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只停留在吶喊：旅歐10 年見證時代，「那些德國社會教我的 ...

這是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位在文學院一樓的研究室。

提起花亦芬，許多人想起的，往往不是她教學的身影，而是她在一個又一個公民集會、運動現場， ... 換日線Crossing-最貼近你的國際新視野 主打 編輯部原創 策展專區 CrossingCampus 時事現場 海外職場 專欄作者 訂閱季刊 頻道 人物故事 People 國際趨勢 Trends 文史藝術 Humanities 生活風格 Lifestyle 觀點評論 Perspectives 編輯嚴選 Editors'Picks 換日線X施羅德 上架，夢想人生 關於我們 歷年季刊 團隊成員 大事記 搜尋 投書 歷年季刊 團隊成員 大事記 註冊 登入 立即加入會員取得專屬服務 立即加入 首頁 編輯部原創 換人說說看 別只停留在吶喊：旅歐10年見證時代，「那些德國社會教我的事」──專訪台大歷史系教授、促轉會委員花亦芬（上） 世界看台灣《換》人說說看／換日線編輯部 2018/05/18 37510 PhotoCredit： 最根本的是，你到底培養了自己對什麼領域的熱情？ 採訪、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我們的一生，扮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我既是學者、也是老師，更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如何將這些角色結合在一起，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課題。

」 春日午後，陽光正盛，穿過百葉窗，層層斜照在一室的原文書上。

這是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位在文學院一樓的研究室。

提起花亦芬，許多人想起的，往往不是她教學的身影，而是她在一個又一個公民集會、運動現場，全神貫注的表情。

她是學者、也是教師；是作家、也是「部落客」；是黨產會委員，這個月更多了一個新身分──行政院轄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委員。

身兼多職的她，專業明明是藝術史，卻因近年來大力推動轉型正義，亦被不少人認為是台灣專研德國轉型正義的第一把交椅。

在陳抗現場，她手拿麥克風，對著政要與群眾們慷慨陳詞；離開公眾視野，個頭嬌小的她踩著高跟鞋，「不辭路遙」的從研究室繞到文學院門口，唯恐記者在偌大的台大校園裡迷了路。

研究室裡，她坐得端正，聆聽問題的神情，一如往常的專注。

問她忙不忙、累不累，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使命感，一個人做這麼多事情？ 她露出有點靦腆的笑容：「這都是德國社會教我的。

」 花亦芬教授。

圖／花亦芬專欄　 1989年赴西德留學，見證時代印記 回想起將近30年前的德意志歲月，花亦芬的記憶座標，精確得不可思議： 1989年是記憶的摺線、自由與威權、解放與封鎖間的一道分水嶺。

那年盛夏到初秋，台大的校園裡，瀰漫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兩年前，台灣終於宣布解嚴；兩年後，即將畢業的學子，無不歡欣嚮往那等在校園外的嶄新世界。

然而，對岸無預警爆發的天安門事件，不僅在國際社會敲響了一記警鐘，更喚起那蟄伏在剛解禁的台灣社會底下，關於民主的創傷記憶。

那些即將奔赴遠大前程的畢業生，紛紛在校園裡發動聲援、在媒體片斷不全的訊息中，摸索、拼湊著重重迷霧背後的所謂「真相」⋯⋯。

那一年，花亦芬甫從台大歷史系畢業，正準備前往西德科隆留學。

回憶起這段出國前夕的歷史變奏，她說，那不僅僅是時代的印記，更是當代青年的生命印記： 「我們這些五、六年級的『野百合世代』，透過六四，很清楚的看到台灣跟中國的不同，更讓我們對台灣的民主，有一種很特殊的、屬於我們那個世代的期待與關心，這份關心是自然而然的，也是一輩子的。

」 同年9月，她帶著對民主未盡的提問，進入科隆大學德語班就讀。

湊巧的是，就在她的住所附近，收容了一批「六四」時流亡到德國的中國學生，其中一個人是記者。

他偷偷帶了很多當時在天安門拍的膠卷，到德國後才沖洗出來，「看到那些照片，完全印證了當時我們在台灣聽到的新聞報導⋯⋯。

」花亦芬說。

更巧的是，就在一個多月後，國際媒體的鎂光燈，從中國北京，迅速的轉移到歐洲──11月9日，那橫亙在兩德中間近30年之久的柏林圍牆，在人民激情的吶喊聲中倒向歷史。

年紀輕輕的花亦芬，生平第二次，置身時代的重大轉折，更在同一年間，看到兩個國家背道而馳的政治路徑： 「我記得的很清楚，那時候，西德的人還會到布蘭登堡門前，只要有東德人經過，想來看看西德，他們就會給對方一百馬克，大家都很開心⋯⋯。

」 「雖然統一之後，很多問題開始出現，但不論如何，民主統一的確讓德國的轉型正義，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一方面是東德的轉型正義，另外一方面是1990年後，面對納粹歷史的轉型正義。

他們透過處理轉型正義，讓整個國家帶著東德，一起脫胎換骨。

」 德國求學10年，花亦芬見證了「秘密警察檔案開放法」的通過（1990年8月24日）、「國定納粹受難者紀念日」的實施（1996年1月27日）、「蓋世太保總部」轉型為「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desTerrors，1993年開始施工，直至2010年方告竣工）等等──這些作為「旁觀者」的觀察與體會，都在花亦芬的心中，埋下了未來持續深研轉型正義的種籽。

台大校園。

圖／richie[email protected] 也曾質疑、抗拒體制，選擇自己找尋答案 然而，說起當年為什麼會去德國，花亦芬的答案，可不是為了觀摩轉型正義，而是──「德國的環保」。

她笑著解釋，她從大二開始，就在台大外文系，向鄭芳雄老師學習德文。

適巧鄭老師是1968年以後前往德國的留學生，對當時社會文化的變遷特別有感，經常與學生分享當代德國見聞。

另一方面，時值全球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德國綠黨在1980年應勢而生，以環保為最大訴求，影響遍及國際。

「我們在台灣聽到很多德國的環保運動，而環保運動又連結到年輕人所帶起的文化。

所以當時對德國的嚮往，除了對他們文化的好奇之外，也想看看一個環保做得很好的國家，到底長什麼樣子？」 再說得更嚴肅些，花亦芬之所以選擇出國讀書，最大的原因，還是對台灣教育體制的不滿。

自幼早慧的她，熱愛閱讀與寫作，得利於父母開明的教育，她經常沉浸在課外書的世界、從來不缺買書錢，更毋須迎合父母對課業的期待。

國三時，面臨第一次升學考試，她卻開始對這種追求分數與標準答案的學習方式產生質疑。

與一般青年不同的是，花亦芬不僅抗拒體制，亦拒絕被負面情緒所困，她主動向外求援，竟讀起了政大心理系吳靜吉教授的「教育心理學」相關著作。

「我想要了解：我的不滿意、我的反抗，究竟來自於哪裡？它是有根據、可以用知識理解的嗎？讀完青少年心理學後，我相信我的不滿足是有道理的，但我也知道自己當時能做的，是先把自己發展好，以後有機會走出去看看，再回過頭來幫助台灣。

」於是，她在體制裡「生存」了下來，一路以優秀的成績考進北一女、台大；但那顆叛逆的心，卻一刻也沒停止對理想教育的追求。

「後來我常常跟學生說：你如果對這個社會有不滿，我覺得很好，但是你不要只停留在吶喊，你應該要去了解你的不滿足、你的憤怒來自於哪裡、是否能有相應的行動？」 「世俗」與「理想」，並非不能並存 考進台大歷史系後，豐富的校園生活，更加深了她對知識的熱忱，除了系內必修，她還一口氣修了心理系、人類系與哲學系的課，並在通識教育甫實施之際，選修了音樂史。

儘管家就在台北，寒暑假期間，花亦芬仍自願留在校內圖書館自學，滿足自我對知識的想像。

另一方面，她在台大唸書之餘，亦跟隨外校美術系老師學畫，因而常戲稱自己在台灣唸的是「1.5個大學」。

正是因為這樣多元的學習背景，及其所蓄積的人生能量，讓她多年來堅信：一個人所修讀的科系，不應也不會成為其探索知識的限制。

如今為人師表的她，經常鼓勵文學院的學生，「不能因為讀文學院，就只懂古代或自己學科內的東西。

」 說到這裡，她不禁感慨：很多學生抱怨文學院畢業後工作難尋、待遇不佳，或者台灣是『鬼島』，只有向外找出路──出國讀書「鍍金」或就業一途，「但其實根據我的觀察，台灣缺乏的未必是就業機會。

我常接受歐洲媒體的採訪，聽說過不少歐洲企業，因為中國的政治情況不穩定，而想把中國的企業總部或工廠搬到台灣，但卻發現我們的教育，並沒有辦法培養那種可以很快跟全球性企業接軌的人才。

」 她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台灣的教育設計和年輕人自己，都沒有準備好和市場連結，兩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教育的設計上，中學6年說穿了就是為了升學，並不能真正培養學生對知識、文化的好奇。

而當這樣的青年進入大學，大學教育就面臨了更大的問題：一方面，大學老師必須肩負起『打破學生只認定標準答案』的學習跟思考模式──這本身要花上一、兩年的時間，所以大學教育的成效並不好。

二方面學生累了，沒有動機好好讀書，任自己『辛苦6年、玩耍4年』，畢業前夕，對未來毫無頭緒，只能順從主流價值，繼續考試、唸研究所，彷彿進入研究所以後，又可以暫時不必思考未來了。

」 反觀德國大學與台灣，最大的不同，就是幫助學生及早連結學業與職涯： 花亦芬說，自己在德國大學的第一堂課是藝術史導讀，當時，老師逐一詢問修課學生：「你畢業以後要做什麼？」再根據每個人的回答，分別提出修課與實習建議──這個過程，被稱為Orientation。

但往往在台灣，這樣「過份實際」的做法，會被說是功利的、沒有人文價值的，令花亦芬相當不解：「為什麼好像只要講到就業，就必然是世俗取向的，而人文價值是只談理想，不談現實的？德國讓我看到，這兩者可以同時並進。

」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在大學的時候，就很清楚自己人生的軌跡，可是至少這麼做，讓學生更了解現實與學院的關係；也因此，德國文科學生的就業情況普遍非常好。

」 換言之，花亦芬認為，台灣社會應該把大學生當作成年人看待，也應該要求學生用成年人的態度，看待大學的學習，為自己的未來鋪路：「我常跟學生說，大學正是銜接你進入成人世界的最後一個關卡，你處理得越好，未來的人生路就會越順。

若離開學校才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壓力就會隨時間增加。

」 「這樣看來，問題並不在你在國內抑或國外讀書／就業、取得學士還是碩士學位，而是你有沒有得到比較多元的啟發，讓你可以在進入職場之後，順利的轉換你的能力？你有沒有為自己做準備，讓自己既可以獨立工作，也可以在團隊裡快速的學習？最根本的是，你到底培養了自己對什麼領域的熱情？」 花教授曾經就讀的科隆大學。

圖／shutterstock 異鄉奮鬥10年、穿梭在5種外語間的學術生涯 大學4年，花亦芬無疑養成了自己對藝術文化的熱愛。

她語帶浪漫的說，去德國留學，之所以選擇藝術史，是為了「配合我環遊世界，四處探訪文物古蹟的興趣與夢想。

」 科隆大學的藝術史系要求嚴苛，每年只招收一名外籍生。

「很多台灣人會把藝術史誤解為一種『怡情養性』的學科，但對德國人來說卻剛好相反。

一方面，他們對外文的要求非常多；二方面，藝術史研究需要同時具備的知識種類也多，所以整體而言，唸書的時限會比社會科學或管理學還長。

」 在德國讀藝術史，具體到底有多難？ 1999年以前，德國的學制尚未與歐盟統一，並沒有所謂的大學學位（Bachelor），文學院7年，取得的是碩士學位。

較嚴謹的學校如科隆大學，在進入「高級討論課」（即現在的碩士）階段之前，需先通過「中間考試」。

申請藝術史系中間考試的資格，除須具備德文、法文、英文等3種外語能力之外，還有「小拉丁」。

通過中間考試之後，考驗也還沒結束──需再根據個人碩士論文需求，加入一種新的語言。

花亦芬因為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所以又學了義大利文，再兼「大拉丁」（註）。

在所有語言均非母語的情況下，還須兼顧專業課程，學業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她對大一的第一次期末考，印象尤為深刻：光是第一天考試，就用了3種不同的語言。

那時同學見了她都問：「你怎麼像個遊魂一樣？」她只能苦笑：「我也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到底活在哪一個語言的世界。

」 儘管辛苦，花亦芬卻說，正是因為吃了這些「苦」，反因此「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學術之路：「因為有這麼紮實的基礎教育，所以在研究這條路上，就像倒吃甘蔗，越來越覺得甘之如飴。

基本能力具備之後，其實可以看得更多，不會為了寫博士論文，就只懂博士論文的東西，而能夠在生活環境裡觸類旁通。

」這對相信多元學習的她來說，無疑是一大收穫。

人們或許會問：是怎樣堅忍的「心理素質」，支撐她在異鄉奮鬥10年、穿梭在5種外語間，仍從未萌生過放棄的念頭？ 花亦芬說，自己的初衷，只是渴望多了解德國人做學問的方法，從未抱持「非得把博士唸完不可」的心態。

她更坦言，「拿學位對我來說，不是這麼重要，我覺得一種比較自由的人生，應該是你不必害怕你如果沒有這個工作、如果沒有這個學位，你的人生就完了；相反的，你仍然可以追求許多其他事情。

」 （未完待續，訪問下篇請見〈像海洋一樣思考：傳遞所學打破迷思，「一些我想為台灣社會做的事」──專訪台大歷史系教授、促轉會委員花亦芬（下）〉） 註：花亦芬解釋，中間考試十分嚴格，又只能考兩次，沒考過便完全沒有學位。

所謂的「小拉丁」要能讀凱撒的作品，如《高盧戰記》；「大拉丁」則要能讀西塞羅等級的作品。

小拉丁考試，會挑一段約90字的文章，每一個字經翻譯後，還要清楚寫出格位；大拉丁的選文長度則約200字，兩種考試都不能錯超出5字。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credit：林欣蘋　攝影 公民素養 轉型正義 大學 科系 抗拒體制 教育 德國 關聯閱讀 增加國際觀又免學費，到德國念大學真的這麼好嗎？──讀者問答（學習篇） 吳漢中：想了解新領域？自己寫一本教科書吧！ 作品推薦 【中英雙語】動畫導演趙安玲：「無論旁人的眼光如何銳利，這是一場自己與自己的戰爭」 「將異域視作故鄉」，旅阿歲月15年──專訪政大外語學院院長鄭慧慈，華文世界阿拉伯研究的先行者（上） 參考資料 TOP 世界看台灣《換》人說說看／換日線編輯部 什麼模樣的人有資格站出來分享自身的經驗？ 成功的定義其實很廣，不限於企業家、或權威學者，還有一些在各自領域默默發光的人，他／她們也可以是廚師、設計師、運動員、工程師⋯⋯，或者遠渡重洋在異鄉工作的創業者，一起認識這些在你我身邊蟄伏的年輕朋友，讓麥克風交棒，《換》他／她們說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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