松嫩平原——半農耕半漁獵女真文化區。

這樣，契丹地區就成為農耕、遊牧、漁獵諸民族諸文化區的交會地。

諸民族政權均能對其實施重大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原農耕民族和漠北遊牧民族的文化影響力。

遼朝200多年的歷史，鄭毅可以串成一條線。

在他的娓娓道來中，遼朝的理國方略——「因俗而治」，在我們的腦海中也漸漸清晰起來。

北魏年間，契丹進入中原史書。

唐貞觀二年（628年），契丹大賀氏聯盟長摩會率契丹各部歸附唐朝，唐廷在契丹駐地設置松漠都督府，契丹八部分設九州，以窟哥為松漠都督。

各部落長稱刺史，受窟哥節制，契丹駐地正式納入唐朝版圖。

大批契丹人進入營州、幽州地區生活，中原文化基因已經牢牢刻在其中，只待最後的發芽結果。

匈奴、鮮卑、突厥、回紇等諸多漠北遊牧民族的傳統文化習俗和政治制度也對契丹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契丹人的祭山和拜日習俗就源自匈奴的祭天習俗，而契丹每年春秋在木業山和黑山都要舉行大的祭祀活動。

契丹作為鮮卑的後裔，二者的關係自不待言，突厥、回紇都曾統治過契丹。

耶律德光奪取幽雲後，中原派取得絕對政治優勢，但其後進取中原的失敗，又使得契丹領土局限在幽雲地區。

由此，契丹王朝徹底漢化，走拓跋北魏的道路成為不可能，遼朝統治者不得不更加重視對草原遊牧民族的控制和管理。

這樣，在契丹內部，草原地區和農耕地區大體保持平衡。

遼朝與中國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封建王朝不同，它最初並不是在承襲前一朝代統治政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由原來的部落聯盟演變而來，部族世選首領傳統根深蒂固。

因此，在阿保機「變家衛國」的過程中，遭遇到部族貴族和家族宗親勢力的有力挑戰，其中以爭奪部族軍事首領和政治首領的鬥爭最為激烈。

為了奪取部族軍政大權，阿保機及其後代充分借鑑和利用中原王朝的各項軍政制度，將其迅速移入契丹軍政體制中，同時對舊部族組織進行徹底改造，在此基礎上創立新的部族組織，進而創造和發展了適應契丹國家集權政治需要的新的「一元」政治體制。

「一元」與「兩制」同時存在於遼朝中央和地方政體中，二者互為依靠互為補充，不但實現了遼朝皇帝「變家衛國」集權政治的現實需要，又順應了遼境內各族人民的傳統習俗和政治要求，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實現中原農耕地區與草原遊牧地區的高度融合。

□文／本報記者／宋 彧 攝／本報記者／宋 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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