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與魏晉玄學的形成

儒釋道對魏晉玄學的理論建構有著深刻影響：儒家倫理是士人的生命底色，而道家的“黃老”與“老庄”則作為最有活力的思想因素，居於學術變革的主導地位。

在建安 ... 網站首頁 本辦概況 政策制度 通知公告 基金管理 基金專刊 成果集萃 資助期刊 高端智庫 社團工作 資料下載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成果選介>>年度項目成果>>中國歷史 儒釋道與魏晉玄學的形成 2011年05月15日16:41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思想文化研究所王曉毅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釋道與魏晉玄學的形成》（批准號為99BZS014），於1999年立項，2003年6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課題組主要成員有：王新春、郝虹、於濤。

現將該成果的主要觀點和基本內容摘編如下：　　《儒釋道與魏晉玄學的形成》將黃老之學與佛教般若學作為思想資源引入研究視野，分析了儒釋道理論要素在玄學形成中的功能。

但是，這項成果並非局限於分析哲學范疇與命題的變化，而是將這些變化置於由學術地理、家族文化、社會思潮、士人心態和政治斗爭交織而成的歷史情境中，進行動態的立體考查，通過研究曹魏正始—西晉元康玄學波浪式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典型個案，而成此作。

　　一、“黃老”與“老庄”的融合　　儒釋道對魏晉玄學的理論建構有著深刻影響：儒家倫理是士人的生命底色，而道家的“黃老”與“老庄”則作為最有活力的思想因素，居於學術變革的主導地位。

在建安戰亂時期的特殊環境中，“黃老名法”一度成為曹魏意識形態的主流，同時“老庄”的人性“自然”哲學亦進入士人的深層精神世界。

由於早在戰國秦漢之際，“黃老”已經將儒家倫理融入其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黃老”與“老庄”的融合，是導致魏晉玄學突變的關鍵所在。

關於老庄思想對魏晉玄學的影響，成果對黃老“因循”哲學、形名方法的作用，進行了探討。

　　正始玄學奠基人王弼，將黃老“因循”哲學融入《老子注》，提出了“因物自然”的命題，指出宇宙本根“無”，以“無”為因循萬物的自然本性。

“因”是“無”的運行規律，故體“無”的聖王在“因”的消極形式下，順應時代變化，積極有為。

西晉玄學的集大成者郭象，以黃老“因循”哲學為指導思想，通過誤讀《庄子》，將該書注釋成積極入世的經典，建立了肯定進化與變革的歷史觀，為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統治者放手運用禮樂法術各種方法治國，提供理論依據﹔通過將 “因循” 與“自然”思想融合，建立了聖、凡心性哲學，使黃老的政治功利主義與老庄的自由主義有機地融為一體：一方面，聖王“因循”社會形勢，可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但必須體現臣民的意志，以臣民實現自然本性為終極目的﹔另一方面，臣民的自然本性已經與名分嫁接，變成了符合社會規范的“性分”，為名教與自然合一提供了人性論基礎。

　　形名學不是進行邏輯學理論探討，而是作為思想方法為政治、哲學的理論建構服務。

從認識論上看，形名學方法鮮明的特點是強調在經驗“形”的基礎上，通過合乎邏輯的“形名互檢”和“辯名析理”，探討真理。

這種尊重經驗和理性，不迷信盲從的思想方法，對魏晉玄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是，善於思辯的玄學家並不注重對方法本身進行研究，而是注重在實踐中如何創造性運用，修正傳統概念，使之成為構建自家理論體系的范疇。

這種既是普遍規則，卻又因人而異的“學術方法”，是魏晉玄學家得以突破前人成說，立一家之言的關鍵所在，也是今人深入其哲學體系睹其奧妙的主要路徑。

通過這種路徑，成果對王弼、郭象玄學作了新的探索。

　　二、佛教的刺激　　魏晉玄學在形成中是否受到佛教的影響?這是一個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

早在東漢后期，小品般若《道行經》已譯出，譯經者是胡人，其思維方式不同於中國人，故般若經否定宇宙本根的緣起性空觀念，已較為准確地翻譯出來了。

漢魏之際學術界的宇宙論傳統，從何晏玄學開始發生逆轉。

反映何晏早期玄學思想的代表作是《無名論》，該論的中心哲學概念是“無所有”，而這恰恰是當時漢譯佛經用來表達“空”的概念。

因此，成果從何晏所寄養的曹氏家族的佛教文化影響談起，進而比較了何晏《無名論》與東漢佛教譯經在“無所有”概念運用上的異同，得出如下結論：盡管何晏並未真正理解佛教的空觀，但其玄學理論在孕育過程中曾受到佛教的刺激，即在佛教空觀的催化下，何晏早期的宇宙哲學在佛教的影響下出現了既不同於傳統也不同於佛教的本體論變形。

這種從事物自身思考其內在依據的新思路，啟發了王弼本體論哲學的形成，而王弼又將何晏筆下似有“真空”含義的“無所有”，改造成“中和”、“全有”而無形的“無”，清洗了佛教譯經的痕跡，回歸了中國傳統的本根——本體思維方式。

盡管佛教哲學的影響間接而微弱，卻是歷史上中國文化與相當水平的外來文化第一次在哲學深層的思想碰撞。

碰撞中產生的思想火花，點燃了魏晉玄學的思想火焰，從而照亮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從滯重到空靈的時代。

　　與何晏、王弼同時代的“竹林七賢”，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

至於“竹林七賢”名稱的形成，也未受佛教影響。

通過檢索《大正藏》的相關譯名，發現東漢——西晉時期漢譯佛經中的釋迦牟尼說法處“竹林”，大多數譯為“竹園”﹔通過實地考察遺址並綜合分析文獻資料后發現，“竹林之游”之處——河內山陽自古至今生長竹林，魏晉之際為達官貴人的庄園別墅區，處於鄴至洛陽之間，有軟禁漢獻帝的濁鹿城，設督軍監控，屬政治敏感地區。

七賢同游竹林是短暫的，“竹林七賢”故事的傳播過程中，兩晉之際的琅琊王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最終通過孫盛之筆，在歷史的記憶中定格。

因此，有些學者關於“竹林七賢”名號是附會佛教典故而成的觀點，難以成立。

　　通過對西晉玄學三大流派與佛教關系的探討，成果認為，這一時期佛教般若學並未參與玄學理論的主體建構，但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玄學的思維方式。

例如郭象的自生獨化說，是中國道家哲學向理性主義方向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其中亦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

從本體論看，郭象的“自生獨化論”雖與佛教的緣起說並不相同，但從反對探索宇宙生成的終極原因這一思路看，兩者卻有共同之處。

不過佛教的影響並非決定性的，因為郭象哲學即使“空”掉了宇宙本根，也沒有最終“空”掉自然本性，這是中國本土文化的理論底線，與大乘空宗最后的分野。

從歷史觀看，郭象關於歷史不存在“開始”與“時間”的觀點，同樣超越中國傳統思維習慣，而佛教關於宇宙在時間上無限，沒有絕對“開始”的觀點，漢晉時期亦隨著譯經傳入中土，郭象的歷史觀如此獨特，是否受到了佛教哲學的某些刺激呢？最后，從聖人心性論看，魏晉玄學有聖人“有情”與“無情”兩個流派：一是王弼、阮籍、嵇康，認為聖人並非真正的無心無情，是因為各種情感均衡中和而表現出“無”的假象﹔二是何晏與郭象，認為聖人內心是無任何情感的“空”。

從歷史記載看，前一派與佛教文化無聯系，而后者卻有明顯佛教文化背景存在。

　　三、“性”本體的形成及其意義　　儒釋道思想資源圍繞魏晉玄學亟需解決的時代課題——“名教與自然”、“君權與士權”重新組合，構建魏晉玄學的理論體系，使其呈現出以下特點：以“辨名析理”為思想方法，重新“定義”傳統的哲學范疇﹔以“得意忘言”為自由解釋儒道經典的工具，闡發《老子》、《周易》、《論語》、《庄子》“新意”﹔以“本末體用”關系，將儒家綱常“名教”與老庄人性“自然”融為一體，完成了儒家倫理與道家哲學的深層融合﹔破君權神授說，融合黃老“因循”與老庄“自然”思想，力圖在君主專制政體與士族社會自治之間建立新型關系﹔最終通過“有無之辨”，解構傳統的宇宙本根論，確立“自然之性”的本體地位，為玄學體系提供形上理論支持。

　　學術界一般認為，與漢代哲學的宇宙論相比，魏晉玄學的理論特點是本體論。

確切說，“性”本體才是玄學本體論的突出特點。

眾所周知，魏晉是追求個性自由的時代，而魏晉玄學的主旨，是強調人性的“自然”。

“性”的本體論哲學，是最佳選擇。

事實上，本性問題的確是魏晉玄學哲學思辯的出發點和歸宿。

以動態的發展眼光看，玄學思想家在形上領域的長期探索，便表現為宇宙本根解構與“性”本體建構的過程。

從正始玄學開始，到西晉玄學集大成者郭象那裡完成。

　　通過其“自生”“獨化”學說，郭象破所有宇宙本根論，徹底否定了外因的決定作用，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性”本體論，“性”本體論認為，事物生成變化的終極動因在於每個個體獨立的本性，事物的一切現象，都是本性的展現。

在此基礎上，郭象將人類心性分為聖、凡（臣民）兩種基本類型，提出了聖人與凡人相互依存的心性論結構模式，為解釋各種社會關系、構建哲學體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不同的學術論域表現為：聖人無為與臣民自治的政治哲學，聖人“冥物”與臣民“冥極”的認識哲學，聖人無待逍遙與臣民有待逍遙的人生哲學等等。

郭象力圖在君主與臣民之間，建立一種新的“權利”關系，即君主制國家權利——“君權”與士族階層權利——“士權”的關系，保留、削弱“君權”與擴大、限制“士權”，是郭象政治哲學的主旨基本傾向，也是魏晉玄學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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