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的苗族、人口與分布、歷史與遷徙、苗民與支系 - 隨意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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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21835苗族~歷史社會與文化~雲南的苗族、人口與分布、歷史與遷徙、苗民與支系、服飾、娛樂節慶 · 一,與貴州為鄰,或與川南為鄰,或於滇東南與越南老窩的邊界,而已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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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21835苗族~歷史社會與文化~雲南的苗族、人口與分布、歷史與遷徙、苗民與支系、服飾、娛樂節慶?苗族雲南的苗族2000年官方統計資料中,雲南省境內苗族有1,043,535人。
一般而言,有一類自稱為A-mao,使用滇東北次方言(或北部方言),主要集中分佈在雲南東北的昭通地區、東部的曲靖地區、中部的楚雄州﹔另一類自稱為Hmong,使用川黔滇次方言(西部方言),主要分佈在滇東北川黔滇三省交界處,及東南的文山州、紅河州等地,昭通、曲靖、楚雄等地,也有少數零星的Hmong人居住。
Hmong與A-mao雖都被識別成苗族,彼此語言並無法溝通,服飾、風俗、宗教等也都不同。
在整個滇東的這一大片區域裡,除了漢人以外,在東北與中部地區的苗族,與彝族比鄰而區,在東南文山、紅河一代的苗族,則與壯族、彝族、瑤族同居一處,一般咸認為,苗族是最晚進入雲南的少數民族,多居於山區或半山區,清雍正年間改土歸流,貴州苗疆極不平靜,貴州苗族歷經幾次大規模的遷徙,進入雲南,當時雲南的土地已多為漢人、彝人和壯人所有,較晚遷入雲南的苗族,需向彝族、壯族土司或頭人或地主繳納稅金,為其佃戶。
人口地理與分布從人口分佈圖上來看,雲南苗人集中分佈的地區,有幾個特點:一,與貴州為鄰,或與川南為鄰,或於滇東南與越南老窩的邊界,而已知川南、貴州及越北、老窩等地,皆為苗族的主要分佈區﹔二,楚雄、昆明一帶的苗族,是唯一不在雲南省界或邊界附近的聚居地﹔三,滇東與黔省西南,南盤江以北,並沒有出現如滇東南或滇東北等地苗族人口高密度集中的情況。
據此三項特點,我首先將雲南省境內的苗族分成三個區,從北到南依次為:滇東北區、楚雄昆明區、滇東南區即南盤江以南至邊界上。
若是不考慮省界、國界等人為的界限,就更容易區分這三個苗族地區的區域特色。
第一區,滇東北昭通地區,北鄰川南川敘永古藺筠連,東鄰黔西北畢節赫章威寧永綏﹔第二區,四周為彝族人口集中地區,與川省、黔省、桂省的苗族都有一段距離,較為孤立﹔第三區,於南盤江流域到紅河流域之間,與廣西、越北老窩等處的苗族關係密切。
這裡所區分的三大區域,並不表示各區域之間無任何交流。
歷史與遷徙根據苗族史中的記載,明清時代苗族從貴州進入雲南主要有三條路線:一條是經由黔西北威寧一代遷入滇東北各地,即是現在自稱為A-mao的苗人分佈地;一條是經由安順地區經黔西南興義等地遷徙滇東南;一條是經由四川南部筠連、敘永等地南下進入滇東北威信、彝良等地(伍新福1992:174-176)。
其中後兩條遷徙路線所到之地,即為自稱hmongb的苗人居住之地。
苗人進入雲南的時間難以確定,只知道明清政府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引發多起苗變,造成數次苗族的大舉南遷行動。
尤其多數學者認為西部苗族進入雲南的時間應該是在清代以後,明史中雖然記載了幾件與西部苗族有關的事件,但根據楊庭碩的說法,這些記載並不能視為西部苗族活動的直接證據。
理由是從現在各民族分佈地區來看,明史上所記載苗亂之地,是西部苗族與其他彝族、仡佬族、布依族等雜居之地,而且自古以來「苗蠻」兩字即被廣泛的用於指稱西南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所以很難判斷明史中是否記載了西部苗族在雲南貴州等地的分佈情況。
苗人大規模南遷比較可靠的記載是明崇禛以後到清康熙初年,整個西南邊疆的大動亂。
崇禛年間(1628-1644)先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震撼兩湖、四川及黔東地區,其中張獻忠的部下李定國的部隊,多為四川、貴州等地的少數民族,在張獻忠等人失敗後,帶著其部眾從四川轉入雲南地區(苗族簡史1985:100)。
一直到清康熙年間,吳三桂在雲南發動叛亂,清朝政府派大將軍貝子章等率兵三十萬,由川、黔、桂入滇,「血戰相持者近兩年,先後屠戮者百餘萬」,「兵之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造成遍野榛荒,徙堪牧馬,「往來大路,桑麻久廢,雞犬無聞」,期間持續近十五年的動亂,造成了西部苗族的大規模南遷(石朝江1995)。
而這段南遷的時間也符合最早出現在「黔書」(成書於康熙年間)與「貴州通志」(成書於乾隆年間)中,有關西部苗族的描述(楊庭碩1998:154)。
從改土歸流之後,苗族南遷的行動更是頻繁,其中幾次較大規模行動包括,1732年的「雍乾起義」,起因乃鄂爾泰於1726-1731間為確保改土歸流的進行,在苗疆大量用兵使得民不聊生;而鄂爾泰走後,貪官污吏更有甚者,且當時適逢雍正、乾隆之交,有機可乘,此乃苗民在清史上的第一次起義。
1795年史稱「乾嘉起義」,乃改土歸流後,大批流官取代土司,壓榨苗民,民不堪其辱,遂以石柳鄭、吳八月為首,打著「驅逐客民,奪還苗地」的口號,首先發難於鳳凰廳(今貴州省吉首市),後迅速在各地苗疆展開,至1797年平定,是清史上第二次苗民起義。
1855年「咸同起義」,乃是大平天國起義失敗,在西南地區與回民反抗勢力結合,以「白蓮教」死灰復燃,在西南地區展開大規模的反清復明運動(苗族簡史1985,CulasandMichaud1997)。
在動亂的大環境下,大規模的遷徙其影響範圍不止於一地一民,我們從史料上的記載,看到的是整個西南地區的大動亂,可能是造成貴州苗人向雲南遷徙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是否應該假設雲南的苗族都是在十七世紀左右從貴州遷入雲南,倒是值得商議。
據史料記載與當地苗人的口述傳說,各地苗族聚居雲南當地的時間,似乎不可混為一談。
據滇東南文山、紅河州當地苗民口述及系譜記載,其祖先定居此處約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而早於雍正年間(1723-1735),《雲南通志》即載苗族一類,卻僅提及宣威、鎮雄等地,可見雍正年間滇東北川黔滇三省交會處,就已經有不少苗族聚居在此。
清乾隆(1736-1795)年間成書的《皇清職貢圖》卷七,則謂:「苗人相傳為槃瓠之種,楚粵黔皆有之,其在滇省為曲靖、東川、昭通等府。
花苗隨各屬土流兼轄。
」並無提及滇東南各地的苗族或楚雄州的苗族。
顯然,滇東北的苗族與滇東南的苗族,聚居於當地的時間,至少有150年以上的差距。
紅河州誌上的記載,苗族進入紅河州的主要路線,是由貴州到雲南的羅平縣,再到邱北縣,轉文山縣,到蒙自縣後,分成兩支,一支進入金平縣山區,一支進入屏邊縣、河口縣山區。
蒙自、屏邊、河口等地的苗族,多數因清嘉慶二年(1797)貴州銅仁府「逐客民,復故地」的起義失敗,於清嘉慶十一年(1806)逃來的。
多數學者都認為,苗族進入滇東南的時間大約在一百五十年到二百年前,由黔西南進入滇東南地區,再進入越南、寮國,此後再由老窩進入泰國等地(伍新福1992;苗族簡史1985;石朝江1995;CulasandMichaud1997)。
1975年後,寮國苗族為躲避寮國政府的政治迫害與滅族行動,在聯合國的幫助下到世界各地。
楚雄州誌的記載,... 河口縣橋頭區老劉寨的苗族說他們第一位從貴州遷來的祖先叫做李仕雄,其墓碑記載李仕雄生於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死於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紅河州志1997:301)。
經濟因素很大部份是因為「鴉片」的種植帶來大量的經濟利益,但卻也使得土地快速枯竭,不得不另覓新土地(CulasandMichaud1997)。
生產與經濟滇省苗人多居於山區或半山區,以農業為主,過去苗族多採用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方式,為了不耗盡土地的生產能力,一塊新開墾的土地,約用四、五年後即休耕,到別處另覓荒地開墾耕作,因此經常遷徙搬家。
1949年後,陸續實施各種集體政策,管制人口流動,1980年代後,實施家庭聯產承包制,每戶居民依其人口分配土地,多數苗族名義上已較少四處搬遷。
苗人因居於山間,耕地主要是山地或旱地,通常只有水資源充足的苗寨,才會有水田,利用春夏間雨水充足的季節,種植水稻。
山地或旱地多在村寨附近的山坡上,除了種植玉米、旱稻等糧食作物外,也會種植一些豆子、苧麻、喬麥。
苗人日常生活雖多以玉米粉摻雜少量稻米煮成的包谷飯為主食,但並非苗人喜食又乾又硬的包谷飯,而是因為旱地種植玉米的產量遠高於種植旱稻的產量,若將全部的旱地改種旱稻,稻穀的收成恐將不足一年所需,因此,苗人通常會將三分之二以上的旱地用來種植玉米,僅有三分之一用來種植旱稻,而也只有富裕的人家,才吃得起白米飯,貧窮的人家就只吃得起包谷飯。
除了糧食作物以外,苧麻和豆子也是每家必定要種的農作物,苧麻是織布製衣的原料,豆子則是用來作苗家招待客人的名菜-「菜豆腐」。
對苗人而言,栽種玉米或稻穀這類的糧食作物,是必須要謹慎小心的。
通常在春節前就要先整地、犁地,開春後雨水充足之時,還要選個好日子播種,一般都選在屬龍、屬狗、屬猴的日子播種,表示日子硬,栽下的莊稼就可以抵禦一切天災。
有些地方,還會在播種後祭拜田公地母,請求照顧地裡的莊稼。
從播種後到收成前,村寨內各家戶還會定時舉行的祭龍或祭山神或祭火神等儀式,祈求龍王、山神、火神等自然界的神祉,保佑今年風調雨順,五穀豐收。
七、八月間新包谷收成或九、十月間新稻米收成後,都要舉行祭祖嘗新的儀式,請祖先回來品嘗今年的新收成的糧食,沒有祭過祖先的新米或新包谷是不能先吃的,有些地方祭祖嚐新的儀式還要選日子殺雞,請祖先回來吃飯,頗為複雜﹔有些地方,就只是在新米或新包谷煮熟的第一頓飯,喊祖先回來吃飯,不論是哪一種方式,都必須是由家中最年長的男性家長,負責喊祖先回來吃飯。
種豆相對而言,就不那麼講究,通常是利用糧食收成後新米整地播種前的兩、三個月,種植一些豆子,若是水分充足,豆子豐收,那麼這一年就有很多可口的菜豆腐可吃,若是遇上乾旱,豆子長得不好,就也只能少吃一點菜豆腐,倒也不至於影響生計。
一般而言,苗人不論男女老少,都要參與稻穀、玉米或豆子等作物的種植與收成,但是,苧麻這種農作物,從種植、收割、切麻、績麻、紡麻、牽線、織布、臘染、刺繡、直到作成衣裙,就純粹都是女人的工作,全都是依賴婦女用農忙剩餘的時間來完成,也因此,在苗寨裡,一年四季,都可看到婦女們一邊聊天一邊績麻、牽線、刺繡,站著也要績麻,坐著還要刺繡的景象。
苗人的農業生產,基本上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有多餘的糧食,或是自家種的蔬菜、養的雞豬,才會拿到市場上賣,換取一點現金。
不過,當高價值的經濟作物被引進時,還是會有不少苗人願意冒險嘗試種植新的作物,這些願意冒險嘗試種植新作物的家戶,通常也是村寨中較富裕的幾個家戶,只有這些富裕的家戶,才有錢投資新的作物,萬一不成功,還尚不致於餓肚子,貧窮的家戶,就只求溫飽自給自足而已。
以我所熟悉的滇東南為例,過去二、三十年間,地方政府一直十分積極推廣栽種經濟作物,如90年代初期雲南省紅塔山集團的經營成功,括起整個滇東、滇東南地區種植煙草的風氣,幾年之間,各村各寨都在種植菸草、蓋烤煙房,著實增加了不少經濟收入,90年代末期,菸草的需求銳減,菸草也種的少,烤煙房也早就廢棄不用了。
文山州種植三七開始的很早,約在1970年代,就有許多栽種三七成功致富的例子,以往因三七的種植技術較為複雜,投資成本也高,種的人不多,1990年代以後,種三七的人大量增加,文山州適合種植三七的土地,幾乎耗盡,許多商人到紅河州來尋覓新的土地種植三七。
三七是一種高經濟價值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需種植在高冷濕寒的山上,但又不能太冷太濕,文山州、紅河州兩地,屬亞熱帶氣候,苗人所居的山谷,土壤、氣候皆適宜種植三七,許多苗人也開始學習栽種三七。
不過,種植三七畢竟不如種植菸草容易,冬季的時候開始搭棚架、栽三七,每隔幾個月要施肥、除蟲、除草,三年才得以收成,收成後的土地,也會因地力耗盡必須休耕五年。
三七的價格雖高,風險也很高,雖然如此,不少苗人只要有機會,經濟狀況許可,還是會願意冒險嘗試。
經濟因素很大部份是因為「鴉片」的種植帶來大量的經濟利益,但卻也使得土地快速枯竭,不得不另覓新土地(CulasandMichaud1997)。
村寨苗人村寨在滇省境內的分佈,最大的特點是相對集中、大部分散、小塊聚居,與黔東南、黔中或湘西地區的苗人村寨,頗不相同。
苗寨,通常都在山區或半山區,依山而建,也有少數就在平壩上。
在山區或半山區的苗寨,多只有二、三十戶,尤其是在1949年以前,遷徙搬家非常頻繁,超過五十戶以上的苗寨更是罕見,80年代以後,土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動,七、八十戶以上的苗寨才逐漸增多,更有百戶以上的苗寨出現。
這裡所說的每一戶,還是需要回到苗人的風俗文化來定義。
文獻中提到,貴州某些地區的苗族,有五代同堂,一戶幾十人的大家族出現,在滇省的苗人中,並不出現這種大家族,家戶是指由父母及未婚的子女共同組成的生活單位,父親有義務為結婚的兒子建造一間房屋,即使父母經濟困難暫時無法給已婚的兒子建新房,也會想辦法在父母的房屋中隔出一塊空間,立一個新的灶,已婚的兒子與其妻子、子女獨立成一家戶,不與父母的家戶共食。
父母的家屋通常由最小的兒子繼承,幼子婚後必須負擔照顧父母的責任,但只要父親健在,父親仍是家戶的主人,不過也有不少父母會在幼子婚後,將家屋留給幼子,父母搬到較小的房子,各起爐灶、各立門戶。
所以,在滇省的苗寨裡,每一家戶的平均人口約五人左右,通常一個村寨的人口數也只有百人左右,三、四百人以上的大寨子並不多見。
對一個做田野的人類學家而言,要認識寨子裡的每一個人並不是件難事,但一村一寨的田野調查,往往無法窺的苗人社會生活的全貌,更多時候必須是研究一個區域裡的多數村寨,才得以較完整的呈現苗人的社會生活。
同一村寨的成員,或為同一父系家族,或為姻親,除了居住在本寨的親戚之外,還有更多的guddixnengzhang居住在附近的寨子,親屬關係不僅是構成村寨內社會關係的基本要素,更是人們在村寨生活外,人群與人群最根本的聯繫基礎,除此之外,如買賣交易、儀式參與等,往往更多是活躍在苗人本村寨之外的生活圈,比如:生病時,人們會大老遠的從別的村寨請端公來跳白馬,這個端公可能是自己的親戚或是熟悉的朋友,反而不請和自己同一村寨的端公﹔別的村寨的親戚,家裡舉行儀式,人們也會不辭老遠的趕去送禮或幫忙﹔村寨內的親戚間,日常生活中的小贈與,經常發生,生活用品、農具、食物、蔬菜等,也是互通有無,除了雞、豬、羊等較高價位的家畜外,買賣交易的行為鮮少在本村寨的親戚之間出現,各地固定舉行的市集(街子),才是買賣交易的地方。
趕街當天,苗人把多餘的農作物,或是自家養的牲畜拿到街子上賣,也向街子的其他商販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家。
苗人的村寨或許不大,寨內的生活或許單調一致,但在村寨外苗人與整個區域的其他村寨,不論是苗寨、漢寨或是傜寨,融合成更多采多姿的生活圈。
只不過,這個村寨外多采多姿的生活圈,總是以男人為主。
大多數文獻中的記載,苗人的寨子多是有寨老的頭人組織或是議榔的議會組織,據筆者個人於滇東南與楚雄地區的調查經驗,或是聽聞朋友談起滇東北地區的苗人村寨組織,並沒有寨老或是議瑯組織存在,不過,不論是滇東南或是楚雄州的苗人,當地耆老多能回憶起,過去寨子裡若是出現盜匪或是爭執時,都會找寨子裡口才好、聲望高、處事公正的老人來公斷,這應該就是文獻中經常提到的「寨老」。
值得注意的是,一寨的寨老並不一定只有一人,也不一定為何人,不一定是最富裕的,也不一定是最老的男老人,更與家世出身無關,完全是依賴個人的智慧、知識、口才與判斷力,獲得全寨人的尊敬。
現在,有了政府、法律、公安、村長、大隊長、書記等官員,村寨裡出現盜匪,就找公安﹔遇有爭執,就找村長、大隊長來處理,遇到全村的公共事務,不論是舉行村寨儀式,或是修橋、鋪路、汲水等,人力、財力都是由村長與大隊隊長來分配。
從功能上來看,寨老已經不再擔負起維持村寨秩序的責任,取而代之的,是嚴密的政府行政系統,每一村寨為一自然村,內分隔數個生產大隊,有一自然村村長,及數個生產大隊的大隊長,幾個自然村又組成一個行政村,行政村有行政村村長、書記,往上還有更高層級的鄉鎮政府、縣政府等,過去居於化外的苗人村寨,今日也緊密的依賴國家行政系統維持其村寨秩序與村寨組織。
然而,國家行政系統的長官,產生方式畢竟不同於寨老,以往的寨老,多是年長有聲望的男子,當個人累積足夠聲望,就自然而然成為全村人所尊敬的寨老,今日的隊長或是村長,是由上級長官推薦,後由政府指派上任,自然村村長與生產隊隊長仍就是以本村寨的人為主,但擔任者多為壯年男子,以其教育程度、積極進取、人脈廣闊、能力強為主要的選擇標準,聲望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有意思的是,當這些沒有累積足夠聲望的青壯年人,擔任現行行政體制下的村長或大隊長時,往往因缺乏足夠的聲望而無法獲得多數村民的認同,村民很難信任這些村長或隊長的公正性,相對的就出現了許多各式各樣的謠言與猜忌。
顯然,苗人對長者的尊重,對聲望的信賴,是無法被行政組織所取代。
嚴格來說,滇省苗人的村寨組織是極為鬆散的。
即使在過去村寨本身必需具備協調土地與水源分配的機制,苗人的村寨,也從來不是一個穩定的組織,除了寨老的公斷以外,許多結果都是協調、討論出來的。
過去,地主在土地的分配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苗人的土地,多是歸附近漢人或彝人或?人地主所有,人們搬進一個寨子,通常是由親戚引薦,向地主承租土地,地主同意後,就可以搬進這個寨子。
地土雖不直接參與村寨的公共事務,但遇有事不決時,地主有著絕對的權力判斷是非﹔遇著全寨共同舉行的儀式,如祭龍、拜火神等,也要邀請地主來作客,殺豬還要拿一起塊肉請地主帶回家。
今日在滇省各地的苗人,各地村寨都有不同的村寨儀式,儀式名稱、舉行方式、舉行時間,也都各有不同。
從儀式的角度來看,村寨儀式不僅與苗人生活習俗有關,更與其所處的區域、村寨的歷史息息相關。
比如,滇東南屏邊、金平、麻栗坡等地的苗人村寨,每一寨必有一龍樹,每年農曆二月初二,全寨共同舉行祭龍的儀式,要殺豬、雞或狗獻祭,全寨分食,停止勞動三天,說是怕挖到龍頭或龍門,給全村農業帶來災難。
在滇東南地區,不論漢人、苗人、傜人、壯人、哈尼人的村寨都有龍樹,也都舉辦祭龍的儀式。
金平縣的某些苗人村寨,有集體掃寨的習俗,但在其他地方則不多見。
筆者所調查的屏邊縣苗人村寨─上壩,龍山在壩子的正中央,上有兩棵龍樹;一座小白龍山,山上有一棵小白龍樹;還有一座火神廟,就在壩底的小山上;寨子的三面立了三塊石頭,是山神,每年二月初二「祭龍」,農曆的六月六「拜火神」,農曆八月二日「拜山神」。
在上壩附近的幾個苗寨,卻都沒有拜火神的儀式,當地人說那是上壩才有的,據上壩苗人表示,「火神廟」最早起源於1926年,那時候上壩這地方只有二十多戶人家,土地都歸路樂底周家地主所有,生活艱苦;寨子四周圍都是荒山森林,瘴癘之氣和傳染病猖獗,山上的猛獸時常偷襲家畜,尤其是「臭耗子」(鼬鼠),只要它一出現在寨子裡咬死了家畜,就會流行雞瘟、豬瘟,人和家畜飽受其害。
後來聽說,只要拜火神和山神就可以免除災害,所以上壩就開始拜火神和山神。
以前火神像有三座,都是石頭雕刻的,文化大革命時,有兩座被毀了,現在只剩下一座,1973年才又恢復拜火神直到今天。
有趣的是,滇東南地區的苗族與漢、彝雜居,互動密切,寨子和寨子間的差異頗大,若是再比較滇東北或楚雄州的苗人,就更難找到二個寨子是有相同的祭儀方式。
祭龍是每個苗寨每年都必須舉行的儀式,就是祭拜龍山上的龍樹,祈求龍王老爺保佑新的一年風調雨順,作物收成豐富。
拜山神則是上壩所特有的,與拜火神同時出現。
上壩附近的一個寨子,都是漢人居住。
服飾 最能表現苗人特色的物質文化,應該就屬苗人的服飾。
過去,研究者經常要強調,苗族婦女的服飾反映了苗族歷史悠久、居住分散、風俗多樣的特點,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等自稱,就是根據其所穿著的服色而命名的,更有他稱如短裙苗、長裙苗、牛角苗、漢苗等,直接依其服飾裝飾的特點而稱呼之。
其實,從現代社會的觀點來看,苗婦女的百摺裙、蠟染、挑花不只是保存傳統風俗的特色,顏色樣式的多樣化,也不只是反映各地苗人的不同風俗而已,同時更是兼具流行與品味,還要反映時尚的風潮,就像我們會說,旗袍是中國婦女的傳統服飾,不過現代人穿旗袍,更要講求款式、流行,不只是保存傳統文化而已。
有了這樣基本的認識,我們才不至於把苗人服飾想像成是一成不變的傳統服飾。
滇東北自稱為A-mao與滇東南自稱為Hmong的苗人服飾,有極大的差異,楚雄附近的苗人,自稱A-mao,服飾也比較接近滇東北威信、鎮雄一帶的苗人穿著,川黔滇三省交會處,自稱為Hmong的苗人,服飾又與其他地區皆不相同,自成一格。
(服飾裝飾的細節請讀者自行參考所附圖片,本文在此不多做贅述。
) 苗人的服飾的確不是一成不變的,就像語言一樣,總是受到附近其他人群的影響,一點一滴的改變,當廣電媒體、圖像印刷還不太發達以前,市集,是不同人群互相交流的場合,人們從市集裡買相同的彩色絲線與裝飾配件,回來自己加工點綴在傳統的上衣與百摺裙上,現在更可從市集裡,買回已經製好的上衣、百摺裙,雖然不是麻做的,卻是樣式新穎,頗受年輕女子喜愛,已成為年輕女子日常穿著的一部份,在同一個市集裡進行買賣交易的各種人群,穿著或許不同,但又怎能不互相影響呢?以滇東南苗族為例,「青苗」、「白苗」、「花苗」被認為是當地苗人的三個主要支系,青苗、花苗的服飾看起來差異不大,都是以青色布為底,即使是當地苗人也很難從服飾就判斷出是hmongsheb,hmongzhua,hmongbed等,白苗,以白色為底色,相對地就比較容易分辨,雖然如此,卻有「青苗」的服飾,白的部份也越來越多,當地人總是會跟我說:現在苗人的服飾,是逐漸的往白苗的服飾樣式靠近﹔苗人的語言,就是逐漸的往青苗的語言靠近。
我想,當地苗人比你我都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苗人服飾與語言的轉變。
當廣電媒體、圖像印刷開始深入每一個偏遠的苗寨後,滇東南苗人服飾的變遷,恐怕就不只是向「白苗」靠近所能解釋。
每年春節、國慶電視上都會播出的大型聯歡晚會的歌舞表演,苗族歌舞從來不從缺席,雲南省的歌舞團裡,表演苗族歌舞所穿著的服飾,既不是青苗也不是白苗的傳統服飾,而是一種流行的傳統服飾。
一張廣為流傳的苗族少女穿著傳統服飾的畫報(CultureSketch的封面),也成了新一代苗族少女模仿的對象。
不僅如此,過去專屬於婦女的紡織、織布、製衣的工作,現在也有了專屬的服飾工廠,大量製作苗族服飾,銷售到國內外各地有苗人的地方,服飾工廠每年還要推出新的款式,吸引民眾前來消費,精美的服飾目錄,也帶動了流行的風尚(請參考新世紀苗族網站)。
苗人的傳統服飾,不只是表現傳統的風俗,更是當代消費文化的一部份。
服飾的另一個特點,作為一個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文化表徵之一,也是不可被忽略的。
市集裡來來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也只有一群人會穿著苗人的傳統服飾,而且通常是婦女,讓人一眼就看出來,誰是苗,誰不是苗,只有穿「花衣裳」,人們才會用苗話互相問候,彼此交談。
服飾與其所創造的族群界線,當然是個談不完的話題,我並不想在此多談這個話題,不過要強調的是,滇東南的苗人認為花衣裳是最漂亮的衣服,不論是在像昆明一樣的大城市、或是偏遠的小農村,滇東南苗婦女總是喜歡穿著也樂於談論如何穿著漂亮的花衣裳,也許這種對「花衣裳」的自信,讓滇東南的苗族服飾,更容易成為消費文化的一部份。
當然,這又是另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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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上下午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即是上各文化,其文化傳統一向博大精深,分類方式也多種多樣,其中一種籠統的紛法是稱為廟堂文化和在野文化,也稱官文化和俗文化。
「官」、「俗」兩字涵蓋極廣,前者包括所有可見諸於史冊典籍的記載,一般有史可查有據可考;後者則秘密流傳於民間,不能廣為人知,甚至世人以為怪異邪惡,非但不被理解,反而加以排斥打壓。
記載了流傳於民間和江湖中的旗方藝術,分「絕」、「祕」、「玄」、「巫」、「雜」五卷,涵蓋三教九流諸般秘密法門,內容涉及佛道儒各流派、醫卜巫蠱、風水數術、星相地理、武術神功、美容養生、驅邪拿怪、生財救人、賭博千術……等等各方面的知識祕術,千奇百怪,無所不包,……民間祕術大百科全書!武林高手、江湖奇人、功夫異術,把脈捉妖、畫符驅鬼、風水地理、陰陽八卦、看相摸骨……日誌相簿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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