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三年零八个月- 香港抗战 - 抗日战争纪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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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12月25日英军投降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香港由日军占领,历时三年零八个月,是香港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日军攻占香港后,大规模掠夺香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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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三年零八个月来源:中国文化研究院 2022-07-2709:14:03
从1941年12月25日英军投降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香港由日军占领,历时三年零八个月,是香港历史上的黑暗时期。
日军攻占香港后,大规模掠夺香港的经济资源以及港人的财产。
日占政府在香港发行大量军用手票,称为“军票”,强迫市民用港币兑换,淘空市民的储蓄。
日占时期,香港粮食严重短缺,政府实施粮食配给制度。
1944年4月15日,日占政府废止白米配给制度,只有为日占政府服务的工作人员可领到配额。
结果导致黑市米价急剧上升,一般市民只能以杂粮甚至树皮来维持生命。
在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饿死的人多不胜数。
日本宪兵队经常对香港市民滥施酷刑,包括灌水、火烫、电刑、夹棍、吊飞机、跪刑、鞭打、斩首等等。
日军为了清剿抗日游击队,常在新界进行大规模扫荡,拘捕大批村民,施用酷刑迫使他们供出有关游击队的情报。
种种暴行,令大量无辜平民惨死。
日本占领香港,对香港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什么长远的影响? 答案见下。
▲一名站岗的日军在俯瞰下方的居民。
▲左图: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矶谷廉介出任首任总督;中图:1945年2月1日接任香港占领地总督的田中久一;右图:矶谷廉介(前排正中)与香港部分上层华人合摄。
日本占领香港期间,曾拢络部分上层华人,以稳定其统治。
▲日军占领香港后,接管了银行等重要企业和资产,左图:1941年12月英资麦加利银行被日军占领,日军贴出“大日本帝国海军占领”告示;右图:日占后的香港中环德辅道中与德忌利士街交界,汇丰银行外籍工作人员被押送离开。
▲日军在香港发行的军票,成为洗劫市民的工具。
日占政府曾在香港发行大量军票,强迫市民用港币兑换,汇率由日占政府任意决定。
香港沦陷之初,2元港币兑换1元军票。
1942年7月,改为4兑1。
1943年6月30日,日占政府正式宣布停用港币,只准使用军票。
日本战败前夕,军票发行额已经接近20亿元,等同将香港市民集体洗劫一空。
日本投降后,军票完全失去价值,形同废纸。
战后,日本拒绝赔偿因强兑军票而损失惨重的香港市民。
香港民间在战后数十年持续有追讨军票损失的行动,但一直没有结果。
▲日占时期,粮食买卖受到严格限制。
左图:日占政府印制的购米票;右图:日占政府发放的售鱼许可证。
日占政府实施粮食配给制度,由于白米是主粮,故针对白米的管制尤其严格。
最初规定居民每人每天只可以配给四两白米,后来增加至六两四钱,因此通称每天白米配给“六两四”。
在整个日占时期,粮食严重短缺,饿死者不计其数。
▲日占时期,日本将香港的金属制品及林木视为重要资源而加以掠夺。
左图:维多利亚女皇铜像曾被拆下,运到日本准备熔掉;中图:被运到日本熔掉前的港督坚尼地铜像;右图:荔枝窝的五指樟树曾遭日军砍伐,在村民合力保护下,日军砍下一指后便离开,剩下目前的四指。
在日占时期被运往日本的金属制品中,较著名的有汇丰银行大厦门外的两只铜狮子、原放置于中环皇后像广场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香港植物公园(今香港动植物公园)的港督坚尼地铜像。
当中坚尼地铜像遭熔掉,两只铜狮子及维多利亚女皇铜像在日本投降时仍未熔掉,后来归还香港。
日军在香港亦大规模伐林,令香港多处水土流失,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日占政府在香港推行日化政策,左图:日占时期部分香港教科书;右图:日占时期香港部分街道被改成日本名称。
日占时期,香港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学校停办,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
日占政府在仅余的学校推行日化教育,强制学生学习日语,英语则被禁止使用。
而港九部分主要街道及地方亦改用日名,如“皇后大道中”易名为“中明治通”。
▲日占时期,日本宪兵以残酷见称。
左图:日占时期的日本宪兵本部;右图:1946年香港报章报道日本宪兵如何虐待香港人。
▲老人诉说日军在香港的暴行。
亲历三年零八个月苦难的幸存者,成为日军暴行的见证。
左图:2013年,东江纵队老战士叶维里在日军沙头角宪兵队旧址前,讲述70年前日军拘禁、拷打莲麻坑村民的亲身经历。
中图:2014年10月12日,在西贡黄毛应天主教玫瑰小堂前,81岁的村长邓小南(左)作为亲历者,向来访者讲述九龙宪兵队1944年9月在教堂内向村民严刑逼问抗日游击队活动的事件。
村民邓德安被火烧致死,邓小南之父邓福和村民邓戊奎等被火烧和吊打致重伤。
右图:2011年,毕顺海老人(左)在京士柏公园向来访者讲述他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1944年夏天,年仅7岁的他曾在该公园目睹日军将两名华人斩首。
▲1946至1948年间,香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结果21人被判死刑,当中包括有“香港杀人王”之称的香港宪兵队队长野间贤之助。
香港法院开庭审讯日本战争罪犯时,野间贤之助的案件被列为第十七号立案,起诉书的要点写到:“自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1月18日期间,作为香港宪兵队队长,负有维持公共治安、监督宪兵队员、管理拘留所的责任,但却参与虐待香港市民,导致许多人死亡,指挥日军违法杀人,并给大量无辜香港市民造成肉体痛苦,因此犯下战争罪行。
”野间贤之助于1946年12月25日圣诞节被判处死刑,并于翌年5月27日在赤柱监狱问吊。
日本占领香港期间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举数例如下: 人口普查杀害无辜:1942年9月,香港占领地政府举行首次人口普查,日军在清查中杀害大量平民,遇害及被捕后失踪者2千余人。
海南岛苦役:日据时期,总共有约2万名港人和2万名内地人被强行带到海南岛为日本人工作,不少人在过度劳役、虐待、饥饿中死亡。
在海南岛的4万名华工中,仅约5千人幸存。
滥捕及酷刑:日占时期,被囚的战俘和市民每多遭受酷刑。
日军虐待战俘和市民的手法,包括强行灌水至肚胀,再用脚猛力踏在肚皮上,此外还有电刑、绑手吊起毒打等。
银矿湾惨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在大屿山银矿湾等地搜捕游击队,逮捕村长和村民共300人,造成11名村民遇害,多人受伤,多间房屋被纵火焚毁。
日本占领香港,对香港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什么长远的影响? 日本占领香港,对香港造成重大人命和财物损失,这方面很多人都知道,但对于香港自然环境的影响,却相对地较少人谈论。
战前香港大部分地方属郊野山林,林木资源丰富。
由于林木可作燃料、制作器物等多种用途,被战时的日本视为重要资源。
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日军大量砍伐香港的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多处山头被雨水侵蚀而变得光秃秃。
遭砍伐的,有很多是香港原生林,原生林被破坏,对香港本土原生动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生态造成重大伤害。
战后,港英当局为尽快恢复香港的植被,展开大规模植林计划,但当时百废待举,植林时未有考虑到本土植物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加上水土流失令土地贫瘠,一般植物难以生长,故由外地引入生命力强和生长迅速的少数树种,例如台湾相思因具育苗方便、生长速度快等特点,在香港种植甚多。
这种情况,要在战后数十年才逐渐得到改善。
踏入1980年代,当局植树时逐渐引入更多本地树种,种植策略亦由单一树种改为混合树种,以便提供果实和花蜜予本土野生动物。
根据渔农自然护理署(渔护署)资料,2009年起,该署推出郊野公园植林优化计划,移去寿命较短的外来树种(台湾相思的平均寿命为50至60年),以腾出空间来混合栽种本土树木,将现有人工植林地转化成更多元化的森林生境。
在2009至2019年间,该署根据有关计划,在郊野公园内进行植林优化工作,涉及面积约90公顷的外来树种植林区。
渔护署在这些植林优化地点内栽种了约80个原生品种树苗,总数近10万株。
种植的原生品种主要有大头茶、润楠属、红花荷和枫香等。
原生树种长大后可提供果实、花蜜等资源给野生动物,亦可为野生动物提供合适的栖息地,从而提升郊野公园植林区的生物多样性。
由此可见,日本占领对香港自然生态的破坏十分严重,需要战后多代港人以数十年的努力去修复,实在是日占香港这段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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