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件事看台灣的產學合作

首先，第一件事是全球電子設計自動化（EDA）龍頭美商新思科技（Synopsys），繼去年八月在交大博愛校區增建研發中心後，今年二月又進一步成立「新竹AI ... 您使用的瀏覽器版本較舊，已不再受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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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 發布於2020年02月24日04:00•專欄作家林宏文 有關台灣電子科技產業的生態鏈，「產學合作」一直是個很少被探討的議題，最近剛好有兩件事，也恰巧都發生在交大，是觀察台灣產學合作很好的指標，正好藉著我在這個專欄來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第一件事是全球電子設計自動化（EDA）龍頭美商新思科技（Synopsys），繼去年八月在交大博愛校區增建研發中心後，今年二月又進一步成立「新竹AI設計中心」，研發團隊將擴編到二百人，目標除了將新思全球領先的兩個EDA研發工具開發中心移至台灣外，也要引進AI晶片設計所需核心技術，協助台灣推動IC及AI等科技發展。

新思科技這項合作之所以特別，是因為過去很少有企業直接把最核心的研發辦公室搬到校園內。

新思因為看上交大在國際半導體研究的領先優勢，因此決定與交大做長期性的合作，並且把幾個重要的IC及AI等研究開發中心，從矽谷搬到台灣。

 新思科技不僅是全球半導體EDA第一大廠，在矽智財元件(IP)也是領先企業，2012年底新思合併台灣的思源科技，在台員工至今已擴大至800人，其中半數是研發人員，是在台跨國軟體外商中規模最大的研發團隊之一。

新思與交大合作推動這個研發、設計中心的案子，可以說已經為台灣的「產學合作」另闢一條新路。

大家都知道，美國矽谷的成就，史丹佛大學扮演推動與貢獻的重要角色，至於台灣電子業從竹科發跡，其中鄰近的交大與清華提供源源不絕的人才與創業能量，也是很重要的關鍵。

可是，過去台灣頂尖大學提供產業發展很大的後援，但如今許多電子公司逐漸茁壯蛻變為國際級企業，大學扮演的角色反而被弱化了，不僅尖端技術的研究趕不上業界需求，甚至還不時傳出現在畢業生程度不好，被產業界批評為學校與產業已有「產學落差！」盤點目前台灣產學合作不夠興盛的現象，可以再分別從學術界及產業界兩方面，歸納出幾個問題。

首先，不少教授離產業太遠，在努力爭取升等副教授、教授過程中，所做的論文並非以產學合作題目為主，一般要等到升上教授後，才有空間餘力去挑戰與業界的合作題目，但這通常已是十幾二十年後的事了，教授在最年輕力盛時期沒有投入產學合作，相當可惜。

其次，很現實的是，台灣學術界目前進行的研究，能夠取得國際領先的比重已經不高，不具備「發明未來」的研究能量，要產業界「聞香下馬」當然不可能。

至於產業界的情況則是，由於企業一直沒把產學合作當成重要大事，因此很多合作都只是蜻蜓點水，沒有指派重要主管負責，也不熟悉學校目前發展的重點，以及教授正在研究哪些主題。

而且，一般台灣企業投入研發（Research&Development，研究發展)，通常是「小R大D」，既然偏重在D，這種工作只要內部工程師做就可以了，而沒有很多R的需求，也就沒必要與先期研發為主的學術界合作。

更傷感情的是，就算目前台灣已有一些世界級企業出現，但絕大部分也不會把最前端的研究計畫交給學校做，一方面覺得那是企業的最高機密，不想在合作過程外洩智慧財產，另一方面則是產學合作是企業招攬員工最好的方法，許多產學合作計畫也成為企業招攬訓練員工的試驗場。

例如，研發已走到全球最前端的台積電，目前現況就是如此。

台積電沒有與學校合作太尖端的技術，但許多做完計畫的研究生或博士生，最後就變成台積電員工。

造成這種產學合作不興盛的現象，最大原因是學術界趕不上產業界的腳步，能夠做尖端研究的教授實在不多。

只是，會造成這種現象，與目前大學僵化的體制有很大關聯。

在教育部各種法規與體制的限制下，教授全都變成公務員，限制教授的薪資、技術移轉到成立公司，條條框框限縮了大學的發展，當然也扼殺了原本產學合作可以百花齊放、大鳴大放的自由環境。

 只是，教育部與大學的從屬關係一日不變，台灣許多與大學相關的發展與想像就無法展開，沒有建立良性的機置，就不可能冀望大學有什麼發展，當然產學合作空間更不可能展開。

因此，當大家都在期待，台灣的大學是否可以出現一個體制外的發展案例時，我要講的第二件事情就發生了。

一樣是發生在交大，去年九月開始招生的交大台南校區，正是以產學合作為最優先目標，努力成為國內第一個「產學研究園區」的先導案例。

交大在台南的「產學研究園區」，目前設有智慧科學（AI）暨綠能學院，目標是要引進企業進行產學合作，就如同MIT、史丹佛、劍橋等國際一流大學，在校園內成立產學合作計畫，在交大這個與產業界緊密互動的校園中，也希望同步組成可以治校的董事會，做為「大學法人化」的新嚐試。

所謂的「產學研究園區」，就是過去大學受限於政府預算不夠、教授員額有限，但交大找來多家企業如緯創、研華、義隆、宏碁等參與出資贊助，與學校一起合聘頂尖教授，至於研究題目則朝向「企業出題、學校解題」方向發展，台灣電子業經過多年發展，對技術創新要求愈來愈高，大學的研究也要往世界頂尖水準邁進，透過這種更深入的產學合作模式，共同拉升台灣產學界的水準。

至於「大學法人化」更是這項計畫的關鍵突破點。

以企業公司治理做比喻，目前全台灣的大學，與其說是「教授治校」，不如說是「教育部治校」，因為學校的董事會成員都由教育部指派，所有大小事都是教育部說了算。

如今交大台南校區推動的制度，則是希望逐步建立像美國大學校園的「董事會治校、教授治學」，改變現有僵化的制度，也作為台灣大學治理翻轉的起點。

負責推動這項計畫的宏碁創辦人施振榮說，由於交大是第一個推動大學法人化的試點學校，要成為「化外之民」很不容易，期間與產官學各界不斷地溝通，過程中對於各種法令與執行細節，都要「依法想辦法」來解決各種問題。

交大這個計畫若能順利完成，對其他研究型大學將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模式。

由於交大台南校區在產學研究與共創的努力與經驗，近來教育部已選擇在台成清交四所研究型大學，試辦台灣的產學共創先導型計畫。

教育部願意嚐試這項創新模式，對台灣大學改革與產學合作都將是一個重大的改變。

從上述兩個台灣重要的產學合作案例，可以看到台灣電子業與學術界，如今都走到一個關鍵的分水嶺，電子業逐步擠身全球領先之列，開始要面對前無來者、必需自己探索的挑戰，至於台灣的大學在少子化、邊緣化的壓力下，轉型升級的需求更大，透過雙方更長期深入的產學聯盟與合作，大家攜手並進合擊，我相信未來的新局將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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