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史學的東方形象

【內容提要】希羅多德之東傳，始於20世紀初，然直至中國新時期才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近十年尤甚。

新世紀以降，中國的希羅多德研究不斷走向深入：其傳世之作《歷史》的新譯與重譯，追求詞義的精準；在多重視野下，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置其於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去尋求史學的真諦等，在反思與重建中，充分展示出希羅多德的東方形象，體現了中國學者的特色。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歲月里，中國的希羅多德及其史學探究必將隨著我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的深化而不斷前行。

【關 鍵 詞】希羅多德/《歷史》/詞義闡述/多重視野/歷史語境

【作者簡介】張廣智(1939—)，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史學理論、西方史學史和世界文化史。

在西方，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的名字是和歷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他的傳世之作《歷史》是西方史學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實的歷史著作。

自羅馬時代西塞羅稱其為「史學之父」之後，這個美名就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來。

其實，對希羅多德的史學，仍是褒貶不一的。

大體說來，在古代，貶多於褒，至近世，情況才為之一變，直至18世紀「回到希羅多德」之聲隨理性主義史學思潮而風行。

現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希羅多德史學日眾，出現了各派爭雄，諸說紛起的史學景觀。

在此不容贅說。

以此反觀中國學界，新世紀以來亦成就出眾，給這位西方「史學之父」塗上了濃重的「東方形象」，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了我國西方史學史研究的深化。

本文側重探討近十多年來中國的希羅多德史學研究，但筆者還是要作一點回溯，作一點歷史的鋪墊，這是必須的。

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對希羅多德史學研究的中國史，亦是如此。

有史料證明，早在20世紀初就有文介紹過希羅多德①。

周作人在1918年問世的《歐洲文學史》中，對包括希羅多德在內的西方古典史家留下筆墨。

20年代初，李大釗在《史學要論》及演講中也屢屢提到希羅多德。

1929年，陳訓慈刊發《希臘四大史家小傳》，其文曰：「希羅多德氏著《史記》九卷，蕩滌舊識，自樹新幟，希臘史學自茲始昌。

」[1]30至40年代，在我國學者編纂的關於史學概論之類書籍中，希羅多德多有涉及，如盧紹稷的《史學概要》、胡秋原的《歷史哲學概論》、常乃德的《歷史哲學論叢》、陸懋德的《史學方法大綱》等書。

綜觀這一階段關於希羅多德的介紹，仍是簡要的、不全面的，遑論作出深入的探索與具體的研究了。

50年代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

從總體來說，此時中國的西方史學研究完全被冷落，其引進也是在「夾縫」中求生。

所幸在困難的條件下，西方古典史學名著的翻譯仍蹣跚前行，1959年出版了王以鑄翻譯的希羅多德《歷史》的首部中譯本。

此時，筆者已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就學，在校圖書館開架書庫內第一次讀到了這部名聞遐邇的西方史學名著，初步領略了古希臘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的風采。

從此時刊發的猶如寥若晨星的相關文章②，也會留下國人關於希羅多德史學的蛛絲馬跡，但集中與專門的論述尚付闕如。

希羅多德史學研究伴隨中國「科學的春天」的來臨，也乘著這和煦的春風，蔚然成氣候。

80年代伊始，郭聖銘率先發表《古希臘的史學遺產》一文，文中對希羅多德及其所著《歷史》多有評述，這位前輩歷史學家的大作，揭開了中國新時期希羅多德史學研究的序幕。

接著，1981年出版了張廣智的《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③，又於是年發表了《希羅多德：西方史學的創立者》一文。

順便提及，張廣智也就由撰寫希羅多德一書一文的個案為突破口，自此出發，開始了他個人學術生涯中悠長的西方史學史研究。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張廣智在上述一書一文中，除論述希羅多德的史學貢獻外，還提到要把希羅多德與司馬遷作比較，指出：「如果對這兩位史學巨人做一番比較研究，一定會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史學發展的規律性。

」此後竟引出了不少相關作品，比如有：林青、蔣穎賢的《希羅多德與司馬遷》、楊俊明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與司馬遷之比較研究》、閻崇東的《司馬遷之〈史記〉與希羅多德之〈歷史〉》、房曉紅的《中西「史學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凌峰的《希羅多德與司馬遷》等文。

此外，黃新亞的《司馬遷評傳》一書，在「東方與西方」這一節中，作者對司馬遷與希羅多德也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結論：「希羅多德的《歷史》僅僅包含了我們所說的歷史科學的因素，而司馬遷的《史記》卻奠定了中國歷史科學的基礎，也奠定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歷史科學的基礎。

」[2]

據知，這一工作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中，有不少學術成果面世。

比如鄧嗣禹的論文《司馬遷與希羅多德之比較》，從兩者的時代背景與傳記、撰史的動機與目的、史書之組織與範圍、史學方法與史觀、優點與劣點等方面作了較為詳盡的比較。

以比較史學享譽海內外的史學名家杜維運在《比較史學的困境》一文中，說希羅多德史學與司馬遷史學作比較是一種「附會」[3]，因為兩者史學成就相差懸殊，稱司馬遷「在史學成就上，遠超過西方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4]。

不過，杜氏之說，充滿了悖論，倘未對兩人作過實質性的比較研究，怎能得出兩人史學成就極為懸殊的結論。

在我看來，存疑的應當是杜先生的「附會說」，而不是他後來的實踐，即他對兩者曾進行過的實質性比較。

此外，僑居巴黎的左景權已出版《希羅多德與司馬遷的比較研究》(法文版)，此書尚未見聞，恐難以評說。

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從80年代初郭聖銘的《西方史學史概要》一書到最近問世的於沛等人合著的《西方史學史》，在中國新時期出版20多本通貫性的西方史學史作品中，都會在敘述西方史學的源頭時提到希羅多德，各有輕重，也各有特色，在此不再逐一評說了。

總括以上所述，中國的希羅多德史學研究，20世紀前期還說不上有什麼成績；五六十年代成果亦微，直至中國新時期，才發出了中國學人的東方聲音。

不過，迄至20世紀末，這種「研究」，就總體而言，還缺乏深度，對希羅多德史學底蘊的揭示。

還欠功力，比如一個很顯著的方面，即在八九十年代一度熱鬧的希羅多德與司馬遷的比較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平面的、形式上的對比，此後也就日漸冷落了。

中國的希羅多德史學研究的深化，需要耐心，更需要足夠的時間。

然而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或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後來者，並疏通與撐起後繼者的研究，並成了後人新的出發點。

沒有傳承，何來創新，中國的希羅多德史學研究史，也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