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簡牘：被深藏的書法傳承淵源

20世紀80年代至今「書法熱」一直持續飆升，新書法資料的不斷面世，展覽和現代書法教育的興起、發展，使書家的學習和創作視野不斷得以拓展。

新出土的簡牘書跡資料已經進入書家的視野，並作為書法學習、研究和創作的對象。

在近幾年的書法展覽中具有簡牘意味的參展作品日益增多，簡牘書風正在影響著中國書法的創作方向。

簡牘的出土，雖然在史籍中有過記載，但簡牘的大量發現以及進行科學的研究，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是近現代的事情。

河西簡牘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敦煌、武威、甘谷、酒泉、張掖、玉門、羅布淖爾、古樓蘭等邊塞遺址。

近代初期簡牘的出土和外國探險家在我國的探險活動密切相關。

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古樓蘭遺址發現晉木簡一百二十多枚，揭開了20世紀發掘古代簡牘的帷幕。

1900年到1906年年間，英籍匈牙利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曾三次在我國西部進行探險、考察，劫走了大批珍貴的歷史文物，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簡牘墨跡。

其後，還有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Pytro Kuzmich Kozlov）、日本大谷探險隊、中國與瑞典合組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和中央博物院等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組成）陸續在西北地區發現了大量的簡牘文書。

1930年至1931年間，「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瑞典團員貝格曼（Follke Bergman）在額濟納河流域的古居延舊地發掘出土了一萬餘枚漢簡。

這些簡牘由劉半農、馬衡進行研究，傅振倫、傅明德、向達、勞乾等先後參與協助整理。

1943年至1980年間，先後出版了《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三部（勞干整理出版）、《居延漢簡考證》考證三部、《居延漢簡》圖版三部、《居延漢簡甲編》（中國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加上1914年出版的《流沙墜簡》（羅振玉、王國維合著）共出版簡牘研究著作六部。

1949年後，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陸續在武威、敦煌、甘谷、酒泉、張掖、玉門、羅布淖爾、古樓蘭遺址等地發掘了大量的兩漢竹木簡。

其中，1972年至1974年期間發現居延漢簡兩萬餘枚，1990年至1991年發現敦煌懸泉置漢簡一萬七千餘枚。

目前這些漢簡正在整理過程中，尚未全部公布，僅見零星發表。

時至今日，有關西北簡牘研究的著作、論文可謂是浩如煙海，但這些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發表的論文多集中在對出土簡牘文獻、考古、文字、史料考釋、文書檔案等方面的研究，而對其書法的研究還遠遠不足。

河西簡牘書跡為下層書吏趨急而書，以其自由、率真、質樸為本，且處於隸、草嬗變的時期，各種書體雜糅其中，缺乏成熟後的完美。

沃興華先生曾說：「一種字體書風的成熟，意味著從不正到正，成熟之後的進一步蛻變又意味著從正到不正，新舊字體書風的不斷更替，也就是正與不正的輪番變化。

不正的字體書風反映了各種探索和追求，正的字體書風反映了一種表現形式的完美和極致。

」 這種「不正」將會給未來的書法創作提供充足的發展空間，打破傳統經典書風的束縛，為當代及未來的書法創作注入新的審美風尚、活力和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