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土有責 行者無疆——記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長黃旭

□本報記者 李子木

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黃旭有著40年的工作經歷，到過農村，下過廠房，進過部隊，做過老師，之後與書結緣，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做了26年的出版人。

從剛開始的一名普通編輯到「全國優秀中青年編輯」，從入選首批福建省新聞出版行業高層次人才工程傑出專業人才，到入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人員，從省新聞出版系統先進工作者到全國新聞出版系統勞動模範，當人們希望了解他更多心路歷程的時候，卻很難在網上找到關於他本人的文字報導。

社裡的員工說，黃社長不習慣接受採訪，上過講台的他，在鎂光燈下卻不善言談。

可是，這位低調的實幹者，對自己主政11年的福建教育出版社卻寄予高遠的志向：「我們教育社簡稱『閩教社』，這個『閩』字是一隻關在門裡的蟲，就像我們社地處南蠻之域，沒有太多的資源，沒有施展的空間，需要飛出來，才能成為一條龍。

」

2005年5月，黃旭受命於福建教育出版社內憂外患之際。

當時，新的班子尚未健全，近半年的時間裡他一人獨撐危局，雖宵肝兢惕，不敢懈怠。

剛上任一個月，他就召開了為今後出版結構定調的「雁盪山選題會」，確定了以基礎教育教材教輔為重點，各類教師用書、學生讀物和適合市場需要的文化學術圖書為兩翼的「一主兩翼」出版格局。

通過半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團隊建立和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加大人才建設力度、開拓市場化道路、嚴控對外投資管理、開展清產核資工作，帶領全社員工頂住來自內部和社會的各種壓力以及困難造成的心理挫折感，重振精神，當年創利約2300萬元，使得全社員工和離退休老同志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條件沒有受到大的影響。

回首這段往事，黃旭頗有感慨：「我讚賞中國房產智者馮侖的一句話——人其實不知道能走多遠，堅持住了就會超出自己的想像。

」在他人生的各個階段，遭遇的困難、挫折甚至打擊可以說從未停歇，幸而他艱辛的人生歷練給了他足夠的堅忍與韌性——這些精神氣質無疑鼓舞並影響著他的團隊，才使得閩教社這艘大船穿過風雨，平穩航行。

除了「管理者」的角色，黃旭始終堅持他是一名編輯、一名出版人的職業認同。

這也就讓他在做管理之外，還多了無數要操心的事情：花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抓選題建設、選題策劃；在繁瑣的事務中潛心終審重大選題的文稿；還要經常參加眾多的社會調研、教育研究活動，長年無休，雖時感力不從心，但終未懈怠。

「我一直把編輯當作我賴以生存的職業，離了它我不能生存。

編輯是一種需要用生命去關懷的職業，是一種極具職業化和生命感的工作。

為什麼這樣說呢？這其中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對職業的熱愛和全身心的投入，對編輯職業有強烈的衝動，衝動的結果就是對所看所思很敏感，這樣才能策劃出有生命力的東西。

第二就是對作者、對讀者要有一種人文關懷，尊重你的作者和讀者。

做書和做人一樣，誠字第一。

真誠、坦誠、不虛偽，也不是表面的應付，這樣作者才願意跟你交往，願意把自己的作品交給你。

」黃旭總是不厭其煩且毫不保留地與青年編輯分享他做編輯的感悟，使得青年人在埋頭於周而復始的編輯工作時，亦能懷揣夢想、獲得職業的認同感與滿足感。

天道酬勤，黃旭策劃的「而已叢書」「木犁書系」「敘舊文叢」等大眾文化選題，邀約到邵燕祥、錢理群、吳小如、陳漱渝、王富仁、孫郁等名家參與；開發的「德育理論叢書」「台灣教育研究叢書」「亞洲『四小龍』教育研究叢書」「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叢書」「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學名著叢編」等，聚合了潘懋元、顧明遠、瞿葆奎、黃濟、魯潔、葉瀾、朱永新、鄭金洲、馮增俊等內地和港台教育理論界的精英作者；「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獲首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鄧小平理論學生讀本》入選「五個一工程」，《大山水》入選「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

黃旭被業內媒體戲稱為「獲獎專業戶」。

作為一個日子還過得滋潤的教育社，為什麼要花氣力做這麼多社科人文書籍？很多人對此表示不解。

視出版為生命的黃旭，卻認為這是「出版人應有的文化擔當」。

雖然出版社轉企了，改制了，走市場了，更講究經濟效益了，但是出版者要更加自覺地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避免完全朝錢看，開發低俗、媚俗的東西，要多出好書，多出精品書，為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才能發揮出版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上的特殊作用。

黃旭說：「有時我們這些多少帶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的出版人，覺得自己真像春秋時期的衛道士，為了堅守僅存的這點文化追求，不得不艱難地堅持著。

看到我們堅守的那塊凈土一點一點地失去，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的內心世界被外部的世界所限制，覺得十分無奈。

做人文社科圖書，如果沒有理想支撐，很難堅持下去。

但我們的使命就是，堅守學術文化精品圖書和傳統主業的陣地，忠誠守護閩教社50多年的出版事業，堅定地追求人文理想。

」在他的帶領下，福建教育出版社在魯迅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復興傳播、清末民國人文學術發掘整理、閩台文化傳承與交流等領域，均取得了一定的品牌優勢。

一生和書打交道的黃旭，是一位愛書之人。

「我從小喜歡讀書。

小學三、四年級時，學校不能讀書了，家裡的書籍便成了我獲取知識、滋養精神的源泉。

那個年代，閱讀的開放度和自由度遠不及現在，一群孩子，為了讀到書，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常常為能在關閉不用的圖書館中『偷』到一本好看的書而奔走相告。

在我的記憶中，閱讀似乎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是孩子的天性，沒有強迫，沒有任務，也不為功利，就是喜歡看書，如饑似渴。

那個年代那種童年對書最質樸的喜愛以及用書香哺育我成長的家庭，成就了我後來與書相伴的人生。

」工作40年，貪戀閱讀，已經成為黃旭人生中的一種習慣。

所以，他在堅持多出好書的同時，也希望出版社能夠倡導讀好書，引領讀書的風氣——「這是我們的教育出版所必須承載的社會責任」。

2014年，正當眾多實體書店面臨困境的時候，黃旭逆勢而上，在出版社的自有空間裡創辦了複合型書店「大夢書屋」。

「我們就是想通過為公眾提供一個不設門檻的讀書、分享、交流的閱讀體驗場所，讓人們重拾對傳統閱讀的熱愛。

」大夢書屋，是理想者的痴心，也是出版人的情懷。

它試圖通過對紙質書的堅守和對傳統閱讀的推崇，為城市勾勒一種閱讀的生活方式，讓愛書的人與書籍親密接觸，享受閱讀的快樂；讓書屋成為作者、讀者和出版者聚集的園地，成為一片精神領地，引領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習慣閱讀、熱愛閱讀。

2014年至2016年的3年間，大夢書屋西湖店、大夢書屋鼓嶺店和大夢書屋八中店分別在城市中心、國家級風景區和中學校園落地，像一顆顆幸福的種子，把閱讀的喜悅帶給更多的人。

大夢書友曾經這樣感慨：「大夢這個平台很重要，是典型的一個標杆撐起一大片文化空間的案例。

文化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大夢就是一個『點燈人』，也許不自覺就燃起每一個去那的人眼裡或心裡的光。

」而當人們津津樂道稱「大夢」為文化地標時，黃旭則更希望把它看作是這座城市立起的一個文化符號。

正如蔣勛所說，文學的回歸需要一個類似「雲門舞集」這樣的符號，讓喜愛文學的回歸其下。

大夢書屋也是如此，它就是一個召喚人們回歸傳統閱讀的文化符號。

當被問及對大夢書屋前景的判斷，黃旭的感受頗有些複雜：「我們不知道前景如何，但是我首先知道這是必須要做的，雖然，每做一次決定心裡都有一種悲壯感，因為我們不知道會是什麼結局，赴死的感覺，就像壯士上戰場，但是沒有這種死，也就沒有生。

我期盼有一天，『書香社會』能夠成為一種常態，不用誰來強調，無需誰來引領，閱讀是每個人的自覺，到那個時候，身為出版人的我，將會更加自豪。

」言語間，依舊透露著他一貫的堅忍、剛毅與執著。

我們很想知道，這樣一位性格分明，甚至偶爾透著些「匪氣」的理想主義者，在生活中會不會是一位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行者。

可熟悉他的人都說，黃旭是個特別會「玩」的人，不僅如此，他還希望他的團隊能在輕鬆活躍的氛圍中，永遠保持有火熱的心，保持有積極熱情面對人生、面對競爭的健康的理想、態度與價值觀。

「長期處於單調的工作、巨大的壓力下，人心是會變硬變冷的，正如馬雲所說，要不斷溫暖自己，像左手溫暖右手，還要一路幽默，給自己和團隊打氣，就像唐僧取經路上的豬八戒。

我就是在做豬八戒的工作。

」在他的帶領下，閩教社以各種生動活潑、團結和諧的集體活動為載體，讓員工個體的愉快情緒得到充分釋放和聚積，使其成為積極向上的凝聚力，從而形成人和氣順、健康的企業氛圍。

黃旭常謙遜地說，在社裡，無論學問還是能力，他都不是最好的，他個人沒什麼本事，最大的本事或許就是願意儘可能地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在良好的企業氛圍中，員工個體獲得了認同與成長，團隊的力量也就得以顯現。

當代人做出版可以有不同的境界：一是為了謀生，把出版業當作謀生手段，把出版當作盈利創收的行業；二是求發展，把出版社辦成現代企業，力求做強做大，在世界出版業的競爭中，力求跟上時代，同步前進；三是追求崇高，把出版事業當作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崇高事業。

在出版崗位耕耘了26年的黃旭，應該深曉這三種境界的酸甜苦辣了吧！「梁啓超說過的一段話，我很喜歡，『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

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

』這些年，我深知我的責任所在，我盡全力去履行，無怨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