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寓言，十年預言？ – 思想坦克｜Voicettank

《十年》是2015年12月上映的香港電影，為5個故事構成的短篇電影合集。

圖片來源：IMDb 《十年》拍攝於20… 政經漫談 十年寓言，十年預言？ 石芳瑜 2019年7月5日 石芳瑜 2019年7月5日 984人閱讀 《十年》是2015年12月上映的香港電影，為5個故事構成的短篇電影合集。

圖片來源：IMDb 《十年》拍攝於2015年，五段故事落在想像的十年後。

在雨傘運動經歷挫敗後，在社會矛盾和不滿日益加劇時，《十年》來得正是時候。

然而我在「反送中」遊行抗議之後才看《十年》，這部片更像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片」。

在首段短片《浮瓜》最後的槍聲，倒下的是兩個被指派為槍手的無辜底層百姓時，那深沉的荒誕和哀傷感就漫了開來。

《十年》結集了五位香港新銳導演虛構的五個短篇故事，包括郭臻的《浮瓜》、黃飛鵬的《冬蟬》，歐文傑的《方言》、周冠威的《自焚者》、以及伍嘉良的《本地蛋》。

儘管2016年一月，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表示「這部片子是完全荒誕的，它所描繪的場景，十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相信多數港人也不會真的認為香港會變得如此恐怖。

」不過卻只有更引發好奇，不影響票房，最後這部製作成本只有五十萬港幣的電影，卻開出了六百萬港幣的票房佳績。

此後短短幾年，香港人的焦慮並沒有減少，《反逃犯條例》遊行在今年六月九日展開，參加人數超過一百萬，六月十六日再度展開，更有兩百萬上擠上街頭，成為史上人數最多的一場遊行。

直到七月一日的抗議活動，最終演變為少數示威者衝進立法會。

即使多位民主派議員在示威現場勸阻勿衝擊立法會，但不成功，示威者晚上近9點佔領立法會，在牆上寫上「反送中」、「真普選」等字眼，有人並掛起殖民時期的旗幟。

立法會被佔領幾個小時後，香港警方在午夜開始清場，大量防暴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民主派表示這是政府的麻木不仁令年輕人感絶望引發的衝突。

而這段真實在四年後上演的示威抗議，情節更甚《自焚者》，因為累計三名示威者過去數周在香港墜樓身亡。

當時看電影，我還未能預想七一事件的最終演變如太陽花事件翻版，不過五部短片中，最震撼我的也是這部《自焚者》。

這部片子描述2025年有更多人主張港獨，並訴求英國政府，但最終有人走上自焚。

男主角拼命尋訪，擔心是自己的女友，過程中交代許多歷史背景和一些年輕人的辯證，但畫面卻處理得非常詩意。

而最終這位自焚者，卻是來自中國，走過六四，帶有良心的一位老婦人。

「自焚」究竟是絕望還是意圖燃起希望？這恐怕也《十年》電影的核心。

擔任電影總策劃的伍嘉良說，《十年》的創作靈感緣自2013年底，他剛完成一部作品，正在思考下一部片子的主題，他決定探討「香港有沒有改變的可能？」伍嘉良帶著這個問題到處詢問各行各業的朋友，當他問：「你們怎樣想像自己的未來？」他們的眼睛裡出現火光。

那道火花便是「想像力的可能」，「即使想像出來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想像力就是力量。

可以擺脫現實的一些東西。

」伍嘉良如是說。

事實上周冠威說他當時眼中確實有火光，這道火讓他想出了《自焚者》的畫面，而且採用的是偽紀錄片的形式。

但有趣的是，五部片子中風格最特殊的《冬蟬》，有如怪異的實驗藝術片。

導演黃飛鵬本人卻實際參與馬屎埔村護村運動多年，他以超現實的手法表達的，其實是更具體但也更悲觀的理念，那就是：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失去很多，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些東西變成標本。

五部片子中最淺白的大概是歐文傑的《方言》。

歐文傑或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導演，他是受極大好評的電影《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之一。

他說他一開始鎖定的主題就是「方言」。

因為過去他寫劇本都是用廣東話，後來越來越多中港合資的電影就需要用普通話來寫。

「但我對自己掌握普通話沒有信心。

」所以片中那位計程車司機原來是歐文傑的投射，如果不能學好普通話，恐怕得去開計程車，甚至連開計程車都會面臨生計困難。

伍嘉良的《本地蛋》同樣是探討「本地」生存的議題，小孩到處紀錄和檢舉「違法」，當然這是來自紅衛兵的想像。

至於問孩子「香港」兩字和「本地」兩字到底有什麼差別？也是擔憂下一代，意在不斷喚醒民眾思考的基本能力。

回到片首的《浮瓜》，大概是和《自焚者》一樣最直接碰觸政治議題的短片。

《浮瓜》暗喻香港最終是否只能隨波逐流？郭臻說：「他的主題隨時事發展，改了很多次。

最後定案的《浮瓜》，靈感來自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很多人沒有特定政治立場，卻在運動現場毆打示威者。

他開始想像這些人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 《浮瓜》描述中共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利用黑社會小嘍囉自導自演一樁槍擊案，希望藉此恫嚇香港市民達到立峻法的目的。

本來想要順便犧牲兩位政商達人，而原本只是想要賺錢的兩個小嘍囉卻因為出於害怕和善良對空鳴槍，最終不知自己收到的承諾是謊言，而成為唯二的犧牲者。

這正是香港小市民的悲歌。

而《十年》一開始就打算拍得這麼政治嗎？拍攝《冬蟬》的黃飛鵬說：「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打算討論政治，但到後來發現，所有的東西都離不開政治。

」 所以當有推人說：「我不懂政治、我不管政治。

」是實上他只是拒絕思考或是說謊。

然而不思考卻是一種惡，幫助了暴力的展開。

這是漢娜鄂蘭的主張。

儘管許多影評人認為《十年》可以拍得更好。

有的表現太過直白像《方言》，有的過於拖沓如《冬蟬》，有的「因果關係太過簡化，讓整部片子像是單純在煽動港人情緒。

」 但這些情緒確實被煽起了。

香港金像獎評價這部年度最佳影片時說：「反映了香港當下的焦慮與恐懼，無論政治、語言、民生、本土生存空間正被蠶食……在占領事件之後，港人的鬱悶苦無出路，正好藉此片來宣洩和療傷。

」 於是這部片子在下片之後，更在全香港三十四個地點公開聯映。

大家在市內、在店裡、在街頭，跟朋友一起觀看《十年》。

回到最後我們還是要問：《十年》到底是絕望的想像，還是懷抱著一些改變的希望？我相信所有在香港生活的民眾，相信導演們眼中的火花，應該都是懷抱希望，而不是成為「烈士」。

而台灣如何看這樣一部電影，面對中國，我們需要一些勇氣和智慧，懷抱的應該也是希望，而非絕望。

作者為寫作者、永樂座書店店主。

大學讀圖館系、後來在美唸傳播藝術，多年後又從東華華文所創作組畢業。

得過幾個文學獎，著有《花轎、牛車、偉士牌：台灣愛情四百年》、《就這樣開了一家書店》等。

首部小說《善女良男》獲2017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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