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日记 -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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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唐宋时代乃普通用语,但是考察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文化史,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用语了。
唐代属于中世之终末,而宋代则为近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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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唐宋时代乃普通用语,但是考察从历史角度来考察文化史,那就不是没有意义的用语了。
唐代属于中世之终末,而宋代则为近世之发端。
其间包括从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跟唐宋的文化在性质上又明显的异点。
但历来的历史家大多都是根据朝代来区别时代,因此唐宋啊、元明清啊——都成了成语,但是从学术而言有必要改正这样的区划法。
不过今出于方便,还是从普通的历史区划,使用唐宋时代之名,我想总体概括的说一下,中国从中世向近世转移期间的变化状态。
中世与近世的文化状态,方方面面都有异点,但是从政治上来说的话,那就是由于贵族政治的废颓,从而引起了君主独裁政治。
贵族政治从六朝开始到唐朝的中期是最为兴盛的时代。
当然此贵族政治跟上古的氏族政治相比,完全是两回事。
跟周代封建制度没有关系,而是一种特别的东西。
此时代中国的贵族,作为制度并非天子给人民以领土,而是根据其家族出身,作为地方上名门的永远的继承关系而自然拥有一切,所谓“郡望”的内容,就是指这些。
这些名门皆看重系谱,因此当时系谱学非常盛行。
即使现存在的各种书籍中,《唐书》之宰相世系表,就是那样的东西。
还有李延寿《南北史》中,亦不拘朝代,把每家人从祖先开始到子孙为止汇总在一起,为之作传。
因此,被指责为这成了做家传,而不是记录历史。
这是无意识地显现在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的实际状态。
有名的望族在当时政治上地位几乎是超越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可以说是全体贵族的专利品,非贵族不能就高的官职,但是第一流的贵族也不一定限于天子、宰相。
天子的地位尤其特别,它是归于有实力者之手。
即便成为天子,其门第维系限于第一流的贵族。
唐太宗为天子之际,调查了贵族系谱,当时第一流门第北方是博陵的崔氏、范阳的卢氏等,太宗家陇西李氏位居三流,这此门第的排行榜,即便有天子的威力,也不能变更。
在南朝王氏、谢氏等比起天子的门第来也遥遥在先。
结婚也都是在同阶级、贵族之间联姻,这些人的团体形成社会的中心,最好的官职都是让这些人的亲朋好友所占领了。
贵族政治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中,逐渐废颓;于是代之以君主独裁政治。
贵族废颓的结果,使得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高官厚爵也不再是有门第人的特权,完全听命于天子的权力,由他来任命。
这一制度,宋以后渐次发达,明清时代完全形成独裁政治的完整形式,国家凡是权力之根本皆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人不管多大的官职不可能拥有全权。
君主不管什么官吏都不会把其职务全部权力都委任给他。
因此官吏对其职务,并不负完全责任。
承担责任的只是君主一人。
比较这二种政治状态,贵族政治时代君主的地位,有时可因为有实力、超越阶级而占有天子的地位,但是一旦成为君主,也不得不成为贵族阶级中的一个机关。
也就是说,君主乃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便是认可贵族的特权,尔后才能实行。
一个人没有絶对的权力。
孟子尝曰:“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这样的事情并不仅仅上代有,中世的贵族政治时代,亦屡々。
君主乃一族人、即包括外戚从仆在内的一家的专有物,因此如果不称这一家人之意,便遭废立,或者弑逆。
六朝开始到唐为止,弑逆废立之所以多,便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这一家族的事情跟多数庶民几乎毫无关系,庶民作为国家的要素没有一点份量,跟政治也是不相干的事情。
这样的君主单单作为贵族代表,而坐在那个位置上。
这是中世的状态。
但是进入近世,贵族没落后,君主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而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
政治跟全体臣民发生了关系,君主自然成为全体臣民的代表。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并不成为全体臣民的代表者,而是自身成了絶对权力的主体。
但是不管怎样,君主地位比起贵族时代来安全多了,从而废立也不容易,至于弑逆之事也几乎没有,宋以后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
仅仅元代是特有的异例。
这跟蒙古的文化程度有关系,蒙古文化跟中国的同时代相比甚未落后,与中国的上古时代同程度。
由于征服了中国,突然君临近世的国家组织之上,其帝室依然留有贵族政治之形骸,可仅仅在民政方面带有近世的色彩。
因此常常表现为一种矛盾状态。
贵族政治时代,贵族有掌握权力的习惯。
因此隋文帝、唐太宗那样的英主出现,即便在制度上不认可贵族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政治中还残留其形式,政治是与贵族的协议体。
当然这一协议体不是代议政治。
唐代政治上的重要机关有三,曰尚书省、曰中书省、曰门下省。
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草写诏敕命令,对于臣下的上奏给予批答。
但是确定这一诏敕则需要门下省的同意。
门下省有封驳之权,若认为中书省的案文不当,可以驳撃、封还。
中书与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
尚书省履行接受并执行这一决定的职务。
中书省代表天子,门下省那是官吏之舆论,即代表贵族舆论的形式。
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大官都是贵族的出身,因此贵族不一定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
故天子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之类,都是极其友好的,决非下命令。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批答则完全像对待从仆那样,使用语言。
口气也完全是下命令一样,所谓封驳之权,宋以后,日益衰微、到了明清几乎不存在。
这样变化的结果,宰相的位置不复为天子的辅佐,几乎成了秘书官。
宋代尚有唐代的遗风,宰相有相当的权力,明以后根本不安置全宰相之官,事实上,担任宰相的工作的是殿阁大学士,其官职上的性质,便是天子的秘书,代笔,辅佐天子,分担其责任。
完全承担责任古代宰相的遗风丧失殆尽,唯有君权无限发达。
唐时宰相,皆为贵族阶级中出身,一度到达其位置,天子虽有其权力亦没有自由活动的习惯。
但是明以后,宰相不管手中有多强大的权力,但不敢触犯天子心情,随即就会被废黜,成为一个平民,乃至沉沦为囚犯。
宋代恰恰处于唐与明清之间,虽没有像明清宰相那样没有权力,但是以天子的权力为依靠极尽一时之盛,但一旦失去了天子的背景,便立地为一匹夫。
从宋的寇准、丁谓,南宋的贾似道等人境遇变化,这个道理便不问而知。
地方官等亦是如此,在唐代,跟中央权力有关系,但在各地方上几乎享有与君主同样的权力。
但宋以后,不管什么高位的地方官也听凭君主的一声命令,随便就交迭。
宦官是天子的从仆,但是唐代宦官成为天子眷族的有力部分,甚至出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的谚语,后明时宦官也飞扬跋扈,持有天子恩宠之际有权力,恩宠衰弱,其势力完全消失。
唐朝和明朝的宦官之所以有如此不同,也就是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有区别的结果。
与此同时,人民地位也有了显著变化。
本来就跟法治国不同,人民的权力得不到明确的认可。
但是人民地位与财产上的私权,与贵族政治时代亦大相径庭。
贵族时代,人民被视为是全体贵族的奴隶,到了隋唐之际,把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直辖于国家。
尤其是创造了把农民当作国家的佃农来对待的制度,事实上,政治权力仍然属于贵族,因此,农民处于成为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这样的状态。
土地分配制度等也跟这样的意义有密接关系。
特别是租税的性质尤其显示其意义。
即,唐代的租、庸、调制度,意味着人民向政府交纳地税、服劳役、提供工作品。
唐中世开始,此制度自然毁坏而转为两税制度,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获得自由的解放,地租等的收纳也可以钱代纳,因此,人民从被拘束在土地上的奴隶佃农的位置那里,开自然解放之端绪。
到了宋代,根据王安石新法,人民土地所有的意味越来越确实。
像青苗钱那样的低利资金融通法,也可解释为认可人民可以自由处理土地的收获。
还有也改历来的差役为雇役,虽然受到了很多反对者的攻撃。
但是,此雇役制度尤为适合当时的情况。
后司马光改变王安石新法之际,新法反对论者当也有人,以苏东坡为首,反对恢复差役,这样的人很多。
中国完全不认可人民的参政权,贵族阶级被消灭后,君主与人民形成直接相对的关系,即成为近世的政治的状态。
还有官吏,即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中间阶级亦可被选举。
当然。
这一选举并非今日的代议政治那样的被选为议员,只是指一种官吏登用的形式。
也就是说,选举的方法,从专门任用贵族阶级变为通过考试登用,即成为科举。
六朝时代,按九品中正的方法选举天下的官吏,这完全是凭贵族的权力来左右的。
当时谚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隋唐以来,为了打破此弊而实行科举。
然而唐代的科举,毕竟还依然是贵族的方法。
宋王安石时代开始,科举亦为之一变。
即比起唐代来,宋初期的科举主要以帖括诗赋为主。
试验暗诵经书能力的是帖括,而试验文学上创作力的则是诗赋。
因此这个考试与其说是学科的考试,毋宁说是考试人格与文章写作的能力的方法。
但是王安石制度以经义代帖括、以策论代诗赋。
经义便是写有关经书中义理方面的意见,策论则是写政治上的意见。
当时这些东西也变质了,经义变为只是逞一时思绪,变为让考官吃惊的文章游戏,策论也仅仅是很粗糙地概说历史上事迹而已。
跟实际政务没什么关系,不管怎样总算有所改变。
这一改变的目的在于把一直以来的人格主改为实务主义。
通过考试的,唐代往往一年只有五十人及第;明以后,科举及第者增加很多,时间上虽说是三年一度,人数却超过数百人,应试者不论何时都在一万以上。
即在君主独裁时代,官吏地位分配给一般的庶民,出现了机会均等的情况。
政治上的实际状态亦有所变化,特别是党派一变其性质。
唐时也好,宋时也好,朋党喧嚣一时,唐朝的朋党是专门进行权力之争的贵族中心,而宋代很明显地把政治主义表现在朋党之上。
这样的朋党意味着,政权脱离贵族之手,从婚姻、亲戚关系结成的党派渐次衰微,政治上的意见成为结成党派的主要目的。
当然这一党派的弊害,是来自政治上的主义,渐渐类似贵族时代。
到了明代,重视并支配师弟关系、出身地方的关系等,所谓君子结成党派,其弊害,跟小人党派没什么区别。
明朝遂因东林党而灭亡,清朝非常厌恶臣下结成党派,因此,便越来越绝对强调君主的权力。
经济上亦有显著变化。
唐代铸造有名的开元通宝,虽然货币铸造一直继续着,但其流通率不高。
货币流通兴盛的是到了宋代。
唐代虽不是实物经济,多数物的价値都用货币来表示用绢布作为货布单位。
然而到了宋代,使用铜钱以代绢布、绵等;在后来更发达的情况下,纸币盛行。
纸币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称之为“飞钱”。
只是到宋代纸币的利用非常广泛。
称之为“交子”、“会子”。
南宋时代纸币发行率数额非常厉害,因此物价的变动甚大。
到了元代几乎没有铜钱铸造之事,仅仅流通纸币。
明以后由于极端地推行不换纸币政策,遂败灭。
但主要是进入宋代以后货币经济非常发达。
从此时开始,银亦作为货币开始渐渐占据重要的位置,北宋时代仅仅流通,到了南宋太过盛行,元伯颜灭南宋归北京时,为了把从南宋库中收藏的银子运往北京,铸造成一定的形状,这就是今日元宝银之滥觞。
可见宋末流通过度的情况。
到了明清之际,这倾向越来越盛大,终于银全盘夺取了纸币的位置。
反正唐宋之际,相当于实物经济的终期与货币经济始期的交换时期,其间货币的名称之类自然有所变化。
过去按照钱、两、铢来称呼的,这些当然都是重量的名称,往昔一两按二十四铢计算。
宋以后一两是按十钱来计算,即一钱等于二铢四。
原来开元通宝一文重量二铢四,十文等于一两。
因此从宋代开始废除了重量的名称,按钱的个数来表示。
由此可见当时钱的使用是何等的盛大。
日本重量的名称为一匁(一文目),把中国的钱的名称反过来使用。
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显著的变化。
从经学文学来看,经学之性质在唐代已呈变化之兆候。
直到唐初期,还流传汉魏六朝之风,经学有家法、非常看重师法。
根据自古以来的传说敷衍成章,那是被容许的;但是改变师说而自立新说,一般不被许可。
当然其间亦有种种途径、几度改变旧说,但公然打出改造旧说的招牌,那决不允许。
其结果,当时的著述都以义疏为主。
所谓“义疏”,便是对于经书的注释,再加以详细的解说,其原则是“疏不破注”。
然而自唐中顷以来,已有对古来之注疏疑挟、立一己之意见的事情。
其中最早的是关于《春秋》的新说。
到了宋代,此倾向极端发达,学者皆自称从遗经中发现了千古不传之遗义,凡事都以自己见解作新解释,这成为一般的风气。
文学之中亦是如此,文自六朝以来至唐,流行四六文。
但是自唐中期开始,韩柳诸家起,复兴所谓古文体,凡所作之文皆成散文体,即形式性很强的文体变为自由表现的文体。
就诗而言,到六朝为止大多为五言诗,选体即文选风格的东西盛行。
从盛唐之际开始其风一变,李杜以下大家辈出,越来越以破坏历来的形式为能事。
唐末,在诗之外,诗余即词开始发达,破除五言、七言之形式,变为颇为自由的形式,其音乐性特别得到完全的发展。
其结果,造成从宋到元代的曲的发达,从历来短小形式的叙情的东西,变为复杂形式的剧本。
其词之类,并不以有典故的古语为主,变为俗语的自由表现。
因此,一时之间,贵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的东西。
又,艺术方面,到六朝、唐代为止,盛行壁画,主要以彩色为主,盛唐之际开始盛行白描水墨的新派作风,整个唐代来说,新派未曾压倒旧派。
然而自五代开始到宋朝,壁画渐次变为屏障画,金碧山水衰落,而墨绘越来越发达。
以五代为中心,以前的画大体上重传统的风格,以画作为事件说明的有意义的东西成为过去,新的水墨画采取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方法。
历来作为贵族的道具、装饰宏伟建筑物的卷轴开始盛行,虽说并非庶民的东西,但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寓其间亦携带卷轴作为赏心乐事。
音乐唐代亦以舞乐为主,即以音为主,舞蹈的动作为附属。
因此,乐律也是形式性很强,动作则少有模仿的意味,全部与贵族的仪式相应。
宋以后,杂剧流行,模仿的卑近之艺术开始盛行,其动作比较复杂,品位比古代音乐为低下,单纯的表现低级的平民趣味。
这一形式到了南宋时代,尤为显著的发达。
如上所述,在唐宋时代所有的文化生活都起了变化。
因此,如果观察一下个人的细微生活也可发现这个时代变化的表现情况,但是今天避开了这样的微细之点的叙述。
主要的说,在中国中世、近世之一大转换时期发生在唐宋之间,这是读历史的时候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大正十一年五月发行《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译注:大正十一年,即1922年。
译自《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巻,筑摩書房;1969(昭和44)年8月20日发行,1976(昭和51)10月10日第2次印刷。
底本:《東洋文化史研究》弘文堂;1936(昭和11)年4月发行。
初出:《历史与地理》1922(大正11)年5月发行,第九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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