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之後,長安為何再也不是朝代首都

古代的長安，也就是現在的西安，一直被譽為是十三朝古都，歷史上共有十三個朝代在這裡建都，而且也是所有的古都當中建都最多的朝代的城市，古人的這種 ... 當前位置：首頁>旅遊古代的長安，也就是現在的西安，一直被譽為是十三朝古都，歷史上共有十三個朝代在這裡建都，而且也是所有的古都當中建都最多的朝代的城市，古人的這種選擇必然也是與長安的一些特徵有很大的關係，長安適合建都，因此才有很多朝代選擇了這裡。

不過，自從五代十國之後，長安就再也沒有成為任何一個朝代的都城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為何在這之後的朝代都不再選擇長安作為都城呢？今天就讓吾愛詩經網的小編帶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1、長安歷史簡介長安是今天的陝西省西安市的古稱。

中國上古三代中歷時275年的西周王朝就建都於此，此後鑄造華夏大一統帝國的秦漢王朝也建都於此，中國歷史上最鼎盛輝煌的大唐王朝也建都於此。

前後總計有西周、秦、西漢、新莽、東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13個王朝在此建都。

歷史上西安累計建都時間達1200多年。

西安也是溝通古代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1981年確定其為“世界歷史名城”，美國媒體將其評選的世界十大古都之一，與開羅、雅典、羅馬並稱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長安這座十三朝古都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所及使明清時代的詩人也往往在自己的作品中以“長安”指代北京城。

時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仍有一條街道叫做“長安街”。

長安街是北京市境內的城市主幹路，多次舉辦過全國重大慶典活動，因此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稱。

由此不難看出長安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力。

選擇長安建都的理由用古人的話說就是：“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長安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是軍事上典型的易守難攻之地。

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曾一度是古代中國重要的產糧區。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興起於關中平原的秦國有這樣一番記載“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

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也就是說秦國的關中之地只佔天下土地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十分之三，卻佔據天下財富的十分之六。

春秋戰國時代關中平原的自然條件比今天還好。

據《左傳》記載：魯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組織了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從秦國都城沿水路運糧到晉國都城，引起規模之大號稱“泛舟之役”。

日後班固在《漢書》中形容當時秦國的富庶道：“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

古人認為海洋是各種物產集中的場所，所謂“陸海”就是陸上的海洋，意思就是指像海洋一樣富饒。

從這個比喻可以看出當時關中一帶森林的密集程度和豐富的出產。

直到西漢初年陝甘之間的隴山一帶還有廣大的森林，以致於當地百姓蓋屋從上到下全用木板，不用磚瓦或其他建材。

由此可見當時的長安也完全具備作為一國首都的經濟基礎。

如果長安能成為首都是因為同時具備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兩大優勢，那麼長安後來失去首都的地位也是因為已不再具有這兩大優勢。

2、長安為何能夠成為十三朝古都關中平原儘管有八百里良田沃野，但關中平原的面積比起東面的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在面積上就小得多了，所以關中平原所能養活的人口是有上限的。

這點在先秦到西漢初年表現得並不明顯：當年的秦國只是天下七大諸侯之一，然而隨著大一統帝國的誕生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匯聚到作為首都的長安，在經歷秦末漢初的戰亂後西漢初年關中地區的人口還不至於超出土地所能供養的上限。

不過隨著西漢王朝的統治日趨穩固之後生產逐漸恢復、人口日益增長就使關中地區開始出現人多地少的矛盾。

不過整個西漢時期這種人地矛盾還處於相對可控的狀態。

西漢之後新莽王朝和東漢王朝短暫定都於長安，不過最終東漢選擇遷都洛陽。

東漢王朝崩潰後中國歷史進入了分裂動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在這一時期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六個王朝曾定都於長安，不過這些王朝都是偏安一隅的割據王朝，並不需要供養像一個大一統王朝那麼多的首都人口。

到了隋唐時期長安的人地矛盾已相對比較尖銳：隋煬帝透過大運河把江南地區的糧食運到關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關中地區的人地矛盾。

不過即使有大運河也並不能完全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隋煬帝后來又透過營建東都洛陽作為一種替代方案。

當時江南的糧食要運送到長安需要走兩千多里的路程。

這段路大致分為三段：從江南到洛陽的一段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的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所以問題都不大。

真正的問題就出在洛陽到陝州這段路程。

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所以無法透過船隻進行水路運輸，所以在從江南通往洛陽的大運河與從陝州通往長安的廣通渠之間這段路程必須由陸路進行運輸。

這意味著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而這一路上人吃馬喂也是需要消耗糧草的。

所以在這段路程上運糧幾乎需要準備京城長安實際所需數倍的糧食，否則運糧的人馬在路上就能把糧食吃光。

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成本開支。

這樣的運糧模式在經濟上顯然是不划算的，那麼為什麼唐朝還執意要定都長安呢？直接定都在糧食充裕的地方不行嗎？這裡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隋、唐兩朝以及之前的北周的皇族均出自於關隴貴族集團，而唐朝開國所依賴的也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勢力，所以如果離開長安就意味著離開了自己的基本盤。

李世民在總結隋亡的教訓時除了濫用民力還有一點就是隋煬帝后期離開了關中這個基本盤，所以當宇文化及發動政變時隋煬帝實際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

既然有了隋朝的前車之鑑，那麼唐朝的都城也就只能定在長安了。

貞觀年間唐朝處於由隋末唐初的亂世向治世轉型的過程中：儘管生產在恢復、人口在增長，但人地矛盾還相對較為緩和。

到了唐高宗時期一方面唐朝的人口進入迅速增長的時期，另一方面隨著王朝政治制度的完善使政府機構也開始膨脹。

這兩個因素一同導致了作為首都的長安城的人口開始急劇膨脹，糧食問題也就隨之成為一個大問題。

唐高宗李治鑑於這種情況只好採取兩京制：長安依然是帝國的首都，但同時把洛陽確立為東都（陪都）。

每當長安缺糧時李治就帶著皇族成員、滿朝文武去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等荒年過去之後李治又帶著這些人搬回長安。

有時這種遷徙甚至搞得和逃荒一樣狼狽：永淳元年跟隨皇帝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

知道的是大唐天子率領文武百官巡幸東都，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洪七公帶著丐幫子弟沿街乞討。

可李治鑑於隋朝的前車之鑑和祖宗遺訓也只能採取這種不是辦法的辦法。

武則天時期延續了李治時代的兩京制，不過洛陽的地位在武則天時代超過了長安。

這是因為武則天代唐稱帝本就致力於抹除唐朝的痕跡，而她又不像李唐皇族一樣以長安為基本盤。

既然武則天提升洛陽的政治地位有抹除唐朝痕跡的意圖，所以中宗復唐後就在第一時間返回長安。

中宗復唐後定都長安是出於政治考慮，然而糧食的問題依然沒得到解決。

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後這個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在李隆基執政的頭二十五年內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有鑑於此的李隆基下決心徹底整頓漕運，最終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這一難題。

裴耀卿意識到三門峽砥柱是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無法克服的障礙。

既然在技術手段上無法克服，那麼就只能在其他環節上下功夫。

裴耀卿採取的辦法實際上和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泰勒制”是高度相仿的：把工作拆分為可量化的工序，然後把每道工序設計得最高效。

裴耀卿把漕運分為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安排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

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達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到長安……。

每個環節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降到最低。

裴耀卿這個方案不涉及工程技術上的革命，只是進行了程式上的改良，但所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

這些糧食足以供養一百多萬人，不僅足夠維持長安各級官府的運轉，甚至還足以使唐朝供養一支大軍遠征西域。

從此李隆基就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關鍵節點，因為它所影響的絕不僅僅只是一個王朝的興衰，事實上它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分界點。

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然而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卻是始終向長江流域傾斜的：當秦始皇混一華夏之時如今的江南地區還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

整個秦漢時期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是極為緩慢的，直到三國時期東吳政權才對江南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也就是從這時起奠定了日後江南地區的發展基礎。

五胡亂華時期黃河流域計程車族百姓紛紛南遷，經過東晉、南朝的開發建設之後到隋朝統一南北時中國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已基本接近於北方。

3、為何五代十國之後長安不再是首都儘管在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已基本接近於北方，但北方依然還是略佔優勢。

不過到了安史之亂前夕南北方之間人口比例已發展到一個關鍵點：一比一。

安史之亂的爆發進一步導致中原人口的南遷，也就是在這時中國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了南方。

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後仍定都於長安，不過這時帝國的經濟重心已全面轉移到江南地區。

長安的糧食已完全依靠江南的輸入，不過這時唐朝的漕運線上出現了新的威脅：沿途割據一方的藩鎮成為了比昔日的三門峽天險更大的障礙。

唐朝的漕運線已然變得越來越岌岌可危了。

自安史之亂以來長期的戰亂導致關中地區的河渠失修，水土流失日益嚴重。

大約在唐末宋初中國的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北方地區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崛起客觀上都受到這一因素的作用，甚至這種自然的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水土流失和氣候變化使關中地區的糧食大量減產，已無法供應都城龐大的人口規模。

唐德宗時因京師缺糧導致帝王不得不常去洛陽就食，長安禁軍還曾因饑饉鬧事並險些釀成兵變。

自安史之亂以來長安就處於持續的衰敗過程中：晚唐時期作為都城的長安自然為兵家必爭之地，先後被攻陷四次（安史之亂、涇原兵變、吐蕃入寇、黃巢起義）。

特別是在黃巢起義軍與唐朝官家的反覆爭奪中長安城的宮殿等城市設施基本摧毀。

根據記載：在唐僖宗從蜀地返回長安之時長安已經是“宮闕蕭條，鞠為茂草”。

之後軍閥朱溫掌握唐朝中央政權後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

在遷都的同時朱溫將長安城僅存的一些建築拆除後運往洛陽等地修建新的宮室，長安的大部分人口也被朱溫遷往洛陽。

至此“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長安城從此徹底衰落，已無法作為一個王朝的都城使用了。

在長安衰敗的同時位於汴河到黃河入口處的汴梁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朱溫以此為基地發展壯大，最終篡奪了大唐江山，建立了後梁王朝，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

在這一時期汴梁取代長安成為新的政治中心，趙宋立國後承襲五代的政治遺產以汴梁（今河南開封）為都城。

但作為一位深謀遠慮的軍事家的趙匡胤其實打心底裡不想定都汴梁，因為此地乃四戰之地——四周皆無險可守。

選擇定都汴梁意味著必須在京師駐紮重兵，事實上宋朝後來的強幹弱枝之策和這也不無關係，定都汴梁意味著必須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供養這座京城，同時也將削弱地方防務。

開寶九年（976年）此時宋朝開國不過十六年，趙匡胤前往西京洛陽祭祖，祭祀完畢便在洛陽行宮住下，絲毫不打算返回東京汴梁。

隨行的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向趙匡胤進言道：”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若慮遷都，臣實未見其便。

“這話說的直白些就是：東京汴梁縱有千般不是萬般不對，但畢竟得運河漕運之便——每年可以從江淮運入漕糧數百萬石，京師數十萬大軍就指著這個吃飯。

陛下如果遷都，又從何處去弄這麼多糧食？趙匡胤拒絕了李懷忠的建議，但接著又一個重量級人物出來勸趙匡胤返回東京汴梁。

這人就是趙匡胤的二弟、晉王，同時也是北宋開國功臣之一，日後的宋太宗趙光義。

趙匡胤的回答是：”遷都洛陽也非長遠之計，最好是遷至長安。

“長安居於關中沃野，有崤山、函谷關之險，于軍事防務而言：的確比洛陽、開封更適宜建都。

趙匡胤對趙光義說道：”我之所以想西遷是要據山河之勝以守衛國都，這樣便可以裁撤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

“趙光義回答道：”國家之守在德不在險。

“趙匡胤沉默了，他沒回答趙光義，而是等趙光義走後對左右近侍說道：”晉王所言也有他的道理，我就聽他一回吧。

只是恐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就這樣趙匡胤在短暫的猶豫後還是放棄了定都長安的計劃。

在中國經濟重心轉移的大背景下長安已不再適合作為一個王朝的都城。

可既然經濟重心是往南遷移的，為何不索性遷都江南呢？事實上北宋之後的歷朝歷代除偏安一隅的南宋還真沒誰這麼做。

這就不是經濟問題導致的了，而是因為國防問題導致的：中國古代最大的外患就是北方的遊牧民族，若定都江南不利於對北方邊防的鞏固，所以自古以來除了偏安一隅的王朝只有朱元璋時代的明朝短暫建都於江南，只要是一個大一統王朝都不敢把都城建在江南，因為這對北方邊防而言幾乎意味著毀滅性的災難。

既然不能把都城建在江南，那就必然會出現政治軍事中心和經濟文化中心一北一南的格局。

但偏偏建都又必須考慮經濟問題：至少得有足夠的糧食養活京城龐大的人口吧，這時大運河的作用就突顯出來了，事實上宋以後歷朝歷代的都城無不建在運河邊，就是為了方便轉運江南的糧草稅賦以便供養京師。

換句話說自宋以後中國的都城由長安沿著運河線轉移到了今天的北京。

然而運河沿線的城市何其多也，北京何以脫穎而出呢？這主要是因為自宋以後中國的外患由以往西北方的匈奴、突厥變成了東北方的遼、金，而北京正好位於長城沿線，處於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交界地帶。

北京位於長城與運河交匯之處，同時又位於渤海之濱、燕山之麓。

這種獨特的地緣形式使其成為南方的農耕民族與北方的遊牧民族雙方爭奪的主戰場：遊牧民族得到這裡就可以進一步揮師南下飲馬中原；華夏民族失去這裡就命中註定只能偏安江南（還得是像遼、金這樣的對手，要換成蒙元、滿清連偏安江南都別想）。

既然這裡是兵家必爭之地，自然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重視的表現就是定都於此。

宋代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交鋒中始終處於被壓制的狀態，所以始終無力收復在後晉時期被割讓的北京，北京因此先後成為遼、金、元三個王朝的首都。

元末群雄並起之時朱元璋從自己的老家淮西一步步發展壯大，南京附近的州縣是其取天下的基本盤，因此在當時以此地作為揮師北伐的後方基地不失為明智之舉。

然而當公元1368年徐達奉朱元璋之命驅逐了元順帝后南京就不再適合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都城了——在此之前南京還從沒成為任何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國都，定都於此的都是偏安江南的短命王朝。

如果明朝選擇定都於此其實是對北方邊防極其不利的。

朱元璋看到了這點，因此他很早就考慮遷都，不過在他的備選名單中並不包括北京——這是因為北京在此之前由遼、金、元三個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統治了四百餘年。

在朱元璋及其政治班底看來：這是一塊高度胡化的土地。

朱元璋理想中的都城是長安、洛陽，因為他也希望將自己的大明王朝建設成比肩漢唐的盛世。

然而當他派人實地考察了長安、洛陽的情況後發現：在經過一次次的戰亂後殘破的長安、洛陽已不再適合作為一個大國的都城。

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朱元璋留在了南京，但這終究只是一種權宜之計。

1402年燕王朱棣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成為大明皇朝的新皇帝。

北京（當時的北平府）作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經營多年，朱棣繼位後一直有心遷都於此。

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朱棣正式遷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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