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日據時期的台南開元寺(1896~1924)

這裏所謂盜賣寺產的劣僧，指的是開元寺第三十七代住持寶山常青。

根據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曹洞宗機關刊物《宗報》的記載，在日本領台之初，曹洞宗僧侶芳川雄 ... 略論日據時期的台南開元寺(1896~1924) 圓光佛學研究所　王見川 圓光佛學學報 第四期(1999.12) 頁279-291 　 頁280 一、前言 　　台南市的開元寺創於清初，原稱海會寺，是台灣著名的寺廟[1]。

這間寺院不僅歷史悠久，名列台灣二級古蹟，更重要的是它對近代台灣佛教的發展，關係頗深。

寺中法師如傳芳、得圓、證峰(林秋梧)、證光(高執德)等都是此一時代極為活躍和有影響力的法師。

　　不少學者，早已發覺台南開元寺的重要性，有所闡述[2]，如有的論者即將之視為日據時期的大法派“開元寺派”[3]的祖庭。

目前學界以江燦騰、李筱峰、慧嚴法師的研究，較具參考價值！不過由於以往研究者，未掌握相關原始史料如《台灣日日新報》、《正法輪》……[4]，以致開元寺在日據時期至戰後初期的發展與影響的研究上，仍存在不少空白。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上，利用《台灣日日新報》等資料，嘗試鈎勒台南開元寺在日據時期的部份圖像。

二、日據初期的開元寺 　　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係約成立，台灣正式歸屬日本所有。

在日本領台初期，各地秩序不穩、抗日活動頻傳，此外，亦有不少“土匪”出沒。

總督府當局為求恢復秩序，派兵進行敉平。

在征伐過程中，全台各大寺廟，大都被佔用，或作軍營，或作補給站、病院、學校……[5]。

不少歷史悠久的寺院、廟宇，就此一蹶不振。

　　面對這波政權轉移帶來的衝擊，台南著名古剎開元寺，亦出現致命的 1.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4-7，《古今談》27-28期，1967年6月。

2.盧嘉興前揭文，江燦騰＜台灣佛教史研究之百年回顧＞頁76-77、＜南台灣佛教大法派的崛起與戰後的轉型──高雄超峯寺和大崗山派＞頁204-205，二文俱收江氏著《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96年)中。

瞿海源《重修台灣省通志宗教篇》（南投文獻委員會，1992年）頁142-145、釋慧嚴＜日本曹洞宗與台灣佛教僧侶的互動＞頁120-133，《中華佛學學報》11期，1998年。

闞正宗《台灣佛教一百年》「台南開元寺」部份，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

3.闞正宗前引書頁81-86。

4.《台灣日日新報》為當時報紙，報導宗教信仰活動，頗為詳盡，且少偏見，而《正法輪》是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機關刊物，其中部份內容提及妙心寺派在台活動情況！ 5.王見川＜台灣民間信仰的研究與調查──以史料、研究者為考察中心＞頁33-35，《宜蘭文獻》36期，1998年。

溫國良＜日治初期日人占用台灣寺廟概況＞頁164-173，《台灣風物》49卷2號，1999年。

　 頁281 危機。

在後人保留的資料中說：日據的初期開元寺“僧徒四竄，寺宇頹落、鐘鼓聲沉、寺被強人所佔與劣僧盜賣者有半”[6]。

這裏所謂盜賣寺產的劣僧，指的是開元寺第三十七代住持寶山常青。

根據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曹洞宗機關刊物《宗報》的記載，在日本領台之初，曹洞宗僧侶芳川雄悟、若生國榮到台南一帶慰問軍隊兼佈教，吸收不少齋堂、寺院簽約加入曹洞宗，開元寺即是其中之一。

當時的開元寺住持即是寶山常青[7]。

　　資料記載，寶山常青曾與曹洞宗佐佐木珍龍作漢詩、相唱和[8]。

由此可知，寶山常青有一定文化水平。

明治29年7月盂蘭盆節時，他在若生國榮、芳川雄悟指導下，在開元寺改用日本式的施餓鬼方式[9]。

此外，他已十分日本化穿著曹洞宗大本山管長下賜之安陀衣與曹洞宗布教使會面[10]。

從《宗報》資料可知，寶山常青狐假虎威借著曹洞宗聯絡寺廟名義，巧取不少租息。

後被告到官方，責付曹洞宗芳川雄悟處分[11]。

迄明治30年7月，《宗報》尚記載寶山常青來訪之訊息[12]，由此可知，此時他尚為開元寺住持。

　　慧嚴法師認為：自明治28年（1895）以來，開元寺的住持在寶山常青以後，可能依序是玄精法通（明治36年，西元1903年任職）、永定師（任職年代不詳）、傳芳師（1913~1918在職）、成圓師(任職年代不詳)、得圓師(1921~1938年還在職吧！)[13]。

　　這樣的看法，不太正確！ 　　根據鄭卓雲手抄開元寺歷代住持，在寶山常青之後，開元寺住持如下： 第三十八代  妙諦禪師 第三十九代 妙覺禪師 第四十代 義心禪師 第四十一代 永定宏淨禪師 6. 闞正宗前引書，頁75。

另參見朱其昌《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佛光出版社，1977年)頁441，曾景來《台灣宗教迷信陃習》(台灣宗教研究會，1938)頁33。

7.曹洞宗《宗報》15號，頁15-16。

8.佐佐木珍龍著、菅原洞禪編《隆明一塵》初篇下（修養世界社，1912）頁170。

9.《台灣新報》明治29年9月23日。

10.曹洞宗《宗報》15號，頁15-16。

11.曹洞宗《宗報》15號，頁16。

12.曹洞宗《宗報》20號，頁15。

13.釋慧嚴前揭文，頁121-123。

　 頁282 第四十二代 玄精法通禪師 第四十三代 清源傳芳禪師 第四十四代 成圓印　禪師 第四十五代 得圓印如禪師[14] 江燦騰認為：開元寺第一代住持為志中法師來自泉州承天寺，出身臨濟宗。

此後，開元寺歷代住持基本上是按臨濟宗“福、善、成、寶、妙、義、永”派字[15]。

由上引文來看，開元寺住持到第四十二代時實際上是按照臨濟字號，由臨濟弟子擔任。

不過，在鄭卓雲寫的＜現在永定禪師略歷＞卻言及：永定禪師，明治三十一年出家圓頂，禮義敏上人為師，住台南開元寺，勤謹服務，歷監院兼住持，明治三十六年辭退該寺住持，改兼崗山超峰寺住職[16]。

為什麼永定禪師是“監院兼住持”，並在明治三十六年辭退開元寺住持，另兼重要性不如的超峰寺住持呢？是如學者所言，因派系鬥爭出走？亦或另有其他原因？曾景來日據時期寫的＜開元寺物語＞中，提到一點線索： ……從來開元禪寺住持一職，要到福建省閩縣鼓山湧泉寺修業，才有被任用資格。

此一慣例繼續至大正四年釋傳芳退職，此後即被廢除。

[17] 由此可知，永定禪師因未到福建鼓山湧泉寺深造或受戒，所以沒資格當正式住持，只能以監院兼住持。

明治三十六年，出身開元寺，遊學鼓山湧泉寺的玄精法師，一回到台灣，隨即接任開元寺住持，而永定法師回復監院身份，輔助玄精法師整建開元寺。

　　資料記載，玄精法師，俗姓蔡，名漳，世稱蔡真人，清光緒乙亥年生於鹽水港廳布袋嘴。

在明治二十八年，皈依龍華派，後投開元寺傳芳法師門下出家，尋往鼓山湧泉寺受戒、學禪三年[18]。

明治三十六年(1907)返台，接任開元寺住持。

在鄭卓雲寫的略傳中稱他主持開元寺時寺宅圮壞，清景荒 14. 昭和5年4月23日鄭卓雲致普現上人(李添春)信。

該信共2頁，用的是“臨濟宗總本部教務所”用箋。

感謝江燦騰提供這份資料！ 15.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頁205。

16.鄭卓雲＜台灣開元禪寺沙門列傳──現在永定禪師略歷＞頁20，《南瀛佛教》9卷9號，1931年。

17.曾景來前引書，頁330。

另見大正年間編成的《寺廟台帳》台南州「開元寺」組織系統部份。

18.鄭卓雲＜台灣開元禪寺沙門列傳──玄精上人＞頁30，《南瀛佛教》9卷8號。

　 頁283 涼。

乃矢志與永定監院，協力重修三寶殿，大眾一時群集，而重興宗風[19]。

其實，玄精法師不只重修開元寺的三寶殿而已，而是大規模的翻修，整建開元寺。

當時的報紙報導云： 重修開元寺……自入帝國版圖以來，住持視廟寺如傳舍，坐視廢墜，望其修理重興，似難概見。

幸而有鹽水港廳管轄內布袋嘴第一堡內蔡姓名漳，號曰玄精。

前去年往福州古山出家受戒兩三回。

聞在深山修行數年，後即買棹回台，返抵開元寺。

每日晨鐘暮鼓，課誦三回。

夜而禪坐……晝而墾地闢耕，種菜蒔花。

暇餘則到郡募緣。

凡該寺前殿以及三寶殿，至去年十一月，舉工興葺，約開修理費四千餘元。

經過本年八月終修竣。

然僅前殿、中殿而已。

而後殿於去月始行起手興修。

每日工人二十餘名，將廟蓋以及楹柱，盡行修葺。

奈緣金有限，修補乏金，所謂九仞之功，尚虧一簣。

……第以此回修繕，在玄精師之意見，極欲氣象全新，開拓規模，如內地之紫竹林，垂蔭檀越，功為不少。

是以就頹壞之佛殿，屢延工匠，勘估幾回，咸宜補葺，咸宜重新、咸宜加工構結，宜修築者非徒葺補其朽腐。

宜修繕者，不儘裝飾其外觀，必無失手創建之儀型。

如此整頓，非籌畫經費，實難苟完。

茲即修竣者，已於前中二殿，著有成績，寺內佛像經新，並設客堂分列等第。

其中有一椽裨室，花木秀麗，明窗爭凡，足邀文人學士，足跡光臨。

或到寺消遣、吟唱徵遂，繼而股坐裨室、講經室、齋飯室，種種均有頭緒。

而且此時寺內僧師十二名，每日除事佛外，培植寺內荒園、箇箇形忙，均無吸食芙煙者。

聞寺中規則，仿照古山寺例而行。

寸陰是惜、不敢虛度。

來月，延古山五六位大和尚誦偈談經，為闔郡迎新。

……。

[20] 這一篇，寫於明治三十八年(1908)十二月，作者是“台陽香火緣者”。

此人，當是台南地區的文人，撰寫此文，旨在幫助玄精法師募款，重修開元寺。

雖然文中不免溢美之處，但大體上反映出玄精法師： 　　(1)重新規畫、修建開元寺寺貌的努力。

19. 同前註。

20.《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8年12月14日。

　 頁284 　　(2)改革開元寺僧的生活習性（如戒鴉片煙癮）與確立新的寺中規範。

換句話說，玄精法師住持時代，開元寺內外環境，都依鼓山湧泉寺典範來重新形塑。

所謂的玄精法師在開元寺“重興宗風”，殆非虛譽！ 　　在如此短暫時間下，對開元寺進行外表與體質的改革，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玄精法師已離台數年，並沒有什麼人脈、與官方奧援！他之所以能迅速改造開元寺，主要是靠永定法師的協助[21]和自己的堅持與神通。

當時報紙即報導云： 開元寺住持法號玄僧……饒有佛家三昧。

其魂嘗自頸門脫出，人多有異者，稱之曰蔡真人。

……是是燕客，共慶落成。

僧曰：昨夜禪定時，魂飛天際，落於蔴豆林家，到此隨緣。

幾未半，适有電報齋來，云兩百金，尚待匯對，二十金先交，宛如言下所云，……而此僧亦類異矣。

[22] 由此可略窺，當時傳言玄精法師具神異能力及奇術，而這對開元寺募款甚有幫助！不過，他也因此在明治四十一年遭受政府取締。

《台灣日日新報》即云： 僧人受累……開元寺住持號玄精，人稱之曰蔡真人，為詐欺取財，被塩水港廳飛電於台南警務課，遞將該僧拏去一節。

頃細查其事云：玄精實受天禍也。

因塩水港廳有一野僧，每持怪術欺騙鄉下頑民，時有所聞。

此回為該廳擄到，訊問此術傳自何人，野僧認受之於玄精。

玄精以致被當道拘留，欲究其邪術惑眾。

然審問玄精之供，謂彼既受教於吾，須有僧教憑證，非虛言所能為師弟也。

以此視之，倘有詐欺，於茲精何與？[23] 在官方嚴加訊問之下，仍查無詐欺實據。

於是在地方士紳具保下，玄精法師於明治四十二年出獄，潛心修道[24]。

不久，即隨曹洞宗原田泰能布教使，留學日本，遠離台灣[25]雖說“詐財事件”疑案，最終證明與玄精法師無關，但這一場“官非”卻使開元寺的改革，為之頓挫，開元寺又 21. 同註16，頁20。

22.《台灣日日新報》明治38年9月9日。

23.《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8月28日。

24.《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2年4月30日。

25.同前註。

　 頁285 逐漸淪為藏污納垢之所[26]。

三、傳芳法師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之關係 　　在玄精法師離去後，開元寺又陷於群龍無首局面。

從現存資料來看，開元寺第四十三代住持傳芳，是在大正二年就任的[27]。

自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後，至大正二年，將近五、六年間，開元寺住持虛懸，實權由該寺監院永定、本圓與玄精弟子成圓掌握[28]。

當時，他們有什麼作為，目前尚難知悉！資料記載，傳芳法師字清源，號布聞，俗名陳春木，清咸豊乙卯年生，台南人。

他於光緒辛巳年，經榮芳法師介紹至鼓山湧泉寺出家[29]。

他是玄精法師之師父[30]！在鄭卓雲的傳記中，提及他是在大正二年癸丑應開元寺成圓監院之請，才回台灣，就任開元寺住持[31]。

實際上，傳芳法師早在明治四十三年，即已從鼓山返回台灣！《台灣日日新報》即云： ……傳芳在湧泉寺修真養性，經三十餘星霜，迄明治四十三年台北善慧師招其來台，講教於艋舺凌雲寺。

已有年矣。

台南三郊組合長許藏春氏，耳其名，且係台南人。

大正二年，聘其來南，將以住持開元寺。

因其不入籍，乃用完成師掛住持名，而以傳芳師行住持事。

[32] 這一則報導是在傳芳法師逝世時發佈，近似「行狀」。

從中可知，他在明治四十三年返台，活動於艋舺凌雲寺。

這個凌雲寺是寶海禪師募建的。

對照相關記載，應該就是觀音山凌雲寺[33]。

資料記載，寶海是傳芳徒孫，或許就是因此因緣，其另一徒孫本圓法師才會繼寶海法師為凌雲寺第二代住持！[34] 　　另據碑文記載，傳芳法師在明治四十五年，已回到故鄉台南發展！當時，他已“駐錫”開元寺，並獲得士紳林文賢等之護持，其女林朝治即為其 26. 《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1年9月10日＜污穢佛門＞，明治43年5月29日＜古剎傾頹＞。

27.鄭卓雲＜台灣開元禪寺沙門列傳－傳芳和尚＞頁31，《南瀛佛教》9卷8號。

28.《台灣日日新報》大正2年10月9日。

29.同註27。

30.同註18。

31.同註27。

32.《台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5月7日＜住持圓寂＞。

33.施德昌《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台灣佛教名蹟寶鑑》(台中民德寫真館，1941)「凌雲禪寺」。

34.同前註。

　 頁286 護法，設立“淨土會”，會員頗多，並贊助齋糧[35]。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傳芳法師尚非開元寺住持，故碑文中只稱其駐錫開元寺。

　　由於傳芳法師的輩份極高，履歷亦合開元寺規矩，且和台南地區紳商有交情，大正二年，他就當上開元寺住持，但因其未入籍，是中國人，故形式上不能具名而以成圓掛住持名！[36] 　　雖然如此，但這並不妨礙他行使權力。

開元寺在他的住持之下，漸具新氣象！從現存史料來看，傳芳法師在開元寺推動的第一個活動是傳戒！《台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十月九日報導： 開壇受戒 臺南市各寺廟僧侶多為半路出家，不知戒律為何物者。

惟北門外開元寺，時有福州鼓山湧泉寺僧為該寺之住持。

其寺內清規，較為嚴謹。

然亦未常建設冥陽普利之戒壇，者番該寺監院僧本圓、永定、成圓三上人，擬請自鼓山歸來之傳芳禪師，於來十八日（即舊歷十九日）乘觀音菩薩誕辰，傳授優婆塞優婆夷三皈五戒。

先於十四日（即舊歷十五日）開堂懺悔，十五日（即舊歷十六日）傳授三皈，十六日，即為舊歷十七日傳授五戒，十七日，（舊歷十八日）演說十二威儀，十八日（即舊歷十九日）沾被甘靈，絡牒圓滿。

[37] 在傳芳法師的整頓下，開元寺風氣一變，報紙即說“自鼓山傳芳上人卓錫以來，院規十分整肅，諸僧持戒律亦嚴”。

[38] 　　大正六年，傳芳法師又在開元寺舉辦授戒會[39]，大正八年則舉辦四眾授戒會[40]。

在傳芳法師的帶動下，開元寺已逐漸展露自主性。

另一方面，傳芳法師體察時勢與教界狀況，慨嘆台灣佛教不振，於是想藉著日本佛教，改變台灣佛教本質。

關於此事，鄭卓雲的記錄如下： 35. ＜貞女林氏妙緣齋行碑記＞頁16，《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補遺篇，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9年。

36.《台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5月7日。

37.《台灣日日新報》大正2年10月9日。

38.《台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5月21日。

39.《台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12月15日。

40.釋慧嚴＜從台閩日佛教的互動看尼僧在台灣的發展＞頁258，《中華佛學學報》12期，1999年。

　 頁287 傳芳和尚每慨臺地佛教之不振。

乃携成圓、本圓、兩監院。

詣臺北臨濟護國禪寺。

訪長谷慈圓老師。

謀內臺佛教聯絡。

以圖同舟共濟。

闡揚臨濟宗風。

導島民共仰帝國皇恩。

果得一脈相通。

成聯絡之議。

大正六年丁已。

與長谷慈圓師。

丸井文學士。

航葦渡華。

遍歷諸名山。

視察各地佛教機關。

繼而觀光內地。

參詣京都妙心寺臨濟本山。

訪元魯大國師。

聽示禪宗法畏。

蒙賜大藏經文全部。

晉東京謁岡田文部大臣。

及柴田宗教局長。

蒙指示振肅世道。

啟發人心之嘉訓。

並拜覽天皇陛下御園。

參觀貴族眾議兩院。

歸臺之後。

盡瘁教化。

弘開授成法會。

大眾望風歸依者日盛。

大揚臨濟宗風翌大正七年戊午。

四月二十二日。

在開元寺示寂。

世壽六十有四歲。

[41] 由此可知，傳芳法師是在大正六年（1917）之前，與成圓、本圓到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佈教總部“護國禪寺”，拜訪當時該派佈教監督長谷慈圓，達成聯絡之議的！至於二者接觸的時間，在《台灣日日新報》中有則報導，提供一點綫索： 圓山臨濟寺長谷慈圓禪師……敍此番巡賜之動機。

以為前年赴台南開元寺會晤傳芳師，談及內地各宗本山情事，即勸傳芳師同渡祖國，一觀本山，傳芳師甚為欣慕。

此次之旅行，乃實踐前言者……[42] 由此可知，是在大正四年，長谷慈圓即找上開元寺傳芳，討論合作事宜！為什麼長谷慈圓、傳芳法師會在此時思考日台佛教合作、聯絡問題？恐怕是受外在環境變動的影響！眾所周知的，大正四年六月，余清芳在台南市西來庵藉宗教信仰、組織、動員群眾抗日，引起日本政府對台灣宗教的警覺與調查[43]！身處事件所在地的台南市宗教徒，紛紛表態形成組織或與日本佛教宗派合作，以避嫌疑[44]？這也是傳芳法師尋求日台佛教聯絡的強大動因。

　　相對於此，臨濟宗妙心寺派面對“西來庵事件”後的新形勢，也擬定新的傳教計畫，並於大正五年（1916），具體成形！此即為本島寺廟聯絡方 41. 同註27。

42.《台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3月27日。

43.王見川＜西來庵事件與道教、鸞堂之關係──兼論其周邊問題＞頁81-84，《台北文獻》直字120期，1997年。

44.同前註頁84。

　 頁288 策[45]！根據當事者東海宜誠的回憶，當時在規畫中，因中南部台灣一帶佛寺齋堂居多數，所以擬在開元寺，設立臨濟宗本部教務所，負責南部傳教、聯絡事宜[46]！由此可知，這是長谷慈圓與傳芳法師當時的合作要點之一。

此外，雙方尚協議（一）合作辦學事宜“鎮南學林”，以培養本島僧侶齋友水平[47]。

（二）到日本妙心寺大本山觀光、學習[48]。

這些事項，經由雙方往來談判，大致在大正五年，達成共識與決議！在這次合作談判中，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是由在台佈教監督，全程參與，而開元寺系統的與會者是住持傳芳、監院成圓、本圓。

經由傳芳、長谷慈圓的影響，身兼觀音山凌雲寺住持原屬日本曹洞宗的本圓，亦轉向臨濟宗妙心寺派合作！增田福太郎在調查中即說： 本寺原來因沈住持和曹洞宗的江善慧氏有深交的關係，屬於同宗，但大正五年北圓山臨濟護國禪寺的長谷川住持勸說本寺應屬臨濟宗，經過在信徒代表決議，完成了宗派變更手續。

現本寺的組織，在與內地的關係，總寺院為京都的妙心寺，本寺是其下院。

關於教義，一切受妙心寺指揮監督，但經濟上完全獨立經營。

[49] 開元寺傳芳、與本圓之所以離開曹洞宗，加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主要原因是未受曹洞宗重視和臨濟宗妙心寺派積極拉攏有關！開元寺早跟曹洞宗，建立關係，不過，曹洞宗對開元寺並不重視[50]，傳芳、成圓等，不只未成為曹洞宗布教師，開元寺亦未得到曹洞宗特別的恩賜！相比之下，臨濟宗妙心寺派就相當看重傳芳等人，除讓他們參與派內大事“鎮南學林”的籌設外，馬上安排到日本本山參訪，觀光，並由本山管長下賜開元寺系統萬壽金牌與大藏經，並將開元寺傳芳法師等人編入妙心寺派僧籍，而本圓法師亦在大正六年被任命為臨濟宗布教使[51]。

種種證據顯示，長谷慈圓對傳芳等人，頗為重視，因此確立二者的合作關係。

45. 王見川＜略論日僧東海宜誠及其在台之佛教事業＞頁371~372，《圓光佛學學報》3期，1999年。

46.同上註，頁362~363。

47.同上註，頁361。

48.同註46。

49.增田福太郎《東亞法秩序序說》頁226，此譯文乃採黃有興譯文。

50.與曹洞宗對靈泉寺住持、法雲寺住持的方式相比，開元寺更明顯受忽視！ 51.前者見《寺廟台帳》台南州開元寺部份，後者見施德昌編《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台灣佛教名蹟寶鑑》(台中民德寫真館，1941)「凌雲禪寺」部份。

　 頁289 　　資料記載，在東京之行後，傳芳深受感動，大正六年八月其門下證真即云： 今上天皇陛下御金牌一基，臨濟祖師舍利塔一座，被下附七條金襴袈裟二領及安陀衣五肩。

即今多受本山恩澤，雅意提攜，吾人何以能報，惟一身盡瘁於宗教也。

[52] 他隨即舉辦授戒暨奉迎金牌法會，大揚臨濟宗風[53]！大正八年五月，傳芳因病逝世[54]，由成圓接任住持！ 四、從成圓到得圓住持 　　關於成圓法師，慧嚴法師推測說：他任開元寺住持是在1918年4月傳芳師示寂以後，迄得圓法師接任間，即1918~1921年之間[55]。

這個說法與盧嘉興的意見，大致相同[56]。

其實，這樣的說法，並不正確！照當時報紙記載，傳芳法師並非死於大正七年四月，而是卒於大正八年五月一日[57]。

由此可知，成圓法師接任開元寺住持，應在此之後。

至於其確切時間，參照大正八年八月七日的《台灣日日新報》「詩壇」載＜祝開元寺成員和尚晉山式＞，最晚在此時他已是開元寺住持！[58] 　　資料記載，成圓法師俗姓鄭，名從興[59]，是玄精法師之徒弟，興觀音山本圓法師同屬師兄弟[60]！他接任開元寺住持後，遵守傳芳法師與臨濟宗妙心寺派長谷慈圓的決議，故在大正八年農曆十一月十一日舉辦之四眾戒法授戒會中，邀請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派管長代理梅山玄秀為主戒、台灣佈教監督山崎大耕為導師[61]。

在開元寺與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聯絡之時，成圓法師亦維繫與中國佛教之往來，如大正八年的授戒，即請鼓山湧泉寺雪峰達本和尚 52. 轉引自釋慧嚴前揭文，頁125。

53.同上註，頁126。

54.《台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5月7日。

55.釋慧嚴前揭文，頁123。

56.盧嘉興前揭文，頁11。

57.《台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5月7日。

58.《台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8月7日。

59.《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8月4日＜開元寺財產問題＞。

60.釋慧嚴＜日本曹洞宗與台灣佛教僧侶的互動＞頁125。

61.《台灣日日新報》大正8年12月8日。

　 頁290 為開堂！同年，他並到浙江南海普陀山迎觀音奉祀[62]，隔年，當泉州承天寺會泉法師到大崗山超峰寺講經，允許弟子徹淨請假一月侍講。

[63] 　　大正十年，台灣佛教界的形勢，有了大變化，即全島性的佛教聯合組織“南瀛佛教會”，已在籌備[64]！開元寺僧對此，參與頗為積極！除提供埸地，供該會三月在台南州說明協議之用外，成圓、得圓、捷圓都參與協議會討論[65]！當時，成圓法師以開元寺住持資格，當選為“南瀛佛教會”創立委員[66]。

1921年3月25日，“南瀛佛教會”正式成立，成圓法師為十三位幹事之一。

[67] 　　根據《南瀛佛教會會報》，成圓法師頗為積極參與會務，除推派徒弟詮淨、慎淨參加第一回講習會外[68]，亦爭取到主辦“南瀛佛教會”第二回講習會（1921.11.14）的機會[69]！“南瀛佛教會”編輯即稱讚他“創立本會以來，功績不尠”。

[70] 照理來說，如此大作為（貢獻）的住持，在鄭卓雲記錄中，怎麼會不見踪影呢？又突然放棄開元寺住持之職，旅行在外，久而不返呢？《台灣日日新報》上一則報導，提供一點綫索： ……台南古剎之開元寺。

自數年前，往職鄭從興拐人妾、携重金，作鴻飛杳杳後，迄今管理人一席，雖魏松氏監管萬端，然未正式公認。

爰去七月二十七日晚二時，在同寺講堂，開管理人選舉總會。

出席者有紳商施主等，約三十餘名。

屆則公推僧客東海宜誠師為議長，登壇上曰：從來開元寺，雖前鄭從興為管理。

然自大正十一年一月退職後，管理事務上，多感不便。

爰議今日開選管理……內有多數者為二十枚，選魏松氏為管理人，陳鴻鳴、翁螺、謝群我三氏為信徒總代， 62.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0年3月28日。

63.《台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7月9日。

64.《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1號，頁19。

65.《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1號，頁21。

66.同上註。

67.《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1號，頁23。

68.《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1號，頁24。

69.《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1號，頁25。

70.《南瀛佛教會會報》2卷4號，頁32。

　 頁291 滿場一致可決……[71] 由此可知，成圓法師（鄭從興）因犯色戒捲款逃跑，所以被開元寺除名，這就是鄭卓雲未提及他的原因。

此事發生於大正十一年一月。

也就是說，在大正十一年一月之後，開元寺住持一職又出缺了！循此來看，鄭卓雲記錄：得圓法師（魏松）大正十年被選為開元寺住持一事，並不正確！ 根據上述引文，成圓法師在大正十一年一月，離開開元寺後，該寺寺務由得圓法師監管，至大正十三年七月二七日，得圓法師方由信徒選舉為開元寺管理人。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擔任管理人之前，他早在大正十二年八月已任開元寺住持。

台灣寺廟設管理人，自日據時代開始。

就寺院來說，一般住持由法師擔任，世俗紳商是管理人。

開元寺在成圓法師時代，很難得的是住持兼管理人，所以擁有較大自主空間。

在成圓法師離開開元寺後，住持虛缺很快由得圓法師接任，但是管理人却延至大正十三年七月才底定！但不久，又起風波，迄昭和初期，開元寺仍紛爭不斷，大大阻碍了開元寺的發展！開元寺管理人之所以紛爭不已，難以產生，主要是開元寺寺產豊厚，引起各紳商之覬覦！ 五、結語 　　在得圓法師接任開元寺住持兼管理人後，“南瀛佛教會”中原屬成圓法師的職務，就由得圓法師接替！而得圓法師在住持任內的主要活動除參與“南瀛佛教會”的相關活動外，大致有四： 1.解決寺內紛爭！ 2. 配合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南部的活動！ 3. 培養青年佛教人才林秋梧赴駒澤大學就讀。

4. 皇民化期間，退位將住持交給高執德(證峯)。

這期間是開元寺的另一高峰期，因時間所限，只好留待下次再討論。

71.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