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竟然不是蔡倫發明的 研究發現早在西漢蔡倫造紙之前已經有了紙

原標題：造紙術竟然不是蔡倫發明的 研究發現早在西漢蔡倫造紙之前已經有了紙

造紙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項傑出的發明創造。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

古人以上等蠶繭抽絲織綢，剩下的惡繭、病繭等則用漂絮法製取絲綿。

漂絮完畢，篾席上會遺留一些殘絮。

當漂絮的次數多了，篾席上的殘絮便積成一層纖維薄片，經晾乾之後剝離下來，可用於書寫。

這種漂絮的副產物數量不多，在古書上稱它為赫蹏或方絮。

這表明了中國造紙術的起源同絲絮有著淵源關係。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

紙發明後，不但改變了「簡重而帛貴」的現狀，而且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所以造紙術發明家蔡倫一直受到中外人民的崇敬和愛戴。

近幾十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在一些西漢遺址和墓葬中發現了若干紙狀殘片，引起人們的關註：難道真是早在蔡倫之前約200年就有了紙？造紙術還是不是蔡倫發明的？新發掘的紙狀物到底是什麼？最近，專家學者聚集蔡倫故鄉湖南耒陽，召開2001年中國（耒陽）蔡倫學術研討會，共同探討有關問題

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學的發展日新月異，其中對古代紙張的發掘與鑑定引起了舉世關注。

如1957年，在西安市東郊的灞橋古墓中出土的「灞橋紙」。

其後，1973年在甘肅居延漢代金關遺址發現的「居延紙」；1978年在陝西扶風中顏村漢代窖藏中，分別出土的西漢時的「扶風紙」；1979年敦煌出土的「馬圈灣紙」；再後是1986年，在甘肅天水市附近的放馬灘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漢初年文、景二帝時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放馬灘「紙地圖」。

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漢郵驛遺址中發掘出了多張麻紙，其中3張紙上還書寫有文字。

這些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現，使考古界、造紙界和歷史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其中一些人對新材料不予承認，而另一些人認為早在西漢初期，我國已發明了造紙術，而且當時造出的紙已經可以用於書寫文字和繪圖，這比蔡倫早了兩三百年。

並由此推斷：蔡倫是造紙術的改造者，而不是發明者。

蔡倫只是擴大了造紙原料的來源，把樹皮、破布、麻頭和魚網這些廢棄物品都充分利用起來，降低了紙的成本，尤其是用樹皮做原漿紙的先聲，為造紙業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途徑。

古代傳統概念上的「紙」

分析研究古紙，首先應明確「紙」的含義。

據中國製漿造紙工業研究所高級工程師李玉華解釋，在古代，埃及有紙草紙，歐洲有羊皮紙，我國有作書寫用的縑帛謂之紙和蔡侯紙。

其中只有植物纖維製造的蔡侯紙對世界造紙工業的發展及人類文明的傳播具有深遠影響，其基本工藝一直沿用至今。

蔡倫造紙的基本點是植物纖維經過剪切備料、漚煮、舂搗、加入或不加入輔料、抄造成型、乾燥，製成符合書寫或某種用途的薄片，稱之為紙。

通過古紙標本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它經歷了什麼樣的工藝處理。

沒有經過造紙基本步驟處理的纖維薄片，就不能稱之為我國古代傳統概念上的紙，如果除基本步驟之外還採用了其它新的工藝措施，在標本上也能留下痕跡，通過分析研究更可以了解當時的工藝。

尋蹤探跡辨別「西漢古紙」

面對近幾十年出土的若干西漢古紙殘片，中國製漿造紙工業研究所都做了大量的跟蹤訪問和研究。

據該所高級工程師王菊華介紹，他們主要分析了8次發掘，近20個樣品，基本代表和反映了歷次出土西漢古紙的主要內容。

結論認為：

「灞橋紙」的切斷程度較差，或者基本沒有經歷過符合造紙要求的切斷處理；且經加工後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離而成；同時，「灞橋紙」的纖維端部斷口整齊，無起毛帚化現象，可見原料沒有經過打漿或舂搗。

因此，「灞橋紙」不是紙，而是一些廢舊麻絮在銅鏡下的襯墊物。

放馬灘紙質地圖，由於沒有機會取樣作破壞性化驗，只是根據顯微鏡外觀分析認為，紙地圖由許多纖維斷片、纖維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狀——細顆粒狀物組成，粒狀物含量約為30——40％，有可能還要高一些。

由於其含有較常規紙過多的粒狀物，因此這紙質地圖是不是紙？是什麼樣的紙有待進一步研究。

並且，這樣一件物品能在有積水而且死者屍骨都腐爛無存的墓葬中殘留下來，也令人生疑。

對於幾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驛站等出土的紙狀殘片，總的化驗結果是，殘片出土的遺址在時間斷代上干擾太大，在某些西漢遺址或西漢土層上出土的殘片不一定都是西漢紙。

馬圈灣部分紙中有填料，有澱粉膠料；懸泉紙中部分紙的原料是樹皮，是草漿。

根據史書記載，這都是很晚的事了。

我國草漿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間，因此結論認為許多遺址干擾太大，很難為據。

綜上所述，王菊華認為，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漢紙狀殘片，有的不是紙，有的不是古紙，有的問題頗多，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就能談「西漢早已發明紙或蔡倫不是發明家而是改革家」呢？

從古紙研究引出的話題

就在人們爭論造紙術發明於西漢還是東漢時，另一些學者透過古紙研究，引發了對考古學的思考。

陳淳，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史前考古學教授，這位師從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先生、留學多年的「洋博士」，在此次研討會上，對古紙研究與考古學實踐尤感興趣。

他說，西漢有紙的問題實質上是中國特定歷史階段的一種產物，有其產生的外因和內因。

外因是長期以來左傾思潮左右學術研究的偏激社會氣氛，內因是有關學者學術作風的粗疏和草率。

比如宣布西漢有紙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學者，而發現所謂「灞橋紙」的人當時的專業水平並不勝任處理這類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國考古學傳統只重現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關背景的編史傾向，助長起一種傾心於追求中國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顯赫的不正常心態，致使一些學者不願意從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細微而又默默無聞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於追求急功近利的轟動效應，甚至不惜採取歪曲、隱瞞事實真相的手法來達到這種目的。

像僅僅依據一個遺址或少數幾個遺址中出土的幾件可疑紙狀物來否定和改寫歷史定論這樣輕率的做法，恐怕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任何重要發現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嚴肅的歷史結論，科學工作者必須慎之又慎，在沒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證據之前，切忌下任何斷然的結論。

紙，作為書寫材料，並不是從來就有的。

相傳中國上古曾有過結繩記事的時代。

那時，連文字也不曾有，更談不上書寫文字的紙張了。

商、周時代文字已經成熟，可還不曾有紙，我們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種記錄文字的辦法。

他們起初是把文字鐫刻在烏龜的腹甲和牛、羊等動物的胛骨上。

刻在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戰國以後，我們的祖先又開始使用新的記載文字的材料——簡牘和縑帛。

簡牘是幾種東西的總稱。

把竹子、木頭劈成狹長的小片，再將表面刮削平滑，這種用作寫字的狹長的竹片或木條叫做竹簡或木簡，較寬的竹片或木板叫做竹牘或木牘。

簡的長度不一樣，有的三尺長，有的只有五寸。

經書和法律，一般寫在二尺四寸長的簡上。

寫信的簡長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稱為「尺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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