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婆在在崖州向誰學藝

崖州民間的紡車（資料圖片）

東南亞國家的一種傳統棉紡機（資料圖片）

近日，「黃道婆研討會」在三亞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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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的崖州布。

2015年底，三亞文博會上的瓊南收藏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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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博物館收藏的東南亞傳統手工棉織品（資料圖片）

黃道婆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棉紡織革新家。

南宋末年，她輾轉遷徙來到海南崖州地區學習棉紡織技術，元貞間（1295～1297年）又重返上海松江府烏泥涇， 改革創造先進的棉紡織機具， 同時創新紡織品的花色品種，促使「松江布，名天下」，對上海乃至我國廣大地區推廣棉花種植、布衣百姓普遍受惠於棉紡織品生產消費，產生深遠的影響。

元代中後期，著名史學家陶宗儀和詩人王逢已將「道婆異流輩，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繅，組霧雲粲花草。

片帆鯨海得風歸，千柚烏涇奪天造」的功績，載入史籍祠志，明清至近代，有識之士和江南民眾先後撰文建祠造廟，將黃婆婆請上神台頂禮膜拜。

然而，在瓊崖地區，除了明《正德瓊台志》和清末《崖州志》轉錄陶宗儀《輟耕錄》的記述之外，再沒有關於黃道婆在崖州生活的記錄和文物史跡。

文獻記載黃道婆是年邁回到松江烏泥涇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完成一套紡織工具的改革和布匹花色品種的創新，然而黃道婆在海南島崖州地區生活數十年，她究竟向誰學習紡織技藝？她是否參與崖州地區棉紡織工具和布匹工藝的改革創新？多年來，不斷有學者發表論文探討這一個「黃道婆之謎」。

筆者謹對黃道婆在崖州向誰學藝，略陳管見。

黃道婆向黎族人學藝

史前最早遷徙到達海南島的是來自嶺南諸越族的黎族先民，由於他們遷徙分布的歷史條件不同，其生計方式及方言習俗等存在差異， 形成若干支系，自宋代之後黎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有了統一的稱謂，分布居住在崖州沿海地區的黎族屬於「哈黎」方言區。

唐代，「哈黎」族群的經濟文化類型已從刀耕火種轉變為稻作農耕，生產力水平較高，宋代及明清古籍多稱其為「熟黎」。

宋代以前，海南島的棉紡織業領先於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地區，漢代能生產「幅廣五尺」（約合今3.5市尺） 的布匹上貢朝廷，說明黎族先民棉花種植和紡織技藝歷史悠久。

海南歷史上種植的是多年生的「吉貝棉」（ 屬亞洲棉種） ，多年生亞洲棉必須在月平均溫度高於15℃、冬季無霜凍的地方才能生長，海南島正好優先滿足這一要素，而華東地區在沒有引入一年生棉種前是不具備這個條件的。

因此，黎族棉紡織業最先發展的原因正是源於海南島得天獨厚的熱帶資源。

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一書中專門寫有「吉貝」條目，並指明「南海黎峒富有，海南所織多品矣」。

明人顧岕在《海槎余錄》描寫黎人開荒種植棉花尤為詳細：「黎俗，四月晴霽時，必集眾斫山木，大小相錯，更需五七日酷烈則縱火，自上而下，大小燒盡成灰，不但根干無遺，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轉鋤，種棉花，又曰貝花。

」

古往今來，「崖州被」及其精美紡織品成為黎族文化的代表作，享譽海內外。

黎族傳統紡染織繡技藝是海南省第一個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聯合國評審專家對居住在中國海南的黎族人民的紡織技術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些紡織技藝源遠流長，以口傳身授的方法世代傳承。

黎族紡織品及其紡織活動成為記錄他們歷史的重要方式和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中國棉紡織業和世界手工技藝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史籍關於黎族紡織品的記述不吝讚美之詞，如：「間以五彩，異紋炳然」的「黎飾」；從漢人那裡得到「錦彩」，拆其色絲，「間木棉挑織而成」的「黎幕」；「青紅間道，桂林人悉買以為臥具」的「黎單」；用貝飾紡線，以五采繡成若錦的「黎衤甬」；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几案的「鞍褡」，織成人物花鳥，濃麗燦爛，可以為衾褥幛幕，以有金絲間錯者為上的黎錦。

還有「素花假錦百褶而成」的「迦盤（吉貝音譯） 之衣」；「黎婦所制，上有花紋，黎人需為禮服」的黎襜，以及黎人別具一格的絞纈（染色）技術及其生產的「纈花黎布」，還有被後人譽之為東粵棉布之最美者的「白氎」，早於十二世紀初（北宋時）已在黎族聚居區出現。

陶宗儀在《輟耕錄》記載黃道婆回到故里傳授並創新的紡織品：「錯紗、配色、綜線、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燦然若寫。

」陶公著文所述，顯然具有黎族紡織業的工藝技術和圖案特色，因此，將黃道婆在崖州向誰學藝一一首先肯定向黎族人學藝是可以為證的。

黃道婆向臨高人學藝

臨高人族群是繼黎族先民之後較早登陸開發海南島的諸越民族後裔。

臨高話地名的分布說明：松濤水庫至南渡江北部是臨高人早期活動的地區。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海南島自「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

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首。

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桑蠶織績。

」這段關於海南原始居民的文獻，原以為是指黎族先民，但推敲文中提到「男子耕農，種禾稻薴麻」、「女子桑蠶織績」、「民有五畜」等，可以認定所記載的居民生產生活狀況應屬於臨高人先民，他們到達海南島東北部地區定居之後，已越過刀耕火種的階段，形成了農耕稻作經濟文化類型。

宋明之後， 隨著中原文化影響加深，臨高人聚居地社會經濟文教發展較快， 逐漸融合為漢族。

後來他們為生計陸續在海南沿海一帶遷徙定居，今崖州區仍有「臨高村」、「儋州村」，可證臨高人族群歷史上融合漢化的區域已包括古崖州地區。

史料記載海南歷史上出產絲織品，「儋州及瓊山烈樓多精者，遍地家織自用」（屈大均：《廣東新語》，清《臨高縣誌》記：「婦女業蠶桑，司紡織……田疇錯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織。

一夫力耕，歲可得米百斛；一婦紡織，年終得縑三匹。

所謂臨高絲者，其得貨可居也。

」）。

據黃佐《廣東通志》記述，明代初期，海口一帶已出現紡場，民家婦女在月明時也聚紡，說明紡場已形成一定規模。

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記： 「崖州組織綿線如布帛狀，繡人物花鳥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帳房，俗稱儋崖二帳。

」

上述史料說明海南臨高人從事紡織業歷史悠久，工藝精湛，不但「臨高絲，得貨可居」，「儋崖二帳」 同樣享譽嶺南海外。

紡織業的發展受到消費需求及市場營銷的影響，紡織機具與工藝技術的進步有發明→傳承→改革→創新的邏輯聯繫，從種桑、養蠶、繅絲、染織到葛麻加工、植棉彈絮、紡紗織布，其原料加工方法、工具織機結構與

操作技術要領，經歷相互借鑑→模仿→應用→改進→革新的過程，因此，黃道婆在崖州生活的歲月中，從臨高人絲織或葛麻、棉紗紡織使用的機具受到啟發，待她返松江後再跟故里工匠探討，設計並創造一整套加工棉花紗線的攪籽車、彈棉大弓、腳踏紡車乃至改進紡織機的結構與操作，從科技發明、應用、創新的規律來看，提出黃道婆向臨高人學藝的觀點也是可以成立的。

黃道婆向漢族人學藝

漢族人口遷移海南島，雖有人提出「秦有至者」，但多數學者認為自漢武帝平定南越在島上正式設郡之後。

明代大儒丘浚在《南溟奇甸賦》寫道：「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托所。

」陳正祥教授估計：「唐代之前，漢族移居海南島約2萬人，唐代增加至7萬，宋代超過10萬，元代又增加為17萬，明代為47萬，到清代中期則已增加到217萬」。

可見漢族人口大批量遷徙海南島，自宋元興起，明清為極。

崖州城鄉地處寧遠河中下游田野平原，地理環境優越。

來自中原大地、閩南粵西的歷代漢族移民，定居後稼穡于田園，捕撈于海洋，交易於市井，男耕女織，衣食無憂。

崖城相鄰三坊四廂的居民，軍話、邁話、閩南話等多種漢語方言並存交流，這一奇特的「方言島」現象，反映了崖州歷史文化之深厚、多元和包容。

海南棉紡織業在我國古代經濟史獨具一格，漢族移民功不可沒。

丘浚《吉貝》詩云：「吉貝傳從海上來，

性尤溫暖易栽培，富窮貴賤皆資賴，功比桑麻更異哉。

」歷代漢族移民因地制宜，開荒種棉，製作機具，紡紗織布，致力提高棉布質量產量和開發花色品種，長期熱銷海內外市場，廣受消費者喜愛。

漢族人民「機杼精工」（黃文裕賦）紡織的「瓊布」，以棉花天然素色為主，亦施藍靛或其它天然材料染色，不但被列為上貢的珍品，尤適合老百姓縫製衣服。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 紹興三年（1133年） 12月一次上貢京師的棉紡織品凡九種，海南島就獨占五種之多，即「海南碁盤布」、「海南吉貝布」、「海南青花碁盤布單」、「海南白布」和「海南白布被單」，有織匹幅長闊而潔白細密者，有絕細而輕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

宋人趙汝適特別指出： 海商貿易「惟檳榔吉貝獨盛，泉商興販，大率仰此」。

清初褚華《木棉譜》記： 「黃道婆，烏泥涇人，少淪落崖州海嶠間。

元貞間，攜踏車、椎弓歸，教人以捍、彈、紡、織之法，而木棉之利始溥。

」

黃道婆青少年時期在烏泥涇家鄉已經感覺棉花加工紡織的艱辛，而當她搭船遠航踏上崖州的土地，接觸到當地先進的紡織工藝，產生濃厚興趣和拜師學習的願望，執意留居崖州，跟隨早先定居的漢族人民從事棉花加工或紡織品生產經營，她在崖州生活數十年以紡紗織布為生計，為晚年返回故里的創新業績積累必要的知識和經驗，合乎情理。

因此認為黃道婆在崖州向漢族居民學藝，是可以相信的。

結 語

總而言之，海南島是一個移民島，歷史上遷徙上島的民族成分複雜多元，移民分布居住、流動的時間空間也時常發生變化。

崖州地處熱帶，古代居民因地制宜種植棉花、紡紗織布，日益發展成為千家萬戶謀生、謀利的傳統產業。

黃道婆雖然流徙海隅，但她聰明好學、勤勞誠懇、善結人緣，在崖州生活數十年，她利用各種機遇，認真學習黎族人、臨高人和漢族人的紡織技藝，取長補短，融會貫通，終於走上傳承→改革→創新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