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 曉茵萬事通

雖然起義前后不及一月，規模也不算大，但因當時正值“康乾盛世”，使清朝統治者受到很大震動。

嘉道年間，各類民變頻發，其中尤以1796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 ，影響最大。

1796年 ... 搜索 南京條約 條約契約|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TreatyofNanking），又稱“萬年和約”、“白門條約”、“江寧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 不平等條約 。

該約于1842年8月29日（ 道光二十二年 七月二十四日），由清廷代表 耆英 、伊里布、 牛鑒 與英國代表 璞鼎查 在停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 皋華麗號 上簽訂，標志著 第一次鴉片戰爭 的結束。

《南京條約》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國：（1）割讓 香港島 ；（2）向英國賠償 鴉片 煙價、商欠、軍費共二千一百萬 銀元 ；（3） 五口通商 ，開放廣州、福州、廈門、 寧波 、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允許英人居住并設派領事；（4） 協定關稅 ，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餉費， 中國海關 無權自主；（5）廢除 公行制度 ，準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等。

此外，也規定雙方官吏平等往來、釋放對方軍民以及英國撤軍等事宜。

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7月22日、10月8日，耆英與璞鼎查又先后簽訂中英《 五口通商章程 》和《 虎門條約 》，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和細則，將協定關稅和租界制度予以落實，并使英國取得 領事裁判權 、 片面最惠國待遇 等權益。

《南京條約》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關稅主權，便利了英國對華的 商品輸出 ，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南京條約》簽訂后，西方列強趁火打劫，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一步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并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條約背景 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滿清王朝已處于衰亂中。

各民族、各階層間（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 白蓮教 、 天地會 先后起事。

在政治上，清廷仍維持君主專制制度，“多磕頭少說話”成為官場的金科玉律， 吏治腐敗 ，貪污成風，財政支絀。

在經濟上，一方面，人地矛盾突出， 土地兼并 劇烈，農民破產、流亡；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萌芽處于緩慢發展中，而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著的自然經濟，仍有力地抵抗著西方工業品的輸入。

在對外貿易和交往上，清政府除幾度設置“公行”（即所謂“ 廣州十三行 ”）專責管理對外貿易事宜外，自 乾隆年間 對西方國家僅開放廣州作為沿海通商口岸（ 一口通商 ）。

同時，中外民事（例如“商欠”）、刑事糾紛層出不窮，爭端逐漸擴大。

十七世紀的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 之后，英國逐漸確立 資產階級代議制 （議會制、政黨政治）、 君主立憲制 、 責任內閣制 。

其資本主義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大批的新企業、雄厚的資金、廣大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場的強國，并在此基礎上發生了 工業革命 。

對外，急于開拓更大市場和獲取更多工業原料的英國進一步發動侵略戰爭，1824年（ 道光 四年）侵占了 新加坡 、侵入 緬甸 ，1838年（ 道光十八年 ）威脅伊朗訂立不平等條約，1839年（道光十九年）發動了對 阿富汗 的戰爭，等等。

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和扭轉對華 貿易逆差 ，英國更采取了 鴉片貿易 的手段。

圍繞外交和貿易問題，中英雙方也有過若干接觸，然而無論是馬 戛 爾尼使團、阿美士德使團的訪清，還是鴉片戰爭前夕 律勞卑 與 盧坤 、 義律 與 鄧廷楨 的交涉，都因種種原因而沒能取得成果。

中國國情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清朝 前中期，國家統一，社會相對安定，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環境，特別是康、雍、乾三朝，社會經濟發展很快。

但承平日久，社會風氣日趨奢罪，社會矛盾潛滋暗長。

清王朝在腐朽落后的觀念支配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處于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國家開始由盛轉衰。

到18世紀后期，清王朝已然衰相畢現，危機四伏。

政治上，吏治日益腐敗，漸成 痼 疾。

官員貪污納賄，成為普遍現象乾隆皇帝的寵臣 和珅 ，利用手中權勢，結黨營私，賣官鬻爵，大肆貪污。

嘉、道之后，此風愈烈。

各級文武官員，乃至幕僚、書吏、差役，侵占公餐，搜括民財，無所不用其極。

自朝廷以迄州縣，官吏大多玩忽職守，以延宕推諉為常態，以敷行了事為常法，以致弊政叢出。

各地刑名案件拖沓，積壓重重，冤假錯案，數不勝數。

嘉慶皇帝曾哀嘆:“當今大弊，在“因循息玩’四字”，群臣‘悠忽為政’，積習難返。

”百姓深受官吏壓迫，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

經濟上，土地兼并加劇。

財政人不戴出。

嘉慶、道光時期，土地日益集中，從皇室貴族、官僚到 庶民地主 ，均瘋狂兼并土地。

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后，不得不租種地主土地，既要向國家繳納各種課稅，又遭到地主、豪紳苛重的盤剝，生活狀況困苦不堪。

嘉慶、道光以后，各地流民顯著增多。

嘉慶朝后，朝廷稅賦虧空愈益嚴重，財政開始入不敷出。

道光年間，鴉片輸人引起 白銀 外流，財政狀況更為惡化。

為彌補財政虧空，開辟財源，清政府廣開捐納，出賣官職以斂財。

至道光后期，已出現“捐班之道、 府、州、縣 已居天下十分之半”的局面，這些官員變本加厲地對百姓進行盤剝。

人口的快速增長，也日漸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康熙 末年，全國人口突破1億， 乾隆 末年達到3億以上，到道光時期達到4億左右。

人口激增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引起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許多失去家園的下層民眾淪為流民。

大量流民的存在，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潛在因素。

軍事上，軍隊腐化墮落，軍備廢馳。

清朝前期，八旗、綠營為穩固清朝統治發揮過重要作用，但中期以后，日漸喪失戰斗力。

清軍軍官不以軍務為事，營私舞弊，榨取賄賂，侵吞兵餉，過著腐朽的生活。

土兵則紀律敗壞，操演廢弛，經常搜刮百姓，貽害地方。

到道光時期，軍中吸食鴉片成風。

從乾隆末年開始，遇有重要戰事，清廷不得不招募鄉勇，軍隊“不能衛民，而轉率民以充兵"。

同時，清軍武器裝備落后、主要以 弓箭 、刀矛等冷兵器為主，少量裝備 火繩槍 、 滑膛炮 等老式武器。

戰船 很多以“薄板舊釘”制成，“遇擊即破”。

這樣的軍隊，難以擔負起保衛國家的責任。

文化思想上，實行文化專制。

清朝統治者把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 程朱理學 作為官學，將朱嘉集注的 四書章句 作為科舉考試的準則。

屢興文字獄，用高壓手段消除反清意識，嚴密控制人們的思想，整個思想文化界戴著沉重的 桎 梏。

到清中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漸突出，社會險象環生，下層民眾的反抗斗爭日趨激烈。

1774年，山東發生了清水教王倫起義。

起義軍在數日之內發展到了千人以上，連克 壽張 、堂邑、 陽谷 、 臨清 等地，威脅漕運要道。

清廷派大學土舒赫德率軍前往鎮壓，起義最終失敗。

雖然起義前后不及一月，規模也不算大，但因當時正值“康乾盛世”，使清朝統治者受到很大震動。

嘉道年間，各類民變頻發，其中尤以1796年爆發的 白蓮教起義 ，影響最大。

1796年，湖北、四川、陜西等地的白蓮教支派先后起義，這次起義規模浩大，持續了八年時間，波及楚、川陜和周邊廣大地區。

清政府為鎮壓起義，先后調動數十萬軍隊，耗費近兩億兩軍費，以致財政空虛，所受打擊極為沉重。

1813年9月， 天理教 (白蓮教支派)首領 李文成 等率眾在河南滑縣起義，其后迅速發展到直隸、河南、山東三省。

直隸天理教首領林清率領一支起義軍，于10月初一度攻入皇宮，使清廷陷入混亂和恐慌之中。

這次起義雖然很快失敗，但它強烈地震撼了清朝最高統治者。

到鴉片戰爭之前，清朝統治危機四伏，日益衰敗，不復再有盛世氣象。

英國國情 正當清王朝國勢衰微、日益沒落的時候，歐美資本主義卻迅速發展起來。

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出現于西歐封建時代后期。

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期，歐洲各國先后完成 資本原始積累 ，為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各國相繼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歐美各國相繼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西方列強具備了雄厚的經濟、 軍事實力 ，為其大規模的海外擴張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他們將貪婪的目光瞄準了東方正在沉睡的中國。

18世紀中葉，英國率先發生工業革命，一躍成為“ 世界工廠 ”，并稱為海上霸主，大肆進行海外殖民擴張。

1820年，英國的工業總產量為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50%，其對外貿易占世界總額的18%。

1830年 ，英國的原煤產量占世界的70%，布匹和鐵產量均占世界的50%，1820-1850年間，五金制造占世界的40%，修建了6308英里的鐵路。

到1851年，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5.23億英鎊。

到鴉片戰爭前夕，英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

工業的飛速發展刺激了瑛姑資產階級開辟新的海外市場和原料供應低的需求。

英國先后侵占了印度、新家坡、緬甸、伊朗和阿富汗等地。

1637年6月，英國艦隊到達澳門，擅闖 珠江 ，并炸毀 虎門炮臺 。

1792年，英國以補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為馬嘎爾尼名，派遣 馬戛爾尼使華 ，提出增設通商口岸，在京設立商館，給予 舟山 附近小島建立貿易商站等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絕。

1808年 ，英印總督借口防御法國兵船，“保護”貿易，派艦隊強行在澳門登陸。

1816年，英國派阿美士德使華，爭取貿易全案啦，但是同樣失敗。

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號到中國沿海航行，搜集情報，繪測地圖，為武裝入侵中國做足準備。

1838年，英國又派 海軍少將 馬他倫率兵艦進入廣州內河。

通過這些活動英國成為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急先鋒。

鴉片戰爭起因 1840年（ 道光二十年 ）6月，英國以 林則徐 “ 虎門銷煙 ”等為借口，發動侵華戰爭，史稱“鴉片戰爭”。

英軍攻占定海，北上天津。

清廷恐懼，派琦善與義律和談。

和談期間，英軍突襲并攻占大角、沙角炮臺（沙角之戰），迫使 琦善 與之初步達成《 穿鼻草約 》（約定對英賠款六百萬元等），后又攻占香港島。

道光帝因沙角之戰而愈加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 道光二十一年 一月五日）下令對英宣戰，繼而得知香港被攻占，又下令加派 奕山 為剿逆將軍，增兵廣州，否認《穿鼻草約》。

然而，英軍在 虎門之戰 、 廣州之戰 中均獲得勝利，于是奕山又與英方達成《 廣州和約 》，仍是對英賠款六百萬元（另賠償夷館損失三十萬元），作為“贖城費”；并對道光帝加以欺瞞，宣稱是行商累積的欠款，企圖敷衍了事。

盡管如此，英方仍蓄意擴大戰爭與戰果。

在巴麥尊等人的推動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 英國內閣 否認草約，并以璞鼎查（SirHenryPottinger）替換義律。

英軍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廈門、定海（第二次攻陷）、 鎮海 、寧波。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軍擊敗 奕經 的反攻。

浙江巡撫 劉韻珂 見事不可為，請求派遣與英方有過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

道光帝迫于無奈，派遣耆英擔任杭州將軍，伊里布隨往。

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軍又攻陷乍浦，繼而于6月16日攻陷吳淞，7月21日攻占 鎮江 ，以切斷 京杭大運河 。

8月4日，英國 軍艦 駛抵南京下關江面，英軍從 燕子磯 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

簽約過程 英軍到達南京后， 兩江總督 牛鑒向英軍求和。

8月8日，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首先到達，派其仆人 張喜 兩度前往英方軍艦，會晤翻譯 馬儒翰 （JohnR.Morrison）。

欽差大臣耆英到達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議定和約，否則開炮攻城。

雙方共在 靜海寺 內議約四次，也曾在 上江考棚 等處議和。

8月17日，江寧布政使 黃恩彤 與馬儒翰商定了條約內容。

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許。

談判過程中，耆英等人屈從英方要求，沒有進行反駁。

關于鴉片問題，璞鼎查曾勸說中方代表，由中國停止禁煙政策，并可對進口鴉片征稅。

對此，黃恩彤提出日后再議。

這是因為，黃恩彤、耆英等預料到道光帝為了顏面，不會正式 弛禁 ，不如置之不問。

從開始議約到正式簽約前，耆英、伊里布、牛鑒曾應璞鼎查邀請登艦，而璞鼎查也上岸答拜。

然而英軍在此期間仍未停止搶劫行為，引發了鴉片戰爭中最后一戰—— 靖江保衛戰 。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牛鑒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軍軍艦“康華麗號”（又譯“皋華麗”、“漢華麗”，Gornwallis）上正式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其中的中文文本系由英國人譯成。

不久，中方支付第一期600萬元的賠款。

同年9月，道光帝批準簽訂后的條約，但認為仍有需要斟酌之處。

9月15日，英方收到中方批準文書，代表團秘書麻恭立即回國請 維多利亞女王 批準條約，而英軍艦船也逐漸撤出長江。

與此同時，雙方繼續進行磋商，在彼此照會中，闡明以后的商人欠款，官方不代為償還，同時英方承諾不會庇匿“奸民”；尤其是約定如果中英人民涉訴，“英人歸英人自理，華民由中國訊究”，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權，并形成了《江南善后章程》。

9月24日，道光帝予以同意，而該《章程》也成為《南京條約》附約《虎門條約》的藍本。

12月28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批準《南京條約》。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耆英與璞鼎查在香港舉行《南京條約》換約儀式。

條約原文 茲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來之不和之端解釋，止肇釁，為此議定設立永久和約。

是以 大清 大皇帝特派欽差便宜行事大臣 太子少保 鎮守廣東廣州將軍宗室耆英，頭品 頂戴花翎 前閣督部堂乍浦副都統 紅帶子 伊里布；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主特派全權公使大臣英國所屬印度等處三等將軍世襲男爵樸鼎查；公同各將所奉之上諭便宜行事及敕賜全權之命互相較閱，俱屬善當，即便議擬各條，陳列于左： 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列，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

今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后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因大清欽差大憲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準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原價。

凡大英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且向例額設行商等內有累欠英商甚多無措清還者，今酌定洋銀三百萬圓，作為商欠之數，準明由中國官為償還。

因大清欽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強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圓，大皇帝準為償補，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國因贖各城收過銀兩之數，大英全權公使大臣為君主準可，按數扣除。

以上三條酌定銀數共二千一百萬圓應如何分期交清開列于左： 此時交銀六百萬圓； 癸卯年 六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共銀六百萬圓； • 甲辰年 六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共銀五百萬圓； 乙巳年 六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共銀四百萬圓； 自 壬寅年 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圓。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數，則酌定每年每百圓 加息 五圓。

凡系大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等，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準即釋放。

凡系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候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譽錄天下，恩準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

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后，即準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按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分。

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大清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

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稟明字樣為著。

俟奉大清大皇帝允準和約各條施行，并以此時準交之六百萬圓交清，大英水陸軍士當即退出江寧、 京口 等處江面，并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

至鎮海之招寶山，亦將退讓。

惟有 定海縣 之舟山海島、 廈門廳 之古浪嶼小島，仍歸 英兵 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

以上各條均關議和要約，應候大臣等分別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親筆批準后，即速行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冊，以昭信守；惟兩國相離遙遠，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繕二冊，先由大清欽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各為君上定事，蓋用關防印信，各執一冊為據，俾即日按照和約開載之條，施行妥辦無礙矣。

要至和約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國記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寧省會行大英君主汗華麗船上鈴關防。

后續事件 簽署附約 中英《南京條約》簽署后，對英方而言相關約定尚不夠具體，不能完全滿足其商務和政治的需要；對中方而言，則顧慮日后雙方接觸更為廣泛和深入，如無明確章程，難免再生事端。

尤其是按西方標準制定的通商條款，對不了解西方商業制度、而又仍持天朝觀念的清政府來說難以執行。

為此，中英繼續交涉，商定具體實施過程中相應的細則。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換約當日，耆英與璞鼎查達成《過境稅聲明》，附在《南京條約》后。

7月22日（六月二十五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 》公布施行。

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訂立《 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 》，即《虎門條約》。

通過這些附件條約，英國在中國攫取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等許多特權。

履行條約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京條約》換文當日，璞鼎查在 港督府 宣讀《英王制誥》（又稱“香港憲章”、“ 英皇制誥 ”，HongKongLettersPatent），并公布有關建立 港英政府 的英王特許令，宣誓就任第一任香港總督，還下令以女王的名字將港島北部新市區命名為“ 維多利亞城 ”。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7日， 廣州口岸 恢復貿易；11月2日，廈門開埠；11月8日，英國領事 巴富爾 到達上海，11月17日開市。

關于寧波，經浙江省方面催促，英國領事羅伯 聃 （T.Robert）于12月19日抵達，商定于1844年1月1日開市。

至于福州，英國領事李太郭（G.T.Lay）于1844年（ 道光二十四年 ）6月30日方才抵達，此后不久便實際發生中外商貿往來，但閩浙總督劉韻珂對福州開市加以抵制，并未正式宣布開市。

《南京條約》確定的2100萬元賠款，折合銀兩約為1470萬兩，后來中方共實際支付1476萬兩。

美法效尤 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清政府代表耆英與美國代表 顧盛 在澳門望廈村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條約內容可歸納為：美國享有英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美國兵船可自由出入中國通商口岸；美國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擴大領事裁判權。

1844年10月2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清政府代表耆英與法國代表拉萼尼在廣州黃埔的法國戰艦上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

條約內容可歸納為：法國享有英國、美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法國可在五口租地建立教堂，中國有保護教堂的義務。

西方列強利用《南京條約》的附約《虎門條約》的規定，紛紛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造房屋、劃定租界。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G. Balfour ）與上海道宮慕久議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一個區域作為英租界。

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 ）、1849年（二十九年）美、法兩國也相繼在上海強行劃定租界。

后來，租界制度逐漸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

爭端再起 在履行條約的過程中，英方曾借口清政府不允許在福州城內建立洋樓，拖延交還 鼓浪嶼 和舟山，其中舟山到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 ）才交還。

此外，針對英國人進入廣州的要求，還發生了 廣州反入城斗爭 。

耆英對英方加以敷衍，未能解決問題。

后經新任 兩廣總督 徐廣縉 與英國領事文翰交涉，此事才勉強暫告平息。

然而，英方仍不滿足于《南京條約》，尤其是謀求進一步增加通商口岸，1856年（咸豐六年），終于借 亞羅號事件 發動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 。

總述 《南京條約》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與作為附約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即《虎門條約》），產生重大歷史影響。

從社會性質上看，《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政治上，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經濟上，中國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由于戰后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入侵而逐漸解體，中國經濟也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

依據革命史觀，隨著社會性質的改變，階級斗爭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

社會的主要矛盾，由 地主階級 和農民階級的矛盾，開始轉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社會革命任務（革命對象）也發生變化，中國人民肩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

對英國來說，《南京條約》將其軍事侵略的結果確定下來。

而《南京條約》及其附約賦予的各項特權，有利于其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 商品傾銷 和 資本輸出 ，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同時，也便利了其對華政治控制、文化滲透。

政治喪失主權 在《南京條約》及其附約中，英國人相繼取得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劃定租界、片面的 最惠國待遇 （利益均沾）、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

這些條約損害中國領土主權、關稅主權、貿易主權、司法主權達百年之久，也便利了資本主義列強的進一步對華侵略。

其中，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和片面地最惠國待遇更被認為是“束縛 半殖民地國家 的三條重要鏈鎖”，而對中國來說，它們都是由《南京條約》及其附約首先確定下來的。

中國若干權益的喪失，不完全是外國侵略者的強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統治者的主動奉送。

諸如劃定租界、協定關稅、確立領事裁判權等等，都體現出這一點。

清廷危機 《南京條約》使中國的社會矛盾日漸激化。

清政府大力搜刮，以彌補因鴉片戰爭和賠款而帶來的財政虧空，連下“籌劃經費”、“開捐輸”、“裁浮費歸公”、“多追商欠”、“查明私墾隱賦，勒限照例升科”等一大串的搜刮命令。

巨額軍費和賠款除直接構成清政府的財政負擔外，也間接加重人民負擔，激起民眾反抗，激化了階級矛盾。

另一方面，鴉片的進一步泛濫，也加速了清廷的腐化。

總之，《南京條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法律演化 《南京條約》也對中國法律的近代化產生影響。

一方面，《南京條約》使得中國在外貿管理制度上仿行西法或與西方接軌。

另一方面，清廷逐漸意識到領事裁判權的危害，而西方為維系該制度，除混淆“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的概念外，還以中國法律嚴苛落后為借口。

為此，清廷被迫向西方法律制度靠攏，由此引發 清末修律 的改革。

此外，隨著香港島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的法律制度開始適用于香港，使香港的法律體系呈現出明顯的普通法系色彩。

經濟 中外貿易 《南京條約》簽訂后，中國進口貨物數量一度猛增。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國輸華棉紗計621萬磅，較戰前加倍；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國輸華棉布達1.12億碼，為戰前的5倍，同年英國棉織品輸華總值達170多萬英鎊，而戰前為每年70萬英鎊左右。

然而，在中國自然經濟（也包括中國國內商品生產）的頑強抵抗下，進口貨物積壓嚴重。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以后，洋紗、洋布進口量顯著下降，到19世紀50年代才重新回升。

在普通商品貿易方面，中國也仍占有順差地位。

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繼續把鴉片作為主要的經濟掠奪手段。

中國鴉片進口量從19世紀40年代的每年四萬多箱，增長為19世紀50年代的每年約七萬箱；十余年中，進口總數達七八十萬箱，合銀元三四億。

出口方面，中國茶、絲出口幾乎呈直線增長趨勢。

茶葉年出口量，在19世紀30年代為5000萬磅強，1843年增為7000萬磅，1851年（ 咸豐 元年）將近1億磅。

絲的年出口量，戰前為1.2萬包，19世紀40年代后期約2萬包，1852年（咸豐二年）為3.2萬包，1853年（咸豐三年）為6.4萬包。

國內生產 進口貨物（例如洋布）的猛增，首先打擊了口岸附近的手工紡織業。

19世紀40年代中期，上海附近的松江、 太倉 等地的手工紡織業開始衰落。

在 廈門港 、 廣州港 的周邊地區，也出現了類似情況。

概括而言，中國東南沿海手工業者大量破產，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

但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也仍對洋貨起著抵制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的絲、茶生產隨著出口的激增而相應地發展。

但是，這種發展沒有可靠的基礎。

由于貿易受到外商的操縱，茶、絲商人的資本逐漸變為洋行的附屬品；有些商人服務或依靠于外國洋行，轉化為買辦。

外貿價格的控制，也加重了直接商品生產者所受的剝削。

經濟侵略 協定關稅，既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也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經濟。

關稅是保護本國工商業發展的重要工具， 關稅稅率 起著調整進出口貨物、保障本國工業品獲得市場的作用。

根據《南京條約》的附約的規定，中國海關征收的主要進出口稅率均有所降低，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更發展為“值百抽五”。

這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經濟半殖民地化的過程。

此外，在英軍直接掠奪、戰爭賠款、鴉片貿易及洋貨進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國白銀繼續外流，使得道光末年“ 銀貴錢賤 ”現象進一步加劇，一兩白銀兌換的 制錢 超過兩千文。

這對于金融、商業、手工業、農業等經濟領域都有不利影響，也加劇了清廷的財政危機，尤其是嚴重影響農民生計，被部分研究者認為是 太平天國運動 爆發的一個主要原因。

口岸變遷 五口通商后，各口岸發展并不平衡。

1853年（咸豐三年）起，上海取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外貿中心和商埠。

英美法 三國 相繼沿 黃浦江 設立租界，并不斷擴展，形成 上海公共租界 和 上海法租界 。

廣州也有緩慢發展。

廈門、寧波、福州起初發展欠佳，后情況發生變化。

至1859年（咸豐九年），福州茶葉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

60年代，寧波也形成了茶葉和生絲的出口基地，呈現出依賴于外國的單一原料供應地的典型圖景。

被割讓的香港，鴉片戰爭前原本人煙稀少，英國割占該島后，這里華洋雜處，人口激增。

英國將香港變成輸華鴉片的 轉運中心 和走私基地，同時，為增加歲入，特許 香港政府 實行鴉片專賣、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煙毒泛濫。

此外，香港也成為英國在 遠東 的軍事和商業基地，給英國進一步深入侵略中國以方便。

而隨著香港的割讓，澳門對西方國家的重要性則有所下降。

盡管《南京條約》并未允許西方人在華投資設廠，但英、美、法等 資本主義國家 為了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料，為了其商品輸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已經在通商口岸地區開始設立企業。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國傳教士在上海創辦 墨海書館 。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在廣州黃埔開辦 柯拜船塢 ，修理船舶。

同年，美國傳教士在寧波開辦 美華書館 。

1850年（ 道光三十年 ），英人在上海開辦字林西報館，出版《 北華捷報 》、《 字林西報 》等。

此后，英、美等國商人又陸續在上海等地開辦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藥、打包等企業。

這些企業雇傭了中國工人，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

文化 鴉片戰爭時，在中國約有三十萬的地下天主教徒。

基督教（新教）沒有公開傳教，只有20名英美傳教士在澳門進行一些準備工作，如翻譯 圣經 ，編寫字典。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明詔弛禁天主教，歸還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轉而公開活動。

耶穌會負責江蘇、安徽和直隸東南部的傳教工作。

遣使會負責直隸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

多明我會 則專門負責福建。

來自英美德三國十余個基督教（新教）差會也紛紛在五口設立教堂、學校、醫院。

其中 美國歸正會 在廈門興建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第一所教堂 新街堂 ， 美北長老會 的 嘉約翰 在廣州接辦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博濟醫院。

與此同時，《南京條約》使愛國進步人士開始改變看待西方文明的態度，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

軍事 在鴉片戰爭后期，清廷原有仿造西方戰船的計劃，后因《南京條約》簽訂，該計劃被束之高閣。

盡管如此，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仍刺激中國人進一步關注海防。

例如，在《南京條約》簽訂前后， 魏源 的《 圣武記 》和《 海國圖志 》相繼成書。

他在后書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西方“長技”在于戰艦、火器以及養兵練兵之法。

另一方面，英國在《南京條約》簽訂前的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即在香港島建立軍事基地。

到冷戰后期的80年代，英國在海外軍事基地收縮的背景下，在香港尚保有6500人的駐軍，這也成為英國海外軍事力量部署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外交 《南京條約》及其附約，把中英兩國的關系根植于不平等的基礎之上，既成為英國進一步侵華的出發點，又誘發了新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成為更多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對象。

陳旭麓 指出，這樣就形成一個條約制度：外國人通過條約“合法”地剝奪榨取、管束控制中國，驅使中國社會脫出常軌，改道變形。

從《南京條約》到《望廈條約》的第一組不平等條約，正是這個條約制度的起點，其內容（割地、賠款、五口通商、關稅協定、領事裁判、租地造屋、傳教自由等等）已經象征了整個條約制度的基本內容，為后來的種種延伸和續接準備了最初的前提。

此外，《南京條約》及其附約的漢文本在翻譯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為中英兩國之后的緊張關系埋下了伏筆。

例如，協定關稅在英文本中并無明確表述，中文本的“議定”二字被認為可能屬于誤譯；又如，圍繞英國人在廣州的入城問題，雙方各自依據其文本提出自己的主張，引發了長期爭執。

英方也意識到翻譯問題的存在，1858年（咸豐八年）簽訂《 中英天津條約 》時遂規定以英文為準。

評價 耆英、伊里布、牛鑒：臣等伏思該夷所請各條，雖系貪利無厭，而其意不過求賞碼頭，貿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

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請，以保江南大局。

愛新覺羅·旻寧 ：覽奏忿恨之至。

朕因億萬生靈所系，實關天下大局，故雖憤悶莫釋，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非僅為保全 江浙 兩省而然也。

該大臣等所稱可救然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

并未計貽憂于日后。

（評耆英等粗定之條約） 董宗遠（時任給事中）：而臣愚以為果如所請，則國威自此損矣，國脈自此傷矣，亂民自此生心矣，邊境自此多事矣。

劉韻珂：①倘該逆退兵之后，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人托名復出，別肆要求，變幻莫測，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丑類？②今法窮于夷，銀盡于夷，雖欲 戢 兵，其將能乎？然大局既壞，攻補兩難，而徒責今日之庸醫殺人，則亦未為平允耳。

李星沅 ：至局閱江南鈔寄合同，令人氣短，我朝金甌無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婦與大皇帝并書，且約中如贖城、給煙價、官員平行、漢奸免罪，公然大書特書，千秋萬世何以善后，不得為在事者寬矣。

夏燮 ：今自通商議行，鴉片禁弛，于是利權操之于外洋，而 煙土 遂為各行之首業，此豈特漏卮之患而已哉！ 曾國藩 ：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國威不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 左宗棠 ：①時事竟已至此，夢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雖有善者，亦無從措手矣。

②時局如斯，彼謀國者之肉，寧足食乎？······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則惟有買山而隱耳。

馬士：這些條約（其中第一個條約系在英艦隊的炮口和英軍即將攻取南京的威脅下強加于中國的）所包含的條款并不多于以往三十個月期間中巴麥尊子爵訓令歷任全權公使所要索的。

這些條款綜括地建立了幾種廣泛原則，從那時起，這些條約就奠定了中國與二十多個有共同條約關系的外國之間外交和商務關系的那些上層建筑的基礎。

（評《南京條約》至《 黃埔條約 》） 趙爾巽 等《 清史稿 》：①罷戰言和，始發于琦善，去備媚敵，致敗之由。

伊里布有忍辱負重之心，無安危定傾之略，且廟 謨 未定，廷議紛紜，至江寧城下之盟，乃與耆英結束和議，損威喪權，貽害莫挽。

②要之籌邊大計，朝廷無成算，則膺封圻之寄者為益難，況人事之未盡乎？ 蔣廷黻 ：總而言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的，放棄所不當放棄的。

郭廷以：①于是所有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租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條約。

（評《南京條約》附約） ②過去的中西關系，一切操之于中國，今后是幾乎事事由人；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以后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

戴逸 ：總之，《南京條約》是屈辱的、痛心的條約，是英國侵略者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第一重枷鎖。

它開始剝奪中國的主權，它標志著外國侵略者打開中國市場的開始，標志著中國從獨立自主的封建社會逐漸走向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的開始。

陳旭 麓 ：①資本主義的平等固然是一種虛偽的平等，但它畢竟是 封建等級制度 的歷史否定物。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會引發傳統社會中的人們絕不愿意看到的種種問題。

（評“平行之禮”） ②幾十年來，我們滿懷義憤和民族情感對帝國主義的歷史罪惡已經作過無數次的譴責、批判、聲討，產生了眾多的書籍和文章，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必要部分。

它裁決了歷史上的 正義和非正義 。

但是，倫理觀念只能說明歷史的一個方面。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過程中，非正義的侵略者同時又往往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者；而正義的反侵略者則常常同時是落后者。

以貪欲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歷史借助，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后的過程。

（評割讓香港） ③因此，經濟上的新舊代謝是在變了形的社會形態下實現的。

從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國社會，而是西方列強。

（評五口通商） 茅海建 ：①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為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賠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漢奸”（第九款）。

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規定批準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釋放英囚也合乎當時和現在通行的國際法慣例；至于條約第十一款平等國交，反是這項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②從短期上講，負面作用大于正面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

至本世紀，正面效應超過了負面作用。

（評三項經貿條款） 徐中約 ：這項條約是戰勝者在炮口下強加給戰敗者的，它沒有歐美國際恊定中通常有的仔細審議。

最諷刺的是，作為這場戰爭之直接起因的鴉片竟然只字未提——雙方都謹慎地避免提及鴉片之未來地位問題。

斯塔夫里阿諾斯 ：這是后來蠶食中國大部分主權的長長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

······《南京條約》并未結束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摩擦。

為增加貿易量，歐洲人想要更多的讓步，而中國人則認為，這些條約向歐洲人承認的特權太多。

因此，1856年再次爆發戰爭就毫不奇怪了。

上田信：條約開頭一節寫著“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雖然稱之為和約，但其內容卻全是英國單方面的要求。

《 劍橋中國晚清史 》：①其中有些權利是在歐洲國際制度的范圍內正常地給予外國締約國的國民的······就是在中國，過去許多世紀的對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許這樣做的，只是沒有在條約中詳細地規定下來而已。

②英國新獲得的大部分條約權利把自由貿易的理想應用到了中國沿海······為了在中國沿海口岸的活動中實現這些目標，英國人堅持搞許多附加條款，它們合起來就構成了對英國臣民的領事裁判制度（治外法權），而且它是以海軍炮艦為后盾的。

這樣，一種新的外國人的社會權力結構就逐漸在中國沿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脹起來。

史料陳列 《南京條約》的原始文本，一份保留于英國，另一份存放于兩廣總督衙門，在清亡后由 中華民國外交部 保存，后幾經輾轉，保存于 臺北故宮博物院 。

2011年-2012年，該博物院曾舉辦“ 百年傳承走出活路 ”展覽，展出包括《南京條約》在內的八十八件近代條約。

此外，《南京條約》的這一文本也經過了掃描，在互聯網上對公眾開放。

在南京條約簽署地靜海寺，建有《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保存有包括英國女皇頒發給來華作戰士兵的 銀質勛章 在內的相關文物，并陳列有復原的《南京條約》議約場景。

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派克弄）被命名為 南京路 ，一說是為紀念《南京條約》。

（也有觀點認為是因《 天津條約 》開南京為商埠而命名的） 引用来源 •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訂2019-11-01 •歷史上的六個不平等條約2019-11-01 •關于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前的議和談判2019-11-01 •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卷）2019-11-01 條約背景 中國國情 英國國情 簽約過程 條約原文 后續事件 簽署附約 履行條約 美法效尤 爭端再起 總述 政治喪失主權 經濟 文化 軍事 外交 評價 史料陳列 中文名 南京條約 外文名 TreatyofPerpetualPeaceandFriendshipbetweenChinaandGreatBritain；TreatyofNanking 別名 萬年和約、白門條約、江寧條約 時間 1842年8月29日 地點 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 影響 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背景 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 目的 打開中國市場掠奪廉價工業原料 英國代表 璞鼎查 主要內容 結束戰爭，五口通商，割地賠款等 簽約雙方 中國（清）、英國 中國代表 耆英、伊里布、牛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