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比利亚的远征-------一战中的葡萄牙共和国 - 知乎专栏

风雨飘渺的1914年，一场大战的爆发让全世界的年轻人内心都蠢蠢欲动，支持葡萄牙参战的人认为，让葡萄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巩固该国年轻的共和 ... 首发于加利西亚电报站无障碍写文章登录/注册风雨飘渺的1914年，一场大战的爆发让全世界的年轻人内心都蠢蠢欲动，支持葡萄牙参战的人认为，让葡萄牙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巩固该国年轻的共和政权（成立于1910年）和在国外得到肯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葡萄牙共和国国内在参战问题上从未达成任何共识，在西线派遣远征军和1917年12月的政变导致葡萄牙改变了对参与战争的种种承诺。

葡萄牙庞大的殖民帝国急需保护在国家精英层面上成为了共识，但在非洲殖民地的战争，特别是发生在莫桑比克的战斗，对葡萄牙人来说尤为棘手。

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国内的动荡和1919年令人失望的和平条约，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非但没有巩固葡萄牙的共和政权，反而对它造成了致命的破坏，使它对战后世界即将接踵而来的种种挑战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其间接的为葡萄牙之后长久的贫穷与落后埋下了祸根。

介绍：葡萄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无比独特的，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太能做出归类。

作为世界冲突的后起之秀，参战并不完全取决于葡萄牙自己的选择，而是取决于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好盟友的英国批准。

作为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葡萄牙发现它完全不能调动海外殖民地的资源来帮助它参与冲突。

作为一个同样获得了大战胜利的协约国盟友，它的武装力量在战场上被打得支离破碎，并且完全无法为战胜同盟国阵营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皆是如此。

1917年12月的一场政变推翻了将国家引向战争的干涉主义政客，新的领导层将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另一条政治道路上，而不惜牺牲之前为战争的一切努力，即使葡萄牙在当时仍然是交战国。

长期以来，军事和外交史学家们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葡萄牙在20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这一点得到了更好的理解。

特别是政治和文化史学家帮助解释了干预主义项目的推动者对其寄予的厚望，以及该项目在社会动荡、政治动荡和军事失望之后失败的国内和国际后果。

英葡联盟，混乱的关系在19世纪的过程中，虽然英葡联盟仍然是里斯本外交的核心支柱，但这一古老的联盟逐渐淡出了伦敦的关注范围。

1890年两国在南部非洲的分治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英国就此问题发出最后通牒，1910年10月葡萄牙共和国宣布成立，英葡关系进一步受到冲击。

在随后的关系动荡时期，英国和德国就葡萄牙拖欠外债的情况下分割葡萄牙殖民地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这是这两个大国之间和解尝试的一部分，但最终并没有成功。

英国甚至声称：这次谈判最终是在技术上而不是政治问题上失败了。

这表明，对英国政治和军事机构中的许多人来说，特别是爱德华-格雷（1862-1933年）和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年）等"自由帝国主义者"（LiberalImperialists）来说，这个联盟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事实上，丘吉尔在葡萄牙王国灭亡共和国成立之后，主张与西班牙达成更密切的和解。

然而，这个同盟并没有完全从英国的官场中完全消失。

在外交部内，一些外交官，如艾尔·克劳爵士（1864-1925），认为葡萄牙的殖民帝国是维护国家和帝国安全的重要资产。

这些人和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企图通过牺牲葡萄牙的利益重新分配非洲领土来改善与德国的关系的另一派，进行了很多周旋。

同时，葡萄牙人也随时了解这些周旋与谈判的情况，这使他们明白，从伦敦来看，这个联盟是英国外交政策中许多相互竞争的环节之一，而且是其中一个相当脆弱的环节。

面对葡萄牙国内保守派对共和派的敌意和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如二次摩洛哥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所证明的），联盟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对葡萄牙的生存仍然很重要。

因此，历届葡萄牙政府在口口声声说要与所有国家，特别是巴西发展更好的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地与伦敦结盟。

葡萄牙语配字：英国向其最古老的盟友的军队致敬战争与葡萄牙政治↑到1914年初，共和党的政治已经陷入了僵局，没有一个政党信任其他政党能够监督选举。

曼努埃尔·若泽·德·阿里亚加总统(1840-1917年)现在求助于他为竞选总统而曾击败过的总统候选人，贝纳尔迪诺·马查多(BernardinoMachado，1851-1944年)，他一般被视为一个伟大的调解人。

马查多的行政机构被称为和平政府，它最重要的任务是举行自由和公平的大选。

它的存在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因为它受到来自共和党的巨大压力，他们要在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争夺位置。

它的设想是为了解决非常紧迫的国内问题，但它对突如其来的萨拉热窝枪声毫无防备。

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政府就要求葡萄牙既不要跟随它参加冲突，也不要宣布自己保持中立，而是随时准备在被视为短期冲突的情况下提供伦敦可能需要的任何服务。

贝纳尔迪诺·马查多：葡萄牙第一共和国第三任和第八任总统；也是葡萄牙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葡萄牙的政治生活将在是否加入这场冲突这个日益紧迫的问题面前展开，而这场冲突的结束还遥遥无期。

干预主义的潮流虽然不一定很大，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很有影响力，并试图将德国作为保证葡萄牙共和政权未来的最后障碍。

为此，它也在宣传上主要强调了1914年协约国宣传的主要思想和形象，其中有对"野蛮的匈人"的描写（指德国人，来自德国匈奴演说）和对平民暴行的强调。

其他干涉主义的考虑还包括保卫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和抵御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图谋。

与英国的联盟和共和党的专制自然决定了大部分民众对干涉主义事业的同情，但甚至不是所有的共和党人都相信干涉主义计划；由曼努埃尔·德·布里托·卡马乔（1862-1934）领导的保守党表明在没有伦敦明确邀请的情况下，不愿参加战场。

马查多则试图利用干涉主义的潮流来维持其共和政府的生存，并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一次议会特别会议，并获得了在他和他的部长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处理国际局势的非凡权力。

但事实证明，这些部长们自己也有分歧（外交大臣弗莱雷·德·安德拉德（FreiredeAndrade，1859-1929年）特别反对任何不请自来的主动参与干涉）此外，干预问题并没有掩盖当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将举行的选举，没有人会忽视这个问题。

从《战争宣言》到皮门塔·德·卡斯特罗政府。

英国要求葡萄牙既不参与冲突，也不宣布中立，葡萄牙干涉主义的大部分舆论和葡萄牙驻巴黎公使若昂-查加斯(1863-1925)都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企图，目的是使葡萄牙共和国处于从属地位，剥夺了其外交主动权。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查加斯与法国驻里斯本公使埃米尔-戴施纳(1863-1928)的接触与交往，最终导致了由巴黎方面向葡萄牙要求帮助其运送交付一批由法国制造的75毫米大炮，这批大炮也很快就得到了伦敦的认可。

这一要求表明，法国比英国更愿意看到葡萄牙介入冲突，然而，战争部长佩雷拉·德·埃萨将军（1852-1917）却对自己护送这些火炮的做法表示反对：如果协约国想要这些火炮，就必须接受葡萄牙为交战国。

他向对话者保证，可以迅速动员一个师，他的立场使他成为干预主义政客的宠儿。

英国对公使的保证言听计从，作出的反应是秘密邀请葡萄牙参战，一旦这样的部队集结完毕，就立即参战，但调动一个师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超出了葡萄牙军队的能力范围，这样做的举动加剧了军官团的忧虑，最终沸腾为彻底的反抗行为。

虽然所要求的火炮最终是在没有士兵的情况下被送到法国的，葡萄牙也并没有在1914年秋天参加战争，这让该国的干涉主义人士感到无比沮丧。

这次失败导致了马查多的倒台，此后，最大的政党民主党重新上台，解决了长期的政治危机（这保证了他们在每次选举时都能在投票中获胜）。

阿里亚加总统对职业军官团和干涉主义的民主党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越来越感到忧虑，他于1915年1月邀请老牌共和国军官若阿金·皮门塔·德·卡斯特罗将军（1846-1918）组建政府，并监督即将到来的选举进程。

他的任命具有违宪性质，有效地结束了所有谈论战争的话题。

然而，这并没有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他们对皮门塔·德·卡斯特罗在大多数事务上的合作印象良好。

不得不说，伦敦方面对在1915年5月14日葡萄牙非常暴力地推翻了他的统治感到一定程度的失望。

尽管卡斯特罗明显得到了军队军官团的大部分支持，但在他举行选举并影响选举结果之前，他还是屈服于水兵和民间革命者的起义。

民主党人重新上台阿方索·科斯塔葡萄牙总理，民主党领导人，与1919年代表葡萄牙签署《凡尔赛条约》民主党领导人阿方索·科斯塔(1871-1937年)急于巩固5月14日起义是一场反对新生独裁政权的全国革命而非简单政变的印象，因此没有参加最终的内阁。

不过，大选还是使民主党在议会两院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政府试图说服英国政府重新发出1914年10月的邀请，但无济于事。

当科斯塔和马查多终于在12月重新上台时，大多数协约国观察家都认为，他的实用主义会使他把葡萄牙排除在冲突之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开始谈判向葡萄牙提供大量贷款。

科斯塔很快就表现出自己决心与德国挑起争端，把德国驻里斯本公使弗里德里希·罗森男爵（1856-1935）在贝尔纳迪诺·马查多当选共和国总统后未能向他献殷勤作为制造决战的途径之一。

不过，其实只要再过不久他就会得到一个更靠谱的宣战理由殖民帝国↑未兑现的承诺↑1910年10月共和国的到来反而加深了葡萄牙对帝国神话的依恋。

几乎所有共和党人都认为，维持一个殖民帝国与光荣历史辉煌的过去都息息相关，将在重新唤醒被几个世纪的君主主义和反动教士所消磨的民族意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即使在王国时代在巩固和"平定"非洲殖民地方面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当然还有从殖民地攫取大量财富的希望。

但是，这种对历史的意识形态解读和对未来的虔诚希望无法克服这样一个事实：葡萄牙的经济主体仍然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改造殖民地。

无论发生了什么投资，都是由国家进行的，或者由政府提供大量担保，这对葡萄牙国内贫穷的大都市是不利的。

特许经营公司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

此外，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许多地区的驻军仍然需要昂贵的军费来执行葡萄牙的主权。

最后，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维持一个殖民帝国的意义不大：在那里定居的人数与每年移民到巴西的人数相比相形见绌。

事实证明最终这些困难是根本无法克服的。

共和国的殖民计划基本上是以权力下放为基础的，希望地方精英（白人和混血）在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能够比遥远的里斯本更有效地开发各自的领土。

但这种计划几乎没有什么结果，该政权依靠与殖民地贸易的进出口税以及殖民地货物的再出口所提供的收入，殖民地土著居民、（极少数）白人定居者和大都市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些商业利益集团的观点也是极其保守的，害怕重大改革。

在没有对殖民地进行财政投资的情况下，这些殖民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处于低迷状态，并定期发生反对葡萄牙统治的叛乱。

、葡萄牙士兵和75㎜炮第一枪已经打响↑德国殖民军深信他们肯定是在与英国最古老的盟友交战，也许是为胜利后重新划定非洲边界做了一个标记，因此在欧洲冲突开始后不久，德国殖民军就越过边界攻击葡萄牙在安哥拉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的驻军。

这些攻击的消息，以及为确保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边界安全而从欧洲出发的远征军，使干涉主义者得以宣称，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葡萄牙已经与德国开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些远征军的组织使组建前文中提到的将派往法国的师的计划更加困难。

1914年12月，15名德军走进了安哥拉南部的，葡军表面上是为了确保重要的补给，但却使冲突更加升级了，导致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三名德国人死亡。

随后，德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突袭，并导致了葡萄牙殖民军69人死亡，76人受伤，79人被俘，而德国人仅损失12人。

最终袭击并摧毁了葡萄牙人在当地的据点瑙利拉的要塞。

随着葡萄牙人的逃离，刚刚"平定"不久的库瓦亚马人（Kwanyama）爆发了叛乱。

葡萄牙人对安哥拉南部的控制突然间就被破坏了。

在这期间，同盟国军征服了西南非洲。

到此为止其实葡萄牙和德国双方均未处于交战状态，这一切的混乱还要等到一直到1915年7月佩雷拉·德·埃萨将军重新占领安哥拉南部（以蒙瓜战役（battleofMôngua1915年8月18日至20日）为高潮）走向战争↑德国宣战↑最后，决定葡萄牙参与冲突的依旧是葡萄牙无法控制的力量。

英国日益恶化的航运形势，使它把目光投向了1914年在葡萄牙海域避难的几十艘现代德国船只。

此前曾就这些船只进行过一些讨论，但事实证明并无结果。

随着1915年接近尾声，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前台，尤其是因为法国也开始对这些船只表现出兴趣，再次引起了法国干涉英葡事务的疑虑。

英国人要求阿方索·科斯塔干脆扣押这些船只，并将其交由伦敦处置，他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建议应根据英葡同盟的条件来制定这一要求。

当伦敦正在考虑这一步骤时，爱德华·格雷却自己率先发难，试图吓唬葡萄牙人，威胁说只要德国船只在葡萄牙海域不动，就停止用英国船只供应重要的食品和燃料，从而迫使葡萄牙人就范。

科斯塔忍气吞声(与他的一些大臣不同)，直到最后伦敦同意援引联盟的条款提出扣押船只的要求。

一旦这一点得到保证，科斯塔就以极快的速度行动起来，通过立法，允许在军事行动中扣押船只的当天就扣押这些船只，而不需要事先与船主或德国公使馆进行任何协商。

当时，这一举动被公开解释为对国家紧急经济需求的回应。

愤怒的德国在最初的抱怨被忽视的情况下，于1916年3月9日以宣战回应。

葡萄牙共和国正式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被德国宣战后民主党和进化论者党（议会第二大党）成立了“神圣联盟”内阁，由进化论者党领袖安东尼奥·何塞·德·阿尔梅达（AntónioJosédeAlmeida，1866-1929）领导。

这基本上是干预派阵营之间的联盟，民主党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

财政(科斯塔)、外交(奥古斯托·苏亚雷斯1873-1954)和战争(何塞·玛丽亚·诺顿·德马托斯1867-1955)。

科斯塔和苏亚雷斯决心为葡萄牙的战争努力争取资金，并在西线获得一席之地，于是他们前往伦敦，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两方面的资金，作为回报，他们将大部分被扣押的德国船只（其中许多需要大量维修）租给了一家英国公司Furness&Withy。

与此同时，在诺顿·德·马托斯的监督下，一支"教导师"在坦科斯集结，进行训练和演习，结果虽然并不惊艳，但却让兴奋的干涉主义媒体大谈"奇迹"。

葡萄牙突然拥有了一支现代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对德国作战。

（这显然是欠缺考虑的想法。

）从英国回来后，科斯塔欣喜若狂：他解释说，鉴于共和国现在受到盟友的高度尊重，共和国从未如此强大过。

对欧洲的干预及其代价↑虽然他们在伦敦同意接受一支葡萄牙部队驻扎在法国，并应科斯塔的请求，发出了派遣这样一支部队的邀请，但英国人对一支假定的葡萄牙远征军（CorpoExpedicionárioPortuguês，之后都简称为：CEP）的价值持怀疑态度。

为了评估自1914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一个由N.W.巴纳迪斯顿将军（1858-1919）率领的盟军军事代表团被派往里斯本，最终为CEP的亮出了绿灯，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长串的拖延，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建议将其分配给法国部门。

最终决定了CEP将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并在公约中敲定了这样做的条件。

但很快葡萄牙人又经历了一次挫折，在1910年10月的革命中声名狼藉的海军军官马查多·桑托斯(1875-1921)，于12月13日领导了一场反对神圣联盟的政变，他声称恢复共和国失去的纯洁性的时候到了，这种纯洁性被党派纷争玷污了。

由于所有这些延误，第一批运输船不得不等到1917年1月才出发。

在处理了马查多·桑托斯政变并开始将CEP运到法国之后，神圣联盟的领导层可能真该觉得要好好庆祝一番，但现实的是根本没有机会这样做。

来自非洲的消息很糟糕，随着1917年的到来，政府面临的问题清单不断增加。

对付马查多-桑托斯政变所采取的严厉的法律措施导致了进化论者党内部的分裂，4月，进化论者党因突发的议会危机而离开了政府。

科斯塔随后接过了权力的缰绳，领导着一个全民主派的内阁，毫无准备地等待着这份无与伦比的权力的到来。

经济受到了基本食品和煤炭短缺的影响，公共秩序因此而崩溃；与此相关的一个发展是，工会的好斗情绪正在上升，伴随着一些引人注目的罢工最终导致了9月的大罢工。

英国对运送被扣押的德国船只的缓慢速度感到不安，但对葡萄牙的经济困境却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关注。

不过，政府仍将重点放在关注西线的局势，以及让CEP转变为一个完整的军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为了保证这一点，诺顿-德-马托斯在5月前往伦敦，回来后自豪地宣布了他的成就。

葡萄牙对这一消息毫无准备，这促使议会进入秘密会议。

甚至民主党的后座议员也对无休止的军事形势感到担忧，用战争部长的话说，在看不到胜利的情况下，每月需要增援4000人，才能使CEP保持最佳兵力。

非洲战争↑1916年，葡萄牙人占领或"解放"了位于鲁伍马河南岸的争议领土基翁加，该领土将莫桑比克与德属东非隔开。

然而，他们随后对德属东非的入侵是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葡萄牙人从纽瓦拉的德军要塞混乱地撤退这仅仅是葡萄牙军队众多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

1917年，一支由400人组成的德国侦察团（当然，大部分是非洲士兵，或称阿斯卡里Askari​。

即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士兵”或“警察”）在莫桑比克东北部的尼亚萨省活动了大约4个月，基本上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更糟糕的是，当年11月，由保罗·冯·雷托文·沃尔贝克将军(1870-1964)率领的德军在内戈马诺省村打通了边界，并在葡萄牙殖民地境内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从土著人那里获得了所需的物资，并占领了葡萄牙军队的哨所。

虽然它受到在莫桑比克活动的协约国军队的追击，但它有时也能对这些协约国军队进行非常严重的打击，1918年7月在纳马库拉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换句话说，由于葡萄牙政府坚持在非洲和西线两线作战，葡萄牙失去了对莫桑比克事态的控制，只能任由其他的这些国家在莫桑比克活动，以南非为首的部分协约国也怀有吞并其殖民地的意图。

使用刘易斯机枪进行机枪训练的葡萄牙军队但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问题远不止是德国军队的问题；这场战争导致殖民地对人民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同时削弱了该国家让殖民地人民感受到其存在的能力。

结果，毫不奇怪，在殖民当局或特许公司的政府最脆弱的地区发生了叛乱。

大多数土著居民将行政当局视为剥削机器，事实也正是如此。

由于土著居民中缺乏共同的莫桑比克民族身份认同（而不是葡萄牙人自己的权威和力量）萄牙的殖民地才能得以生存。

葡萄牙人采用了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即利用当地人的内斗来补充自己的力量，当涉及到被击败的叛乱团体的战利品时，他们向土著盟友提供免费的帮助。

从1915年初开始，葡萄牙人就在安哥拉面临着多次叛乱。

从1917年起，莫桑比克也开始发生叛乱，这是由于战时的情况，以及民众日益感到葡萄牙作为殖民者的日子即将结束。

这些叛乱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将莫桑比克一分为二的重要的赞比西河沿岸。

叛乱在最近才被镇压的旧巴鲁埃王国最为强烈，从3月持续到9月，向上游的泰特地区和下游的赞比西河南岸蔓延。

起义的起因是征税过重和征召更多的男丁，他们既要从事道路工程的工作，又要在战争中充当搬运工。

一位历史学家称这次起义为"破坏压迫性殖民制度的泛赞比西运动"。

CEP的抵达和培训↑CEP在法国进行的攻击演习1917年2月初，CEP才姗姗来迟，此后开始了一段实战训练和逐渐适应堑壕战的时期。

作为一支政治上分裂的部队，它永远不会如其指挥官费尔南多·塔马尼尼·席尔瓦将军（1856-1924）所希望的那样凝聚在一起，而它也同样永远不会真正被英国最高统帅部看作是一股战斗力，反而甚至认为其对于协约国军队的防线是一种危险。

英国教官和第十一军团（葡萄牙第一师将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军官对部下的疏忽态度、将权力集中在一个明显敌视英国利益的人物（CEP的第一任参谋长罗伯托-巴普蒂斯塔少校（1874-1932））身上以及明显不愿意向英国同行学习的态度，使他们深感不安。

英军内部普遍认为正如拿破仑战争的半岛战役中应该表现出来的那样，葡萄牙士兵应该在英国军官的领导下会表现的非常出色，这加剧了双方的文化差异。

这种信念所造成的损害将得到英国驻中欧军事代表团团长查尔斯-克尔将军的承认，只是是在战争结束后很久才承认。

葡萄牙人在前往前线的路上尽管有这些困难，CEP继续迅速扩大，因此，在第一师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第二师开始被派往法国。

其他人力方面的承诺也得到了落实，比如成立重炮兵团（CorpodeArtilhariaPesada，简称：CAP）在法国地区作战，以及为英国和法国本土战线提供劳工。

英国军方对CEP的表现感到担忧，于是战争大臣爱德华-乔治·维利尔斯·斯坦利（EdwardGeorgeVilliersStanley，德比勋爵，1865-1948）试图说服诺顿·德·马托斯接受对这支部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即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师在前线，更有争议的是，将英国军官分配给CEP。

英国人相信,如果得到更好的领导,CEP的各个组成部分可能会被变成一支有用的部队。

但这一建议似乎证实了葡萄牙共和党人对英国意图的最坏怀疑，该建议被解释为企图将葡萄牙降为保护国。

结果，它被葡萄牙陆军大臣断然拒绝了。

前线的葡萄牙人尽管葡萄牙政府从德国缴获了大量的舰船，但CEP还是依靠英国的船只来运输部队，无论是扩编为陆军军团的一部分，还是正常的增援部队。

这是一条里斯本根本无法控制的重要生命线，在诺顿·德·马托斯的反对下，德比勋爵的计划被否决后这条生命线就被切断了。

在这个时间自然会引起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决定自然意味着在前线遭受的损失无法弥补。

因此，出人意料的是,第2师被与第1师一起调到了前线--尽管两者的兵力存在很大的差距。

11月，一个葡萄牙防区揭牌成立。

CEP不再是英国第十一兵团的一部分，但仍然是英国第一军的一部分。

英军舰艇的损失及其对援军供应的影响，对已经动摇的CEP的士气又是一个打击。

政治上的分歧、对士兵需求的普遍忽视、对军官回国休假的限制、气候、英国人的口粮以及与平民语言不通导致的坏关系，让葡萄牙士兵越来越感到被抛弃。

随着1917年的结束，对一些人来说，又迎来了第二个严冬，即使军事熟练度有所提高，但士气却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这种士气低落相对应的是葡萄牙局势的恶化。

作为回应，科斯塔总统于1917年11月至12月在巴黎举行的协约国会议上呼吁英国、法国和美国团结一致，解决葡萄牙的问题。

文化动员↑葡萄牙在战时的独特性--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殖民国家，无法动员自己的殖民帝国进行防御，或者作为一个战争的后起之秀，其交战取决于盟友的心血来潮--也适用于1990年代以来文化史家关注的那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动员和复员。

在一个大多数人口既是农村人口又是文盲的国家里，创造和利用战争文化总是要被证明是具有挑战性的。

这种结构性的困难由于普通葡萄牙民众对德国普遍缺乏敌意而变得更加复杂。

但葡萄牙（以及共和国政体）存在的其他方面问题，使得发展战争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葡萄牙没有发展出独特的共和国战争模式。

葡萄牙的行政机构由省民政长和市行政长官组成，其设计和人员配置的主要目的是让现任政府赢得选举。

共和国通过打击诸如推诿逃避（有时是在医疗当局的纵容下）、逃兵、黑市和向西班牙非法出口等行为来保障其士兵在非洲和西线的牺牲的价值，这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也超出了人员不足、工资低下的安全部门的能力范围。

更重要的是，尽管提出了一些建议，但并没有试图利用战争来扩大共和国的吸引力，哪怕只是简单地扩大选举权也不行。

共和党人把葡萄牙农民说成是爱国到了极点，认为他们愿意为帕特里亚而死，并动员他们参加战争--同时又不给他们现役公民的地位。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妇女，尽管少数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对战争充满热情，她们要求以更多的教育和劳动机会以及平等的政治权利来换取一场伟大的政治教育运动，但她们的呼吁却被置若罔闻。

虽然政府的宣传举措很少，即使偶尔有创新，但自我动员基本上仅限于民主党及其相关协会和支持团体。

在保持党内选民的热情方面，它一向很熟练，但却奇异地未能向更广泛的受众进行宣传。

有趣的一点是，该党从未试图解决与天主教会的紧张关系。

由阿方索-科斯塔起草的1911年具有分裂性的《政教分离法》未受影响。

战争期间多次表现出对教会的蔑视态度，葡萄牙天主教徒明确提出参加1916年神圣联盟的建议被拒绝；甚至连天主教牧师的供给也因政府的行动而变得困难重重。

战争期间，国家的镇压机器对天主教协会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而共和国的报刊则谴责了据称正在进行的‘反对政权的教士运动’。

1917年在法蒂玛发生的事件不一定像当时所称的那样，是政权盟友蓄意反动员运动的产物，但这些事件表明了共和国与其声称所代表的人民之间的真正分裂程度，而人民对战争、贫穷和看似无私的政府的反应是寻求超自然的庇护。

10月最后一次显灵之后，圣母玛丽亚的信息是明确的：战争结束了，人们要回家了。

神圣联盟政府甚至无法与广大民众展开对话，更不用说对战争的原因和随之而来的牺牲作出一致的解释了，于是自然而然受到了一场反动员运动的挑战，这场运动进一步掩盖了这个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真正原因产生了怀疑，并将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向了主要的干涉主义人士及其事业。

在议会和报刊上，有人谴责德国间谍对葡萄牙造成的影响，认为它是该国所有困难的根源。

这些谴责无疑是夸大其词，但却包含着一丝真实；德国赖以使西班牙保持中立的同一间谍网被用来破坏葡萄牙的稳定。

转播德国提供的新闻项目的西班牙报纸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向不同部门（包括士兵）散发宣传品，鼓励罢工、破坏和暴力示威，以及赞助政变（1916年为此拨出了20万比塞塔）等直接行动似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多尼奥·拜斯接管现代葡萄牙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西多尼奥·拜斯1917年11月底，阿方索-科斯塔在巴黎的努力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一个月，柏林的前部长西多尼奥·拜斯（SidónioPais，1872-1918）在一支小规模军队的帮助下推翻了政府。

科斯塔从法国返回时被拘留。

诺顿·德·马托斯（NortondeMatos）和其他干涉主义人物也被逮捕或流放，与他一起流放的还有很快被废黜的贝纳尔迪诺·马查多总统。

西多尼奥·拜斯的胜利部队中包含了准备前往法国的士兵，在随后的混乱中，几乎没有考虑到CEP及其需求。

英国人以巴纳德斯顿将军的建议为指导，他相信拜斯是可以信任的。

伦敦现在提出了一个修订版的"德比勋爵计划"，很快被拜斯接受。

这样一来，葡萄牙只有一个师留在前线，作为英国陆军军团的一部分，而第二个师则在后方，作为后备军和训练部队行动。

然而，由于卡波雷托战役后需要协约国方面急需把部队调往意大利，加上预计德国人将在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协约国的人力危机更加恶化，这意味着两个葡萄牙师仍然在前线并肩作战，日益疲惫不堪，人员短缺。

葡萄牙的政变还产生了其他后果；由于没有政治保护，干涉派军官突然暴露在同僚的批评之下；由于民主党的敌人在庆祝，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上升。

此外，西多尼奥·拜斯的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他急需合格的人员来接替国家和地方一级被废黜的政客；因此，他向武装部队求助，并不惜雇用从前线休假的军官，这不仅进一步压低了CEP的士气，也进一步压低了CEP的战斗力。

葡軍使用过一种十分奇怪的钢盔，整体类似英军布罗迪钢盔，但表面上有很多凹槽，这种使用凹槽设计的头盔是由英军生产用作和其他钢盔进行对比测试用的，在英军布罗迪头盔胜出后，这些库存挤压的凹槽钢盔就都被交付给葡萄牙人了。

利斯河战役及其他。

1918年4月9日↑直到1918年3月德军的攻势被遏制住后，英国最高统帅部才抽出时间来实施修订后的"德比计划"，将大部分精疲力竭的葡萄牙第1师撤到后方，同时留下一个加强的第2师守住葡萄牙前线。

在把这个师编入他的英国第十一军团后，经过快速的访问，对CEP非常了解的理查德-哈金爵士（1862-1945）将军认为，这支部队现在是他所在地区安全的累赘。

拒绝返回前线的部队第一次哗变，发出了CEP已接近崩溃点的通知。

由英军编队替换第2师的时间定在4月9日至10日夜间。

然而，4月9日凌晨，德军发动了春季攻势的第二次进攻，选择葡萄牙防区作为主攻地点。

在最初混合了高爆弹和毒气弹的猛烈轰炸，并以指挥和控制中心为目标之后，德军的风暴突击队在浓雾的保护下，潜入葡萄牙防区，造成了大规模恐慌和突然的撤退。

师长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戈麦斯·达科斯塔将军（1863-1929）发现无法与他的前线各旅取得联系，更不用说协调他们的行动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奉命前去商定的防线的预备旅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1861-1928）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按照先前的安排，英国预备役师分别在葡萄牙人的两侧和后方移动起来。

后者从英国人旁边通过带着他们的枪支退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逃跑"）”中下方，意大利军队左边英国军队右边的便是葡萄牙军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葡萄牙人是否真的如此轻易地会被击垮，还是事实上是英国人从左翼撤退后才被迫撤退产生了争论。

然而，伤亡数字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故事，被俘人数（包括军官和其他军衔）高过阵亡人数。

面对德军的进攻，没有最后的抵抗。

在利斯河的失败后，英国最高司令部坚决反对任何CEP的重组，甚至西多尼奥·拜斯的政府似乎也认为有必要。

新的总司令，加西亚·罗萨多将军（1864-1937），未能在伦敦关于这种可能性的会谈中取得任何进展。

而当黑格在外交部的压力下最终让步时，缺乏将士兵运往法国的船运继续困扰着葡萄牙的决策者们。

大多数情况下，剩余的部队被用来修建战壕和防御工事。

在加西亚·罗萨多的鼓励和英国的允许下，一些干涉派军官在1918年秋天开始着手准备一些营的部队重返前线。

这些军官将这一举措视为葡萄牙军队重回正轨的开始，但由于士兵们最初拒绝接受返回战线的命令，结果导致再次出现了一波兵变。

1918年在巴黎举行胜利游行的葡萄牙远征军结论：↑战时的总伤亡人数--包括所有战场在内的7000至8000人死亡(大部分伤亡出自非洲战场)--不足以让人在战后的岁月里产生一种"失去的一代"的感觉，共和国也很难对这场战争的意义产生一个一致的说法，以指导纪念活动。

因此，干预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在战后继续进行，因为不同方面相互争夺，以建立对战争努力及其成就的主导性叙述。

1926年5月由卡尔莫纳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并自然而然将军队内部自己的说法散播于群众中：‘在外国和殖民地战场上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荣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许可以不打，但一旦宣布，就不能逃避’。

这次政变代表了干预主义计划的最终失败：葡萄牙的共和政权在其改革主义计划内的战争中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无法向广大人民群众伸出援手，以争取盟友，抵御日益严重的“保守”甚至“反动”的反击，葡萄牙从此落入了大独裁者萨拉查的手中，其独裁统治在葡萄牙长达近四十年之久。

同样是现代葡萄牙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有人认为认为他是葡萄牙的救世主和基督教政治哲学的倡导者，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有法西斯倾向的独裁者，阻碍了葡萄牙的民主进程发布于2021-03-0314:47第一次世界大战葡萄牙里斯本​赞同46​​6条评论​分享​喜欢​收藏​申请转载​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加利西亚电报站致力于普及一战之中的军队，战役，武器装备，尽力从中立客观的角度来写每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