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地方史志文獻是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青海地方史志文獻叢書》序

青海人民出版社策劃出版的《青海地方史志文獻叢書》，收錄了青海古代、近代最為重要的一些地方志等文獻典籍。

把這些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用出版叢書的形式保存和利用起來，是一件有益當今、惠及後世的文化建設工作，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

中國有編修地方志的優秀傳統，清代方誌學家章學誠謂「方誌乃一方全史」。

地方志是記載一個地區自然和社會歷史的綜合性著作，對當地的疆域山川、建置沿革、歷史事件、物產、資源、天文、氣候、水利、交通、戶籍、財賦、職官、選舉、人物、民族、民俗風情、文化教育、名勝古蹟等，都做了較詳細的記述和考證。

因其內容廣博，包羅萬象，後來又被人們譽為「地方之百科全書」。

地方志書不僅內容全面，而且有較強的科學性、可靠性。

地方志資料除取材於正史外，還取材於當時當地的公文檔案、譜牒家傳、金石碑刻、筆記信札等原始材料，有些資料還來源於野老口說和實地調查採訪。

許多不被正史編纂者所重視的有用資料，往往在地方志書中得以保存。

章學誠說：「修志有二便，地近易核，時近跡真。

」由於纂修方誌的主持者一般系當時當地的最高行政官員，執筆編纂者一般系本地的縉紳文人，所以在調查研究、徵集資料、考證核實等方面是有其方便之處的。

如清乾隆間《西寧府新志》的作者楊應琚，就是當時出任西寧道的地方行政官員，他把修志作為自己的責任，調查、編纂、校對等咸出自一人之手。

這種當代人寫當地事的地方文獻資料，接近實際，取材翔實，其可靠程度往往在其他文獻之上。

周恩來總理曾於1958年在《關於整理善本的指示》中指出：「我國是一個文化悠久的大國，各縣都編有縣誌，縣誌中就保存了不少關於各地經濟建設的有關資料，我們除了編印全國所藏方誌目錄外，還要有系統地整理縣誌中及其他書籍中的有關科學技術資料，做到古為今用。

」周總理於1959年4月在邀集60歲以上全國政協委員的茶話會上講道：「……現在當然首先要研究現實問題，反映新的情況，但對過去的東西也需要研究，新的東西總是從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過去編的府志、縣誌，保存了許多有用的史料。

」古舊方誌中有許多對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和科學研究事業十分有用的資料，如關於本地物產、土特產、土地、田賦、稅役、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經濟史料；關於礦產資源、水利資源、天文星野、江河水文、氣候變遷、水旱災害、地震、水利、交通、醫藥等科學史料；關於疆域山川、地形地貌、江河湖海、城池關隘等地理史料；關於階級鬥爭、農民起義、歷史沿革、兵制兵防、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軍政史料；關於戶籍人口、民俗民情、民族宗教、方言俗語等社會史料；關於地方藝文、金石碑刻、古城遺址、文物古蹟等文化史料……這些珍貴的資料，既有歷史價值，又有現實科學研究價值。

隨著歲月的流轉，許多事物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方上很久以前的事現代人難以知曉，當時當地的情況卻在地方志中用文字保留下來了。

早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經為地方志這一豐富而珍貴的文化遺產未被重視和利用而感嘆曰：「如此縝密系統之記載，顧無人焉能充分應用之，豈非學術界一大憾事耶！」（《中國地方志綜錄·序》）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重視下，許多科研部門和史志工作者通過對舊方誌資料的整理研究，在歷史、地理、經濟、文化、天文、地震、水利等方面，撰寫了許多專著和其他科研成果，在古為今用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大規模地編修社會主義新方誌，一大批新方誌成果在各地陸續出版，不斷豐富了地方歷史文化寶庫。

在這些重要的歷史文化建設工程中，古舊地方文獻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今天的歷史，是過去歷史的延續。

整理出版古舊的地方史志文獻資料，有利於我們了解地方歷史，熟悉各方面的情況，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從事地方工作的人們，從閱讀地方史志文獻資料入手，了解地方各方面的情況，則是一個便捷的渠道。

古代許多有頭腦的封建官吏，走馬上任，下馬觀志，把地方志書作為「輔治之鑑」。

唐朝韓愈南行，路過梅嶺，先借《韶州圖經》；宋朝朱熹赴南康軍任職，下車伊始，便找《南康軍志》。

這些大學問家看重地方志的故事，至今還為人們所稱道。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有見地的領導幹部也常利用地方志來了解本地區的歷史和現狀，熟悉省情、地情和縣情。

閱讀和研究地方史志文獻資料，可為我們在從事地方建設時，如何從實際出發，發揮地方優勢，進行科學決策，提供歷史依據，從地方社會歷史發展中尋找事物發展的規律，從而使我們少走彎路。

青海地處西北，東接秦隴，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護甘涼，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來就是許多政權和民族爭奪之地，所以歷代戰事頻繁。

青海高原自然條件嚴酷，古代交通閉塞，文化相對落後，歷史文獻本身留存較少，加上戰亂頻仍、兵燹水浸和其他原因，歷史上最早的一些史志文獻早已散失殆盡。

明代中葉以前，青海無地方志。

明代中葉以後，各地修志之風盛行，青海地區曾出現明嘉靖間邑人張芝草創《西寧衛志》、萬曆間劉敏寬、龍膺纂修《西寧衛志》。

可惜這兩部明代志書不久便非佚即殘。

清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曾任西寧通判的張偉績為清初方誌《西寧志》作序，說他在蒞位之時曾尋訪地方典籍，「欲輯一代之書，然博訪舊聞，旁咨故老，皆無有存者。

嗟乎，杞宋無徵，文獻澌滅也！」清人蘇銑在順治間纂修《西寧志》時，明代兩部方誌全本已佚。

清人楊應琚在乾隆間纂修《西寧府新志》時稱「湟中舊志久失，而見存者荒謬不雅馴……而邊陲質野，文獻無征，是西寧郡志作者為尤難也。

」（《西寧府新志》楊應琚序）。

清《四庫全書·存目提要》謂：「西寧在國初為軍民指揮使司，本臨邊之地，文獻罕征。

」古代官員均以青海地處邊陲，流傳下來的地方史志資料稀少而感嘆，所以流傳至今的地方歷史文獻顯得彌足珍貴。

青海古舊地方志總體上處於數量小、流傳少、使用不便的狀況。

20世紀80年代以來，青海人民出版社已印行了一些地方志書，現在又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時間，社會需求仍然十分廣泛。

用叢書的形式整理出版青海地方史志文獻，便於系統地保存流傳這一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

這套叢書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戴發望副總編輯等人精心策劃，逐一選定入選圖書，奔波於省內專家學者之間，落實校勘任務，精心編審，做了大量的工作。

叢書中所收錄的志書，大多是在原出版物的基礎上，再一次做了標點、核對、校訂、注釋等工作，對部分誤字、衍字、脫文等做了糾正，對斷句標點做了進一步的斟酌修改，對重要的歷史事件、人名、地名等做了必要的核查，對記述失實和疑誤之處加了注釋和說明。

這種必要的校勘整理工作，提高了這批古籍文獻的使用價值，有利於今人和後人更好地利用，有利於長久地流傳和保存。

這套叢書的出版，實為一項不朽的業績，是一件搶救和保存地方文化的幸事！這套叢書的存史和資政作用，將會在青海歷史上長久地呈現出來。

這套叢書付梓前，出版社的同仁囑我作序，我雖從事文史研究工作多年，但各類知識尚屬淺薄，曾一再推辭，但仍難辭雅命。

為不負重託，又出於對青海地方史志文獻的偏愛，謹作以上文字，以為叢書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