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協作關系--中國共產黨新聞

1937年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

八路軍組建完成后，迅速開赴山西抗日 ... 中國共產黨新聞>>史海回眸>>千秋評說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協作關系 ■ 汪謙干 【字號大中小】【論壇】【打印】【關閉】 　　[摘　要] 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的兩支重要軍事力量。

他們在這一時期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為抗戰勝利和中共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們的協作關系主要表現在：兩軍分別在華北、華中開辟抗日根據地，在戰略上相互呼應﹔兩軍共同開辟了皖東北、蘇北、河南、湘鄂贛等抗日根據地﹔兩軍在黃橋保衛戰等戰斗中相互配合﹔兩軍在干部、人員、經費上相互支持﹔兩軍創造的經驗共同分享。

他們的精誠協作，加快了中國抗戰勝利的進程，也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 八路軍﹔新四軍﹔協作關系﹔抗日戰爭時期　　[中圖分類號]　E296.93　　[文獻標識碼]　A　　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兩支重要的軍事力量。

他們在打擊日偽軍和抗擊國民黨頑軍的斗爭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為抗日戰爭勝利和中共自身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過去學界對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發展過程都有詳細記載，但對他們的協作關系未有專門的探討。

本文擬對此作一些嘗試。

　　一、八路軍、 新四軍分別在華北、 華中開辟抗日根據地，在戰略上相互呼應　　八路軍和新四軍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也是抗日戰爭背景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

1937年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

八路軍組建完成后，迅速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到1938年春，八路軍各師分別建立了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的戰略支點。

到1940年底，八路軍已在華北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創建了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山東等抗日根據地，消耗和牽制了日軍大量兵力，對日軍造成嚴重威脅。

新四軍主要由南方八省紅軍和游擊隊改編而成，其軍部於1937年12月25日在漢口正式成立。

1938年3、4月，其所屬部隊分別在皖西霍山縣流波?和皖南歙縣岩寺集結、整編。

此后，江南、江北部隊分別進軍蘇南、皖中敵后。

到1940年底，已先后開辟了皖東北、皖東、皖中、皖南、蘇南、蘇中、蘇北、豫皖蘇、豫鄂邊等根據地。

　　雖然八路軍主要戰斗在華北，新四軍主要戰斗在華中，但在戰略上相互呼應。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有關發展華中武裝力量的指示中提出：“華中是我黨發展武裝力量的主要地域，並在戰略上華中亦為連系華北華南之樞紐，關系整個抗戰前途甚大。

” 事實上，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軍事戰略上確也形成了呼應，如八路軍在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發動的百團大戰中鉗制了大批日軍，使其1941年初不得不將在華中的第十七、三十三師團調回華北，從而減輕了華中戰場的壓力。

皖南事變發生后，八路軍也作好了隨時配合新四軍反擊國民黨頑固派武裝進攻的准備。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1944年夏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八路軍在華北的堅持對新四軍有掩護作用，正如蘇中、蘇南的堅持對華中全局有支撐點的作用一樣。

”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頁。

　　《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頁。

　　正因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形成了戰略呼應，國民黨當局在1940年10月19日致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強令在大江南北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地區，並要求將50萬八路軍、新四軍合並縮編為10萬人。

12月9日，蔣介石發布命令，限長江以南的新四軍12月31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

為顧全大局，中共中央將新四軍江南部隊北移，但就在新四軍北移途中，國民黨當局於1941年1月6日發動了皖南事變，並誣稱新四軍為“叛軍”。

此后，新四軍不再接受國民黨指揮，在華中的八路軍也部分改編為新四軍，並在大江南北同時展開，相繼開辟了淮南、淮北、湘鄂贛邊、浙東等抗日民主根據地，進一步鞏固了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略協作關系。

　　二、八路軍、新四軍共同開辟了一些抗日根據地　　早在1938年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

1939年1月13日，毛澤東與王稼祥致電周恩來等，指出：我們必須堅持與爭取向魯、皖及華中發展，但在目前摩擦很多、國民黨軍委會嚴令禁止八路軍入中原的時候，我正規部隊可暫緩去華中。

4月12日，毛澤東聽取劉少奇關於華中工作報告后指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發展華中的方針是正確的，現有兩萬黨員，將近兩萬軍隊，這是大的成績，比華北的發展更大。

現在全國共產黨與游擊戰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華中。

6月22日，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華北八路軍與江南新四軍目前的中心任務，是鞏固工作，尤其是鞏固新部隊。

而在華中方面，中心是在發展。

因此，八路軍、新四軍都應有決心的派遣干部幫助華中。

” 此后，八路軍、新四軍就在廣闊的華中戰場上共同奮斗，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凱歌。

　　首先開辟的是皖東北地區。

1939年5月21日，中央書記處在致朱德、彭德懷等的電報中提出：“如可能時，酌派一部兵力並地方工作干部去徐州東南宿縣、靈璧一帶地區活動。

”八路軍即派活動於魯西南地區的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南下蘇皖邊開展游擊戰爭。

5月底，蘇魯豫支隊東進至宿縣東北的張山、柏山地區。

在與日偽軍鏖戰數日后，蘇魯豫支隊一部在靈璧、泗縣活動，主力西進至永城、夏邑、商丘地區。

4月下旬至5月下旬，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一部也南下邳縣、睢寧、銅山地區。

7月初，新四軍游擊支隊黨政軍委員會根據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的意見派豫皖邊省委書記張愛萍到達皖東北。

張愛萍到皖東北后，立即與蘇魯豫支隊、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及地方武裝建立聯系，並與國民黨第六專員公署專員盛子瑾會談，達成八路軍、新四軍與盛子瑾在皖東北共同抗日、共同發展的統一戰線。

8月，還成立了八路軍、新四軍駐皖東北辦事處，張愛萍任處長。

10月，八路軍蘇皖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江華，又率領隴海南進支隊進駐皖東北地區。

12月下旬，新四軍游擊支隊第一團和120名黨政干部來到皖東北，與當地武裝合編為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張愛萍任總隊長兼政委。

這就正式形成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在皖東北共同發展的局面。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隴海路南、津浦路東的皖東北和蘇北地區均劃歸中原局領導，且指定為新四軍發展的主要方向。

為此，1939年12月26日，中原局決定，“在該地區活動之八路軍部隊及其他一切黨所領導的部隊，如黃春圃縱隊等，須統一歸彭雪楓同志指揮” ，並在該地區成立蘇皖邊區軍政委員會，以張愛萍為書記，以統一黨、部隊及民運、統戰工作等的領導，初步實現了皖東北地區黨和軍隊的統一。

　　《新四軍·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

　　《新四軍·文獻》（1），第515頁。

　　《新四軍·文獻》（1），第522頁。

　　八路軍、新四軍還共同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地。

中原局於1940年2月7日發出《關於建立蘇北、皖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提出：“八路軍、新四軍及黨的組織在蘇北及皖東北目前的總任務，是爭取該地區成為黨所領導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據地。

”　　中共中央也立即採取一系列措施支持新四軍和八路軍共同在蘇北建立根據地。

1940年1月19日，中央書記處要求“江南陳毅同志處應努力向蘇北發展”。

3月16日，又指示彭德懷，應將斗爭中心移到淮河流域，並提議“將來再調一部深入蘇北，使八路軍、新四軍打成一片”。

21日，中央軍委決定八路軍應迅速增援新四軍，指出：“我八路軍有堅決迅速援助新四軍，打破李品仙的反動進攻，創立皖東、淮北、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鞏固新四軍與八路軍聯系之緊急任務。

” 5月5日，毛澤東、王稼祥在致彭德懷、黃克誠等的電文中指出：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三四四旅在與劉少奇、彭雪楓取得電台聯系后，應遵照朱德、彭德懷的命令開入淮河北岸，到達后，即聽劉少奇意見部署兵力，布置工作。

八路軍蘇魯豫支隊也要聽劉少奇、黃克誠意見，向蘇北出動，從徐州附近逐步南進，先佔鹽城、寶應以北各縣。

5月20日，八路軍總部命第二縱隊政委黃克誠率該部主力即日起由冀魯豫邊區南下。

6月22日，該部與新四軍第六支隊在皖北渦陽縣新興集會師。

27日，中央軍委同意兩部合編為一個縱隊，以彭雪楓為司令員、黃克誠為政委。

兩部合編后，“對外六支隊名義及八路軍名義均不變，對內則為八路四縱隊”。

這時中原局書記劉少奇要求黃克誠留下一個旅支援彭雪楓部，其余部隊即過津浦路東，向蘇北發展。

8月初，黃克誠率部抵達皖東北，並奉命與蘇皖邊區的幾支部隊合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

8月中旬，該軍進入蘇北淮海地區。

在中共地方組織的配合下，很快就建立了8個縣級抗日民主政府。

其時，新四軍已向蘇北發展。

1939年11月新四軍挺進縱隊進入蘇北。

同月，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一個營也北渡長江，並在次年2月與挺進縱隊梅嘉生部合編為蘇皖支隊。

1940年6月15日，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決定將蘇南主力移往蘇北。

7月8日，粟裕率蘇南主力到達蘇北吳家橋地區，與挺進縱隊、蘇皖支隊會合。

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也改稱蘇北指揮部。

10月10日，八路軍、新四軍在東台以北的白駒鎮獅子口會師。

這就形成新四軍、八路軍共同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局面。

　　八路軍和新四軍還共同在河南開辟抗日根據地。

1944年4月，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河南大部淪陷。

為從戰略上將華中、華北、陝北三大地區連接起來，7月25日，中央發出向河南敵后進軍的命令，並作了相應的部署：“北局已決定由太岳派二個團渡河赴豫西工作。

冀魯豫分局已派一個營加強濉杞太陣地，四軍五師抽七個連沿平漢線向河南發展，這是我黨向河南敵后地區發展的初期部署。

同時華中局提議在四師抽五個團兵力進入永城、夏邑、蕭縣、宿縣地區建立陣地，打通與濉杞太的聯系，並相機控制新黃河以東之地區。

” 此后八路軍太行、太岳軍區以一部分兵力進入豫西，八路軍第三八五旅和總部警備第一旅也各派一部兵力從陝甘寧邊區挺進豫西，開辟了豫西抗日根據地﹔冀魯豫軍區擴大了豫東抗日根據地﹔新四軍第五師一部沿平漢鐵路北上，開辟了豫南抗日根據地，並挺進豫中，建立了7個縣的抗日政權，給開辟河南新區的八路軍部隊以有力的支持﹔新四軍第四師主力也進入永城、夏邑、蕭縣、宿縣地區，恢復了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

　　《新四軍·文獻》（1），第146頁。

　　《新四軍·文獻》（1），第142頁。

　　《新四軍·文獻》（1），第675頁。

　　《新四軍·文獻》（1），第682頁。

　　《新四軍·文獻》（1），第694頁。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頁。

　　1945年上半年，新四軍第五師還與王震率領的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主力組建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支隊”（亦稱“南下支隊”）共同開辟了以鄂南為中心的湘鄂贛游擊根據地。

為開辟華南敵后抗日根據地，1944年11月19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主力奉中共中央命令從延安出發開始南征。

他們渡過黃河，沖破日偽軍的封鎖，到達豫中南。

新四軍第五師河南挺進兵團立即前往接應。

1945年1月13日，河南挺進兵團四團到達舞陽西南地區，與南下支隊取得聯系。

隨后，南下支隊進到確山孤山沖，與河南挺進兵團領導機關會合。

1月27日，在鄂東大悟山又與第五師領導機關會師。

經過短暫休整，南下支隊在第五師第四十、四十一團的護送下南渡長江，迅速進入鄂南的鄂城、大冶、陽新地區。

經過兩軍的協同作戰，逐步建立了以鄂南為中心的湘鄂贛游擊根據地，把江北和江南聯系起來。

對於新四軍第五師的大力協助，3月16日，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南下支隊領導在給毛澤東等的報告中寫道：“在五師江北地區，由於他們過去宣傳八路軍和廣泛深入動員迎接南下支隊，軍行所至，軍民甚為興奮，行動甚為方便。

”　　三、八路軍、新四軍在戰斗中相互配合　　八路軍和新四軍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戰斗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這方面的事例很多。

如1939年1月20日，新四軍游擊支隊副司令員吳芝圃率支隊獨立營為迎接中央從延安派來的130名干部進軍濉杞太地區，在與護送這些干部的八路軍冀魯豫支隊會合后，在當地抗日武裝的配合下，連續向敵偽發起進攻，先后摧毀了睢縣南區偽區署，攻佔了杞縣尹店，改編了當地武裝楊逢寅等部700余人，又在練城殲滅偽和平救國軍郭德俊部1000余人、俘虜偽參謀長劉思學。

1940年5月，國民黨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趁日偽軍“掃蕩”皖東北之際，集中6個團的兵力，佔領了蘇皖邊的金鎖鎮、界頭集、新河頭等地。

在中原局書記劉少奇統一指揮下，八路軍蘇皖縱隊隴海南進支隊、蘇魯豫支隊第一大隊和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協力開展反擊，經過13天激戰，收復金鎖鎮、界頭集等地，殲頑軍1000余名，並把頑軍趕回泗陽、宿遷縣境。

10月4日至6日，新四軍開展了黃橋保衛戰，其時，敵強我弱，形勢極為危急，八路軍第五縱隊立即由漣水南下，進佔阜寧等地，予以配合，結果新四軍以7000人馬殲頑軍1．1萬余名。

時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指揮的陳毅在《黃橋戰斗總結》中說：“黃橋戰斗之勝利，當時八路軍也能在戰略上予以配合，在北面鉗制了韓德勤的幾個旅。

戰斗勝利后，我們就打東台，八路軍則南下打東溝，一直打到鹽城，結果兄弟軍會合了，蘇北形勢就分明了。

”　　《新四軍·文獻》（4），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頁。

　　《陳毅軍事文選》，第161頁。

　　為徹底解決蘇北問題，11月19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發起曹甸戰役。

此役歷時18天，雖未能奪取曹甸，但殲滅了頑軍韓德勤部8000余人，削弱了韓德勤的反共實力，也恢復了蘇皖之間的交通。

1944年10月15日至30日，新四軍第四師為粉碎國民黨頑軍的進犯，在河南永城發起保安山戰役，八路軍冀魯豫軍區立即派三個團的兵力南下增援。

雖然南下部隊到達時新四軍第四師已取得了戰斗的勝利，但八路軍的到來對鼓舞新四軍的士氣、震撼頑軍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此役粉碎了頑軍妄圖在淮北路西消滅新四軍第四師西進部隊的計劃，並將頑軍趕回到渦河以南，基本恢復豫皖蘇邊區。

又如，1945年2月，南下支隊渡過長江后，在新四軍第五師第四十、四十一團配合下，進行了譚家橋、陽新三溪口、大田畈等戰斗，殲滅了數以百計的日偽軍。

新四軍政委、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在總結華中工作時說：“由於中央的正確指導，北方局和八路軍的援助，華中我黨我軍全體干部、黨員和指戰員的英勇奮斗，除開個別地區以外，我們的工作都獲得了很大的成績。

”　　四、八路軍、新四軍在干部、人員、經費上相互支持　　由於八路軍主要由紅軍主力改編，而新四軍主要由南方八省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在建軍初期，八路軍的干部和人員相對充足，新四軍力量較為薄弱。

為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安排在陝北的原主力紅軍和黨的重要干部，如袁國平、周子昆等到新四軍工作，后又調配曾山、饒漱石、李先念等加強新四軍領導力量。

劉少奇1938年10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組織和創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11月又兼任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政委，統一指揮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八路軍部隊﹔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政委、華中局書記，與陳毅等一起，恢復和壯大了華中地區的革命力量。

　　中共中央還直接抽調八路軍干部支援新四軍。

1939年4月21日，中央書記處在《關於發展華中武裝力量的指示》中提出：“除中央正在計劃從陝北調遣一批去華中外，北方局及前總應計劃調一批縣及營以上的干部到華中。

” 從八路軍抽調到新四軍的重要干部有：八路軍副參謀長羅炳輝被調到新四軍，先后任第一支隊司令員、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第五支隊司令員、第二師師長、第二副軍長兼山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兼駐晉辦事處主任彭雪楓被任命為新四軍竹溝留守處主任兼中共河南省委軍事部長，后擔任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第六支隊司令員、第四師師長兼政委等。

　　皖南事變后，一些八路軍部隊還成建制地編入新四軍，如八路軍第四、第五縱隊分別改編為新四軍第四、第三師，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五旅被改編為新四軍獨立旅。

王震率領南下支隊南征時，也支援了新四軍第五師一大批干部。

當時隨南下支隊進至大悟山的兩個干部大隊，大部留在鄂豫皖邊區工作，如賀炳炎、廖漢生分別擔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當然，新四軍在人員上也曾支持八路軍，如八路軍第四縱隊主要是由新四軍第六支隊改編而成的。

　　八路軍、新四軍駐地方的辦事機構也都為對方做了大量工作，如新四軍組建初期，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就承擔了大量的聯絡任務，項英、陳毅等就是通過他們與黨中央取得聯系的。

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指導了豫鄂邊紅軍游擊隊集中和改編成新四軍。

而八路軍駐武漢、重慶、桂林、西安等地的辦事處，也是新四軍的辦事處，同時為八路軍、新四軍服務。

　　抗戰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經費都很緊張，相比而言，八路軍經濟上更加困難，特別是1941年到1943年，日、偽軍對華北根據地連續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對抗日根據地反復“掃蕩”，並實行“三光”政策，根據地財政經濟狀況和軍民的生活空前惡化，糧食、棉布、醫藥和日常用品普遍匱乏。

新四軍在自身經費緊張的情況下，節衣縮食，支援八路軍大批經費和物資。

據參與接受款項的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管理總局局長王興讓和八路軍前方總部情報處派遣科科長林一回憶，從1943年夏到1944年秋，新四軍匯到太行山區的經費和物資，約合“中國聯合准備銀行”偽幣800萬元，此款可購買160萬袋面粉，這極大地緩解了華北敵后根據地軍民的經濟壓力，有力地支援了處於極端困境中的太行軍民，也進一步加深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斗友誼。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282頁。

《新四軍·文獻》（1），第126頁。

　　 1942年11月新四軍獨立旅北調山東，恢復原番號。

　　 林一：《新四軍調款援助八路軍》，《百年潮》2005年第9期。

　　五、八路軍、新四軍創造的經驗共同分享　　由於八路軍和新四軍成長環境不同，兩軍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八路軍是中共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建立了較完善的黨的領導機構﹔廣大干部具有長期的革命經歷，戰斗經驗豐富﹔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緊﹔深入敵后開創根據地較早，且所在地區國民黨軍隊大多數退走，國共軍事摩擦相對較少等。

而新四軍雖也是中共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但具有統一戰線性質，新四軍軍長由非黨人士葉挺擔任，還有一些領導職務也由非黨人士擔任﹔新四軍干部、戰士游擊經驗豐富﹔新四軍知識分子比較多﹔新四軍活動地區國民黨武裝力量較多，國共軍事摩擦也較多等。

兩軍需要根據各自面臨的環境、自身的特點，制定不同的發展方針。

但是，兩軍都是中共領導的、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革命武裝，都是為了民族的解放、革命的勝利，根本利益一致、目標任務相同，這就決定了兩軍在指導思想、軍事斗爭策略上是基本一致的。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八路軍和新四軍借助人員交流，相互學習對方的經驗與好的做法。

中共中央也及時發現、總結兩軍的經驗，予以推廣、指導。

如1939年6月22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關於目前我軍任務的指示》中專門提到：“新四軍及華中部隊應採取八路軍之經驗，加強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應加強階級教育），加強黨的工作，務求關於目前形勢及我黨任務的解說工作深入戰士、群眾。

”　　新四軍的領導曾多次提及八路軍的經驗給他們的啟迪和指導作用。

如劉少奇在《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指出：盡管華中敵后根據地建設的條件，比華北更困難些，但由於“我們有了華北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有中央的許多指示，我們可以少犯許多錯誤，可以較快地糾正各種錯誤。

因此，也就使我們在中下級干部較少較弱的條件下，能夠運用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復敵后抗日的秩序，團結各階層人民在我們的周圍，建設與鞏固各根據地，堅持華中敵后的抗日斗爭” 。

陳毅在總結華中工作時也說過：“華中根據地和軍隊發展在后，學得華北一些經驗和最初在蘇南的經驗，沒有不計后果地予敵以打擊和破壞，工作方面採取一些比較隱蔽的辦法。

” 當然，新四軍也有許多好的經驗，如重視知識分子，重視統一戰線工作等，可供八路軍學習。

　　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上也相互呼應。

如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舉行“國民政府”還都典禮，並就任代“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等偽職時，全國震憤。

4月15日，八路軍和新四軍聯名發出討汪救國通電，聲討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的滔天罪行，向全國人民表明了中共領導的革命軍隊抗戰到底的決心。

　　總之，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的相互協作、相互支持，不僅有助於自身的發展壯大，也有助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更有助於中國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

由於兩軍精誠合作，加快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進程，也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汪謙干，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合肥 230053〕　　《新四軍·文獻》（1），第128頁。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87頁。

　　《陳毅軍事文選》，第2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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