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五百年的聚首 故宮舉辦明代御窯瓷器展

故宮博物院藏宣德青花纏枝蓮紋方流直頸執壺

故宮博物院藏永樂青花海水紋雙耳三足爐

故宮博物院藏宣德青花纏枝蓮紋方流直頸執壺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永樂紅釉點彩碗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永樂青花海水紋雙耳三足爐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宣德鬥彩鴛鴦蓮池紋盤（主辦方供圖）

同一塊泥，同一座窯，燒造出的合格品被送入深宮大內，閱盡尊榮繁華;而在嚴格挑選標準下的落選品和殘次品卻被打碎掩埋，難見天日。

「明代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洪武、永樂、宣德瓷器對比展」正在齋宮、延禧宮舉行，展覽讓這些同一窯爐燒造卻有著截然不同命運的瓷器，在走過500年光陰之後終於重新聚首。

對比出的震撼效果

「完整器與修復件的對比給人的視覺效果是很震撼的，其意義甚至要超越單純的完整器。

」93歲高齡的耿寶昌先生拄著拐杖前來觀看展覽，他也是這次展覽的積極倡導者之一。

他認為，從故宮的藏品和景德鎮御窯廠出土遺物中挑選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置於同一現場展出，為陶瓷研究學者、廣大觀眾和關心中國陶瓷藝術的人提供了一次絕佳的鑑賞機會。

本次展覽共展出瓷器297件套，多為日常所不見的稀珍，是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首次聯合舉辦瓷器展覽。

「在明清兩代，景德鎮御窯是專門為皇帝生產御用瓷器的基地，紫禁城是這些御用瓷器的唯一合法使用地。

至今，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是收藏明代御窯瓷器的主要單位，包括龍泉窯、磁州窯、鈞窯等不同窯場的產品在內，總數超過一萬件，而且多是清宮舊藏，傳承有序。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本次展覽，以窯址出土品和傳世品對比展出，此展出形式雖非首創，但其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對比之全面，卻可以堪稱前無古人。

滿頭銀絲的耿寶昌仔細地觀看著每一件展品，他說：「過去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尚未發掘時，我們在陶瓷研究方面尚有缺失;近年來隨著御窯廠遺址不斷地發掘，出現了很多為皇室燒造瓷器的殘器，與皇室使用的完整器物相比較，有許多是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都未曾見到過的。

」

「窯址出土品和傳世品的對比展覽，表現了成品和落選品兩個方面，最為全面真實地反映了明代御器廠的生產面貌。

同時，對比展覽代表了生產和使用兩個階段，反映了瓷器從窯場到使用者的動態過程，是對明代宮廷陶瓷管理制度的生動體現。

」單霽翔表示，長期以來，研究明代御窯制度、生產歷史及宮廷物料征辦制度只能從文獻與傳世瓷器入手。

因此，此次展覽的學術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而本展覽豐富的器形、多樣的紋飾、故宮藏品與景德鎮出土品奇妙的對比組合等內容，相信對於普通觀眾而言，同樣是一場精彩的盛宴。

改寫中國陶瓷史的器物

步入展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兩件永樂時期的青花海水紋雙耳三足爐。

它們通體繪青花山石海水，器物造型雄偉，海浪紋氣勢磅礴。

其中一件是御窯遺址考古出土，另一件是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傳世品，兩爐的器型、紋樣幾乎完全一致。

「同類器物在造型、釉色、畫工等細節上的優劣差異，只有將兩者放在一起比較才能更為清晰地展現出來。

」耿寶昌先生點評說。

「乍一看並不起眼，但它們反映了15世紀官窯高超的成型工藝。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長江建新介紹說，大香爐很大很沉，特別是三個足，如果完全用實心的瓷土製作的話，燒制的時候很容易開裂。

「仔細觀察就能發現它每一個足上都有一個隱蔽的洞，燒的時候氣體能從洞裡逸出，避免炸裂。

口沿和雙耳也是空心的，否則燒制時可能會垮塌。

修復時看到內部結構細節才知道它的成型工藝有多高超，只看完整器很難看出端倪。

」

展覽中還有一件宣德時期的鬥彩盤，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鬥彩瓷器。

江建新介紹說，上世紀80年代在薩迦寺發現過一個鬥彩碗，發現者認為是宣德時期的器物，但當時人們認識還不到位，多認為這件東西有問題。

1988年在御窯廠遺址發現了兩片與這個碗紋飾一模一樣的瓷片，帶有「宣德年制」的款，且位於宣德時代的地層。

這就證實了薩迦寺那個碗沒有問題，說明中國的鬥彩瓷器從宣德時便開始燒制了。

所以說這是一件改寫中國陶瓷史的器物。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瓷器大多是流傳有序的，部分徵集器物可能難以斷代，景德鎮御窯廠遺址出土的遺物因為有絕對地層可考，相對年代和絕對年代都比較明確，可以說給了參觀者一個標尺。

」耿寶昌表示。

在御窯生產的產品中，有的品種僅見於傳世品而在出土品中不見，相反的，僅見有出土品而未見傳世品的例證也同樣存在，更有當時研發的新品種以及試燒之未成功者。

本次展覽中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宣德鬥彩鴛鴦蓮池紋盤以及永樂紅釉點彩碗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這兩種器物在傳世品中均未曾見到與之相同的。

「蟋蟀皇帝」的蟋蟀罐

本次展覽展出的11件蟋蟀罐應該是最有故事的了。

我們都知道明朝的宣德皇帝有「蟋蟀皇帝」的稱號，當時在朝野流傳著「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的俗語。

他曾密詔蘇州知府要求進貢一千個蟋蟀，一道短短的密詔，竟連用了三個「敕」字，疾呼「不要誤了!」足見其痴迷。

以至於蒲松齡在《聊齋志異》里也專門寫了一篇《促織》，說的就是明朝宣德年間的徵收促織的事情。

但是，這些只是傳說，長期以來關於「蟋蟀皇帝」並無任何實物證據。

1993年在景德鎮御窯廠遺址發掘出一批碎瓷片，經拼合修復後均為蟋蟀罐，且有五爪龍紋紋樣，可以確定為宣德皇帝的御用之器。

這批實物資料的出土，與文獻資料相印證，讓宣德皇帝的形象變得更為鮮活豐滿。

「這些瓷片凝聚著古人的智慧，也帶著今人的血汗。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陳列部主任肖鵬這樣形容來自景德鎮的展品。

在整個發掘、清洗、整理、拼對的過程中，考古工作人員的手常常會被鋒利的瓷片割破，流血流汗是常事。

為了把這些原本破碎雜亂的瓷片復原為整器，他們費了不少的力氣，想了不少的妙招。

展覽中令人眼花繚亂的瓷片，都是考古工作人員經過初步整理，按器形分好了類別後的狀態。

可能與你腦中的想法不同，拼對瓷片並不是一件拼完接著拼下一件這樣的線性流程，而是多線同時開工。

在長久的實際工作中，肖鵬和他的同事們總結出了瓷器拼對復原的八字方針：「多器分類，系列復原」。

把雜亂的瓷片先按器形分門別類地揀選好，然後每一類器形各自拼對，而這一拼對過程是多件器物同時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